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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穆苏克罗位于科特迪瓦水汽充沛的森林深处，是黑非洲的一个奇迹。它曾经是个小村庄，当年的它也许像西非丛林里的其他村庄一样，遍布着住上两年就会烂掉的茅草屋。但亚穆苏克罗也是这个地区的部落酋长的驻地，在法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直接统治之下，酋长的权威——道德、灵性与法术的权威——并未被人遗忘。
那位年迈的老人现在仍然是酋长，他接受过法国教育，成了法国人所说的“殖民地”医生，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法国出品，但终归算得上医生。后来，他成了一位政治家、一位抗争领袖。随着一九六〇年的独立，改换了面貌的丛林重新回到了它的人民手中，酋长也从此成为科特迪瓦的统治者，一直到今天。
他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他任用法国的技术人员、顾问和管理者，在天然矿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仅仅凭着热带雨林和土地资源，就缔造出了一个富裕之邦。科特迪瓦已经富裕得需要从周边的非洲国家引进劳动力，那些国家要么经济落后，要么秩序混乱。外来劳动人口的增长跟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水平相当，整个国家的居民总数已经从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万增长到今天的九百万。首都阿比让，当年那个在咸水湖淤积的、臭烘烘的黑淤泥上悄然兴起的码头，如今已是西非名列前茅的大港。深入内地一百五十英里，在一条不会让法国人丢脸的公路尽头，总统的故乡——亚穆苏克罗——也已经改变了面貌。
总统的故居其实已经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整个村庄——茅屋（如果还有的话）、公地以及近乎神圣的仲裁树——都被圈进了新修的总统宫，掩藏在绵延几英里的高高的宫墙后面。
宫殿侧畔有一片人工湖，湖中放养着乌龟和食人鳄，这些具有图腾和象征意味的生灵都是属于总统的。亚穆苏克罗以前没有鳄鱼，谁也说不清这些鳄鱼到底有什么含义。但鳄鱼会让所有的非洲人立即想到危险，想到集总统与酋长职位于一身的领袖对他的权柄那深信不疑、神秘莫测的把握，那权柄超出了人类的属性，仿佛是从大地中散发出来的。
酋长的权力和智慧已经让亚穆苏克罗周围的森林消失了。曾经的非洲田野、未经开垦的公地和杂乱的林木，如今已经是整整齐齐的机械化种植园。芒果、鳄梨和菠萝的种植区动辄几平方英里，所有的果树都排成整齐的直线。非洲人平常看到的大自然都是杂乱不驯的丛林，因此直线在他们眼中充满了美感。据说，在非洲的这个地区，耕地归使用者所有，丛林则不属于任何人。几年前，亚穆苏克罗周围的种植园被赠给了国家，在那之前，它们都是总统的私产。
总统的构想一向很宏伟，而他对亚穆苏克罗的规划格外宏伟。他希望它跻身于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都市行列。这里的土地都平整过了，环绕着未来都市的大道也已经修好，路面像机场跑道一样宽阔。夸张、奢侈的现代楼群拔地而起（其中不乏设计得很出色的建筑），矗立在荒郊野外一片铲光了植被的土地上，等待着被充分利用。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修建了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迄今为止维护得很好，顽强地抵挡住了长势迅猛的丛林的侵蚀。修建高尔夫球场是总统的主意，尽管他自己并不打高尔夫。高尔夫球进入他的脑海时，他已经很老了，他便以慈祥的领袖风范，号召他的全体子民——科特迪瓦六十多个部落的每一个人——打高尔夫球。为了接待来访的客人，这里修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是法国索菲特的连锁酒店。酒店宣传册是在法国印制的，银灰色的封面透着王者气派。“追踪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故园踪迹，”宣传册上写着，“发现明日非洲的超级现代构想。”
两种思想并行不悖：超级的现代梦想也可以为古老的非洲服务。这其中依然有着法老遗风，透出一抹远古世界的色彩。远离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俱乐部，远离总统酒店的游泳池，远离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浮华，矗立着人工湖畔的总统宫。光光的宫墙把总统的祖村和仲裁树围了起来，不让普通人看见；宫墙外，每天都有人用生肉饲喂总统那带有图腾意味的鳄鱼。人们可以到这里来观看。然而通往亚穆苏克罗的路途相当漫长，沿途那片植被斑驳、地广人稀的旷野也令人望而生畏，只有驾车的人才能轻轻松松地来到这里，而这部分人往往都是外来的访客和游客。
喂鳄鱼的仪式每天下午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湖边围着轿车和衣着鲜艳、端着相机的游客。这些鳄鱼是圣物，一定要为它们献上活的贡品：一只鸡，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这种献祭的元素，这种对权力与残酷的徐徐展示，令观者不安，但这正是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它仿佛把黑夜与森林再度带到亚穆苏克罗之梦跟前。
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无论他持有怎样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非洲在他眼中经常呈现为嬗变中的状态，她似乎总是处在马上就要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的临界点上。因此，非洲总会勾起一个人的希望、雄心、沮丧和恼怒。就连科特迪瓦取得的成就也让人感到焦虑：这种成功会持久吗？非洲人有能力从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手中接过他们为非洲人建造的一切，并让它们高效运转下去吗？
当一个人来到亚穆苏克罗这样的地方，他的焦虑就会变得尤为强烈，他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太真实。在这里，你瞥见了一个非洲的非洲：非洲在她自己眼中——无论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事件，无论近年来呈现出多少世俗的辉煌——永远是完满的，永远是取得了高度成就的，爆发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完美非洲观”本不应该令我惊讶。与之类似的宗教情感当年就像阵阵迅疾的风，鼓动着加勒比地区的很多奴隶起义。在加勒比地区各种教派的组织当中，完美非洲观长盛不衰，同时也感染了当地的政治。黑加勒比地区最近兴起的很多政治运动都带着非常纯粹的非洲的一面：对非洲千年复国梦充满狂喜的向往。
新大陆的种植园充斥着来自西非的奴隶。但是当我来到科特迪瓦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这一点。我来这里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世界太繁复了，我们只能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分装在大脑不同的小隔间中。我想来西非，是因为我从未来过这里，我想看看曾经的法属殖民地，想看看一个非洲国家如何能在黑非洲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非洲人的胜利、非洲的法国，这些迷人的想法把我带到了这里。
“非洲的法国”是我个人的幻想，它来自我对法语的热爱，这是一个中学男生的特别的爱，它是英属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们在我心中点燃的，这些教师很多是黑人或黑人混血，他们都深深地喜爱法语，而且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从来没有明说，但处处都在向我们暗示），法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国家。非洲的法国：我想象着法语从优雅的非洲人嘴里讲出来，我想象着身材高挑、裹着头巾的女人，就像马里女人和刚果女人，我想象着红酒和热带的林荫大道。
然而，在科特迪瓦的溽热中，午餐时分的红酒让人昏昏欲睡，而且这里的红酒大多是玫瑰红酒，产自摩洛哥；西非的法国人跟西非的英国人一样破落，带着刺耳的口音；阿比让的商业中心小小的、干巴巴的，丝毫没有林荫大道的影子，只有黎巴嫩人开的商店，这里一片那里一片，躲在新建的高楼大厦投下的阴影中，诉说着不久之前那个更为乏味的殖民城镇的故事；这里没有林荫大道的幽静，只有“时髦的”非洲人街区传来的非洲话的嘈杂声。除了这些，这里也像很多前殖民地一样，矗立着崭新的国际酒店，散发着与周围的事物毫不相干的、既有的光辉。
在高尔夫论坛酒店的游泳池周围，法国商人和技术人员小乳房的妻子们赤裸着上身在晒日光浴，长着黑色和橙色花纹的蜥蜴在四周爬行。非洲要等到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到来，她是以卡巴莱舞的形式到来的：这不是非洲人居住区的夜总会里的非洲，而是官方赞许的“文化的”非洲：来自森林的、带有准宗教或法术意义的舞蹈，如今在风景宜人的花园里上演，女人哼唱着歌谣翩翩起舞，舞台的灯光抚弄着她们袒露的丰满的乳房。
我并没有真的以为我能在非洲找到一个法国，那只是我的幻想。我没有料到的是，在科特迪瓦，法国和非洲仍然像是两种截然分离的东西。这让大都城阿比让呈现出来的成功景象更加令人费解：在城市的大马路上，方向指示牌处处显示着法国的痕迹；市中心矗立着摩天大楼；这里有大学校园和高尔夫球场；工人居住区四处蔓延，虽然凌乱，但并不贫穷；人种混居（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为数不少；政府修建的公寓鳞次栉比；巨大的港口和工业区在运转；暮色中，已经被污染了的热带咸水湖湖面反射着高峰时间“滨海大道”上穿梭往来的车灯。
“这难道不是很美妙吗？”一天傍晚，一个美国使馆的人望着此番景象对我说，“他们仅仅凭着一点咖啡、一点可可就做到了这一切。”
他们用看似很少的东西创造了财富，而且分享、利用了这笔财富。但科特迪瓦的繁荣已经退潮了。咖啡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可可价格下跌了一半，前来开采石油的人正在离开科特迪瓦，去往非洲其他的法语国家。人们现在有些不满；有人开始对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数量之多表示抗议。但这个国家毕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非洲的这个角落，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秩序，仅凭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是个奇迹。
这个国家周围的地区要么一片混乱，要么一无所有。在文盲和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利比亚，数位前任政府官员在海滩被枪决了，没举行任何仪式，从那之后，利比亚就一直被军队统治着。（新闻报道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呵：度假场景中，惊慌失措的人穿着西装或睡衣，身穿制服的人端着枪，远处传来大海的涛声。）几内亚，以前也和科特迪瓦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她本来有可能比科特迪瓦还要富庶，但现在已经陷入了濒临崩溃的、杀人不眨眼的暴政统治，该国死囚牢中的“黑伙食”已经臭名昭著：他们既不给犯人吃的，也不给喝的，让犯人活活地衰竭而死。加纳，一九五七年独立的时候比科特迪瓦富裕得多，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高很多，机构也很健全；而如今，频繁的政变已经让加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劳动力大量流出。
然而就部落而言，加纳人、几内亚人跟科特迪瓦的一部分人很相近。部落和民族不受国家界线的约束。虽然科特迪瓦自称自由之邦，但它也是一个非洲国家，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着它自己的个人崇拜：独立时当上总统的人仍然在当总统，一直没有卸任。科特迪瓦的事业不是一日建成的，靠的是二十年来的经年累月之功。因此很显然，它能取得这种非洲式的成功，其中一定有某种适合当地人的组织原则（它远远超出了总统的个性），某种容易把握、容易复制的东西。
科特迪瓦人提供给外来访客的解释言简意赅，他们已经向其他访客解释过无数次了：加纳等国开展的国有化运动是白领和律师的运动，他们迷信意识形态，想用外国的观念一夜之间把非洲高尚化、非洲化；而科特迪瓦的国有化运动要简单得多，他们是农场主、农夫和村民的运动。
我到科特迪瓦不久遇到了一位大使，他对这种解释做了补充。他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加纳又平息了一起政变。这两个国家在独立的时候就不一样，大使说，气候和植被是它们仅有的相似之处。加纳独立后，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设“行政结构”；科特迪瓦则致力于创造财富，从农民的耕作中创造出财富。科特迪瓦不怎么关心非洲化，他们修筑公路，拉近了村庄与市场的距离。他们为农村提供服务和安保——安保非常重要。他们让村庄不再与世隔绝，从而让人们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成功了。现在，公路和旅馆遍布整个科特迪瓦。即便是位于国家腹地的总统故里亚穆苏克罗，距离阿比让也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那是总统的故里，也许只是关心农业的政府将其从封闭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农耕村庄中的一个。
大使说话必须字斟句酌，他们的工作很特殊，他们必须过着符合特定仪式的生活。作为官员，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不应该跟当地人相去太远，因为他们必须跟当地人打交道。因此跟大使在一起，就和跟黑非洲的其他外国侨民在一起时一样，一开始，他们都显得模棱两可。当他们说一些不得已要说的话时，听上去都像是在否认或无视某些他们心知肚明的东西。外国侨民对非洲的非洲也许了然于胸，但他们不会在跟访客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这个非洲和盘托出。他们都是有工作、有技能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他们自尊的一部分，他们要呈现给访客的非洲跟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并非没有诚意。在非洲做某些工作、按照另一种文明的原则和技巧行事，这些举动有时就像是在超然地践行美德。很多外国侨民——那些在解放后的黑非洲留下来的人——成了真正的好人，而且不少人变得异乎寻常地孤独。
菲利普是外国侨民，从他那里，我第二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菲利普是英国人，三十七八岁，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非洲度过的。他现在供职于一个非洲国家间组织，他的妻子是圭亚那的黑人姑娘，非常美丽，来自一个在英格兰定居的黑人家庭。很奇怪吧，菲利普说，在他们的婚姻中，非洲一方竟然是他，而英国这边的珍妮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
那个周末刚好是珍妮特的生日。他们准备星期天去海边的大巴萨姆庆祝一番，那里是侨民周末远足的地方。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汽车驶出阿比让，驶过外来劳工简陋的聚居区，驶过椰树庄园——那里种着成排的椰树，椰树的轮廓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地构成了一道道狭长的景深——驶过一排排出售非洲小玩意和手工艺品的茅草屋，来到了殖民地的旧都：已经沦为废墟的大巴萨姆——一八九九年，一场黄热病肆虐之后，大巴萨姆被抛弃了。我们驶过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驶过积着厚厚的尘土的街道，终于来到了海边，来到了茅草屋顶下的星期天餐厅。在科特迪瓦逗留了两周之后，我发现，到大巴萨姆远足是侨民生活的固定节目，是他们那单调乏味、刻板拘束的生活的一部分。
靠近阿比让城边的地方，公路变得非常宽阔，而且没有中央隔离带。特意这样修的，菲利普说，这是为游行准备的。
“就像亚穆苏克罗，”菲利普说，“你应该设法去一趟，最好是晚上抵达，你会看到通明的双排路灯，惊讶于自己身在何处。而到了早晨你会发现，你身在荒野。”
我们路过了一片低矮的兵营。这个兵营似乎已经驻扎了很久，他们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军团。他们很低调，菲利普说。他们到科特迪瓦只是来受训的。
我对他说：“这些非洲国家各有各的个人崇拜，待在这样的国家，你觉得沮丧吗？”
以我们的交往程度来看，这个问题问得太尖锐了。
他说：“每个地方都有个人崇拜。如果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福克兰群岛危机，我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严重的个人崇拜。撒切尔夫人让自己变得位高权重。”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是同一回事。
他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地直截了当：“不。”很快，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像是在为自己和自己前面说过的话做解释：“你必须理解，非洲人比较偏爱个人崇拜。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多党和多头只会让他们困惑，我见过那种局面。”
第二天的使馆午餐会上，大家谈起了非洲人对权威的态度。我听到有人说，总统已经觉察到国内正在滋生不满情绪。出于宽仁和践行正道的愿望，他试行过“民主化”。科特迪瓦只有一个政党，选举时一般也只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各选区的选民只需投票支持或反对党的候选人就可以了。最近一次的选举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选举办法规定，党内任何人都可以出来竞选任何席位。代表大会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席位，有六百多位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百分之八十的老代表落选了，其中有些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党代表。
某种形式的民主的确实行了，但在政治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老代表们已经有了一群追随者，已经成了长老。在非洲，一旦是长老，就永远是长老，直到死去。被革除了权力的人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回到村庄，再度成为普通的村民，因为他们已经颜面扫地。所以这次民主试验损害了乡村生活的凝聚力。选举以来，电视上有无数节目在强调“调和”的必要性。“民主”，人民做主，这是外来的理念；而“调和”是非洲的理念——事实上，在某些村庄和部落，每年都会举行专门的调和仪式，主持人是当地酋长。
就像很难免除长老或代表的职位一样，总统也很难不再担任总统（但在那天午餐会上，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尽管他已经很老了，有八十岁了，也许是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年龄）。总统不能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亚穆苏克罗的浩大工程。工程离竣工还遥遥无期，总统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总统是个民主派，也反对部落主义，但仍然坚持要在他统领的伯尔罗部落中选拔他的继任者。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保（或者说“试图确保”）亚穆苏克罗的工程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
我听到人们说，亚穆苏克罗在飞速发展：从前的内地农村，现在已经道路四通八达，设施健全，极其宽阔的林荫路在雪亮的街灯照耀下通向荒野；它已经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城市，意在让一位非洲的统治者永垂不朽。当我意识到整个工程的法老式的宏伟规模时，我开始担心起它的未来。我想起那些古埃及的纪念碑，环绕着法老名字的纹饰经常被法老的后继者毁坏得面目全非，而神圣法老纪念碑上的那些经过雕琢和打磨的石头也会被砸碎，当成普通的石块，随随便便地用在另一块纪念碑上。而亚穆苏克罗的非洲梦正在由来自另一种文明的人创造着：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们的技艺也很容易在这片大陆上销声匿迹。
就这样，现代非洲取得的成功给我的第一印象打了折扣。在这里，成功变成了统治者的非意识形化的个人崇拜的表达，统治者是掌权家族的族长；这种机制依赖于非洲人对权威的观念。而这一切的基石是法术。
我最后之所以得出了关于法术的看法，依靠的不是秘密的信息源，而是最公开的消息途径：报纸。
科特迪瓦有一家日报——我只看到这一家——叫《兄弟晨报》，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在第一版的左上角刊登总统的一点“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头版的主打文章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份报纸也有体育版，但这些版面丝毫没有冲淡报纸的严厉风格。报纸上没有八卦，也几乎没有来自警方的任何报道。《兄弟晨报》呈现的是一个劳动中的国家，一个学习中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在上夜校的国家。然而，在我来访的第一周结束时，报纸上终于出现了一条真正的新闻。它在周末报的内页上占了两版，内容显然是当地一起家喻户晓的耸人听闻事件。
距离阿比让十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宽阔的马路从那里经过，村里一位教师的房子不时迸发出神秘的火光。一个读者写信给报纸，提出那栋房子周围很可能有逸散的天然气。但这封信不起眼地印在右侧页面的最底下，加上了一则标题：“一种科学的解释”。而故事的主体——报道正文——说的却是：十七公里的燃烧之谜已被破解。
解密人是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布道者。天体派教徒早在受邀前来探秘之前——当时那位教师正在把大笔的钱支付给制作神物的人和穆斯林法师——就已经跟神灵沟通过了，他们“发现”恶灵是整件事情的根源。根据天体派教徒的说法，这类调查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神秘层面与人类层面。在神秘层面上是邪灵在作祟；在人类层面上则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人，这个人变成了纵火者。
天体派教徒凭着他们特异的禀赋，已经找到了这个人。邪灵一旦被发现，便立即处在了下风。那个邪灵已经去找过天体派教徒了，恳请他们不要干涉它，让它继续在科特迪瓦秘密地干这种邪恶的勾当。它想贿赂天体派教徒，但遭到了拒绝。然而天体派教徒还是跟邪灵展开了对话，他们问邪灵，为什么要在教师的房子里放火，那个邪灵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说，它是房子的主人。这显然是一种威胁，天体派教徒不打算再听下去，立即命令邪灵不仅要离开那座房子，还要彻底地从科特迪瓦消失。邪灵乖乖地走了。
现在，教师的家前门竖起了一个守护十字架，这个饱受折磨的人终于重获安宁。天体派基督徒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胜利，唯一令他们遗憾的是那位教师把很多钱花在了神物和穆斯林的法术上面。而他们这些基督徒，仅仅凭着对耶稣的信仰和几根蜡烛就解决了问题。
就这样，十七公里的故事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这是一个道德说教故事，就像《兄弟晨报》的很多内容一样，整个故事带着循循善诱、抚慰人心的味道。邪灵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击溃了。不仅仅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心灵重获了安宁，整个科特迪瓦也得到了一次净化。
《兄弟晨报》没有提到谁被附体了，也许是出于法律上的慎重，更有可能是出于对邪灵的忌讳。记者只给了一些暗示：那个被附体的人经常出入那座房子，跟教师的家人很熟，为教师做很多事情。《科特迪瓦星期日》杂志用了两页图文特稿来报道这件事情，登出了教师和他两位妻子的照片。被附体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一位妻子呢？两位妻子看上去都无精打采的，跟那位无精打采的教师一样，不同的只是她们两个都形容消瘦，而教师有点胖。黑巫术和邪灵的出现似乎让这三人都见识了一下什么是地狱。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科特迪瓦星期日》的封面文章讲的就是真正的宗教与黑巫术、好法术与坏法术之间的斗争。
外国访客看到阿比让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便联想到非洲的发展与成功。但阿比让位于非洲，在非洲人的意识中，这个世界的安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保障。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传递着抚慰人心的消息：非洲隧道的两端都有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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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门旅行，是为了发现其他的意识状态。在这场认识的历险中，如果我所到的地方，人们都过着拘束的生活，这说明我的好奇心还部分地受制于我的特立尼达殖民地背景。我选择的地方，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陌生，都跟我业已知道的东西有一定的联系。一旦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一旦一个地方再也没有出乎我意料的东西，这场认识的历险就结束了，我就会焦灼不安地想要离开。
我的好奇心是一个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种学者或记者的好奇心。因此当我旅行时，虽然我只能让我所发现的东西牵引着我，但我同时又仿佛生活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随着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交织、一起事件为另一起事件拉开帷幕，我也从一无所知走向豁然开朗。这场认识的历险也是人性的历险：我只能跟从意气相投的召唤。我不用勉为其难；没有哪个发言人是我必须要见的，也没有哪个人是我一定要采访的。通过我慢慢喜欢上的那些人，我最能找到我想要的、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在科特迪瓦，我主要在外侨中间走动，他们当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我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打量着这个国家。
特里·施罗德是这些外侨中的一员，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员。他年近五十，是个身材瘦削、相貌英俊的单身汉，有着让女人既着迷又觉得不可接近的忧郁气质。他准备早早地从外事职位上退休，科特迪瓦是他的倒数第二站，而且他在这里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对我说“一点咖啡、一点可可”的就是特里，他赞叹科特迪瓦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他对它的非洲的一面也有自己的感受。
也正是特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告诉我，科特迪瓦住着一位著名的非洲圣人，他已经很老了，他是总统的灵性顾问。这位圣人也乐得为其他事情担当顾问，特里希望我能见见他。但那位圣人不幸“住院”了，我在科特迪瓦逗留期间他一直没有出院。这位圣人名叫阿马多·汉培特·巴，他以前担任过大使，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但他在科特迪瓦的声誉都跟他的灵性造诣有关，因为他精通数字命理，对其他玄奥秘传的东西也颇有研究。特里跟他比较熟，可以去医院探望他，特里总是称他为“汉培特·巴先生”〔“汉培特”的发音跟“humpty”（矮胖墩）相去不远〕。汉培特·巴来自科特迪瓦北边的马里，他是穆斯林，但非洲宗教在他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伊斯兰教是我的父亲，非洲是我的母亲。”据特里说，这是汉培特·巴的名言之一。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在非洲，当一位老人死去时，一座图书馆也随之烧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特里还跟我说起一个人，他在研究当地的乡村巫医（或者说是药剂师）。巫医里面有些人确实掌握了某种知识，能够用非洲的方法治疗非洲人的神经症，他们也了解草药和毒药。他们对毒药讳莫如深，他们掌握的毒药知识让人害怕，这构成了他们的一个力量来源。
谈起毒药，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加勒比群岛。在旧时代，奴隶种植园不断有“新黑鬼”（这是他们的称呼）补充进来，这些黑人就来自科特迪瓦这类地方，毒药是奴隶和奴隶主面临的特殊恐怖事件之一。奴隶中总有会使毒的人；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间，隐藏着一个地下的非洲世界，里面通常能找到一个储存了好些毒药的人；而一个复仇心切的奴隶会做出很恐怖的事情。一七九四年，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科布伦茨庄园有一百名奴隶中了毒，庄园主被迫放弃了这份产业。一八〇一年，流亡的德·蒙塔龙贝男爵买下了这座庄园，投毒的人又开始活动了，在男爵拥有这份产业的第一个月，他投入庄园的一百四十个“熟练”奴隶损失掉了一百二十个。
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对非洲法术的恐惧不亚于毒药。奴隶制依赖于奴隶的服从，依赖于奴隶接受自己该受奴役的逻辑。然而一位擅长说服别人的法师能够唤起非洲人的本能，他们会让其追随者觉得白天工作的世界不真实，会让平常比较顺服，甚至是忠诚的奴隶起身反抗。因此法师一旦被指认出来，就会被施以酷刑。在特立尼达和马提尼克，他们会被活活地烧死。
法术与毒药，在群岛旧文献的描述中，它们显得像是绝望中的武器，在那个时候也许的确如此。然而在科特迪瓦，它们是一个依然完整的世界的一部分。科特迪瓦官方弘扬的非洲文化虽然有时显得只是吸引游客的题材，但其实也是非洲宗教的一种表达。即便是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面具，即便是高尔夫论坛酒店游泳池旁边上演的舞蹈，其中仍然包含着某种敬畏感，散发着广为施行的法术的光晕。这里的人知道另一种现实，他们轻松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灵性与神灵的世界里。
特里·施罗德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蕾特。阿尔蕾特是个黑种女人，来自马提尼克。她的法语优美而清晰，让我心中那个中学男生对法语的爱一下子完全复活了。她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待人极其友善，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知识，她将让我弄懂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跟他结了婚，在科特迪瓦一住就是二十年。但她现在已经离婚了，她的前夫去了加蓬，那是法国在非洲的最新领地，盛产石油，遍地黄金。阿尔蕾特在阿比让大学的艺术系工作。她一个人住，在外国人社区中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她害怕孤独。她是一位外侨——在科特迪瓦，外侨有白人也有黑人。
马提尼克，法国，说法语的非洲：一条清晰可见的环环相扣的生活轨迹。若是在以前，当我身处地域逼仄的特立尼达，从黑人老师那里学习法语、倾听他们对法国文化之开放与自由的赞叹时，我会觉得阿尔蕾特的生活之旅非常浪漫。但是当我酝酿我的科特迪瓦之行时，我并没想到，法属西印度群岛人正在沿着迂回的路径返回非洲。就这样，除了我自己能联系上的人，别人也开始帮我介绍其他人。科特迪瓦变得不再像我想象中的那个国家。
我们是在歌德学院赞助的一次钢琴演奏会上遇到阿尔蕾特的，歌德学院是西德大使馆的文化机构。特里之所以去参加那场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一个外交同行：外国使馆举办的文化晚会往往吸引不到很多来宾。科特迪瓦人富有、成功，享受着外国劳工的服务——总的来说已经厌倦了外国人，很难调动他们的胃口，特里说。特里自己举办文化晚会的时候会先安排一顿晚餐，希望人们用过餐后会留下来，但这一招并不总能奏效。外国文化太外国了。美国人在科特迪瓦举办过的最隆重的活动是美国海军波特兰号的来访：就在不久之前，美国人用无与伦比的登陆艇演习了一场对离岸岛屿的袭击。
特里带着一丝伤感的骄傲说：“那场演习让科特迪瓦军方开了眼界。”
阿尔蕾特住在一座院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政府公寓。我们开车去接她，没接到，就去了歌德学院。她已经在那边的花园里等我们了，一个身材高大、棕黑色皮肤的女人穿着一袭亮闪闪的白色长裙，在灯光和树影中显得有一丝凄凉。她在嚼着什么；她总是在紧张地嚼着、吮着糖果，或者在吃着什么东西。他们已经把她公寓里的水给停了，她说。她对账单有异议，拒绝付钱，他们就把她的水给停了。现在她轮流到几个朋友的家里用浴室。（她为水的事情搏斗了几天，但最后还是付了账单。）
钢琴独奏会的听众是白人。歌德学院为说法语的非洲献上的钢琴家是个阿尔萨斯人，他有一个法国名字。他以前为歌德学院做过非洲法语地区的巡演，在当地获得了知名度。他高挑细瘦，半带微笑，脚穿笨重的黑皮鞋，有着一双白皙而有力的大手。每当掌声响起，他便起立鞠躬，从演奏台上小心翼翼地走下两级摇摇晃晃的活动台阶，然后轻快地走到大厅尽头，仿佛再也不回来了，但他只是在阴影里面等上一会儿，便再次向演奏台走来，走上摇摇晃晃的台阶，再鞠一躬。结束的时候，他走回来了两次，演奏了两首加演曲目。
阿尔蕾特用法语说：“我跟特里打赌，这里只会出现十张黑人面孔。但我错了，只来了三个。”非洲人不喜欢文质彬彬的音乐，阿尔蕾特说。他们只喜欢非洲夜总会的音乐。非洲学生即便到了巴黎，也只想找那种音乐来听。但不管怎么样，她说——她随着她讲的法语节奏摇着头，承认她自己在今晚的独奏会上也有些坐不住——钢琴家今天选了一些难懂的曲子。
钢琴家和德国文化参赞站在门口向宾客道别。钢琴家整洁、缄默，身穿黑色西装。参赞有着艺术家式的随意风格，戴着一副大大的圆框眼镜，圆脑袋上留着一头长长的红发。他为晚会的成功感到高兴。这次晚会开销不菲，他对特里说，毕竟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阿比让的歌德学院一年只能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位钢琴家本来要去加纳的阿克拉，但是——参赞做了一个外交官的耸肩动作，尽管我们都知道加纳的事情，但他不好评论。
音乐会之后，阿尔蕾特和我去了特里的房子。那是一座单身汉的房子，客厅很大，而且装饰得很正式，特里的很多文化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客厅里摆着来自东方的纪念品——特里曾经在东方供职——还有一些非洲的面具和其他器物。特里为我们拿来了红酒，然后下厨给我们炒鸡蛋。
阿尔蕾特向我谈起了法国人。她喜欢法国文化，她说。但她讨厌法国人的礼节。她指的是法国人在社交礼节上刻板拘泥，最喜欢在“正确的杯子、正确的餐具、恰当的红酒”这些问题上小题大做。对于那些小家子气的法国人来说，尤其是在阿比让这样的地方，这套繁文缛节就像是道德原则一样不容违背。法国人对食物也过分痴迷。法国食物是法国神话的一部分，但阿尔蕾特对此并不欣赏。当你从国外回来，他们只知道问你：“mange-t-onbienlà?”（那里的东西好吃吗？）对这样的人你怎么欣赏得起来。
阿尔蕾特说，在科特迪瓦，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加勒比人）的行为方式一如法国人。他们瞧不起非洲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文明人、是法国人，他们期望非洲人仰视他们。“但他们失望了。”西印度群岛人弄错了；非洲人不会仰视任何人；对于居住在科特迪瓦的一部分西印度群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让他们心里充满了压力。
因此，尽管阿尔蕾特对非洲人和夜总会音乐有些微词，但她还是把自己跟法国人和某一类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区别了开来。而且很显然：尽管她的非洲婚姻以失败告终，尽管她现在形单影只，但她心中仍然对非洲一往情深。
我们的晚餐是鸡蛋、黑面包和红酒，谈话转向了阿马多·汉培特·巴，那位圣人，总统的灵性顾问。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他是个伟人，是非洲的伟人之一。”
特里手里多出一本阿马多·汉培特·巴的小册子《一个穆斯林眼中的基督》。十九个月前，圣人曾经送给《纽约时报》的弗洛拉·刘易斯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并用颤抖的手给她签了名。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这本小册子上读到了汉培特·巴的数字命理计算，他运用了乞灵术和其他宗教法则证明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本质上的同一性。
汉培特·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进行对话的人”。小册子最后一章讲的是科特迪瓦总统，他说，总统在处理国务之余，经常跟他就灵性问题进行长谈。一天，他请总统讲个故事——比方说，他从非洲长老那里听来的传奇——故事的寓意在于兄弟般的爱。总统便对他讲了一个故事。
“亚穆苏克罗宫廷中有个俘虏，他负责孩子们的教育。他很喜欢我，给过我很多建议，对于我这样一个要被培养为酋长的人来说，那些建议必不可少。但首先我应该声明，在伯尔罗部落中，‘俘虏’像是一个标签，而不是现实情况。那人虽然是奴隶，但他作为人的价值并不因此而被剥夺。”
总统小时候正是从这个奴隶（或俘虏）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农民，有一年，他获得了好收成，于是带着他的稻谷去赶集。稻谷卖得很好，卖完稻谷之后，他就在市场上闲逛。一个商人的摊子上摆着一把漂亮的刀，农民看到就喜欢上了，把刀买了下来。农民很珍惜这把刀，为它做了个鞘，还在鞘上镶嵌了珍珠和贝壳。一天，当他修剪树木的时候，被这把刀割伤了手指。在疼痛中，他把刀扔在地上，厉声诅咒它。但紧接着，他又把刀捡了起来，擦干上面的血迹，放回挂在身旁的刀鞘里。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个农民为什么没有把那把不知感恩的可恶的刀扔掉？这是因为爱，那个农民爱他的刀，故事的道德含义就在于此。
这就是亚穆苏克罗宫廷的俘虏对将要成为酋长的男孩讲的故事，总统把它告诉了汉培特·巴，汉培特·巴又把它印在了自己的书里。
奴隶制，“俘虏”，这是非洲的习俗，仍然延续至今，就像毒药和巫术。但这个没头没尾的小故事想说明什么呢？怎样把对一把刀的爱诠释成兄弟之爱呢？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权力与调解的寓言，它来自一位老总统、一位老酋长。权力是酋长的独断权，但一位遵循传统做法的好酋长也会诉诸调解的做法。坏人被赶到了一边；但他们曾经是好子民，曾经发挥过作用，也博得过酋长的喜爱；酋长会记起这些，于是会原谅他们。
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位希望与被统治者情义相通的统治者，这是汉培特·巴想呈现给读者的酋长，作为符合非洲理想的领袖，酋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有魅力，非常打动人心。我略微进入了阿尔蕾特眼中的非洲世界。
3
特里的助理将为我安排亚穆苏克罗之旅，阿尔蕾特则会安排我认识一位老师。他是科特迪瓦人，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他开设了一门有争议的课程“鼓意学”：讯息鼓的科学。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找一个能带我去十七公里的向导，最近有邪灵在那里作祟，一位中学老师的家里不时地爆发出神秘的火光。
渐渐地，这几件事情都安排得有了眉目，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而且丰富多彩。在度过了最初的日子、收获了零零星星的印象、经过了半正式会见和初来乍到的礼节之后，我开始探索这里的主题和这里的人，开始生活在自己小小的小说里。
菲利普——就是那位英国外侨，他的妻子是圭亚那人，他们带我去过大巴萨姆的海边，那是外侨周末远足的路线——有一天在我住的宾馆留了一张字条。他找到了一个科特迪瓦小伙子，他愿意带我去十七公里，还愿意向我一般性地介绍非洲的法术。这个小伙子担任过这种向导，他曾经帮菲利普的同事接触过隐修士中间的法师。他现在失业了，目前科特迪瓦的就业情况不好，即便是科特迪瓦人找工作也难。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个人——菲利普从办公室出来，当我们的介绍人——在阿比让市中心的一间邋里邋遢的小咖啡馆见了面。
小伙子样子不错，体格健壮，腰身细长而结实。他有一张非常精致的非洲面孔，五官的轮廓十分鲜明，他的皮肤非常黑，颜色匀整，没有一点斑痕或深浅的变化。他很注意着装，衬衫是熨过的，非常整洁。我只能看到这些外表的特点，从他那热烈的眼神中，我看不出那是聪慧、迟钝、巴结，还是潜伏的恶毒。他叫德杰吉，来自比提部落，是科特迪瓦的第二大部落，仅次于总统的部落伯罗尔。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讨论开销上，对这次旅行可能会发生的每一笔费用进行估算。我们要雇一辆出租车，德杰吉会去安排，他认识一个人，他的车比宾馆的出租车便宜。村长那里要用一点钱，还要花几笔小费，再就是德杰吉的服务费——他说他要提前到村子里去一趟，让村民做好准备。
德杰吉的身子向前探着，越过了塑料桌面上的咖啡杯，一副鬼鬼祟祟的表情。对于每一项开销，都很难让他说出一个确切数字，就连他自己的服务费，他也不肯说个准数。每提到一笔开销，德杰吉的脸上就会掠过一丝心不在焉的、烦躁的倦意。菲利普彬彬有礼地追问他，从来不让他沉默得太久。现在必须设定一个上限了，菲利普用英语对我说。否则到了付钱的时候，德杰吉有可能会“漫天要价”。最后，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两到三万当地法郎，也就是三十五至五十英镑。德杰吉说，等他跟村长和出租车司机谈好之后，第二天会打电话告诉我最后的数字。
德杰吉说自己是个信徒。他指的是他相信神灵，相信法术的力量。他说，他之所以肯做我的向导，是因为他想让我也成为信徒。
我问他，我是外国人，这会不会给我们这次访问带来麻烦。他先说不会，然后又说会。我是印度教徒，是不是？印度教徒也以擅长法术著称，物神术士会把我当成竞争对手，向我隐瞒一些东西。如果是欧洲人就容易多了，就像菲利普这样的人，尽管菲利普的肤色和我的是一样的。
他最后这句话很出人意料，因为菲利普和我的肤色根本不同，但对德杰吉来说是一样的。他仍然在用部落人的眼睛看世界：只要不是非洲人，就同属于另一种肤色。
我请他把他的全名写给我，他先写了自己的姓，最后写的是他的法语教名。当我说起他的法文名字时，他皱了皱眉，用写字的手轻轻做了个掸拂的手势。这个名字无关紧要，他说，只用于各种证件。
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宾馆前台留言：十七公里会面的事情已安排好。他来到宾馆之后告诉我，司机的费用定在一万八千法郎。我还听明白了，他说——他的话非常含混难懂——还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出租车司机是村长的弟弟，他说。要为村长准备一瓶威士忌：酒在非洲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看起来他提出的价格没有超出我们说好的上限，于是我请他进酒吧，敲定我们的交易。
在宾馆光线幽暗、气氛“私密”的酒吧里——酒吧里布置着金属镶边的蔷薇木家具，黑色的pvc座套装饰着铆钉——他就像在城里的咖啡厅一样从容自若，或者他只是对周围的环境不敏感。他呷着啤酒，就像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一样悠闲地喝喝停停。然后，他又现出鬼鬼祟祟的神情，前倾着身子，说话声音变得轻柔，热切地望着我。
这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走了上歧路，他说，自上而下地走上了邪路。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着自己的话题，他说大学已经“饱和了”，这里只有一所大学，录取条件非常苛刻。现在有很多人失业了。人们来到阿比让，染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不幸。这个观点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为什么说是他们的不幸？他压低了声音，弯腰靠近我说——仿佛希望我能领会他所说的话的全部重要性——他已经忘记了怎样跳舞，忘记了怎样跳他的部落和民族的舞。他在他们村子里跳过舞，但到了阿比让，他就跳不出来了。
我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他说他有九个姐妹，八个兄弟。他说他父亲是农场主，是为科特迪瓦创造了财富的农场主中的一个，他有两三个妻子。现在他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在阿比让，德杰吉住在一位叔叔家里，那是他父亲的兄弟。这位叔叔是机械师，有两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
我很想听德杰吉讲讲他的家庭生活，但他想谈的是法术。在阿比让有一些科特迪瓦人，他说，他们的衣着打扮都是现代的，用法国口音说着语法正确的法语，他们跟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联系，他们说自己不再相信非洲的神灵。但这些人不愿意回村子，因为他们害怕巫术。在内心深处，这些说法语的非洲人仍然是信徒。
德杰吉的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不光是语言的原因。也许是我忘记了他的单纯，被他的开场白（“这个国家走上了歧路”）误导了，我一直试图在他的谈话中寻找的东西——一种态度，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立场——也许并不存在。也许，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流落在阿比让街头的失业村民只是对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发展感到由衷的困惑。也许，作为我的探访法术之旅的向导，他只是想激起我对法术更大的兴趣。
4
我来科特迪瓦之前，有人告诉了我一些名字，其中一个是乔治·尼安高兰－博夫。关于这个人，我的笔记上写着：“人类学家，可以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联系到他。大约五十五岁，‘鼓意学’世界级专家，研究部落里击鼓交流的形式。深谙非洲艺术，收集的阿善堤秤砣堪称一绝。”
他听起来很是个人物。当人们把当地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给到我时，作为过客的我经常不好意思去登门拜访，我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是这样。但我向一些人问起了他，我很快发现，博夫先生的学术地位颇受争议，如果说他称得上世界级的鼓意学专家，那是因为这门学科正是他开创的，就连“鼓意学”这个词也是他发明的。作为大学课程，鼓意学和非洲哲学一样备受争议。有人觉得，鼓意学和非洲哲学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
在大学工作的阿尔蕾特认识尼安高兰－博夫和他的秘书。他的秘书是个说法语的西印度群岛人，我的加勒比同胞。一天上午，这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清脆悦耳，但她的法语跟阿尔蕾特不一样，我不太能跟得上，尤其是在电话里。她的名字是安德蕾，在电话里我听明白了：她的上司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还在美国讲学，但我不妨到大学里去取一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鼓意学著作，新印的书那天早晨刚刚送到了办公室。
校园很大。一些工人坐在一棵树底下——小树周围的杂草都已经给磨光了——他们把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楼指给我看。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砖房，已经有些风化了。进去之后，挂着一串名牌的走廊上，小小的“博夫”名牌赫然映入眼帘，让我觉得精神一振。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先看到一幅宣传鼓意学课程的大海报，又看到一幅印着阿善堤金秤砣照片的海报，这一切让我感到兴奋。
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秘书安德蕾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棕色皮肤的女人，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很友善，但跟阿尔蕾特不一样，她没有阿尔蕾特的活力、高大和温柔。她身材瘦削，两个镜片遮盖着一双劳损的大眼睛，小卷发紧紧地拢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线开衫和一条厚厚的彩格呢半身裙。办公室里开着空调。她的着装风格——受人尊重的法国风格，受人尊重的西印度群岛风格——宣告她不是非洲人。她包里的毛线活也在宣告这一点。她穿的那件蓝色开衫也许就是她自己织的。她说——那天上午，她在办公室里显然无事可做——她不喜欢让手闲着。
现在，她的法语比电话里更难懂了。因为是面对面，她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嗓门，发出涓涓细流般的声音。她的话我有一半没听懂，我本来就不好的法语在对方毫不加以照顾的情况下变得更糟了。
她的办公桌就在窗边，上面放着毛线活。她把不在场的上司的大办公桌指给我看，它紧挨着走廊的墙，桌子后面是一把宽大的塑料靠背转椅。她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小房间的空旷。
但她这里有上司的书。她拆开褐色的包装纸，给了我一本大开本的平装书《鼓意学导论》。封面上印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照片，他坐在一个露天的鼓乐仪式上（台上有麦克风）。他身材魁梧，有酋长风范，身披非洲棉布衫，正半闭着眼睛倾听鼓声。此刻，他对我来说变得真实了，他不再只是一个人名加一门名称古怪的学科，他的办公桌在我眼中也变得更有个人色彩。摆在他桌子上的那些小小的铜器确实很美，就像墙上那幅海报里的金秤砣一样。
有一个图案在这些秤砣上反复出现，它可能是一个表意符号，也可能是度量单位，这个图案是“卍”，或者说接近于“卍”。我问安德蕾，这些秤砣有没有可能源自印度。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她只回答说，这些秤砣非常非常古老。海报上也是这样说的，这些东西非常古老，它属于非洲，是非洲文明的证明。为非洲文明提供证据——我开始感觉到，对于安德蕾为之当秘书的那个人来说，这就是他的事业。
安德蕾上午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她把毛线活放进手袋，锁上了办公室。她说她会陪我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当我们走在学生中间时，她说，我应该每天吃一片氯喹，有备无患。这是预防疟疾最好的办法。我有过这样的打算，但一直没有做。她说她可以跟我一起坐出租车去一家她认识的药店。我们来到校园边上的一家药店，那位药剂师可能是欧洲人，也可能是黎巴嫩人，介绍氯喹的用法时，他一味地对着安德蕾说话，而不是我。
现在接近中午了，正好是午餐时间。我把安德蕾从她的办公室带出很远了，但她不介意。她喜欢有人做伴，而且我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说她知道市中心的一家餐厅。
当我们乘出租车驶出公寓街区，来到滨海大道时，安德蕾大致指着一个地方说：“我母亲住在那里，她会用纸牌算命。”
我假装没有听到。
“我母亲是个寡妇，”安德蕾说，“她用纸牌算命。你应该懂这个，你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都是看星相的。”
她说，她的发音第一次这么一清二楚，就像是在上语言教学课，“ma…mère…lit…les…cartes.”（我母亲看纸牌算命。）
我一边任由出租车渐渐驶离她母亲看纸牌算命的地方，一边说道：“真是一种不错的天赋，一份好职业。”
安德蕾尖声说道：“我母亲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护士。”
我思忖着：安德蕾和她母亲，这两位西印度群岛的女士是怎样千里迢迢地从瓜德罗普来到科特迪瓦的呢？我问：“你跟你母亲住在一起吗？”她的嗓门提高了，充满了抑扬顿挫，她说没有。一家子住在一起，那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而法国人，她指的是像她这样的法国人，都是分开住的。我问她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她说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他们结了婚。他们来到科特迪瓦生活后，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她指引着出租车来到市中心那家餐厅，那是一栋大房子，像个谷仓。餐厅的门敞开着，门外立着漆绘的菜单牌。“这里挺干净的。”安德蕾说。我们进去之后——餐厅里的人还不多——她又说：“这里不是挺干净的吗？”这里还不错，而且居然有个打着领带的黎巴嫩人在一张餐桌前飞快地吃着东西。他埋着头，外套放在椅背上，像是去赶赴一个商务约会。但餐厅里炖肉和其他菜的味道太浓了，即便大门敞开着，里面仍然烟熏火燎。我不想待在那里，安德蕾失望了。
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宾馆，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地方。这里是市区较为湿润的区域。宾馆坐落在一条商业街上，街道两侧种着热带杏树，树上长着圆圆的叶子。街上有黎巴嫩人开的布料店，有擦鞋的小男孩，还有衣衫褴褛的非洲人，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懒洋洋地在开裂的人行道上坐着、躺着，散发着汗味。一个非洲人头戴白帽，身穿穆斯林长袍，正在进行正午的祈祷。他跪在地上，向前弯着身子，沉浸在恍惚的状态中。
这家宾馆属于一个二流的连锁品牌，在经营者的努力下实现了浮华与伪劣的混合。安德蕾见到后却感到兴奋。她说：“价格不菲。”她的举止也立刻提升到跟她对宾馆的看法相一致的高度。她出钱付了出租车司机小费：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我们在餐厅刚刚坐下——我们的位子靠着玻璃墙，俯瞰着高速公路，远处是黝黑的溪流和往来的船只——她就对着穿制服的服务生摆出一副苛刻的法国做派，慢条斯理、细致入微地问起跟菜单有关的问题。
服务生不买账。他习惯了跟欧洲夫妇、商人（这里有几个日本人）和退隐独处的人打交道，在这种不能指望有优质服务的地方，只要稍微善待他们一点，他们就会感激不尽。服务生夸张地皱起了眉头，安德蕾对此视而不见。她精挑细选了一番之后，点了她要的东西。我点了一份煎蛋饼。安德蕾脸红了，她说她点的东西太贵了，坚持要换，服务生在旁边一直等着。最后她定下来要猪腿肉配薯条。
她现在有些不安，服务生一离开，她就开始说话了，语速非常快。她说她过得不容易。她陷在了科特迪瓦，再也回不了故乡——她指的是法国，指的是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很多年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如今从各种意义上说，它都太遥远了。她在大学里每个月挣九万法郎，相当于一百五十英镑。六年前，她幸运地得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在那之前，她在托儿所当老师。“不太好。”她说。
她嫁给了她在巴黎遇到的一个科特迪瓦人，来到科特迪瓦四年后，他们的婚姻结束了。她丈夫的家人拆散了他们，她说。法国女人，像她这样的法国女人，如果跟科特迪瓦人结了婚，就应该一直待在法国，她说。在科特迪瓦，科特迪瓦人的家人能够破坏两个人的婚姻。
服务生来上菜了。他有些自鸣得意，因为他用两只胳膊端着六个盘子，像是特意在向安德蕾展示他的法式餐厅服务风格，既然安德蕾对他摆出了那样一副法国做派。安德蕾没有回应他的微笑。她板着面孔，怀疑地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就像是在安德蕾目光的判决下，他注定要证实小家子气的法国人的看法：非洲人就是笨手笨脚——他把一只盘子弄掉了。那只盘子不是我们的。当他垂头丧气地回来清理地毯上的浊物时，安德蕾已经在优雅地吃她的猪腿肉配薯条了。她先把一片猪腿肉放在盘子的一边，然后开始吃其余的部分，仿佛她不会去碰那片搁在一边的猪腿肉。但是到了最后，盘子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包括薯条、猪腿肉和果冻。
她又谈起了她在科特迪瓦的生活。她不经常坐出租车，她说，太贵了。因此总的来说，我今天算是在款待她，于是我决定尽这个餐厅所能好好地款待她。
我问她喜不喜欢奶酪。卡芒贝尔软酪和瑞士干酪？她问。我说是的。她说她特别喜欢卡芒贝尔软酪。她不喜欢山羊奶酪吗？喜欢，但是卡芒贝尔软酪更精美，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东西。
她以她不容置疑的态度把服务生召唤过来——她对他刚才的事故没有流露出一点同情，这种漠然一下子消灭了他那略带粗鲁的对抗气焰——她问，有没有各式奶酪，有没有备选的花样，有没有奶酪托盘。服务生说有。他开始介绍，安德蕾打断了他，命令他把奶酪托盘拿过来。现在他承认了她的权威，当他把托盘拿来时，她变得非常娴静，仿佛在奖励他的顺从。她只取了两小块卡芒贝尔软酪，尽管就她的盘子来说，她可以取四倍的量。
她说这里的卡芒贝尔软酪不错。其实不怎么好。我热情地让她再来点甜品，她顺从了。她召唤服务生，让他把甜品托盘也拿过来。她没去过国外，她说，边说边慢条斯理地吃着她点的那块颜色苍白的苹果馅饼。她没有去过周边国家，加纳、利比亚、几内亚，都没去过。她没钱去旅行。
账单拿过来时，她优雅地做了一个要付账的表示，拿出钱包，打开，仿佛里面装着什么秘密。我让她把钱包收起来。然后——在宾馆吃完这顿拙劣造作的法式布尔乔亚午餐之后，法国的优雅和西印度群岛混血儿的优雅来到了她身上——她说，她希望有一天去我的国家拜访我。
我们坐出租车回去。安德蕾说她想在教堂下车。而教堂对她来说，至少在当时的情境下，只是一个地标。安德蕾那位会用纸牌算命的寡母住在教堂附近，而且是一个人住——就像法国女人应该做的那样。
在非洲明亮的阳光中，这里显得如此的幽静。这阳光一如加勒比的午后日光，但是对于离开了瓜德鲁普和巴黎、只剩下科特迪瓦的安德蕾来说，故乡是多么遥远！
公路沿着咸水湖蜿蜒，穿过半外交性质的开发区，来到高尔夫论坛酒店，酒店对面是开发了一半的高尔夫球场，球场里面保留了几棵树干粗壮的猴面包树，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热带森林。酒店花园里，孩子们在泳池周围嬉戏，供他们玩的有假山、肚子空空的塑料大象和水滑梯，胸部扁平的女人在池水边光着上身晒日光浴。身穿褐色制服的非洲保安在几个守护点上坐着。湖边，在一个像是湖滩的地方，白沙被人为地堆起，堆到了混凝土的地基上，地基露出水面的部分有两三英尺高，这就是污浊的咸水湖轻轻拍打的堤坝。变质的水面上长着一种小小的、绿色卷心菜一样的植物，有着胡子般稀疏的根。这些水生植物向着有遮挡的地方汇集，在船舶的背风处，在混凝土的墙根边，织成一片片鲜活的绿色小地毯，在水面上摇晃着。
我发现，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鼓意学导论》中特别提到了安德蕾：面对一位苛刻而固执的上司，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合作者。这种叙述让他显得很有魅力。翻过致谢部分往后看，我发现“鼓意学”这个词其实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自己造出来的。他试过其他词：tamtamologie，tamtalogie，tambourinologie，tambourologie，tambologie，attangbanologie。但全都放弃了，因为这些词听上去都像是在强调击鼓的艺术，而不是把“讯息鼓”当成对部落历史与传统的记录，从而进行研究。讯息鼓模仿并保留了古代歌咏中实际用到的词：那些歌咏就是昔日的非洲文献。关于讯息鼓的真知就像阿善堤秤砣中的艺术和算术元素一样，为非洲赋予了古老的文明，欧洲人和殖民者认为这种文明并不存在。证明它的存在就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就是从瓜德鲁普和法国远道而来的安德蕾所服务的事业。
当我再次见到阿尔蕾特时，我告诉她，安德蕾的法语我很难听懂。阿尔蕾特说这正是她所担心的，安德蕾的话比较难懂。安德蕾有点紧张，但她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会织毛衣，还会编挂毯。她母亲是个很好的通灵师，会用纸牌算命，总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阿尔蕾特说，安德蕾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在科特迪瓦又结了一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精神失常了，这件事情影响了她的健康，其实，她母亲就是为了照顾她才来到科特迪瓦的，她母亲以前是护士。她们不住在一起，但在一起吃饭，安德蕾每天跟她母亲一起吃中饭和晚饭。
才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安德蕾的情况之后又聊了别的——阿尔蕾特又告诉我，安德蕾第二个丈夫是在做政治犯的时候发疯的，他遭到了毒打。
我们聊天的地方是象牙酒店，特里·施罗德跟我们在一起。象牙大厦并不只是一座酒店，这里面有酒吧、餐厅、商店、弹球机游戏区、保龄球道和溜冰场（溜冰场的冰暂时除走了，场地被重整成一个足球场），这是阿比让的一个开了空调的奢华的游乐场，人们喜欢在晚上进来，沿着长长的走廊看看逛逛。这里的冷气开得特别足，很多人的穿着都是有备而来。
外面，在温暖的空气中沿着酒店门前的车道奔跑、追赶刚到的汽车的是妓女。这是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我没看见她们，没有人追我们的车。）这些妓女是农村来的姑娘。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学生妓女，她们把这份职业当成娱乐，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女大学生不跟男大学生睡觉，她们跟政府里的人睡觉，他们身居要职，送得起配得上女大学生的礼物。穷学生都留给了阿比让的女中学生，因为男生只有助学金，所以一个女中学生往往同时给两三个男生服务，每周跟每个男生睡一两次，月底结账。
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非洲人相信，在男女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阿尔蕾特说。他们既不寻求、也不指望忠诚的性关系。因为不忠而离婚，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在婚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家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嫁给科特迪瓦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就像安德蕾，就像阿尔蕾特自己——来到科特迪瓦后，会发现自己深陷泥淖。她们的男人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加勒比女人在巴黎会被蒙蔽。当一个男人说他来自酋长家庭，家中拥有众多奴隶和仆佣时，这些女人会为他倾倒。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有着她们自己关于爱情的想法，当非洲男人向她们表白、甚至求婚时，她们以为的含义，那个男人从来没有想过。流落到科特迪瓦的西印度群岛女人既没有部落，也没有家；她的非洲丈夫会毫无愧疚地对她们说“再见”。如果一个科特迪瓦男人把外国妻子带回家，他的家人就会为他选一个非洲妻子，把她送到他家里。他如果不接受非洲妻子，他的家人就会给他施加诅咒。这个男人非常害怕诅咒（也很害怕毒药），一般都会屈服。
这就是阿尔蕾特的故事。生活在非洲，她说，会让一个人所有的理念和价值观都遭到质疑。这是好事，她又说。于是我再一次注意到，阿尔蕾特说的有些话像是在批评非洲，但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根本不是批评。在阿尔蕾特心目中，非洲重新教育了她、塑造了她。虽然同为外侨，但她的孤独有别于安德蕾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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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舍曼是特里·施罗德的助理，他在帮我安排去亚穆苏克罗的旅程，他有天写信来，说他找到了带我去那里的最佳人选。那人就是易卜拉欣·基塔，他是总统在殖民时期的政治盟友的儿子，他和总统的关系很密切。总统希望看到人们在科特迪瓦打高尔夫，易卜拉欣·基塔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事业。他很喜欢打高尔夫，是高尔夫联盟的主席，也是亚穆苏克罗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据说，总统把亚穆苏克罗的开发工作全面托付给了他。他会定期坐着他那辆极其宽敞、车速很快的梅塞德斯去亚穆苏克罗，他是带我去那里转转的最佳人选。
可是，当我在吉尔·舍曼那里遇到易卜拉欣·基塔时，他好像不知道要带我去亚穆苏克罗这回事儿，一句也没提，其实，他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他的国际语言是法语，不是英语。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四十岁左右，因为长期打高尔夫而练就了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他那天晚上因为打球已经很累了），他的肤色和相貌有点像西德尼·波蒂埃。他妻子艾琳那天晚上跟他一样寡言少语。易卜拉欣·基塔是穆斯林，艾琳的沉静可能是非洲穆斯林的一种谦卑。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洲人。她在加纳出生，她的父辈来自西印度群岛，她娘家的姓氏是巴斯比：他们是来自巴巴多斯岛的黑白混血，说英语，属于中产阶级。
那天晚上她弟弟跟她在一起。他也是在加纳出生的，现在住在伦敦。他对记者工作和非洲的出版业感兴趣，目前正在科特迪瓦出短差。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蓄着络腮胡，三十多岁，皮肤是棕色的。他的举止结合了伦敦和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的风格。他聪明活泼，性格开朗。那天晚上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跟他聊天。
他的家庭故事非常感人。一九二九年，他的巴巴多斯籍父亲在英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后，决定到非洲来工作。他属于最早一批从英属西印度群岛来到非洲的黑人职业人士。二十年代，黑人在个人领域每取得一点进步，都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感觉到种族剥削。英帝国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已经被英国弃之不顾，因为已经毫无价值——黑人和白人的种族态度从那以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二十年代，黑人职业人士感到非常孤立，哪怕是在自己的社群当中。
巴斯比医生做的事情，很多像他这样的黑人只是嘴上说说，很少付诸行动：他决定回到非洲，为非洲服务，尽管非洲本身也是殖民地。他去了黄金海岸。那是英国统治的地区，就在法国统治的科特迪瓦旁边。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
一九五七年，黄金海岸独立了，成了加纳。恩克鲁玛掌权，然后倒台。在加纳独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整个国家成了一片废墟。巴斯比医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移居国外。
我问那位年轻人，那位医生的儿子，他对加纳的事情怎么看？他给了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他说，那是加纳必须要经历的。但在一九五七年——当科特迪瓦还很贫困的时候——加纳很富裕，拥有受过教育的国民，社会体系也很健全。这些为什么都被挥霍殆尽了？是不是因为恩克鲁玛——因为他的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他的狂妄自大、铺张浪费？
他不合逻辑的回答令我惊讶。恩克鲁玛领先于他的时代，年轻的巴斯比说。领先？巴斯比说：“你读过恩克鲁玛的书吗？你应该读读他的书。”就是说，他的伟大之处存在于他的文字里，而不是他的事业里？恩克鲁玛，巴斯比说，有着关于非洲大陆的宏图远略。他无限地超越了部落领袖的视野。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非洲宏图，他的构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革命性；这就是在独立后，他那么夸张地搞建设，让整个国家都破产了的原因。恩克鲁玛为黑人的尊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你可以去问任何一个美国黑人。”巴斯比说。
吉尔·舍曼就是美国黑人，但他也许出于外交技巧，没听到这句话（他正在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我也没去问他。
黑人的尊严——我想跟巴斯比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这种理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非洲独立了，加勒比的黑人岛屿也独立了。黑人是不是可以去为其他事情奋斗了？
巴斯比说：“旧的理念也许最终会证明是最好的理念。”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只是始终如一的种族激情。他忠于父亲的事业，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已经改变，这项事业已经变得像一种宗教。无论现在面临着怎样的灾难，黑非洲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世界，他说，仍将转向非洲。文盲很快会成为英国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国家的问题，世界将会发现非洲之道中蕴含的价值。他给我讲了一个非洲故事，类似于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农耕社群和一个航船社群，他们彼此轻蔑，但通过某种仪轨的安排，双方都保全了自己的骄傲，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非洲能为世界提供的就是这类解药。
他住在英格兰。作为记者和出版商，他需要以英格兰为基地。但这个重要的事实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事物的看法。我问他，他希望非洲怎样。他说，他希望非洲发展。但不是科特迪瓦这种类型的发展：他寻求的是能让非洲人保持自己灵魂的发展。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也许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政治反对意见阻挡了他的视线，他没有看到，法国理念和非洲理念在科特迪瓦仍然是多么泾渭分明；他也许没有意识到，非洲世界仍然是多么完整。再也许，他家族的事业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套没有可能实现的关于“纯粹非洲之道”的宗教理念。
他去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跟他商量我的亚穆苏克罗之旅。我已经在跟其他人的聊天中得知，基塔（因为打球的疲劳，他此时已经精神恍惚了）说，当你习惯于驾驶波音707之后，你就没办法用塞斯纳载客了。这是我获得的表明基塔知道我们要去亚穆苏克罗这件事情的第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传递的消息是：基塔不能带我去。梅塞德斯的轮胎出了问题，显然不能让他开着一辆对他来说只相当于赛斯纳的汽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
真可惜，轮胎坏了，巴斯比说，间接向我道出了坏消息。易卜拉欣是个很棒的司机，他开着那辆梅塞德斯，两小时可以跑一百五十英里。但易卜拉欣从尼日利亚弄来的备胎质量不好。这个级别的梅塞德斯需要一种专用的轮胎，易卜拉欣只好让人去德国订了。
易卜拉欣·基塔、艾琳和她弟弟一行离开了。吉尔·舍曼说，他准备自己开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又听到一些跟梅塞德斯有关的谈话，还听到人们说基塔夫妇是多么好的人。
安德蕾、阿尔蕾特和年轻的巴斯比——非洲向他们每个人都发出了召唤，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巴斯比继承的事业是种族救赎，他对非洲的神秘信仰是他所需要的。但那是一项个人事业，它来自另一片大陆、另一个过去，来自另一种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而德杰吉这样的人，那个要带我去十七公里看神秘火光的向导，仍然只知道神灵和部落。在种族意识上，德杰吉还很单纯。
6
十七公里就在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公路边，位于土质柔软、地面崎岖的乡村，远离“时髦的”阿贾美非洲人居住区和工业区。根据德杰吉的说法，出租车司机是我们要拜见的村长的弟弟。出租车驶离了主城区，我们在城乡结合带的一家酒铺门口停下买威士忌，按照德杰吉的说法，这是我们必须送给村长的。
酒铺是个简陋的单间房，只有最基本的陈设，甚至透着质朴的气息：几个货架，每个货架上都摆着几瓶特定牌子的酒（像是样品），钉着一个价格标签。店员是个年轻小伙子，神情泰然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光溜溜的，只有一小叠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过期的《兄弟晨报》。我们没买威士忌，德杰吉挑了一瓶售价三千一百法郎的杜松子酒，合五六英镑。店员用一张《兄弟晨报》把酒瓶裹了起来，德杰吉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瓶子。
这里土质松软，地上像是没有石头。树长得比较高，树冠稀疏，枝干裸露——都是椰树、棕榈和树干粗壮而枝条很短的猴面包树。它们并没有挨在一起，在地平线上形成一道低矮的植被线，我的视野里只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枝干裸露的垂直景观。
我们离开汽车道，驶上了一条没铺沥青的红土小路，路两旁都是绿色的灌木。看来，我们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但路上总能看到橙色的阿比让出租车颠簸而过。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了一片金属板搭起来的棚子，那是存放香蕉的地方。十七公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庄，它只是阿比让边上的一个定居点。这里没有茅草屋，只有混凝土房子。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显然是沿着以前的村路修的，垃圾堆让路变得更窄了，而且弯弯曲曲的。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出租车来来往往。
我们开车穿过一个香蕉种植园，香蕉树种成一排一排，黑色的地块之间挖了深深的排水沟，长出来的每串香蕉都裹着起保护作用的蓝色塑料袋，蓝色不是一种自然的颜色，非常触目。另外一些地块上，采完香蕉的树被砍倒了，只剩下褐色的树桩，新的吸根正从松软的香蕉废料中长出来。我们看到的是让科特迪瓦变得富有的深耕农业的一角。
我们最后来到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条宽敞的、没铺沥青的主干道。这里的平房都是用混凝土建的，墙体是漂浅了的地中海色，灰扑扑的。很多小孩在街上跑来跑去，扬起阵阵尘土。我们在主干道上停下，下了车，走进两栋混凝土房子夹着的过道——驶过这段半丛林状态的道路，我突然觉得像是来到了一个镇子的贫民窟——从后门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已经在村长家里了，这个房间是他的接待室。
房间里，临街的窗户旁边摆着一套笨重的塑料软包的扶手椅。豌豆绿色的墙面，因为人们的倚靠和磨蹭，有些地方颜色晦暗，有些地方在反光。墙上挂着几张帕茨纸镶边的照片，像是很随意地挂上去的。房间里有个高高的开架书柜，摆的全是基督教方面的书。村长是个有信仰的人，但他不是牧师，而是福音传教士。
他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一个高挑的中年人，戴着金边眼镜，腕上有一块大大的数字金表，脚上穿着橡胶凉鞋，他的脚踝受伤了，裹着一大截白色绷带。他身穿一件巧克力色的印花衣服，这让他的肤色显得很难看，他的肤色也给衣服带来了同样的效果：衣服显得死气沉沉，而且不太干净。这是非洲人对织物的审美趣味。
德杰吉神色凝重，板着面孔，手里拿着用报纸裹起来的杜松子酒。村长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了片刻，就不再看它。我们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德杰吉把酒瓶放在椅子上，放在自己的身后。
街上有人通过敞开的窗户冲着屋子里面叫喊。窗户的转轴装在窗框上方，好多张小孩的面孔挤在向上推开的窗户和窗台之间，好奇地叽叽喳喳，村长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不时地停下来，冲着那些孩子喊，让他们走开。
很多成年男人从后门进来，站在房间里，他们离一张桌子比较近，桌面上随意地放着报纸和其他东西。进来的人里面有些上来给村长钱，村长像是心不在焉地把钞票垂直地攥在左手里，一边说话，一边用拿钱的手打着手势。当他打开双腿，把两腿间的衣服拍平时，深蓝色的短裤时不时地会露出来。
冒火光的房子让这个村子有了名气，他显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福音传教士，他不相信黑巫术的力量。（他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他穿着西装，正在接过一张文凭或证书，那是他被任命为福音传教士的场景。）村子里以前没出过任何问题，他说，既没有神灵显灵和奇幻的事情，也没有邪灵的踪迹。然后，学校院子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一位老师——阿里克先生——的房子开始冒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灵异事件。
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作为村长，他展开了调查。他发现，阿里克先生有两个妻子。不久前，他给了每个妻子四万法郎，约合七十英镑。但第二个妻子认为自己得到的钱比第一个妻子少。这就是村长发现的情况，到这时，案情似乎已经真相大白了：“激发”火光的就是第二个妻子，或者是她体内的邪灵。这种事情太简单了，解决的办法有好几种。
班热维尔住着一位先知，那里是以前的法国殖民者定居点，离阿比让不远。那位先知非常有名，还有一个自己的小教派。村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制作了一种白色的粉末送给村长，让村长把粉末抹在那位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脚上，保证能摧毁邪灵下在她身上的任何法力。
村长照做了，第二个妻子现在是正常人了。但是阿里克先生的房子仍然在冒火光。这时问题变得非同小可，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穆斯林修士和其他法师都被请来一试身手，备受折磨的阿里克先生花了大把的钱。他献了祭品，但什么效果也没有。然后，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福音传教士来了。基督教天体派是一个新的教派，他们来自加纳，到科特迪瓦只有三年时间，正急于确立自己的地位。村长决定让这个天体派传教士试一下。
这位传教士对这件事有着很敏锐的看法，他观察着那座屋子。他发现，到了晚上，有个隐形的小女孩在那座房子里自由地进出。捣鬼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没有别人。早上，天体派传教士把学校院子里的所有小女孩都叫到一起，他直接走到那个在夜间隐形的小女孩身边，她就是那个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女儿。她坦白了，她的故事简直难以相信：她妈妈在自己的法力被先知的白色粉末摧毁之前，把它转到了她身上。
盘踞在十七公里的邪灵不是一般的狡诈，黑巫师的法力居然可以传递，正是这一点把大家都给难倒了，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各种猜想。
小女孩的脚上也涂了粉末，她和她妈妈被打发回她姥姥的村子了。慎重起见，另一个妻子也被送回了娘家的村子。从那以后，村长说，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村长手里攥着钞票，一边思考一边说：“我告诉你，在这件事之前，村里没有过任何麻烦。但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我们这一带确实出没着一些众所周知的基尼。”基尼就是妖怪，就是精灵。“你们过来的时候，注意到路上的一个急转弯了吗？在靠近香蕉种植园的地方。有些基尼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是一些很小的母鸡。”他用两只手大概比画了一下。“不是小鸡，而是很小的母鸡。如果司机见到它们，就一定会发生车祸。”
我想知道那对被送回村子的母女怎么样了，她们还是黑巫师吗？有可能还是，村长说。神情一直比村长还要凝重的德杰吉说，回到村子里——远离了好先知和天体派基督徒——那些白粉的威力可能就没有了。一个人是怎样变成黑巫师的？那种可怕的才能会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传到他身上。它有可能传到任何人身上，跟这个人是否邪恶没关系。
德杰吉说：“离开了文明，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这是德杰吉对一个失去了理性和规则的混乱世界的想象，我认为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随后又觉得，当德杰吉说到“文明”时，我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见面时，他反对“自上而下的发展”。他思念他的乡村生活，思念他的民族舞蹈，他相信物神崇拜。他说的“文明”就是那些古老而真实的事物的总和吗：有组织的社会；正确的膜拜；能够通过法术让社会免遭恶灵的肆意侵蚀？或者，德杰吉的意思要简单得多？难道，当着村长这位政府官员的面，他只是在复述政府的“发展”大计？
是村长拿他的杜松子酒的时候了。他拿起报纸裹着的酒瓶，随意地打开一半查看了一下标签。他那张疲倦的、操劳过度的脸上闪过一丝满足的表情。然后，他跟我们聊起了一般的闲话，仿佛是为了答谢我们的礼物，跟我们额外聊一会儿。他发了点牢骚，说他地里的活儿现在很难雇到劳动力。大家更愿意给白人和大公司的外国人干活，那些人当然给得起更高的工资。
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上摆着的正是那份报道冒火房子事件的《兄弟晨报》。德杰吉想要那张报纸，村长很和蔼地给了他。我们坐上出租车，准备亲眼去看看那座房子，村长已经允许我们前去，早些时候走进村长接待室的一个小伙子陪着我们。德杰吉在车上读着那份报，不停地用手指摸着纸面，仿佛报纸上的字是凸起来的。
德杰吉摇了摇头，发出短促的、心领神会的笑声。他说：“这些天体派基督徒绝对是在利用他们的成功大做宣传。”
那位教师的房子是一群低矮的混凝土平房中的一座，房子的外墙都涂成了赭石色。这个如此平淡无奇、又如此名声在外的定居点仍然是个过日子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正午的生活中，有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校长的房门敞开着，前屋好像没人。敞开的房门外面，一个木制十字架牢牢地竖在地上，大约三英尺高，上面嵌着金属做的基督教天体派的耶稣受难像。
这个定居点的每座房子后面都有一个敞开的用来做饭的棚屋。棚屋和房子之间，松软的红土上留着扫帚扫过的痕迹。铝锅下面，木柴在石头中间燃烧。一个小女孩在扫那些湿漉漉、脏兮兮的垃圾，扫帚是用长长的椰树枝做的。几英尺开外，一个女人把一只小碗放在地上，正在用捣槌碾里面的茄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坨小孩拉的整整齐齐的大便。
到处都能看到小孩。有几个小孩在一张印着紫色图案的草垫上滚着玩，德杰吉把我们官方向导的话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就是那个教师的孩子。但向导说得不对，或者是德杰吉误解了。教师的孩子是个忧郁的小家伙，他孤零零、一动不动地坐在灶火旁边，像个小老头。眼泪把他沾了灰尘的脸给弄花了，眼里还噙着刚刚涌出来的泪水。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它让整个家庭陷入了一场灾难。这个小男孩现在由教师的妹妹照看，教师的两个妻子都被送回娘家的村子了。教师的妹妹蹲在灶火旁边，她身穿绿色的非洲衣裙。等她站起来，我才发现原来她也只是个小姑娘。
做饭的棚屋后面，地势突然隆起了一截，上面种着香蕉和其他的树。有一些垃圾一样的东西零零散散地扔在那里，那是教师家里被火烤坏了的东西：烤坏的衣服，烤坏的家具。我感到失望，我本来以为能够看到更强的火势留下的证据。但总归还有这些烤坏了的小物件摆在这里展览，尽管它们都是遭人嫌弃的邪恶之物。在这里，神秘事件依然新鲜，它那已经成为传奇的残骸还近在眼前。
这排房子的尽头，几个女人和女孩子凑在一个做饭的棚屋里，她们为了稍微吸引一下我们这些访客的注意，正在鼓励一个小孩跳舞。她们哼着歌，拍手笑着，看看小孩，又看看我们。有几个片刻，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突然踏着脚，迈起了柔缓的舞步：他的双脚是那么灵巧，双腿是那么灵动，而他那孩童的脸庞却带着忧伤和空洞。女人和女孩笑了起来，小孩又跳了一小下舞。这都是为了我们，然而当我们挥手作别时，那些女人并没有抬手回应我们。
我们开车在这一带转了一下。这片丛林，或者说这片像是丛林的地方，有些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教师家所在的定居点四周（包括十字路口周围）有一些建筑，看上去像是研究所，而且有很多欧洲人在这一带活动。我表达了我的惊讶。我们的官方向导（他是前任村长的儿子）嫌我少见多怪，尖刻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就像是在对一个外国人兼蠢材讲话，然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和颜悦色的状态。我们在主干道上把他放下，那是开往亚穆苏克罗的汽车道。他那身黑色的非洲服装让他在我们视野中很快变成了一团黑影，他昂首阔步地向公路对面的镇子走去，立刻消失在人群中。
7
我跟德杰吉的交易到最后变得很糟，这要怪我，我给了他太多钱。他说过，他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我没弄明白，这笔钱，不到四英镑，是他自己收的低廉的服务费。我把这笔钱给了他，又给了他六千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作为他的服务费。他的眼睛鼓了一下。我第一次见他做出了一个激烈的、或者说不够文雅的姿势：他把我递给他的钞票一把抓了过去。然后，他的背稍微拱了一下，仿佛在抓钱的一刹那被逮住了似的，他兴奋地颤抖了一两秒钟。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过来，他要带我去班热维尔见一个著名的物神术士。
他来了。当我下楼去宾馆大堂见他时，他说他早晨忘了告诉我，每体验一次，术士要收一万五千法郎。我说我不想体验，只想跟术士说说话。德杰吉说，那可是一种了不起的体验。术士可以用刀子把自己的手划伤，然后让伤口愈合。
德杰吉说：“花一万五千法郎，术士会给你三次体验。”
“一次多少钱？”
“大概五千就够了。”
我们走到宾馆前院。这次他没事先找好出租车，我还以为他已经找好了。他让我坐宾馆的出租车。他跟一个司机站在外面，两个人开始商量，他们商量了好一会儿。德杰吉的情态变了，不再神色凝重，身体放松了下来，变换着姿势倚在出租车上，他笑啊，聊啊，就像街头游手好闲的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催他快一点。德杰吉很随意地笑着，仿佛跟我很熟，他让我等着。
最后，他和司机终于上了出租车，我们出发了。司机没有打表，我以为这表示去班热维尔的价钱已经谈好了。其实并没有，因为开出一两英里后，司机提起了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你们从班热维尔回来，叫出租车没问题。”我问德杰吉，费用方面是怎么定的？德杰吉说，司机要一万法郎，而他跟司机说一千。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最后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在中间。
我说：“我们能找到回来的车吗？”
德杰吉说：“在班热维尔很难叫到出租车。”
他开始谈物神术士的法力。还有一个术士比我们要去见的这个更有名气，但他的要价是天文数字。那个术士能让自己隐身，还可以穿门而过，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但不值那么多钱。
出租车司机打断了我们，说了一阵子非洲话。
我问：“他在说什么？”
德杰吉说：“他想要一万五千法郎。”
“但这太荒唐了。”
“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我说五千去，五千回。”
“就是说，你接受了他一开始的报价，一万法郎？”
“对。”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但现在不可能从车上下来了。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天气非常热，而且自从开出了阿比让，路上还一直没见到其他出租车。我说：“告诉他，这笔费用里面包含了一个小时的等候时间。”
最后好像终于谈妥了。
前往班热维尔的路上沿途都是长满灌木土质松软的小山包：前方的视野非常开阔，低处的天空在暑气中变得朦胧。
德杰吉讲起了物神。它们非常贵，他说。欧洲人往往都想弄到物神。我记起来了，在德杰吉眼中，我就跟欧洲人一样。我说，我不想要物神，我只想跟术士说说话。
“是的，是的，”德杰吉说，但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有些欧洲人，还有一些美国人，会为一件物神出价十万法郎。”
出租车司机说：“听着，关于我的费用……”
我说：“这事儿已经定了。”
德杰吉张开手掌，对司机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班热维尔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矮的山坡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赭石色的混凝土建筑。这里像大巴萨姆一样，是法国人在科特迪瓦的早期定居点：这些退化的殖民地建筑，这些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标记着当年的帝国的尽头。
德杰吉前面说，他已经跟术士说好了。但现在看来，他根本不知道术士住在哪儿。
我们转弯开进一条土路，没多远，土路就变成了一条小径。我们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橙色t恤，上面印着“班热维尔”，我们向他问路。他心地很好，百分之百地乐意指引陌生人找到那位术士。
我们回到公路上。德杰吉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谈起了这位术士做过的一个特别强大的物神，那是在上次选举时为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做的。这个物神把支持对手的选票变成了支持那位代表的选票。那位代表以相当大的差额当选了，他的对手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些答应要投给他的选票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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