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迷路了，只得停下来，这次停在一群穿制服的学生旁边。我们只好问路，或者说，德杰吉只好问路。他从车窗里面向外喊，问术士的家在哪里。同样，没有谁对我们的问题感到迷惑和惊讶。一个正在匆忙赶路的男人停了下来，他不仅告诉我们那座房子在哪儿，还要给我们当向导，仿佛他真的哪儿也不打算去。他坐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马上变得很开心，为哪怕能搭乘这么短的一段路而兴高采烈。
我们要拐进去的那个路口没有标记。这是一条穿行在荒地中间的小路，沿着它，经过一道树木和灌木结成的参差不齐的屏障，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生活场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刚才从公路上经过时，你会以为这里只有一片丛林。村子里面好像根本没有路，我们直接向房子驶去，汽车在房子中间拐来拐去。一座土院子通往另一座有垃圾的土院子，一家的后院就是另一家的前院：灶火，柴堆，夯结实的黑土台上放着灶具，穿着各种服装的小孩、男人和女人，这是农村闲散的下午生活。
一两分钟以前，我们还在壮观的公路上，沿着设计合理的直路和轻松的弯道行驶。而一转眼，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纷乱的世界，这个村庄是森林深处的定居点的一种变体。我们继续在房子之间行驶，有好几次，我觉得转不过这个拐角了，一定得停车，但车子一直也没有停。
随着我们向村子里越走越深，德杰吉变得越来越紧张，他突然说：“你换过钱了吗？给我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样会好些，一千法郎的钞票。”
我的钱放在裤子的侧兜里。我坐着，不能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抽出来。于是我把宾馆里的银行给我的钱直接拿了出来：一沓一千法郎的钞票，一共十张。
德杰吉说：“那是一万法郎，是不是？给我一万法郎。”
但是他前面跟我说过，给术士五千法郎就可以有一次体验。
继续往村子深处走让我感到不自在，这个村子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此时，德杰吉和出租车司机让我觉得特别没有把握，他们在每一件说好的事情上都变卦了，于是我决定放弃这次旅行。
我对司机说：“回阿比让，回宾馆。”
在房子之间开车让他觉得很刺激，很享受。听到我的话，他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调转车头，非常帅气地扬起很多尘土。然后，我们弯弯拐拐地向着来时的那片荒地和柏油路往回走，一路颠簸着回到了那条路上。
就在这个时候，德杰吉喊道：“停车!”
司机踩了刹车。德杰吉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然后又冲了一下。他说：“我感到内疚。”他开始在座位上前后摇晃。他又说：“我感到内疚。”
司机看看德杰吉，又看看我。去村子里找术士，还是回阿比让的宾馆？
我说：“宾馆。”
我们把搭车的人放下——他高高兴兴地下了车——继续向公路驶去。我们开出了一英里多，视野中只有丛林、公路的黑色路面和下午炎热的光芒。
德杰吉激动地说：“术士那里的一切开销由我来付，由我来付。”
没有人跟司机说话，但他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了。
德杰吉说：“你让我感觉很差。你让我感觉很差。”他的眼睛红了，汗水从前额涌了出来。他又开始摇晃，我以为他要抽风了。
他说：“你看到我现在出汗出得多厉害，你以为我在骗你。你让我觉得很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我向你要钱，只是为了保护你。那个术士如果看到一个欧洲人把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来，就会要很多钱。这就是我向你要那笔分成十张千元钞票的一万法郎的原因。”
出租车司机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对德杰吉说：“不管怎样，我收费不变，你明白。他都得付我的账。”
我说：“宾馆。”
我们一言不发地往回开，后来，德杰吉开口说：“明天，明天到镇上去。我带你去找镇上的一个术士。他不会专门为你做什么，但他会表演，你可以免费看。”
他跟着我走进宾馆大堂的时候，把前面的话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自己很傻，我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感到悲哀：那条造价高昂的公路，那些整齐的直路和弯道；那个有着古老丛林的肮脏和它的术士的村庄；德杰吉的信仰，他那些夸张的情感，他变化多端的人格……集这些事物于一体的非洲，让我感到深深的忧伤。
没有文明，德杰吉前一天说过，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8
是黑人并不等于就是非洲人，也不等于你可以在非洲人当中找到你的人群——很多嫁给非洲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发现了这一点。这是珍妮特告诉我的。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无论她来自哪个黑人支系，都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们发现非洲人很脏。然后就是跟非洲人的家人相处的问题。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故事：非洲家庭为男人找个非洲妻子，送她到男人家里去，如果他不接受她，就威胁着要给他下咒。珍妮特听说过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如果是白种女人嫁给了非洲人，事情就会容易一些，珍妮特这么认为。因为白种女人知道她的婚姻里包含着异域的元素，这本来就是吸引她们的一个原因。西印度群岛女人却带着她们自己的种族认同观，以为在非洲能够找到双重保障。
珍妮特自己是黑人。她的家庭从圭亚那移居到了英国，她在英国长大。她很幸运地拥有美貌（高挑，苗条，修长的脖子），也拥有美貌带给她的保障。她没有关于“归属感”的焦虑。她幸运地摆脱了圭亚那独立后的政治泥潭，谈到自己时，她俨然是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人。她是跟着她的英国丈夫菲利普来到科特迪瓦的。菲利普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非洲度过，他的名言是：在他们的跨种族婚姻中，珍妮特是英国一方，而他是非洲一方。
一天，我们先在一家简陋但很有名气的海滨餐厅吃晚餐（菲利普和珍妮特很喜欢在餐厅吃饭），然后又来到他们位于阿比让市中心的公寓喝咖啡，他们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从伦敦habitat买来的黑漆家具。就在我们吃晚饭、喝咖啡的时候，菲利普向我讲起了他是怎样来到非洲的。
在苏格兰，他从学校一毕业就“发现”了汽车。他对汽车着了迷，想成为一名赛车手。但他很快就发现，驾车一分钱也挣不到。于是他报名参加了一个教师培训项目，那是英国政府一个致力海外发展的部门组织的。培训生被送到了东非，东非对菲利普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那里的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还在于那里有著名的汽车拉力赛：东非游猎赛。
菲利普这届培训生有四十人，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人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他们来非洲是想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第二种类型只有几个人，他们的家庭非常富有，他们是被慈善理念召唤来的。还有一些人来非洲是为了摆脱个人烦恼，摆脱感情纠结。第四种类型，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是为了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而来。菲利普属于第四种，在非洲坚持下来的正是他们这群人；其他人大多数在第一年就垮了，放弃了非洲。
菲利普去了乌干达，但那里很快就面目全非。前陆军中士伊迪·阿明夺取了政权。一天，菲利普正在坎帕拉一家英国人开的小餐厅吃午饭，阿明径直走了进来，没有任何仪式。他的到场引起了一阵骚动，当他说他要为在场的每个人埋单时，更是把大家的兴奋推向了高潮。菲利普说：“所以我可以说，阿明请我吃过午饭。”阿明另一次突如其来的出场是在一次英式橄榄球比赛上，乌干达代表队正在参赛。他站在路虎后座上观看比赛，高喊：“加油，乌干达！”后来，他请全体球员喝了啤酒。这就是他早期的风格，军人风范，气度恢弘，深受外侨的喜爱，跟他取代的部落政客截然不同。然后，他变得比部落政客还部落政客，血洗了乌干达。
一九六六年，我在乌干达待过几个月，乌干达当时正在经历一次更早的政变。我向菲利普问起一些事情，菲利普说：“你当年认识的很多年轻人应该已经被杀了。”
这就是菲利普工作过的非洲。各种事件推着他向前，一项合同接着另一项合同，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他说起乌干达的时候很平静，这种平静是他通过自我训练获得的。他仍在努力，以便让自己达到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这时候，我觉得，珍妮特对非洲的漠然态度让他产生了一丝感慨。
这些非洲国家，无论他们的政治有多么恐怖，他们都发自内心重视教育，菲利普说。这让他做的一切有了意义。在英国，他说，人们不再重视教育。有一次，他在合同的空档期去到伦敦一所综合学校教书。学生那种无知而且无所谓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一个男生被足球俱乐部的合同冲昏了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就离开了学校。菲利普仍然喜欢英格兰。如果不在那里工作，英格兰仍然是个好地方，那就不在那里工作吧。他和珍妮特想在伦敦买栋房子，正在跟人谈价钱：他有那栋房子的照片。
他成了一名外侨，一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往来于大洲之间的人：想到还有另一边可去，每一边都变得可以忍受了。
德杰吉的表现——正是菲利普把德杰吉介绍给我的——并没有让菲利普感到惊讶。他从一开始就担心德杰吉会“漫天要价”。菲利普当时的工作正是在他服务的跨国组织中对付那些“漫天要价”的非洲政府高官，只不过他对付的都是天文数字。那些非洲官员火速赶到阿比让，一开口就是几百万。有个办法可以对付他们这种漫天要价，同时又不伤和气，菲利普说。你问他们问题，不断问，问得越来越实际，那些官员最后无言以对，就会冷静下来。
我们所在的公寓位于一个地势较高的住宅区的高处。科特迪瓦的热带雨水在混凝土墙和客厅的金属窗框之间找到了一个缝隙，污染了墙面。这让珍妮特很心烦。她说：“这里缺少维护。”我觉得，在被污染的墙面上，我看到了菲利普第一次开车带我观赏阿比让的盛景时说的某句话的注脚。他说：“非洲无孔不入。”当时我还不了解他，我以为他是一个为非洲事业而奋斗的人，我以为他的话是一种赞许：非洲减弱了工业文明的残酷，让它变得富有人性。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珍妮特说的：这里缺乏维护。
事情有其另外一面。在非洲，菲利普说，感到沮丧的人都是比非洲人更关心非洲的人，或者说，这些人关心的角度跟非洲人不一样。在科特迪瓦，维护好殖民时期留给这个国家的东西真的是件好事吗？模式的好坏真的有定论吗？
他本来是为了阳光和舒适的生活来到非洲的，但如今非洲成了他思辨的起点。他变得越来越能体察事物，如果他一直待在英格兰就不会如此；他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宽容。仅仅因为待在非洲，他变得对工作格外认真，和我遇到的其他外侨一样。他成为了一个好人。
然而，人必须知道自己做事情的目的，人在非洲尤其需要。然而在非洲——就像我跟巴斯比谈话之后感觉到的——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9
早晨，我接到一个名叫艾博尼的人从宾馆大堂打来的电话，他从巴斯比那里听说阿比让来了个作家，便跑来见见这位作家。艾博尼自己是一位诗人。
我下楼去见他。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年轻人，有着王室那般的外表。他的脸就像一尊贝宁铜像，他的衣着也带有王室风度：一顶图案鲜艳的无檐帽，一件昂贵的非洲短褂。他说，他的帽子和短褂都是从沃尔特买来的。他家里雇的是沃尔特的劳工，他从小就喜欢他们的服装。
他说他当过记者，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在科特迪瓦，新闻工作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他喜欢这个玩笑，讲了两遍。但他对自己那段记者经历有些含糊其辞。他说他现在是政府公务员，在环保部门任职。他写过一篇报告，论及科特迪瓦在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但报告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十二个月了，毫无消息。所以他现在只是每天去办公室，时不时地写点诗。
他说：“关于非洲的行政系统，我形成了一套理论，但它比较复杂，太长了，来不及讲给你听。”
他大老远跑来看我——我住的宾馆离市区比较远——是因为他喜欢交际，他想练习英语，也因为他作为一名诗人和知识分子，希望试试他的观点。
我请他喝咖啡，他给了我一颗柯拉果，这是非洲人友谊的象征。我小口咬着那颗脏兮兮的紫皮坚果，苦苦的。他有滋有味地嚼着果子，把嚼干了的皮屑吐到左右两边，嚼到最后，他用手指把嘴里剩的渣子取出来，放进烟灰缸。
他问我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我说因为这里的成功和法国化。
他说：“查理曼大帝不是我的祖先。”
我觉得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并不只有艾博尼这么说。他又开始讲其他的观点。“法国人治理国家就像管理猪圈一样。他们以为，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所以法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布尔乔亚。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想要的是安宁和秩序。布尔乔亚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要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与之相反，英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想要改变事物。”企业家是革命者。
对立，平衡：他重视思想的美感而不是确实性。我觉得我捕捉到了他受过的法国训练的痕迹。我开始跟他讨论他关于布尔乔亚和企业家的观点，但他并不热衷于此。他开玩笑说，那只是一种想法。
他又拿起了一颗柯拉果，他的短褂口袋里面有一把，他说：“非洲人跟自然和平相处，而欧洲人想征服自然、统治自然。”
我熟悉这种观点。我从马来西亚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西方浪漫的生态理念就像加强的收音机信号，到达了一个遥远的、沉睡的世界，又反弹了回来。但这个观点也是艾博尼不愿意深入讨论的。
艾博尼说：“我十三四岁去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白人。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种族优越的概念。非洲孩子从小就被训练不能直视长辈的眼睛，那是不敬的举动。而在学校里，法国老师认为这标志着非洲文化的伪善。”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
艾博尼说：“因为这个，我认为我的法国老师是劣等的。”
我感觉到，这个包含着出其不意的胜利的种族故事，曾经博得过一个外国听众的同情。结果我发现，那个外国听众是个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女记者，她让艾博尼大为倾倒。现在她在西班牙，艾博尼热切地请求我——他说了两三次——去找她，向她转达他的问候。
艾博尼说：“我父亲送我去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记住：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我觉得，在艾博尼眼中，他已经做到了。他比德杰吉更轻松地穿梭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艾博尼说他没有钱，也没有汽车。他从政府那里领的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他是骑自行车来宾馆的。但我觉得他很放松，他的人格很完整。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这个位置的，他喜欢他所看到的各种新奇景象。在他散乱的观点背后并没有真正的焦虑。至少可以说，他不像那些关心非洲的浪漫的局外人所希望的那么焦虑。对非洲的看法、语言、诗歌、跟外国人见面——这些全是他尽情享受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法国文化激发下生成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一部分，也是他欣然迈入的新世界的一部分。
他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乘出租车去一家坐落在城市尽头的海滨餐厅。这家餐厅不在工业区和港口区，这里的午餐和法国风范通常物有所值，也值得让人冒着正午的酷暑穿过拥塞的交通和人群赶到这里。然而今天却并非如此。
整个午餐的状况用“倒霉”都不足以形容。前一天还无可挑剔的侍者今天摆出了一副游手好闲、心不在焉的样子。上菜很慢，而且错漏百出，有些菜的份量少得让人无话可说，等账单拿来的时候，账单也算错了。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人没来，也许是那个法国或欧洲经理。不光是良好的服务随着他一起消失了，整个餐厅的概念也消失了。所有精心组织起来的东西都垮了。侍者们——都是科特迪瓦人，这里的工作报酬很高——好像才一天工夫就忘记了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做着这些事情。他们的脸似乎也变了。尽管他们仍然穿着印花背心，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侍者了。他们的面孔和姿态散发出不同程度的部落权威的风度。我看到的是一些在村子里有分量的人物：巫医、草药师，还有一些也许是戴着面具跳神圣舞蹈的人。真正的生活在那里，在村庄的神秘里。而餐厅这套虚假而莫名其妙的规矩，都只是装腔作势——我多少开始这样打量起这里。
艾博尼的父亲告诉过他：“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
而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里。把这些人挪走，他们带来的那些并非颠扑不破的理念也会随之消失。技能是可以教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非常脆弱，对他们来说，完整、真实的生活存在于另一个神灵出没的世界。
就这样，在纷扰的思绪中，在纪念科特迪瓦独立的公众假期里，我终于和吉尔·舍曼一起出发，前往总统的故里亚穆苏克罗。
10
公路先是穿过一片土质松软的绿野，然后是一片片不可再生林，这些森林里砍下的硬木推动了科特迪瓦初期的经济发展。（重型卡车载着原木在路上奔跑，原木非常粗，每辆卡车只能载两三根，最多四根，都用锁链捆着，固定在车上。它们的下一站是阿比让一个泛着油污的小水湾，巨大的原木堆在转运码头上，码头周围是熙熙攘攘的工人的住处；码头上，原木会再一次被捆起来，在空中摇摆一两下，荡入轮船的货舱，或者来到光秃秃的甲板上。那些轮船的船身上写着陌生而遥远的名字。）整个国家井然有序，运转正常，货币一路蔓延，来到丛林居民手中，村民也盖起了混凝土房子。在我们中途逗留的小镇上，居然有一座蹩脚的现代宾馆。
我们行驶了一百五十英里（路边很规则地用公里标注着里程），来到了亚穆苏克罗。汽车开始爬坡，来到坡顶上，一条机场跑道般的道路赫然出现在干干净净的荒野，路灯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侧。远处矗立着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大厦，两块八角形的石板立在楼顶一侧，石板之间夹着屋顶餐厅，就像一块切了角的巨大的三明治。我们向酒店驶去，经过一片片园林景观，驶过一座座花园，穿过白色大理石修筑的入口，来到了酒店大堂。大堂里装饰着红色和巧克力色的大理石，大理石柱的斜切角上镶嵌着镜子。大堂里的椅子裹着蓝绿相间的软装，散发着剧毒的意味，让人心神不宁。
他们分配给我的房间富丽堂皇，但洗手间的五金件都有些松动。房间里很冷，冷气开得太厉害了。我关掉了中央空调，但在我逗留期间，房间里的寒意一直没有散去。大窗户是密封的，玻璃非常厚。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游泳池，休闲椅沿着环绕泳池的宽敞步道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游泳池过去，在修建得较早的总统酒店之外（亚穆苏克罗从来没停止过发展），是一片公园绿地，那是一片在非洲丛林中创造出来的绿地。那就是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内种植着各式植物，景观十分优美：一双外国人的眼睛从非洲人熟视无睹的丛林中看出了潜在的优美景色，并且把它呈现了出来。在我眼中，远处的雾霭一如刚果河畔热气蒸腾的雾霭。但亚穆苏克罗比沿海地区凉爽，远处的薄雾其实是干燥又带着凉意的沙尘风，它在这个季节从撒哈拉沙漠一路吹过来。
高尔夫球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完美。它意味着惊人的工作量，但它毕竟只是一道风景：放眼望去便尽收眼底，很快就让人觉得不满足。经过一百五十英里的旅途之后，在亚穆苏克罗的布景中，这种规模的华丽景象只会激起你更大的胃口：来访者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缔造者的雄心和狂想。这里有一条非常宽阔的主干道，一个市场和几个工人定居点，这些就像一个真正的小镇，附着在总统的造物上。但来访者总是很快就把已经建好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开始不断注意到墙上的裂缝，注意到地面上修补的痕迹和尘土飞扬的空地。而且，如果不打高尔夫，你在这里就无事可做。
这里还有总统的鳄鱼，喂食时间是五点钟。总统宫有点远，位于一条大道的尽头，必须要开吉尔·舍曼的车过去。在铲平的土地上，在下午耀眼的光芒和空旷中，一切都像被放大了。宫殿的围墙延绵不绝，墙外有一片湖水。湖水中间有一条堤坝，堤坝上修着铁栏杆，两侧种着新长成的椰子树，一直通向宫殿的大门，身穿酱紫色短褂的总统卫兵守卫在那里。来访者的车都停在堤坝上，大多数车是白色的。
堤坝两侧的湖水里都养着鳄鱼。我们一下车就看见了一条：一开始只在浑浊的湖水中露出两只鼓鼓的眼睛，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接着，它那长满尖刺的脊背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水面。我们一阵惊呼，一个非洲人（从他那从容闲适的姿态来看，有可能是个官员）说：“ilestpetit.”只是个小不点。然后，我们发现水面上到处都是眼睛和长满尖刺的背，那些尖刺很像猴面包树上的凸起。
堤坝一侧是石砌的坝体，形成了一个延伸到水中的斜坡。坝体上有很多鳄鱼，都是小鳄鱼，它们一动不动，眼睛亮亮的，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它们一律张着嘴巴。从每只鳄鱼的下颌看进去，只看到一个大大的空洞，里面是浅浅的黄色和粉色，形状出人意料的简单，里面出人意料的干净、干燥。苍蝇从张开的嘴巴飞进去，又飞出来。堤坝另一侧没有石砌的坝体，只是布满沙子的堤岸，沙上留着一道道鳄鱼尾巴留下的痕迹。一些白色的羽毛散落在沙子里，好像是鸡的羽毛。岸上有一些鳄鱼，它们的颜色和沙子很接近，从远处很难注意到它们。
喂食员已经到场了，他开着一辆灰色的路虎，路虎停在堤坝上。他让人一眼望去就觉得很特别。他非常高，非常瘦，头戴一顶无檐帽，身穿一件印花长袍。有个官员跟他在一起，这人的身材要平常一些，身上穿着灰色的短袖游猎装。喂食员一只手拿着一把又薄又长的刀，另一只手提着一个锡罐或者说是锡桶，里面放着一些肉。那是心和肺，吉尔·舍曼告诉我。那些肉都是浅粉色的，还带着一点动物的血管。
喂食员在铁栏杆上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把肉扔了出去。趴在石砌坝体上的鳄鱼动作笨拙而缓慢。它们必须侧着长长的嘴巴，抵住平坦的筑坝石，才能把肉叼起来，侧翻的身子露出浅黄色的腹部。扔到背上的肉，它们就够不到了，掉进石缝里面的肉它们也吃不到。有时候，它们好像搞不清肉落到了哪里。
喂食员向外扔肉时，身边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官员咂着嘴，轻声唤着鳄鱼，仿佛在对小孩子说话：“avalez，avalez.”（吞下去吧，吞下去吧。）
过了一会儿，堤坝另一侧的仪式开始了。养在这边的鳄鱼，年龄和体形都要大一些，它们的皮肤黄黄的，长长的嘴巴凹凸不平，拖着笨重的肚子，牙齿合拢时，就像一条长长的缝得歪歪扭扭的伤口。
这时候，高个子喂食员拎起了一只黑羽鸡的两个翅膀，在空中慢慢地上下摇晃着。鸡发出的惊恐叫声渐渐衰弱，脖子变得不听使唤，软软地耷拉下来。两只老鳄鱼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个仪式，在沙滩上凑到了一起，等待着。又有一些肉扔了下来，鳄鱼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只剩下掉在背上的那些。乌龟也从水中浮上来，涌到岸边来吃肉。一只小鳄鱼衔着它的肉，飞快地游到湖中的小沙洲上，不受打扰地吃着、咽着。然后，喂食员把那只鸡朝两只老鳄鱼扔了出去。两只鳄鱼张开的嘴巴“啪”地合上了，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但喂食员没掷中，两只鳄鱼也没挪窝。那只晕头转向的鸡扑腾着翅膀，在恍惚中恢复了几分知觉，飞奔到沙堤的尽头，快到堤坝上了。
身穿印花长袍的高个子喂食员没有让那只鸡逃掉。他纵身跃过栏杆来到沙堤上——他唯一的防身之物就是身边那把细长的刀——他不慌不忙地走过鳄鱼，来到鸡旁边。鸡没跑，喂食员把它抓住，翻过栏杆回到了路边。穿灰衣服的官员又敲打起栏杆，召唤着那两只等待中的鳄鱼，击打声中，拎着鸡翅膀摇晃的一幕又上演了。鸡又被抛了出去，鳄鱼嘴巴又合上了，鸡又逃跑了。但这一次，敲打铁栏杆的声音把一只更大更老的鳄鱼由水中引到了沙地上。老鳄鱼的长嘴巴尖已经残缺不全，牙齿沾满污渍，而且显得老朽。喂食员把鸡软塌塌的脖子放到铁栏杆上，开始放下手中的刀。我没有看下去。
人群发出的喊声告诉我，鸡又被扔出去了。等我转过身去，鸡已经变成了一只鳄鱼（不是最老那只）嘴边的羽毛模糊的残渣，鳄鱼那张无底洞一般的嘴仿佛在微笑，几根黑色的羽毛从下颌两边龇了出来，空洞的圆眼睛似乎泛起了一丝喜悦的光。一会儿工夫，整只鸡就被吞下去了，只有下颚里还残存着一摊肉浆。仪式结束了，头戴无檐帽、身穿漂亮长袍的喂食员提着锡桶向路虎走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一场公开展示王权的仪式就这样在总统宫那高大而单调的围墙外面上演。围墙后面是树林，就在那片树林中间的某个地方，坐落着总统的祖村和古老的仲裁树。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也许会有一些更私密的仪式在那里举行，不对公众开放。易卜拉欣·基塔，那位高尔夫球手，总统的宠儿，据说被总统委以亚穆苏克罗发展重任的人，他见过宫墙内的景象，但他那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妻子却没有。
易卜拉欣本来要带着我在亚穆苏克罗转一转，但未能成行。然而他做出了一项慷慨且出人意料的安排：他让他的哥哥代替他，带着吉尔·舍曼和我四处转转。他哥哥一早就来到了总统酒店。他是个医生，比易卜拉欣略矮，线条更为柔和，一头灰发，戴着眼镜，举止中透着自信，那是来自有声望的西印度家庭的职业黑人特有的自信。
基塔家族来自邻国几内亚，他们在科特迪瓦多少算是避难者。那天早晨，医生在总统酒店那大理石雕砌的大堂里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一九六四年从几内亚逃出来的故事。有人给了他一个暗示，他用一条假消息骗过了一位官员，大清早驾车穿过了边境。回想当时的出逃，基塔医生仍然唏嘘不已，几内亚当年的恐怖仍然让他噤若寒蝉。在一九六四年的几内亚，像他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社会精英——居然会被随手抓去，要么像宰牛一样杀掉，要么被关在牢房里，没吃没喝地等死。这就是几内亚著名的“黑伙食”。
就在国界这一边，在这样的天气里，在你所目睹的人群当中，存在着这种非洲的王权。基塔的故事让亚穆苏克罗、让鳄鱼象征的酋长权威或王权显得愈发不可思议。那天早晨跟基塔医生一起驾车出行，我发现我很难不被总统的雄心打动：他渴望按照他所知道的最高标准来建设、来创造。
他那富丽堂皇的风格具有宗教意义。就像在有些社会里，农民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神，亚穆苏克罗不遗余力地追求物质辉煌正是为了凸显王权的神性，而神性是王权的保障。亚穆苏克罗就像金字塔和吴哥窟，但后两者都是对统治者来生的关照，除开自身，没有其他目的。而亚穆苏克罗却要成为一座生气勃勃的大都市，它将成为统治者对人民——西非丛林的人民——的一项浩荡恩泽，它就像喂鳄鱼的仪式一样，既证明着他统治的权力，又证明着他统治的公正。
沿着一条空荡荡的宽阔大道开出很远，我们来到一所大学，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中心。教育中心环绕着一座纯装饰性的拱廊，拱廊跟主建筑是分开的，跟主建筑一样高，贴着棕色的马赛克。宽敞的人行道连接着主建筑的四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奥林匹克水准的游泳池（已经透露出无人照管的迹象），有学生宿舍，还有教职员工的房子。沿着大路再向前走一小会儿，矗立着一栋跟刚才的建筑配套的教学综合楼。
大学里现在有多少学生？有人说六百，有人说六十。
大都会亚穆苏克罗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但它是外国人建造起来的，是花钱进口来的东西，一所大学的现代建筑并不单单是物质材料做的能够耐久的纪念碑，它们更像是机器的零件，容易生锈。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中，技能是可以习得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很脆弱。等总统不在了，外国人也纷纷离开（有些人巴不得他们离开），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还会存在下去吗？或者，非洲人又会受到另一种现实观的入侵？
在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白天的世界是白人的世界，夜晚的世界是非洲人的世界，是精灵、法术和真正的神灵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白天受尽屈辱的衣衫褴褛的人，在他们自己和周围伙伴的眼中变身为国王、黑巫师、草药师，变成了连通着大地真正的力量、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的人。一个白天的奴隶、夜晚的国王，到了晚上，人们不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们会用担架抬着他四处巡游。（一八〇五年，在一次对奴隶“造反”的审讯中，奴隶国王享受的具体待遇为局外人知晓。）在局外人和奴隶主看来，非洲人的夜晚世界就像是一个模拟的世界、一个小孩子的世界，就像一场狂欢。但对非洲人来说，无论他们自己在白天怎样取笑它，那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把白人统统变成了魅影，把种植园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幻像。
这种双重现实的某些元素也存在于亚穆苏克罗。现代大都会和总统的恩泽属于白天的世界，属于建设和发展的世界。而喂鳄鱼的仪式则诉说着大地直接贯注给总统的权力，是夜晚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不断地消解着白天的现实。一种理念对抗着另一种理念。因此，尽管有着高额的开销、大量的劳动和了不起的雄心，在这场现代的法老梦之中，仍然包含着深深的矛盾。
那些鳄鱼，我到科特迪瓦之前从未听人说起过。然而自从我见到了它们，就不断地听人说起。我听到的每件事情都为它们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我听说，一名宫殿警卫在堤坝旁边的沙滩上被鳄鱼咬死了。一条鳄鱼在沙滩上下了蛋，警卫不知道，他从那里路过，鳄鱼冲上去，咬住他，把他拖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村民，他从铁栏杆边上跌进了湖里，被一只鳄鱼咬得血肉模糊，就像那只血肉模糊的黑羽鸡一样。这是意外吗？还是说，那人是被推下去的，被迫当了祭品？有些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人是自愿献祭的，他相信（也许是受到了胁迫）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村子中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
因此，这些鳄鱼——一群端着相机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鳄鱼——并不只是供游客观赏的风景。它们身上带着法术与权力的气息，而这正是整个场面想要达到的效果，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刻意摆出来的：宽阔的大道，整齐的灯柱，人工湖（毫无疑问是用现代的挖掘机挖出来的），铁栏杆，配枪的总统卫士。还有穿着长袍的喂食员和跟他在一起的穿灰色套装的官员——当我回想起他们，我感到这两个人特别令人不安。那位官员朝鳄鱼微笑着，向它们咂着嘴，仿佛他跟它们很熟，仿佛它们站在他一边。
但这一切的象征意义仍然扑朔迷离，让人心慌意乱。喂鳄鱼的仪式难道是古埃及大地崇拜的残余？难道是古埃及的大地崇拜经由苏丹传到了黑非洲？古埃及传下来的一份著名的莎草纸卷中，一个女人身穿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袍，披散着头发，向鳄鱼鞠躬，女人和鳄鱼都在一条代表着大地的水平线上，水平线下方画着波浪花纹，在埃及艺术里，波浪代表着水。或者，这些鳄鱼的象征意义其实很简单：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所有的人都怕它，它很长寿，睡觉时睁着眼睛。而母鸡又代表什么呢？是敌人吗？或者代表了轮回？就像有些人说的，鳄鱼作为权力的化身，每天都被赋予了新生？也许，其中蕴含的概念都是无法言传的。
在市区外，我们遇到了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总统农庄。总统农庄绵延数英里，幽暗而杂乱的热带森林已经被平坦的、阳光长驱直入的田野取代，田野上种着一排排的芒果、鳄梨和菠萝。所有这些土地，总统是怎样得到的？他把那些未经利用、无人认领的森林变成了自己的土地吗？还是说，作为酋长，整个部落的土地都归他所有？那天上午，没有人听得懂我问的这几个问题，但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两年前，总统把他的庄园赠给了国家。农庄就像亚穆苏克罗一样，是一种恩泽，是未来的一个样板，同时也是统治者宗教祭品的一部分。
亚穆苏克罗的大清真寺加倍地呈现出宗教的庄严肃穆，立刻彰显了统治者对治下穆斯林的姿态，这也是他对神性的另一侧面的供奉。这座清真寺是一座方塔，在细部上够精致，有人告诉我，这是北非的风格。在非洲的这个地区，关于“伊斯兰教是什么”的主张都来自北非。北非，法国。这位追求物质辉煌的非洲统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黑非洲之外。它构成了亚穆苏克罗凄楚动人的一面。清真寺远离宽阔、空旷的大道，坐落在一座光秃秃的大院子里，暴露在阳光和沙尘风中。和亚穆苏克罗的其他建筑一样，它似乎——也许是一种错觉——也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你会觉得它像一具空壳，在那草木不生、缺乏热情的院子里，你很有可能把它当作一处废墟。然而它的规模相当宏大，而且是观光景点之一。
我们在高尔夫俱乐部吃了一顿过点的午餐，款待我们的是易卜拉欣·基塔和科特迪瓦的一位银行家。易卜拉欣在球场忙了一天，有些疲倦，说话不多。俱乐部的建筑风格很奢华，带着欢快的国际格调。菜单是用法语写的，这种过了头的雄心反而弄巧成拙；侍者们都穿着制服。亚穆苏克罗也许只是一个游乐场、一个旅游景点。然而，我们这些到这里来的人正在实现着总统对他的祖村的宏大愿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处在他的宗教的怀抱中。在这座都市另一角，一个多小时之后，喂鳄鱼的一幕又要上演了。
回阿比让的路上有很多车：人们纷纷从村庄返回另一个世界，那些村庄对于他们，就像亚穆苏克罗对于总统一样神圣。公共假期就要结束了，那天是科特迪瓦独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到处插着喜庆的彩旗，白色、绿色、藏红色，还有那位身材非常矮小的慈祥老人的彩色肖像——那位一直以来的统治者。
11
我在阿比让遇到了一个中年人，他是欧洲人，一辈子都在非洲工作，已经在科特迪瓦住了好多年。他工作的地方在内地，干的是粗活，没多少技术含量。他的社交生活很少。他说起非洲时直截了当，不像我遇到的其他侨民那样含糊其辞。他说：“你在阿比让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欧洲人一走，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非洲，他说，仍然被法术统治着。在内地，如果酋长或当地的重要人物死了，他的仆人和妻子们都要为他陪葬。如果仆人在殉葬的时候逃跑了，就会悬赏要他的脑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有小孩失踪，失踪名单登在报纸的讣告版上。那个版面有一套隐晦的用语，暗指特定类型的死亡。中毒而死会被说成是“得急病死了”，如果说一个小孩失踪了，人们可以推断他是被用来献祭了。在内地，如果要举行葬礼或者其他献祭仪式，花十万法郎就可以买一个人头，还不到二十英镑。不久前，在这个欧洲人工作的地方，一个重要人物死了，需要好几个人头，因为死者的地位很显赫。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足足有三个星期，那个欧洲人管理的工厂没有人敢去上晚班。在欢迎酋长或重要人物的特定仪式上，人们一定要用鲜血来给酋长或重要人物洗脚，一般会用鸡血或牲畜的血。但如果要向酋长表示最高的敬意，就一定要用人血来给他洗脚，一个充当祭品的人的血——一个小孩的血。然后人们会把那个小孩吃掉。
我相信这人的话。他喜欢住在非洲，他从来没在其他地方工作过，也不知道怎样在其他地方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谈论非洲，是因为他接受了非洲的方式。他不想贬低非洲，以便让自己显得很有见地。但他在接受非洲的同时，也让自己跟这片大陆和它的人民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对他来说，这也许恰恰是侨民生活的魅力所在：非洲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
没过多久，我又从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口中听到了这类侨民故事。这位律师为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被派驻到科特迪瓦。他有时候会去扎伊尔出差，扎伊尔也就是以前的比属刚果。扎伊尔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繁荣早已远去，律师说；但那里的侨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印度人、希腊人、黎巴嫩人。他们已经离不开那种生活方式了。他们喜欢生活在非洲的边缘，就仿佛生活在他们自己文明的尽头。他们知道怎样在那个国家过活，他们也喜欢那种“知道怎样过活”的感觉。有些人过得很好，有些人结局很差，而大多数人就只是那么过着。
前不久，这位律师到扎伊尔去为一个死去的美国老人整理遗产清单。那个美国人三十年代来到比属刚果，在那里经历了所有的事情：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果独立、内战。他最后几年是在金沙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身家大约有一百万美元，但他身后留下来的个人用品非常少：两套西装、四条长裤、两三双鞋。他没做过大事，也没经历过任何冒险。他做的都是简单的小生意，主要是房产交易。他从来没花自己挣到的钱，那些钱就这样无人问津地躺在银行户头上，躺在股票账户上。他一直待在刚果，因为他已经离不开那里的生活。
这位年轻的美国律师没打算向我描述外侨生活的魅力。但我想它差不多是这样的：置身非洲，做非洲人中间的非非洲人。不适和危险都会让人更鲜明地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处在个人的戏剧中，这也许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家乡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非洲以不同的理由召唤着人们，每个来到这里并且留下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
然后，在见到了亚穆苏克罗和鳄鱼、听到（并且相信）了人头的事情之后，我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我梦见自己站在屋顶上，也许是在一座桥上。脚下的材料——好像是玻璃，或者是透明塑料——开始消熔，似乎是从边缘开始熔化的。我问，这座桥会有人来修吗？回答是没有。建好就完事了；我站的屋顶或桥是容易崩塌的。那么，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过去吗？回答是能。桥是安全的，我可以过去。在我的梦里，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不会再从那里走第二次了。
咸水湖的晨雾中，阿比让的建筑散发着阴险的气息：它们是统治者权力的证明，是法术的造物，因为所有这些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都像我梦中那座桥一样，危险而且易朽。
12
安德蕾——阿尔蕾特的朋友，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从大学里给我打来电话。她留言说，她的上司乔治·尼安高兰－博夫，那位鼓意学专家，已经从美国回来了。美国有些大学开设了“黑人研究”课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时常去那些大学访问。
当我走进民族社会学研究所那间小办公室时，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的人，他坐在大写字桌后面的转椅里，把椅子塞得满满的。如果他不在，只有安德蕾一个人坐着织毛衣，这间办公室就显得像个寡妇。他有着酋长的体魄，胸脯非常厚实，肚子上的脂肪堆起了褶皱，浅灰色的短袖运动衫遮掩不住他的大块头。他的法语虽然有口音，但清晰而准确。他的姿态是授课的姿态，法国学院风格的授课姿态。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发表社会学论文。我记的笔记上说他五十五岁了，但他看上去要年轻十岁。
他的时间很紧张，因为他现在该去上课了。但他还是向我概括地讲了一下鼓意学研究背后的理念。最早来到西非的欧洲人不懂非洲人的语言，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他们对讯息鼓的理解就是错的。讯息鼓的鼓声并不是在邀请人们参加宴席，也不是在向丛林传递“白人来了”的消息。在西非，鼓的作用要重要得多。非洲人认为，最早出现的并不是语言，而是鼓。非洲人说：“元初有鼓。”击鼓以及随着鼓声吟唱是一门代代相传的特殊技艺。鼓模仿人的语言，一个训练有素的歌手能够在一段鼓声中重新发现一首诗、一段咒语、一篇部落史、一个凯旋或战败的故事。
鼓是神圣之物，象征着国王、部落和国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打开他的书，给我看一些著名的部落鼓的照片。一面鼓上挂着很多下颌骨，一面鼓上挂着人脑，那是敌人的脑子，都用皮裹着。鼓对部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张照片上是伯罗尔人的王室大鼓——kwakla鼓，上面糊着众多牺牲的血。有些鼓太神圣了，不允许摆在地上。书上有一张最近的照片，那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人拍的：在一个击鼓唱歌的典礼上，一张大鼓放在一个人的头上。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那个人是奴隶。
那个据说是奴隶的人肌肉发达，显得有些滑头。他之所以显得滑头，也许是照相机的缘故，他正在用眼角余光看照相机；也有可能是因为鼓的重量和他头顶上喧闹的鼓声（一个目光炯炯的小老头站在顶鼓人的后面，正在用鼓槌尽情地敲击）；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长者和表演者——都可以把他们非洲衣服的左边卸下来，露出左肩，而他这个顶鼓的人却必须袒露胸膛，一边用左手扶着鼓，一边用右手把衣服提到腰上。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觉得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他显然很享受这类典礼，它们来自非洲久远的过去。虽然在赶时间，他还是向我仔细讲解了那张照片，并且告诉我：“如果那个奴隶让鼓掉下来，他就会被杀掉。”
我说：“杀掉？”
“是的，不过，”他对刚才的话进行了限制，“那是在以前。现在他们可能会杀掉一头牛或其他牲畜。”
“村里还有奴隶吗？”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以授课的姿态对我说：“有两种奴隶制。在母系社会，奴隶被吸收进部落，他们为部落繁衍后代。在父系社会里，奴隶就是……奴隶。现在当然没有奴隶了。但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微笑着，重新挺起胸膛，酋长和蔼大度的风度降临到他身上——“村民没有办法隐瞒祖上的出身，村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某个奴隶的儿子或孙子。”
有人走进办公室，可能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学生。那人告诉他学生们正在等他，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站起来，跟我约好了几天后会面的时间——他想放鼓乐的录音给我听——然后就去上课了，他今天要讲的是非洲文化的某个方面。
我在阿比让餐厅用的晚餐。餐厅的法国女主人性情温柔，身材高大，衣服上饰满花边，她的眼神如梦似幻，又带着威严。她让我觉得我必须小心翼翼。身穿制服的侍者对她和她的意见都毕恭毕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栋房子里的仪轨。大的球形玻璃杯是用来喝葡萄酒的，葡萄酒只能用这样的杯子喝：我终归还是不够小心。后来，我又在高尔夫论坛酒店观赏了“非洲之夜”：在游泳池边上的小瀑布花园餐厅里，七个袒露着丰满胸部的姑娘随着鼓声翩翩起舞。阿比让总是存在着两个歌舞升平的非洲：法国的非洲和非洲的非洲。而后者比人们以为的要真实得多，根深蒂固得多。
安德蕾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织毛衣，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坐在他的转椅里，整个场景散发着近乎家居的氛围。（文学的影响力、法语的影响力有多深啊！我把安德蕾视为法国人，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尽管我知道这种想法在这幕场景中有多可笑。）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仍然穿着那件灰色运动衫。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录音机，已经做好了放音准备。但关于鼓的情况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我希望他谈谈葬丧习俗。我以为这个话题会有些敏感，结果这个话题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再乐意不过了。非洲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让他着迷，而且他对它们的态度完全只着眼于精确地描绘。他似乎不认为要对非洲的这些事情进行判断或者辩护。
当地一个大种植园园主死了，他的外国劳工吓得纷纷逃走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像讲滑稽故事一样讲起这件事情。“他们惊慌逃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擦了一下，形容那些人跑得多快。
非洲的葬丧习俗，他说，和古埃及一样。他们相信，人死后会继续过着他们的尘世生活。所以一个男人死了，就需要他的妻子和仆人跟他一起去。有些妻子和仆人懂得这一点，接受这种命运。对于那些不想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埋掉的妻子和仆人，有庇护村来收容他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一个信封背面画了一张草图：每个村子周围都建有四个庇护村，分别位于罗盘的四个角上，离村子都不远。但是，想去庇护村的妻子和仆人必须特别机警，他们必须在丈夫或主人死前离开。他们一旦成功到达庇护村，并宣布受那里的酋长保护，他们就安全了。但仍然不能说绝对安全，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总会有意外。这就是政府规定酋长和其他要人的葬礼一定要公开举行的原因，也是电视和报纸上有那么多关于葬礼的报道的原因。
幽灵世界的生活很可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说这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感到惊讶。一时间，他忘记了他的翩翩风度，忘记了他的授课姿态。死人要有钱才能生活，死人没有衣服，没有钱去买衣服，他们在受冻……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扯了一下自己的灰色运动衫。死人没有吃的，在挨饿，这个大块头男人做了一个用手指往嘴里送饭的动作。幽灵世界的生活太悲惨了，所以非洲人没有办法真心相信基督教描述的死后生活。在非洲人看来，好生活就在此时此地，就在尘世间。此生的终点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点。
“所以非洲的基督教是一种非洲化的宗教？”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基督徒。但我信奉——深深地信奉——非洲的万物有灵论。”
德杰吉，那个总的来说更简单的人，几乎说过同样的话。
阿尔蕾特走进了办公室。她嘴里嚼着带香味的口香糖，坐在安德蕾旁边，跟她轻声交谈。安德蕾沉默着，她的“紧张”已经有所缓解，一件色彩迷人的外套正在从她忙碌的毛线针下面浮现出来。
我一边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话，头脑的一个角落一边在琢磨——在我去过了亚穆苏克罗、见过了鳄鱼、听说了献祭的人头、做过了坍塌的桥梁和一切都在解体的梦之后，我又被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带到了他的幽灵世界里——我在琢磨，阿尔蕾特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走进这间办公室，就像是在一本小说或一部戏剧里那样，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层现实空间里一样。后来我记起来了，阿尔蕾特和安德蕾不仅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朋友；而且，是阿尔蕾特帮我安排了跟安德蕾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会面；阿尔蕾特在这所大学工作。
如果此时此地就是非洲人关心的一切，就像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的那样，那么法术、神灵、幽灵为什么会在非洲人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呢？我认为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难道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或者，那种双重现实只跟大西洋彼岸那群丧失了家园的奴隶有关系？
我尝试着组织起一个恰当的问题。
我说：“对非洲人来说，欧洲人的世界真实吗？他们在阿比让建造的这座城市，非洲人觉得它真实吗？”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回答深深地攫住了我，我决定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请他们给我一张纸。安德蕾就像履行好客的家庭主妇的职责一样，轻轻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给我拿来三张崭新的厚纸。
我写下：“白人的世界是真实的。然而，然而，我们这些黑非洲人，我们拥有他们拥有的一切。”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指的是飞机、汽车、火箭、激光、卫星。“我们在夜晚的世界拥有这一切，在黑暗的世界拥有这一切。”
就是说，今天的非洲人，和两百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奴隶一样，夜晚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阿尔蕾特还在嚼口香糖，但她现在被我们的谈话吸引住了，因为安德蕾停了下来，帮我拿纸。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在晚上做的。”
非洲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欧洲人即便有了火箭，他们能达到的速度也是有限的。而有些非洲人能够把自己转变成纯粹的能量。这样的人会跟你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他聚精会神地待上一两秒钟，等他回过神来，他也许就会告诉你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就那么一小会儿，他已经去了巴黎，又回来了，他还跟巴黎的人说过话了。就这样，一个人可以不用离开非洲就能见到远在巴黎的儿子，而且可以跟他说话。但他们见面时不能发生身体接触。身在非洲的人触摸不到在巴黎的儿子，因为人的肉身立足点只能保持在一个地方。
“他们有分身，”阿尔蕾特说，“他们把自己的分身派出去了。这就是他们不能触摸的原因。”
“现在村子里就有这样的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告诉你巴黎和俄国的新闻，而且那些新闻绝对不是他们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阿尔蕾特向我解释非洲人的这种天赋，她谈到了北方的多贡人，他们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识，尤其是关于天狼星的知识，据说他们可以接触到地球以外的精灵。
就是说，世界到了晚上就会完全为非洲人而改变？
我明白，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说，女人到了晚上比男人强大。”“你白天看到的趴在人行道上乞讨的恶心的乞丐，在夜晚的世界里却是一个真正的权贵。”
办公室的电灯灭了。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快活地喊了句法语：“灾难！”
停电让安德蕾想起她有个电话要打。但现在，她说，打不成了，因为停电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电话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于是安德蕾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开始拨号。那部电话虽然是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但也出了问题。
图雷先生手里拿着几张钞票走了进来，他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个头不高，一身接近卡其色的猎装看上去让他有点军人味道。他把钞票递给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礼节，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也像十七公里的那位村长一样，说话的时候一直把钞票拿在手里。
我问：“夜晚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迟缓而庄重地说：“太阳一落山就开始了。”
阿尔蕾特说，在阿比让的某些区域，电灯改变了夜晚的时辰，对夜晚的力量形成了干扰。关于这一点，阿尔蕾特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展开了友好的争论。我获得的印象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说，电对夜晚的世界毫无影响。
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能把自己完全变成能量的人。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他说，是二战期间。仿佛他本人的创伤还在隐隐作痛，他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那是最黑暗的时期。阿尔蕾特赞成他的说法。那是强迫劳役的时期，非洲人被抓到法国人的种植园里工作，就像猎捕奴隶的时代。
一个老人被抓了，他迷惑不解，不知道抓他的人想要什么。抓他的人用皮鞭抽他。他说：“你们为什么抽我？”他们说：“我们想让你把这堆东西搬到内地的那个地方。”老人说：“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为了这个，你们要抽我？把这堆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好吧，如果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那你们走吧。”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你们把我留在这里，你们会得到那堆东西。”最后，他们撇下那个老人走了，觉得他是个疯子，等他们到了目的地……
“他们发现那个老头已经先到了。”阿尔蕾特说，她替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完了下面的故事。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随着她自己说话的韵律轻轻地点着头。
那个老人把自己的分身跟那堆东西一起送了过去，他把自己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
这个故事也许是从两百年前的加勒比奴隶种植园中传出来的。白人是白天的造物，他们只是一些魅影，抱着荒谬可笑、虚幻不实的目标。而力量，大地的法术，它们属于非洲人，而且历久不衰；胜利属于非洲人。但只有非洲人自己知道。
我向尼安高兰－博夫先生问起亚穆苏克罗的鳄鱼和那些献祭的活鸡。
他在我眼中一直很有学者风度，他兴致勃勃，性格温和，富有激情，而且总是很坦率。但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短暂的迷茫神色。他不太愿意谈论喂鳄鱼的仪式，他说：“鳄鱼属于总统。”他又加了一句：“他喂他们。”然后又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也喂养过一些动物。”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总把一个小动物带在身边，那是他的物神。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对此不置可否。他恢复了他的学者风范，说：“在非洲，王权有三种象征。在平原上是黑豹，在森林中是大象，在水中是鳄鱼。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尾巴一扫就可以把人杀死，也可以，”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抬起手掌斜着挥向桌子，“把这张桌子劈开。”
鳄鱼很狡猾。它们特别讨厌狗，如果你带着一条狗坐独木舟穿过有鳄鱼的湖面或河面，就等于是自杀，鳄鱼一定会袭击你的独木舟，把它掀翻。猎捕鳄鱼的人会用死狗做诱饵。鳄鱼不能在咸水中生活，阿比让的潟湖里曾经有鳄鱼，但后来潟湖挖了通往大海的沟渠，咸水进来了，鳄鱼就绝迹了。现在阿比让没有鳄鱼了，但最近有报道说，有人看到了鳄鱼。
科特迪瓦的鳄鱼：你听到的越多，越是对它们充满想象。看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那些照片，你越来越容易相信，阿善堤金秤砣上的卍字饰也许是从简化的鳄鱼图像慢慢演变过来的：一种四肢齐全的动物，长着长嘴和尾巴，凶残的尖嘴扭曲着、蜷曲着跟凶残的尾巴绞在一起。
非洲的艺术，非洲的文明，非洲凝重的回应：在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创伤之后，找寻非洲文明成为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在阿善堤的秤砣上，有着书写与算术的发端。在鼓乐仪轨的唱词中，有着历史与哲学的起源。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体积庞大的录音机。最后，他放了几段他特别珍爱的录音：开始是一首部落歌曲或民歌，然后是模仿语言节奏的鼓乐。这些鼓乐让人赞叹。我开始明白，他致力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何等丰富。我开始理解他的激情：想要把这些内容充分地呈现给非洲人、呈现给全世界的激情。
周末他要带三十名学生去一个村子。酋长邀请他们去参加甘薯节，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有些村子甚至会把圣鼓搬出来演奏。他周末要去的那个村子准备用牛来献祭，也许会用五六头牛。周末的乡村之行让他很兴奋。这些古老的非洲仪式对他来说就像肉和酒。它们是他的过去、他的宗教和他的灵魂的一部分。他也是一个作家和学者，那些神秘的东西和非洲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等待着他的笔、他的相机和他的录音机。
可是，三十个学生一起到村子里去？他们住在哪里？怎么安顿他们？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噢，那里有一家旅馆。”
我开玩笑说：“这么说，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待在野地里喽？”
他发出了酋长式的笑声：“每时每刻，每时每刻。”
我跟阿尔蕾特一起离开了。她很钦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她看到通过她的介绍，我们交往地这样融洽，她感到很高兴。
我向她问起那些鳄鱼：“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蕾特？”
她说：“没有人知道，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我从其他人——有非洲人，也有欧洲人——那里又听到了一些关于鳄鱼的说法。我听说，在总统挖宫殿旁边的人工湖、把鳄鱼放进湖里之前，亚穆苏克罗根本没有鳄鱼。我听说，负责照管总统的鳄鱼的人是总统的妹妹，她没结过婚。我听说，鳄鱼在陆地上比在水里更危险；后来，我又听到相反的说法。我还听说，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亚穆苏克罗的鳄鱼会用一种特殊的头部动作来向总统示警。最后我觉得，阿尔蕾特是对的：这些令人恐惧的鳄鱼就是要让人觉得神秘，就是要让人觉得它们是个谜，它们以及喂它们的仪式究竟代表着什么，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13
星期六，当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享受着甘薯节的时候，阿尔蕾特去了大巴萨姆。大巴萨姆是被抛弃的殖民地旧都，当年的一些残垣断壁还保留在那里。有一个画展在大巴萨姆开幕，参展的有当地的白人画家和黑人画家，还有一些海地画家。画展在一栋翻修过的殖民时期的房子里举行，那栋房子属于一个法国人。阿比让所有的文化人都去了，基本上都是外侨，有黑人也有白人。在外侨文化人的圈子里，阿尔蕾特是个人物。星期天，阿尔蕾特又去了巴萨姆，参加另一个派对：外侨在周日举办的滨海游泳节目，其中包括在一家滨海餐厅吃海鲜午餐。
她容光焕发地从巴萨姆赶回来，因为她傍晚要带我去乔基姆·伯尼家里喝开胃酒，乔基姆·伯尼曾经在政府里供职，担任过部长。
伯尼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阿尔蕾特的上司，她对他仍然保持着敬畏之情。在伯尼先生面前，阿尔蕾特一反常态地脸红起来，她一直注意让会面保持郑重的气氛。两天后，我才从阿尔蕾特口中得知，伯尼先生曾经因为涉嫌阴谋反对总统而被判为政治犯，足足坐了五年牢才被总统赦免。
伯尼先生住在阿比让的富裕街区：绿树成荫的街道，一栋栋高大的房子，一片片宽敞的街区。我们穿过一座大门，驶过一段车道，一栋现代风格的混凝土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前面停着很多辆汽车。伯尼先生走出门来迎接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棕色皮肤，看上去有五十七八岁。他走起路来有点瘸，一条腿伸不直。他带我们走上几级台阶，从花园直接来到了会客厅。这里全是现代风格的家具，玻璃和钢铁，每一样东西都很协调。他关上铝合金框的玻璃门，打开了静音空调。
另外两位客人是一位科特迪瓦医生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都五十多岁。伯尼先生和他的科特迪瓦朋友——那位医生——是同一年去法国的：一九四六年。那位朋友在法国住了二十一年，住在图卢兹，他的妻子就是图卢兹人。相比于伯尼先生的棕色皮肤，他的皮肤应该算是黑色，他的块头比伯尼大一些。他妻子说，当他从图卢兹回到科特迪瓦时，他在法国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非洲度过的时间。但他现在已经“重新融入了”他的家庭，每个周末都会回自己的故里。
他在那里怎样打发时间？他说，他照看家里的田地。一到周末，他说，他就变成了种地的。他又用英语开玩笑说：“绅－士，农－夫。”但他不觉得跟非洲乡村的生活方式有点疏远吗？还有伴随着那种生活方式的宗教？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信奉非洲宗教），然而在危机关头——他带着一点诙谐的语气说——他发现自己还是会转身向旧日的信仰求助。
我向伯尼先生问起总统的鳄鱼。（当时我还不知道伯尼先生的政治遭遇。）他说，他的语气不带一丝敬畏，也没有一丝犹豫，鳄鱼是总统家族的图腾。他自己家族的图腾是黑豹。他解释说：黑豹行为谨慎——伯尼先生用右手的手指比画了一个姿势——跃起时，它总是胸有成竹。
母鸡也有可能是图腾吗？是的，医生说。一个家族可以改变自己的图腾吗？不能，医生说。不能，伯尼先生说，图腾是继承下来的，它来自遥远的过去。
这就是伯尼先生的风格：直接、温和、实事求是、不带敬畏。在我遇到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对鳄鱼的事情做出直截当的解释的人，同样，他也是第一个理解了我对总统在亚穆苏克罗的产业发出的疑问的人。有些土地本来可以属于国家，伯尼先生说，有些本来可以属于家族。总统他们家族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的村落酋长。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非洲王国的代理酋长，可以理解成当地总督。殖民地时期，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但现在他们在人民眼中恢复了往日的权威。
医生和他妻子走后，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上。在非洲，宗教是最根本的，伯尼先生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普通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神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不断找寻对方。伯尼先生没有说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但过了一会儿，在他的谈话中，神灵的世界变成了超自然的世界。超自然的力量无法被忽略，他说。他父母去世前，他就做过有预兆的梦。
欧洲人是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必须得允许他们这样。但因为他们只强调和发展人类属性的一个侧面，所以在非洲人看来，他们就像小孩子；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天才，他们看上去就像是问题儿童。这一点曾经让他特别沮丧，当时他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旅行，他看到人们被缩减成一个个单位，被当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对待。这就是非洲人虽然在很多东西上依赖欧洲，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比欧洲人“年长”的原因。
开胃酒的时间其实已经结束；伯尼先生像阿尔蕾特期待的那样慷慨，派了辆车送我们，我们驶出了门卫把守的大门，离开了那里。
两天后，我听说了他的政治命运。这为他增添了一份庄严的色彩。这份庄严使得他对超自然世界的兴趣让我更加感到好奇。
伯尼先生谈到的超自然的世界并不局限于非洲。但是在非洲，你可以飞速地、轻易地进入其他世界。《兄弟晨报》上，政府对抗邪恶法术的战争仍在继续，但这份报纸同时又在含糊其辞地宣传：黑巫术只存在于科特迪瓦的过去。有篇文章报道了比提人的做法。非洲的任何人——根据《兄弟晨报》的说法——都不可能是自然死亡，死亡总归是因为某个黑巫师在作祟，遭到怀疑的人要经受可怕的审判，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要穿上死人的衣服，吃“死人的羊肉”——用腐尸化的汁液浸泡过的羊肉。比提人认为，一般而言，往嫌疑人眼睛里面滴gôpô树的树汁就可以真相大白：他们相信，无辜者的眼睛不会被gôpô弄坏。
有个故事传到了我耳朵里，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它。阿比让的码头上，一批从科特迪瓦运往尼日利亚的货物里面有一个冷藏箱坏了，发出刺鼻的气味。人们打开冷藏箱，发现里面是几个割下来的人头。献祭用的人头可以出口了，新技术在为古老的祭祀服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还是一个“外侨－非洲人”的玩笑？（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非洲人和外侨的幽默感可以相安无事。）我无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清楚这一点：大多数外侨都知道这类故事，包括所有那些关于投毒、殉葬、小孩失踪的故事。他们知道非洲人的非洲，他们让自己的生活跟这种认识相适应。但他们保存在心中的非洲，他们呈现给访客的非洲，是他们用各自的技巧处理过的非洲。
14
外侨一批一批地涌来。最近一批是来自纽约哈莱姆的女人，她们并不全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从一些人的口音可以听出来，她们先是从加勒比的一些比较小的英语岛国移民去了美国，然后才来到了这里，这是另一条返回非洲的迂回路径。她们到非洲来，是为了传播自己那套基督信仰。她们也把来非洲当成回归故乡。她们令人不快，很多人胖得出奇，她们粗劣的装扮就像是一种自虐，有些人带着可怕的假发，有些人长着又粗又短的腿，却穿着下摆宽大的印花短裙。她们像是一群因为对长相的共同绝望而聚集到一起的女人。
她们也许下意识地以为她们是黑人，所以在非洲总算可以过关了。但非洲很残酷：哈莱姆女士来到了一群目光敏锐的人群中间，他们会精确地判断你的部落和社会地位，敏锐地评判你的体形仪态。也许，在一种方向相反的冲动的驱使下，她们又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比留在黑暗大陆上的人更先进。但在这一点上她们也被误导了：科特迪瓦人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深处，对种族的看法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单纯，他们现在只是被太多外侨弄得麻木了，对外侨不太理会。无论哈莱姆女士怀着怎样的动机，她们来到科特迪瓦之后，都变得羞于见人。她们似乎从来不离开旅馆。有时候，她们会逮住一个落单的侍者布道；但一般情况下，她们都是一起坐在大堂，把她们的小册子放在大堂的桌子上。
阿尔蕾特来跟我喝送别酒时，那些女士正坐在大堂，她们已经因为久坐而筋疲力尽，因为无所事事而沉默不语，但她们那令人窒息的亮相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待在大堂，径直去了酒吧。
阿尔蕾特的非洲同哈莱姆女士来到的非洲有天壤之别。我和阿尔蕾特刚认识不久时，她向我谈起科特迪瓦男人跟她这种类型的外国女人失败的婚姻，她当时告诉我，生活在非洲、理解非洲的方式，就是让你所有的既有观点都变得不确定。她当时又说，这是好事。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中，她准备向我讲讲她学到的非洲方式。我们先是在酒吧，当黄昏笼罩着咸水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酒吧的阳台。
她谈到两个世界，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这两种现实观让非洲人显得特别不关心物质环境。她在科特迪瓦看到了这一点，她说。周末，有钱有势的人会毫不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轻松地重拾他们的棚屋生活，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棚屋生活。她问过从加纳来的人（那个国家正处在混乱中）：“你以前很富有，现在变穷了，你的国家也一团糟。你不焦虑吗？”他们说：“昨天我们过得不错，今天我们过得不好。事情就是如此。明天我们也许又变好了，也有可能没变好。事情就是如此。”这是上面的世界的规律；而里面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仍然保持着完整。那才是要紧的事情。
我说：“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意外，阿比让变成了废墟，对你来说也不要紧？”
阿尔蕾特说：“是的，不要紧。人可以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活着。”
一些法国人从酒吧里来到阳台上，外面已经不热了，光线变成了灰蒙蒙的赭石色。他们是一些商人，在旁边的桌子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纸和文件夹，开始讨论。其中一个人对阿尔蕾特产生了兴趣，神情夸张地打量着她的腿和高大丰满的体态。她背对着那个人，没注意到这一切。她在说话，一边说一边吃着坚果和薯片。
在宾馆的会议室里，有人在开商务会议，很多白人坐在桌子后面，听一个站在白板前面的人讲话。白板上的一切只是幻影，他们正在为注定要消亡的东西制订计划。太阳在尘埃凝结的薄雾中下沉：沙尘风终于抵达了沿海。咸水湖上一片雾霭，远处的湖岸在雾霭中变得模糊，仿佛一片温带的景象。宾馆一侧的工地上，工程正在继续，人们正在这片迅速崛起的区域建造新的房屋。
我说：“阿尔蕾特，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牢靠。你让我觉得，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建造在沙上。”
她说：“世界就是沙子，生活就是沙子。”
我觉得她说的正是印度教的关键教义，印度教徒在危机关头会感觉到那是真理：生命即幻像。但我的感觉是错的：观念都有其文化归属。阿尔蕾特的这种认识，她对两个世界的感受，都是通过她对“奥理研究”和非洲法术的兴趣而获得的。这种认识来自她所崇敬的非洲部落生活：酋长拥有的赦免能力、一年一度的和解仪式、圣林中举办的成年礼：年满七岁的男孩要接受三个月的考验，通过这些考验，他们将对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获得新的领会。印度教“一切皆幻”的概念来自对“空无”的冥思。阿尔蕾特将世界视为流沙的看法，则来自她对一个优美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理解和崇敬。
她讲得富有激情，饱含诗意。她一直在吃东西，隔壁桌上那个法国男人一直在看她的腿。
她非常敬重被奉为圣人的非洲智者，阿比让当时就有这样一位圣人，他住在非洲区特雷什维尔。他名气很大，总统都想把他请过去。但这位圣人更愿意住在现在的地方：特雷什维尔区一座简朴的乡村院子里。他说，如果他住到了中产阶级的科科迪区，需要他帮助的人就没办法去找他了。他们没钱坐出租车，只好步行，而科科迪的看门狗会咬他们。
阿尔蕾特说：“前段时间，我回马提尼克探望父母。感觉太糟糕了，安的列斯人真的有些病态。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我告诉你发生的事情。我回非洲的航班——那是一个特别航班——延误了两天，我心急如焚。结果我妈妈很受伤害，她觉得我居然这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她。我爱我的父母，但我要离开马提尼克的迫切愿望超过了我对他们的爱。那里的人头脑狭隘，被自己的历史给压垮了。生活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广阔，而那里的人只要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们自以为比非洲人优越。但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
我问起她对亚穆苏克罗的看法。如果世界只是流沙，为什么要建造那座巨大的城市？
她说：“总统想让非洲融入现代世界。”
我认为她的意思是说，建造亚穆苏克罗这样一座城市，并不是要将它所代表的世界作为唯一的现实接受下来。艾博尼——那个诗人兼公务员——表达过类似意思。艾博尼的父亲对他说过：“我送你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我们向宾馆外面走去，在大堂里从那些哈莱姆女士身边经过。
阿尔蕾特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她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黑人跑到这里来让非洲人改宗。她们就跟其他想干这件事情的人一样，把自己的灵魂疾病带到了非洲。她们其实应该被非洲改宗，她们都是些疯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七月
（翟鹏霄译）
科特迪瓦共和国，位于西非，旧译“象牙海岸”。
作者写作本文时首都为阿比让，1983年，议会通过决议将首都迁往亚穆苏克罗。
即马尔维纳斯群岛。
马提尼克岛，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法国的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
西德尼·波蒂埃（sidneypoitier，1927－），美国演员，因主演《田野里的百合花》获得1964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黑人演员。
阿比让的一个行政区。
英国知名家具店。
乌干达首都。
指的是在贝宁帝国皇宫（今尼日利亚境内）发现的一千多件铜像，是伊多人在13世纪制造的。1897年这些铜像大部分被英国人夺走，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两百多件。
指加纳的沃尔特省。
原文为法文。
指安的列斯群岛，西印度群岛中除巴哈马群岛以外的全部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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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