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时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时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告诉我，他父亲生于一九〇〇年，还记得比利时人征收的橡胶税，还记得砍手的酷刑。一个女人说，她祖父把白人传教士带到村里，让他保护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述这种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为“进步人士”。有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挣脱了丛林，来到金沙萨，当上了教师或行政人员，他们说，他们从未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那里听到过关于比利时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学任职的男老师说：“比利时人给了我们一个政权。比利时人到来之前，我们没有政权。”另一个人说，他从他爷爷那里只听说过班图人的起源：他们从乍得湖向南漫游，穿过刚果河来到一片“无人的”田野，只有一群侏儒住在那里，侏儒是一种“原始人”，他们把侏儒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对很多人来说，过去是一片空白，他们自己的记忆开始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起点。很多人记得村庄里的孩童时代、学校，然后就是——独立带来的动荡。比如这个来自班顿杜的男子，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接受教育的人，对他来说，新世界是在一九六〇年突然降临的，当时，刚果分裂武装力量的士兵开进了他们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士兵，我害怕极了。那些人里面没有军官，他们虐待女人，杀了一些男人。他们在找白人。”

一位校长告诉我，在殖民时代，学校里教的刚果历史是从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来开始的，然后就跳到了十九世纪，跳到了传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时人。而现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写的那样，把非洲人还给了非洲，然而这部历史也同样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长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几个伟大的王国。扎伊尔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导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官方发行的《扎伊尔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过了葡萄牙人、传教士和阿拉伯人，简单提到了几个大多无时间可考的非洲王国之后，直接跳到了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叙述的语调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提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绝对权力时的语调，跟说起古非洲国王的权力时别无二致。只有论及独立运动时，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过去消失了。书中罗列的事实并不足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感。在一个少有变化、丛林与河流压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种过去变得触手可及，它能够更好地回应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美好时光”。

在纳加利马山（以前的斯坦利山）的总统公园，卫兵穿着装饰性的制服，大门上装饰着铜质的牌匾（这些牌匾是现代非洲拙劣的艺术品：它们脱离了原来的宗教或法术目的，变成了刻意追求异域情调的表象派美术，它们矫揉造作、意义空洞，是一种双重的模仿：非洲艺术在模仿自己，同时也在模仿那些从非洲艺术中汲取了灵感的西方艺术）；在这座山上，有一处修建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殖民者墓地。

墓地依山而建，坟墓排列成整整齐齐的梯田，柏树和凤凰木是它们的屏障。这些先驱者俯瞰着激流，肃穆地安歇着：山下黄褐色的河水看上去异样地纹丝不动，遇到岩石便泛起白色的浪花，白色的浪峰却永不移动，发出永恒不变的水声。普通的职业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传教士、代理商、锅炉制造商、汽船船长、教士、警官。只有伯纳德夫人没有任何职业。这里埋葬的并不全是比利时人，有些是挪威人，还有一位传教士是英国人。

在某种帝国主义的叙述中，这些人都带有英雄色彩。然而在一八九〇年，这片墓地即将启用之际，正在穿越刚果的约瑟夫·康拉德却不这样看他们。在康拉德的眼中，作为进步前哨站的守军，这些人头脑过于简单，在家乡，他们只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依赖群体，他们在非洲拥有的力量就像当年的罗马人在不列颠拥有的力量，他们的“崛起只是对手太弱小而带来的意外斩获”，而他们“对国土的征服”也因为一种理念而万劫不复，“那不是矫揉造作的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理念，以及对这种理念不带私心的信奉。”

“不出一百年，”在《进步前哨》（1897）里，康拉德让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中的一个这样说，“这里也许就会出现一个城镇。这里会有码头、仓库、兵营，还有——还有——台球室。文明，我的孩子，美德——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而这种文明，这种定义得如此精确的文明真的来了；然后又消失了，就像消失的斯坦利城别墅，就像消失的威尼斯城堡夜总会。“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那种用力一抖就会展开的地毯”：这是《黑暗的心》（1902）的叙述者的话。“不；你想要的是具体而周详的信念。”

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他们往往是坐飞机来的——跟当时那些人别无二致。他们带来了货物、交易、技术和同样易朽的文明，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们不是先锋，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待下来。他们在夜总会出没（夜总会现在都起了非洲名字），引得妓女们围着默林酒店团团转（妓女现在都穿着非洲服装，因为非洲女人穿外国服装是违法的）。就这样，非洲再度变成了危险之地，在驱逐与没收的威胁中，深入非洲的文明前哨站又运转了起来：晚餐时分，两个老头子在和平咖啡馆炫耀他们叫来的年轻妓女，那些姑娘只有十四五岁。老头子们，这是他们品尝年轻血液的最后机会：金沙萨的大门也许明天就会向他们关闭。

“每个人到这里来都是为了钱。”人们从不掩饰自己的愤世嫉俗，而且焦虑的情绪让它变本加厉了。在独立的扎伊尔，愤世嫉俗的非洲人像是外国人的同谋。他们也想要“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开着梅赛德斯，挽着体态丰满的妓女，穿着笔挺的西装，配着得体的手绢和领结，端着镶金边的杯子，桌上摆着镀金的笔架，一只手上戴着硕大的金表，另一只手上戴着金手镯，在到处都是瘦小男人的土地上挺起意味着财富的大肚腩。然而，这些非洲人在合谋和模仿的同时，还带着另外一种情绪：对模仿对象的怨恨——那些人据称已是遗老遗少。

西蒙所在的公司规模很大，已经被国有化了，西蒙现在是经理。（外国侨民仍然在公司工作，但那只是出于实际考虑，西蒙并不介意。）西蒙来自丛林，他这么年轻，这么成功，为什么要对以前的经理耿耿于怀，将他斥为遗老呢？这么说吧，有一天，那位经理浏览着工资单说：“西蒙的税没有缴够。”

西蒙（他有一个正式的非洲名字）这种人的心思很难捉摸，即便是会讲非洲话的比利时人也这样说。西蒙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开口，他没有能力主动发起任何一种谈话；由于他的自尊，由于他对自己产生的新感觉，整个世界再次向他关闭了；他像是在闪避。他对前任经理的怨恨，一定有着比他说出来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慢慢地，实情浮出了水面。通过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通过他对“本真性”的信奉，通过他对外国人看待非洲艺术的态度的反感（对他而言，非洲艺术是活生生的，他觉得金沙萨博物馆非常荒谬），通过他私底下对自己家居生活的非洲式安排（他开着汽车返回自己的家居生活），真实情况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不真实的模仿的世界中，西蒙感到漂泊不定，精神紧张。

外来访客跟西蒙这样的人——受过教育，赚钱不少——在一起时，会感到眼前这人既脆弱又迟钝，而且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跟他们的雄心壮志似乎是矛盾的，而且他们永远也无法为这种怨恨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解释，它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转变为扫除一切、摧毁一切的渴望，这是一种非洲的虚无主义，这是当原始人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愚弄、被冒犯之后，爆发出来的狂怒。

刚果独立后爆发过一次这样的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是前教育部长皮埃尔·穆莱莱，他带领部队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国家，在斯坦利城驻扎下来，建立起恐怖政权。每个能读会写的人都被揪了出来，带到小公园里枪毙了；每个系领带的人也被枪毙了。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在邻国乌干达流传的关于穆莱莱的故事，那时候，叛乱平息已经将近两年了（乌干达当时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信奉虚无主义的领袖浮出了水面：阿明带领着一小股军队捣毁了卡巴卡的政权）。据说有九千人在穆莱莱的起义中丧命。穆莱莱想要什么？他杀人的目的是什么？那位在美国待过、四十多岁的非洲人笑了，他说：“没有人知道。他反对每一样东西。他想从头来过。”关于穆莱莱的反叛，《扎伊尔指要》中只有含糊其辞的一行字。但穆莱莱的待遇和卢蒙巴不一样，《指要》上印了一张穆莱莱的照片，而且是大幅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牙齿中间有道裂缝。他穿着夹克，系着领带。

对约瑟夫·康拉德而言，斯坦利城——一八九〇年时，它还只是斯坦利瀑布码头——就是黑暗的心脏。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这里就是库尔茨统制的地方。那个象牙贸易代表在荒蛮、孤独和权力的包围下，从理想主义堕入了野蛮，回到了人类最早的年代，他的房子周围全是人头，钉在柱子上。七十年后，跟康拉德虚构的故事相似的事件掠过了这道河湾。然而在这次事件中，那个“有着神秘莫测的灵魂，不懂得约束为何物，没有信仰，也没有恐惧”的人是黑人，不是白人；他已经丧失了神志，但不是因为接触了荒蛮与原始，而是因为接触了文明——那些如今长眠在纳加利马山上、俯瞰着金沙萨激流的先驱者们创建的文明。

蒙博托身上体现了非洲的所有矛盾，而且他似乎想通过王权的辉煌让这些矛盾显得高贵。无论他的非洲风格多么考究，他仍然是个严重的非洲虚无主义者，只是他采取的手段并非流血。他是那个“年轻、但又闪耀着智慧与活力的”人——引自扎伊尔大学的出版物——在分裂与叛乱的黑暗日子中，“洞悉了问题的核心”，获得了他特有的彻悟：对“本真性”的需要，“我拥有的不再是借来的良心、借来的灵魂，我不再说借来的语言。”他将让祖先的道路与尊严再度发扬光大，他将会再造那个纯洁而合理的世界。

“我们宗教的基础是对造物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这是某一天一位部长对老师们的讲话，“我们死去的父母还活着，是他们在庇护我们，替我们说情。”现在再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圣徒了，再也不需要基督教了。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知，而且他已经死了。蒙博托是非洲人的先知。“这位先知让我们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把我们的心智从异化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他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在公共场所，所有的耶稣受难像都应该被这位弥赛亚的肖像取代，就像在中国，到处都恭恭敬敬地挂着毛的肖像。蒙博托的光荣母亲亚姆妈妈也应该受到尊崇，就像圣母玛利亚受到尊崇一样。

于是，蒙博托主义成了非洲的出路。非洲的很多舞蹈和歌曲都有其宗教起源，如今却被正式称作“活跃气氛的成分”，开始为这种新教派服务；舞者穿的衣服都印着蒙博托像。旧的仪轨被吸收到新的仪轨中来，但它的舞台不再是乡村，而是电视台的演播室、宫殿和会议厅，仿佛被赋予了焕然一新的尊严。非洲觉醒了！蒙博托在任何事情上都把自己当作非洲的替代者。一月底，蒙博托在金沙萨举办的“非美大会”（福特与卡内基基金会赞助）上说：“卡尔·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尊重他。”但马克思并不总是对的，比如，他在“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这个问题上就是错的。“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是面向他所在的社会，而蒙博托的教导是面向扎伊尔人民。”

在非洲做这样的比较，一定得寡廉鲜耻。非洲人极度匮乏，而蒙博托主义却深深地包裹在蒙博托王权的辉煌中：新宫殿群（基桑加尼那座印度王公风格的宫殿是从老印度居民纳赛尔先生手里没收上来的），纳加利马山的总统公园（星期天，非洲人在那里跟外国人一起散步，看到猴子便假装觉得它们很好玩），纳西尔的总统领地（只对忠诚的党员开放，当汽船和驳船经过那里时，船上的乘客竞相观望），出国访问，数不清的照片，蒙博托为这个国家带来的和平奇迹，镇子里几乎没有警察——蒙博托的王权是如此辉煌，国王的话语是如此精彩（他声称自己是穷人的朋友、厨师的儿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以至于非洲的一切矛盾似乎都已经解决了，都已经被转化为某种力量。

但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升级。扎伊尔的报纸会刊登一些跟科学和医药有关的文章。但一位医生现在觉得他可以告诉人们，“当神和祖先愿意的时候”，他就能给人治好病，他对一家报纸的记者说，不育症要么是遗传，要么是被下了咒语。另一家报纸则报道了一个治病的术士，革命让他有了自信，他说他有一个治疗痔疮百试不爽的药方，是祖先“密授”给他的。农业必须现代化，人民的饮食水平必须提高；然而一位医生以“非洲本真性”的名义警告人们，千万不能用进口食品喂小孩，毛毛虫和绿色叶子这类传统食物是最好的。西方的工业化世界正在衰败、崩溃；扎伊尔必须摆脱消费社会的瘟疫，摆脱随着工业文明一起涌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埃利马报》的一位高校撰稿人则宣称：到了二〇〇〇年，扎伊尔将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拥有大型城市，居民数量“也许会”达到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一人，拥有庞大无比的生产能力。到那时，西欧将进入“后工业”的衰败阶段；苏联、东欧和印度次大陆将会结成一个集团；阿拉伯的原油会枯竭；扎伊尔（和非洲）将迎来她的时代，吸引发达国家（显然是那些还没有衰败的国家）的资金，引进全套的企业。

就这样，这些借来的理念“殖民主义”、“异化”、“消费社会”、“西方的衰落”，成了为非洲的“本真性”崇拜服务的工具；一边梦想着回归祖先的过去，一边梦想着这个国家在未来奇迹般的强盛，这两种梦想已经结成了同盟。这种混合并不新鲜，也并不只发生在扎伊尔。这类幻想曾经激发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反抗运动；在今天，牙买加的大学里也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复归非洲传统，黑人才可能获得救赎和力量。已故的海地人杜瓦利埃因为他的非洲性而受到黑人崇拜；一位作家说，黑人需要一段贫困时期来“净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的观点无意中与杜瓦利埃的话形成了呼应：“受苦是海地人民的命运”）；还有一些人，一些离乌干达的屠杀足够远的人，认为阿明的非洲虚无主义是非洲力量的明证。

这是精神错乱，是绝望。《青年非洲》——金沙萨居然有卖，真是一个奇迹——二月七日这一期上发表了非裔法国作家施度·拉明的文章，他分析了非洲幻想的自相矛盾，谈到了“以过去为借口”。他问，所谓的非洲性是否只是今天的非洲“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制造的“神话”？“在很多人看来，‘本真性’和‘黑人性’这些词只代表着非洲人的绝望与无力——面对自己那令人沮丧的、无边无际的落后所感觉到的绝望与无力。”

想到普遍存在的腐败，想到那么多的失职行为，想到金沙萨市政系统的崩溃：垃圾没有清理，运河没有清污（尽管政府定期征收一扎伊尔的清污税），公共电视设备和电话亭被捣毁……就连《埃利马报》有时候也觉得，很难将这些自私自利的表现归咎于过去的殖民统治。“如果只是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落后’这个词，我们就错了。我们必须明白，有一种落后源自人们的习惯，源自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

《埃利马报》提出，蒙博托主义将与这种“精神瘟疫”做斗争。但谁都知道，尽管蒙博托主义口口声声在说“人”，尽管扎伊尔轻快的国歌叫《扎伊尔人》（“和平、正义与劳动”），但蒙博托主义推崇的只有一个人：酋长、国王。只有他一人应该受到敬畏和爱戴。离开了对蒙博托的崇拜，对生活和社会的新态度从何谈起？最近，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原因被逮捕，被关进了马卡拉监狱。监狱是一道白墙围起来的、一排排没有厕所的混凝土房，靠近大门的墙上写着：纪律第一。牢房难以装下所有被捕的人，他们就用了一辆路虎来关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有很多人被挤死或闷死了。

惨剧发生的根源不是残酷，而是漠然：外来访客必须学会适应扎伊尔。纳西尔的总统领地（穆罕默德·阿里曾在那里训练）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既铺张奢靡，又趣味拙劣：带空调的平房里布置了过多的家具，会议厅巨大无比，vip休息室里铺着地毯，缀满了繁琐的特拉纶流苏，非洲艺术品在这里沦为装饰家具。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纳西尔：它诉说着非洲人对非洲风格和奢华的渴望，诉说着非洲的巨大创伤。这种创伤可以解释外国定居者遭到的骚扰，解释国有化行为。然而国有化行为既可怜又虚伪，最后往往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掠夺，是毫无创造力的计划的一部分；它就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一种短视、自戕与虚无主义，它只是在拆除比利时人创造的国家的遗物。于是，来访者的情绪在不停摇摆，从一种情绪摆向另一种情绪；刚产生一种反应，便有另一种反应与之相抵消。

金沙萨有那么多人在尸位素餐，有那么多职位是徒有政治意义的摆设，是形同虚设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局面下，责任感、社群感和国家感从何谈起？这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交通系统，也没有工业（除了那些装配厂，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装配厂都坐落在从机场到首都的道路两边），而且跟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隔绝。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比利时人建造了它，到了今天，它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它没有必要运转，任其自生自灭就可以。夜晚，更有生命力的丛林生活似乎已经卷土重来，侵入到金沙萨的中心地带；此时，看守们（他们也在尸位素餐，因为他们不看守任何东西）打开他们地盘的围栏，人们抓起各种趁手的工业垃圾，在路面破损的人行道上生火，烹饪各种杂碎，然后睡觉。天气一热，阴沟就会发臭；一下雨，街上就会发大水。杂乱无章的城市蔓延着：污水在没铺柏油的巷子里汇成一道道蜿蜒的黑色小溪，大马路旁边隆起了粪堆，小孩满街跑，废弃的汽车轮胎乱扔，小货摊比比皆是，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种上了甘蔗和玉米：这是城市里的自给农业，是丛林生活的遗迹。

然而在一条大马路尽头，坐落着一所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已经没落了，但那里的学生既聪明又友善。他们来自丛林，但是已经能够谈论司汤达，谈论法农；他们满怀热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他们也感觉到，随着西方经济的崩溃（报纸上每天都这样讲），世界的大潮正在涌向非洲。这样的热情应该有一个更完善的国家来与之相配。当你看着这些觉醒的学生，他们有理念、有历史感、认识到不公、有自尊，你会觉得，当他们发现自己得不到其所属社会的支持时，觉醒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会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人的蒙博托主义者。非洲前进的道路已经一清二楚；一切探询都被严令禁止；而且蒙博托也发出了警告，在扎伊尔，最离心离德的就是知识分子。

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着人民。扎伊尔通往强大与荣耀的道路似乎一马平川。洗劫比利时政权的遗产，没收，国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虚设的职位，一切都轻而易举。现在，创造力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可以被掠夺的东西，可以按照法令的要求出现。

扎伊尔有她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为了实现全面辉煌，她还要有文学；其他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埃利马报》用整版刊登了一篇周日文章，文章说：问题在于，有太多根本没写过一行字、有时候连话也说不对的人在四处出没，混充扎伊尔作家，让国家丢脸。这种现象必须停止，那些伪装的文学“圈子”必须由官方举办的文学“沙龙”取代；这项工作刻不容缓。还有两个月，总统就要去巴黎了。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这两个月里，完成并出版一部扎伊尔文学作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为了迎接拉戈斯黑人艺术节，还有一些著作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从文章的语气来看，这很像是蒙博托在讲话。

蒙博托无时无刻不在发表讲话。他不再说法语，而是说林格拉语，那是夹杂了多种语言的当地话，半导体收音机把他的讲话带到了丛林深处。他以酋长的身份讲话，人们倾听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时地鼓掌。蒙博托的精彩举措在于，他把扎伊尔人长年渴求但又不曾得到的东西给了他们：一位非洲国王。国王体现了他的子民的全部尊严；拥有一位国王就分享了国王的尊严。个人的责任由此而减轻了——在境遇惨淡的非洲，个人责任很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绝望之源——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服从，而服从是很简单的事情。

蒙博托总是颂扬他那简朴的出身。他和每个人一样，是一个公民。而蒙博托夫人妈妈——蒙博托的妻子——热爱穷苦人。她管理着一个面向贫困姑娘的救助中心，姑娘们在那里全身心地从事农业生产，还担任着制造国王勋章饰品的工作，忠诚的子民都会佩戴这种饰品：在扎伊尔，蒙博托的肖像永远供不应求。国王每一个小小的慷慨之举让都会让不适应慷慨的人民倍感珍惜。很多扎伊尔人会告诉你，现在有一艘医疗船在为河岸上的村庄服务。然而最令蒙博托的子民满意的，是他那些最奢靡的作风。国王的母亲受到了尊崇，她是个朴素的非洲女人。跟国王的人生经历有关的地方都已经被宣布为朝圣之地，遭到漠视的非洲丛林重新变得神圣了。

报纸上充斥着稀释过的法农的话语，每天都在谈论革命和革命的彻底性。然而革命的核心只有一个：王权。在扎伊尔，蒙博托就是新闻：他的讲话，他受到的欢迎，支持他的游行，以及他的新安排：宫廷新闻。真正的事件都无足轻重。金沙萨一家俗丽的家具店被国有化了，这是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另一条要闻是，人们发现一家酿酒厂的董事会里面没有非洲人。“警觉的”人民发现的反革命行为往往是这类事情：市场小贩的骗人伎俩；官员在晚上用政府的车拉客；一些人在违章建房；党的青年队成员喝醉了酒，在基桑加尼的大众汽车派对上捣乱。扎伊尔没有什么新闻，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新的活动。铜矿开采在持续，因加的大水坝仍然在施工。到处都在扩建或新建飞机场，但这并不表明扎伊尔航空公司一派繁荣：建机场只是为了更好地管制整个国家。

第一天就十分清晰、后来被似是而非的话语弄模糊了的印象，最终证明是对的。蒙博托王权服务的目标就是它本身。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继承下来的现代政权体系解体了，但政权体系是否正常运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对于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而言，行政体系和现在的宫廷都是强加给它的，跟它没有真正的联系。责任、政权、创造力，这些都是访客带来的理念；这套话语不过是鹦鹉学舌，并没有回应非洲人内心的渴望。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个人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刚刚获得的一点智识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蒙博托的权力必将烟消云散；但现在人们只能在蒙博托主义的指引下向前。蒙博托已经为他的后继者建立起了模式，到那时他们会发现，非洲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比起今天丝毫没有减轻，而且也像今天一样需要虚无主义的支撑。

当你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落入了陷阱的国家，始终停滞不前，永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你就开始体会到非洲人感觉到的空无。这是跌落的开始，非洲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跌回关于过去的迷梦——森林夹峙的空旷河面，土褐色院子里的茅屋，独木舟——那时候，祖先的亡灵在守望着他们，敌人只不过是一些人。

一九七五年

（翟鹏霄译）

扎伊尔于1997年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章写于1975年，故采用旧名。

1885年至1908年间，比利时国王将现扎伊尔所在区域据为私人领地。在当地人的反抗和国际舆论压力下，1908年，该区域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改为比属刚果。

扎伊尔第三大城市，也是扎伊尔境内位于热带丛林中最大的城市。

赤道省内的一个小镇。

阿尔贝一世（alberti，1875－1934），1909年继位后对比属刚果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归国后便敦促比属刚果进行行政改革，建议保护当地居民，促进殖民地的技术进步。

古罗马时期的一条将罗马与东南部阿普利亚地区的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战略要道。

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henrymortonstanley，1841－1904），威尔士探险家，以中非的探险历程而著称。他曾经带领劳工沿着刚果河建成了刚果境内的第一条现代公路。

当地的一个部族。

扎伊尔西部的一个省。

伊迪·阿明（idiamin，1925－2003），乌干达第三任总统，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及种族屠杀，1979年被推翻，流亡国外。

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1925－1961），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非裔法国人，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革命家、作家，其作品在后殖民研究领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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