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我们的普世文明 奈保尔 第2页,共2页

卡梅尔经营的主要是艺术品。这里的画廊看上去就跟邦德街的画廊一样,工作室装着沿街的落地窗,里面就像电影的布景,件件作品都呼应着人们对“有艺术品位的生活”的光辉想象:海浪在日出时分、日落时分、在阳光下、在月光下拍打着礁石;蒙特雷的柏树按照二十世纪的风格在风中弯折。“万德特画廊为您献上荷兰大师的油画,策展人:威廉·万德特。”“公众立刻接受了她的作品,她于是决定成为职业画家,她在绘画领域的专长便是不断地迎接变幻莫测的大海的挑战。”“加西亚读高中时……为艾德·里基茨工作,里基茨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而且是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中那位‘博士’的原型……加西亚的主要风格是印象派,但他的画风甚广,从现实主义到抽象画派都有所涉及。”

在这幕场景中,让来访者感到不安的是这里的艺术品数量之巨,是它们那无可置辩的信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数量的冲击。仿佛一种文化在它的地理极限之内不断地仿造自己:这里是富裕的中美洲;在任何方面都很中庸;大家把节日的礼金奉献给艺术;这里充斥着关于艺术家与自由的理念;大家在花钱买漂亮。

在海边,有些黑人正在抵制着什么。而两三英里之外的福特奥德,穿着绿色工装的士兵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开赴越南战场。再远处,就是萨利纳斯一望无际的平坦的莴笋地,弯腰驼背的劳力在旷野里辛苦地劳作。然而,美国止于蒙特雷半岛开始的地方,在蒙特雷半岛,处处都是仙境。

斯坦贝克,一位为社会良心代言的小说家、三十年代满腔怒火的男人、工会的宣传者、对半岛制造神话的能力永远嗤之以鼻的人,居然被仙境所吸纳,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命运。如果向当地的店主打探一番,你会发现,博士死后,斯坦贝克并不在意博士实验室的去向。翻翻《蒙特雷先驱报》的档案,你会发现,一九五七年,当人们开始讨论罐头厂街的遗址保护问题时,已经搬到曼哈顿的斯坦贝克写信来表示,他觉得应该把整条街都推掉。

或者,他写道,也许应该“把这些罐头厂保留下来,纪念美国人的精明能干。正是这种远见卓识杀死了所有的鱼,砍掉了所有的林木,让热带雨林纷纷倒下。这种精神并没有死去。美国人正在以同样的精明能干让深井的水位降低,于是我们在有生之年都有望看到加利福尼亚变成一片沙漠。”

这种愤怒是蒙特雷可以原谅、也可以忘记的。没错,战争期间,沙丁鱼的年捕获量突然翻番,接近每年二十五万吨。但为了更有传奇色彩,最好还是告诉大家,蒙特雷湾的鱼就像帕西菲克格罗夫镇的蝴蝶一样神秘,最好就像卡梅尔那位夫人那样告诉人们,那些“沙丁鱼突然尾巴一摇,游到别的地方去了”。

斯坦贝克本人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在愤怒与良心的激荡下,他的多愁善感构成了他的写作力量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了愤怒,没有了点燃怒火的诱因,他就只能写童话。他有他的半岛赋予他的局限。他屈服于《罐头厂街》的成功,写了续篇《甜蜜的星期四》。他拙劣地模仿着自己的光环,把罐头厂街变成了仙境。

唐·韦斯特莱克的母亲曾经在一家罐头厂工作,从一九三六年一直工作到一九五〇年。韦斯特莱克十二岁时,开始在那家罐头厂的食堂打零工。他一九五二年从当地的高中毕业,现在三十岁出头。韦斯特莱克的母亲和继父都是五代相传的加利福尼亚人,但他们去年搬走了,去了俄勒冈州。韦斯特莱克自己现在住在旧金山,负责一家日化企业的公关工作。

他身材修长,举止从容,很符合健康而有教养的加利福尼亚人形象。他的罐头厂街出身让我有些意外。但正是罐头厂街给了他动力,他说,它迫使许许多多在厂街工作的“俄克佬”的儿子们发奋图强。

“他们不全是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一点。俄克佬,这是世界上最侮辱人的称谓,差不多等于畜牲。但现在你得小心点,这些人的儿子们现在成了加利福尼亚的头面人物。如果你在有身份的人中间提到这个词,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表情很古怪。”但并非所有人都出人头地了。“我当年认识的一些男孩后来过上了跟他们父母一样的日子。有些人进了监狱。照我看,他们恨不能一把火把罐头厂街烧掉。游客觉得一切都好,但游客和斯坦贝克把罐头厂街浪漫化了,有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住在管道和锅炉里面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那些人孤苦无依,实在找不到地方住。”

说起这些,韦斯特莱克的情绪更多的是抑郁,而非愤怒,就像一个人背负着一道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

“那里以前臭气熏天,不光有鱼腥味,还有割下来的鱼头和鱼尾做成的肥料的臭味。每个罐头厂都有自己的肥料厂。每天早晨,鱼运进来。那时候还没有声纳探测仪,你只能通过夜色中的磷光判断沙丁鱼在哪里。每家罐头厂都有一个特制的哨子,鱼一运进厂里,就有人吹哨,召集切鱼工,迟一些再吹另一种哨子,召集装罐工。你听到召唤自己的哨子就得赶紧起床,开车奔向厂街。我们住在海边,海边住的永远都是底层人,那里也是作业区。

“姑娘们站在长长的水槽边上,跟前是一种拖拉机履带一样的东西,她们在每条缝里面放一条沙丁鱼。她们从凌晨三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十二、十四、甚至十六个小时,直到全部装完。三十年代,姑娘们领的是计件工资,有时候一个星期还挣不到二十五美元。战争期间建立了工会,她们才开始拿小时工资。

“现在人们很少听到鱼中毒。沙丁鱼身上有一种毒液,有些人会起过敏反应,手会变红,变粗糙,坑坑洼洼得像鱼鳞一样。血液中毒会让你从手上一直红到胳膊。有些人因为坏疽,手指都没了。那时候,治疗鱼毒的唯一办法,是把手浸在潟盐里面。我妈妈一直没怎么过敏。但你会看到那些过敏的人提心吊胆地把手浸到潟盐里面。他们害怕是因为万一手上的过敏变严重了,整个季节都别想再有活干了。而等季节一过,什么活都没有了。当罐头厂被迫关门,受剥削的人被迫离开时,对蒙特雷来说不啻为一种恩泽,尽管从蒙特雷流散出来的很多人现在仍然在做装罐工作,不过现在他们装的是水果,在山谷里面。”

韦斯特莱克唯一带着感情回忆起来的地方,是斯坦贝克写过的熊旗妓院。战争年代,厂街在鼎盛时期有六家这样的妓院。

“我五岁的时候,那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些夜晚,我继父会带上我,开车去跟我妈妈会合,我们不得不在那里等待装罐工作结束。那些姑娘会把我从车上抱下来,带我到里面去。我不记得她们的样子了,只记得她们都属于体态丰满的慈母类型。在那里,我总是觉得又温暖、又舒适。”

“温情?”韦斯里·道奇说,“我们会对那些妓女充满温情?他们讲的那些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跟妓女没什么关系。”韦斯里·道奇是厂街的后罐头厂时代的百万富翁。

道奇是个肥胖的人,皮肤粉红,戴着眼镜。他今年六十四岁,他说自己太老了,快乐不起来了;但他其实是个笑口常开的人。他的办公室在一个改建过的罐头厂里面,办公室的位置以前是女厕所。“这边二十个厕位,那边二十个。”道奇凭心计做成了几单生意,这座罐头厂就是他的战利品之一。“福劳斯开价二十四万美元。我说:‘福劳斯先生,我不想还价,因为我们差得太远了。福劳斯先生,我能接受的最高价是七万美元。’然后我每天都去拜访他,持续了两年。我再也没提价钱的事。我跟着他在厂房里转来转去,检查设备。他把发动机开起来,只是为了维护设备。一天,他把脚放在一只泵上,那只泵一下子倒了。他说:‘道奇,你刚刚买下了一座罐头厂。’我付了定金,等我把设备卖掉之后,付了全款。”

如果所有的罐头厂主同时决定把闲置的罐头厂卖掉,道奇和他的合伙人能够买下的罐头厂也许达不到他们现在买下的百分之七十。但厂主们都想坚守,希望沙丁鱼会回来。有一段时间,有些罐头厂生产凤尾鱼罐头,罐头盒上印着“类沙丁鱼”。“罐头厂一家一家倒掉了,用了九年时间。”

韦斯里·道奇是以二手设备倒卖商的身份来到奄奄一息的厂街的。他是弗雷斯诺人,有八分之一的切罗基血统,他的知识都是自学来的,从年轻时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奋斗。当他来到罐头厂街时,已经经历了事业上的两次起落,第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做水果生意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四十年代,他开了一家私人航空公司。他对二手设备交易的了解来自他本人对机器的爱好,以及“观察其他民族的做法”,主要是观察犹太人。“在二手设备市场里面,我是少有的非犹太人。”成功的秘诀是会买。“每个美国人都是销售员,而我要学会当一个买手。如果你买对了,销售根本不是问题。”他把厂街的设备销往世界各地。“苹果罐头加工,鱼分解处理,回收鸡杂碎的油脂加工厂……这些机器不一定非得卖回给鱼类加工业。”有时候,他们光卖设备得来的钱就已经超过了他们买下整个罐头厂的钱。

道奇对海洋财产感兴趣。“我一辈子都想拥有一片海洋财产。内布拉斯加州没有大海。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俄克拉荷马州没有大海。我们有大西洋,有太平洋,在这中间就没有海了。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遇到的每一个拥有海洋财产的人,那份财产都是他们自己挣来的。”

我们要去看一个拆得七零八落的罐头厂,那是厂街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罐头厂。我们坐进了他的凯迪拉克。

“开空调了。”当我笨手笨脚地想要放下车窗时,他说。

厂房里面几乎没什么光亮,从里面看,瓦楞铁皮屋顶显得要高一些。一个个小型发动机摆在水泥地板上,占了厂房的一半,发动机的外壳新涂了一层灰色的漆。厂房另一端,聚乙烯薄膜下面盖着一些没有按照顺序摆放的构造复杂的大机器。道奇步履轻快地在厂房里游走,揭开这个,碰碰那个,触摸着,讲解着。这里,这个闲置了二十年却完好如新的东西就是“拖拉机履带”,姑娘们——现在已经各奔东西,而且都已经是女人了——把沙丁鱼一条一条地放进去,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这个是沙丁鱼内脏吸取机;这些是金属臂,设计得非常精确,只有装满的罐头才能被推进轨道,往加盖机器上输送。

“这一屋子东西大约值八万美元。”道奇说,“这些设备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你把设备当成生活,它们就没那么难了。”

喝东西的时间到了。道奇喝了很多年的威士忌,每天都要喝十八到二十杯,但现在他只喝橙汁和七喜了。我们去了外舷酒吧。酒吧在一个改建过的罐头厂的靠海一侧,走过墙上坠满了九重葛的礼品商店就是。门口,高高的金属立柱上有三把煤气喷枪,在喷吐着闪亮的火光。聚光灯的光束照亮了海里的礁石。我们走进了一个铺了地毯的绿色石洞,里面装饰着瀑布,弥漫着波利尼西亚的气息,我们走出去,走到露天的地方:这里是旧罐头厂的码头,现在已经铺上了地毯,更换了木桩,用玻璃围了起来。我们在水上了,这里是海湾中央,在我们右边,海岸的灯光和蒙特雷沿着弯曲的海岸线伸向远方。刚刚目睹了厂街的荒凉,海水与礁石的美景来得有些突然。这是蒙特雷的未来。

“将来,这里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会比斯坦贝克在的时候翻好几倍。”道奇说。他指着海面上一个篮子样的金属框说:“那是以前的漏斗槽,罐头厂卸鱼的地方。通过底下的管子,鱼被直接抽到罐头厂里面去。”

罐头厂街将会成为日益兴旺的度假胜地,而道奇已经从厂街的未来退出了。他和他的合伙人把所有资产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旧金山的一位百万富翁,收到的全是现金。“他七十五岁了,但他对生活的看法跟我不一样。”道奇觉得自己度过了充实的商业生涯,当他还在厂街做买卖时,又重新干起了水果生意,他三十年前在水果生意上失过手,而这次他“赚了很多钱,很多钱”。道奇自己没有孩子,现在他有兴趣教育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孩子。他打算捐钱给一家医院,或者支持某项研究;他很在意让自己的钱发挥实效。“基金会不会让你的美元发挥真正的价值,你的钱全都给高管发工资了。”

晚些时候,我们沿着厂街驶回蒙特雷市中心,当我们驶过一片栏杆围起来的空地时,他放慢了车速。“这是弗兰克·雷特的地方,他是罐头厂街真正的人物。八十多岁了,身家几百万。两年前,他的罐头厂烧掉了。但他每天早晨都到这里来,坐在他的车里——不是凯迪拉克,是仅次于凯迪拉克的车,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读上两三个小时的《华尔街日报》。”

厂街变成弯道,然后又变直了。一九四八年,里基茨博士就是在这里死的——就是指环咖啡馆玻璃板下面的那一幕。道奇谈起了斯坦贝克,他从未见过他,但是跟他说过一次话,在穿越大西洋的电话里面,他请斯坦贝克允许斯坦贝克剧院使用他的名字。

“他严重伤害了加利福尼亚。我喜欢《煎饼坪》,我喜欢《罐头厂街》。我了解那些乡下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你知道我的意思。但他写了《愤怒的葡萄》,我没有相应的背景,没法说哪本书比哪本书好,但《愤怒的葡萄》让我觉得深受伤害。那本书不太符合事实。你知道俄克佬是什么样子吗?他们成群成群地涌过来,成千上万,每天来几千人。我以前装水果,每小时挣五到六美元。而他们来了,每小时十五美分、二十美分就肯干,然后是每天五十美分,最后只要给钱就干。我失业了。一九三二年,我们有不少问题。而他们来了,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但斯坦贝克写了《愤怒的葡萄》,于是人们就按照他写的看待我们,看待我们加利福尼亚人。而且他卖掉了很多书,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

一九七〇年

(翟鹏霄译)

指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

美国独立日。

格林童话《糖果屋》中的人物。

取自丹麦民间童话《木鞋》。

伦敦西区的主要购物街。曾经(包括奈保尔写作此文的时期)是顶级艺术品交易商、古董店云集的地方。今天,那些画廊和古董店多为时装店取代。

位于蒙特雷湾的美军驻地,1994年关闭。

蒙特雷郡的行政中心,也是该郡最大的镇。

1930年,上百万俄克拉荷马的穷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做苦工,“俄克佬”即加利福尼亚人对他们的蔑称。

加利福尼亚中部城市。

北美的一个印第安民族。

位于南太平洋,由一千多个岛屿组成,地理上属于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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