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穆斯林律师说：“这里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要比现在安定，我们希望现在只是过渡状态。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不会一直这样的。’而现在这个新冒出来的mmm党更加让人绝望。资金在退出，价格在上涨，税收也在涨。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说一次：‘这只是过渡状态。’”
一位混血医生说：“在一个比较富有的社会，男孩有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圈子，一个混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交圈。但在这里，因为抑郁和沮丧，男孩会倒向他旧有的社会阶层，并且接受自己的地位。正是这种听天由命、接受现状的氛围挽救了毛里求斯，这是印度人散发出来的态度，感染了其他人。我们被两个神话统治着：政府；甘蔗庄园，阴险的白神。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如果他们不存在了，我们毛里求斯人就必须创造出一种类似的人出来。”
一个巨大的卍字涂在小镇特里奥莱的主干道上，这是印度人的镇子，一条主干道从镇上穿过。卍字是印度雅利安人寓意吉祥的标志，也是印度人家里的一种装饰，但在这里，它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是一个叫“人民同盟”的新政党的标志，目的在于提醒印度人保持他们的种族忠诚。卍字饰和杜瓦尔先生的黑权运动都是对提倡跨种族合作的新左政党mmm的反击。幻想反击着幻想：mmm正是在特里奥莱赢得了他们在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然而选举才过去几周，mmm的思想在这间俱乐部里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俱乐部里充斥着司空见惯的故事：毛里求斯疲劳症；取得了中学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能“整天待在家里，追求学业，对生活感到恶心，感到厌倦”；有三四十个人去了英国当护士，“但大多数人都轮不上，这取决于部长，有时候他不让我们去。他们都把好处留给自己家里人。”一个小伙子刚好从外面的马路上经过，他们便说起了他的故事，他把自己祖传的一小块地给“喝掉了”，跟大家一样了。“他现在陷入了危机。”
毛里求斯有很多关于丢掉工作的传奇故事，这里就有一个版本。故事说的是一个小伙子，两年前因为一个员工的诡计而丢掉了一份政府里的差事。那份工作是信差，每天能挣五个半卢比，合四十便士。俱乐部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都有自己的版本。当那个丢了工作的信差出现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显然是个充满魅力的人。他的邻居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不生他的气。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去处置。”但他身上却穿了一件淡紫色的mmm衬衫，表达他对政府的蔑视。
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故，这里的人都会伸出援手，一旦涉及工作就不一样了。家庭之间互相忌妒，喝醉了酒就会暴露出彼此的怨恨。”
他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吗？他们对自己的权利、选票和观点的力量充满自信。他们认为他们的独立是稳固的、永久的，看不到它的脆弱。内部政变，外部力量武装占领，这两者在这里都不难想象：他们从未想过这些吗？
俱乐部里的年轻人说：“政府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然而当下午渐渐黯淡，街上的人流变得稀疏，当收音机纷纷调到印度的音乐节目，当谈话变得缓慢、和缓，事情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这些年轻人已经对危险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深处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敌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赢了。
“毛里求斯出现了一种可以把椰子树毁掉的‘独脚仙’。这种甲虫是有人为了卖他们的药，专门带到毛里求斯的，我们的祖辈从没见过这种甲虫。所以他们赚两道钱。毁掉我们的椰子，还想卖药给我们。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农业部的人干的，有可能是一些外来人干的。”
“他们铲掉我们的橘子树，好让我们买南非的橘子。我们猜是这样的。他们来到我们这儿，说我们的橘子树上有一种霉菌。”
“现在每天都会听到，我们的人被我们以前没有的病打倒了。”
“疟疾。”
正是因为根除了疟疾，才引发了人口爆炸。
“不对，疟疾以前在这里很常见。”
“霍乱。比如说霍乱，以前在这里不怎么看得到。现在还出现了其他疾病，我叫不出名字，但确实有人得了。我们觉得毛里求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梅毒。”
他说对了。“梅毒。这种病在扩散，尤其是在路易港。政府正在逐步让卖淫合法化，现在他们给那些姑娘发执照了。”
把执照体系介绍进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拖船就停在港口里。
“政府一面打击卖淫，一面又在鼓励它。”
“她们这么做是对的，去当妓女。她们穷得太苦了，她们应该这样。就像我知道的——”
“如果我女儿去干那行儿，我就杀了她。”
“但卖淫对她们有好处，如果能挣到钱的话。很多学生都当了妓女，尤其是在路易港。”
“这里在建一座新酒店，到时候政府会允许姑娘们在那里当妓女。”
谈话进行得温和、缓慢，没有怒火。外面，马路上的卍字仍然在象征着威胁和权力，墙上层层叠叠地乱涂着针锋相对的政治口号和各个党派的首字母缩写。
但有些人很幸运，可以离开这里，比如这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二十岁小伙子。在路易港，我在离政府办公楼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他，他正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的“文件”：一些大开纸的复印件，上面有宝贵的部长签字和部门印章。他要去英格兰了，一家医院接受了他。他的身材矮小干枯，他的瘦弱是六岁时的一场疾病造成的。他一九六八年就获得了中学文凭，当时他十七岁，最近这三年他什么也没做，只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神情庄严，带着一丝挑衅的姿态，仿佛不敢表达自己的喜悦，但又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成功。他显然拥有优秀品格，但他真的热爱护理工作吗？他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矢志于此，从未想过其他，他甚至还加入了圣约翰救护队。
他父亲在一家糖厂工作，一个月挣一百五十卢比，合十一镑多一点。他有四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他们的固定早餐是面包、黄油和香蕉。在赋闲的几年里，他早上帮忙做些家务，之后去英国领事馆的图书馆读书，中午回家吃饭，午饭是米饭和蔬菜咖喱。他有时候会生病，吃不下东西。有时候他只是因为太难过了，不想吃东西。他跟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在“河边洗上一个畅快的澡”。他的头疼症随时会发作，尤其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会待在路边跟朋友聊天，一直聊到午夜。他经常去见朋友，他们会告诉彼此，不出一年，他们就会“有保障了”，就会有工作了，他们就这样“给彼此打气，保持信心”。
但他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他要筹措五十英镑的保证金和一千六百四十卢比去伦敦的路费，这两笔钱加起来相当于他父亲十四个月的工资。但银行会帮助他，他从英国医院挣到的钱让他有能力每周还八到九英镑。英国的种族问题没有引起他的任何顾虑；人们会对他说些什么，会怎样说他，全都无关紧要；如果再也见不到毛里求斯，他也不在乎。他和他的朋友对当地的政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现在，政治帮不了毛里求斯的任何人。“mmm也一样。最好还是靠自己。”
如果在一个领土更广大、更富有的国家，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也许会成为一名演员或流行歌星。他具有一种令人心绪不宁的魅力（尽管已经四十岁了，容华开始消退，他也开始为自己日益松弛的腰线而担忧），他有着演员的发型和穿着，也有着演员的心理需求。他的敌人说，政治让他“周期性地享受乌合之众的目光浴”；而他说——就像一个演员会说的——他从政是因为“爱”。“你让人们爱上你，你也感觉到对他们的爱。”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为自己的“黑即是美”运动感到分外高兴。“只用了短短几个星期，我就在这个国家所有黑人的头脑里掀起了一场心理革命。”
但他也提倡跟南非之间的贸易往来，这种主张怎样才能跟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呢？
“没有联系！这恰恰是要点。”他大笑着吼了起来，身体倒向椅子的靠背，带有蕾丝边的黑衬衫领口敞开着，露出他浅褐色的胸膛。他唤道：“贝尔夫人！贝尔夫人！”那位接待员兼秘书从外面的办公室走了进来，她是白人，已经进入中年。他让她把两周前的一篇称赞他的讲话稿找来，那是法兰西作家协会在巴黎为他颁发旅游业金星奖时的讲话。
秘书把讲话稿拿了进来，是一张大开纸，杜瓦尔读了起来（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篇稿子将会出现在早晨的报纸上）：“monsieurleministre,laissez-moid'abordsaluerleministredesaffairesetrangères,l'hommed'etat,l'ecrivain,lepenseur,l'hommed'action.vousêteslesymboledetoutcequenousaimonsenl'ilemaurice（部长，首先我向您——外交部长、政治家、作家、思想家和行动者——致敬。您象征着毛里求斯一切为我们所爱的事物）……就是这种话会让法裔毛里求斯人发疯。一个黑人居然成了法国文化的象征，而我就是那个不断提醒他们这一点的人。”
杜瓦尔说，就在不久前，法国人还以为毛里求斯只有一万人讲法语，就是那些法裔毛里求斯人。现在他们知道，整个岛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讲法语，这意味着很多黑人也在讲法语。“法国人对我一掷千金，给了我四百万卢比，这个星期还会再给我一百万。我们已经向法国输送了五十三名工人。我要凭借着我的外交政策来赢得这场选举。”但南非人行动缓慢。“他们比原来的布尔人还慢。”他请他们为他的养猪计划提供三年的补贴价饲料，但他们到现在什么也没干。
有人走进办公室。
“认识一下弗朗索瓦，”杜瓦尔说，“打杂的，也是朋友。”我们要一起去居尔皮普吃午饭。当我们离开院子时，杜瓦尔冲着一个人喊：“好消息，德国又要了三十六个。汉莎航空公司，在法兰克福。”三十六名工人。
“不算那一百个？”
“是的。我今天会在集会上宣布。”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风景如画的高速公路上时（公路两边的灌木花丛和环岛花园都是以工代赈的工人打理的），他对我说：“在德国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给我点什么，最好赶在选举之前，要不然就给到别的什么人了……我们会不会丢掉这个市政议席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是明显多数了。但我故意营造出这种紧张的气氛，我必须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我之所以干得来这些事情，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有点疯狂，不完全凭理智行事……你觉得这些怎么样？”他从一个装得满满的箱子里拿出最新的宣传照片给我看，都是专门为这次选举拍摄的：身穿黑色皮外套的他骑在“黑美人”背上；跨在一辆摩托车上；双腿交叉着站在跑车前面。“这些是为女人们准备的。我穿着一身印第安人的行头上了法国的电视节目，现在还会收到观众来信。你知道法国的报纸怎么形容我吗？一位英俊的黑色神明。”
我们在居尔皮普吃午饭，一两杯红酒下肚后，我告诉他，很难想象他是个政客。他说他可以远离政治，他是个农夫。我说，听说他分下去的一些猪崽被吃掉了。他立刻严肃起来，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但他马上又说，也许有些被吃掉了，但他听到的情况不是这样。
弗朗索瓦，那位打杂的，朋友，用方言说了些什么。
最后，杜瓦尔说：“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可悲的故事，那些小猪崽的爸爸死了。黑权运动。”
服务生走进来说：“杜瓦尔先生，您的电话。”
“哪里打来的？”
“非洲领事馆。”
“南非。”杜瓦尔说。
他回来时告诉我：“领事刚刚接到南非打来的电话，他们要送给我们五十头母猪，两头公猪，还有喂养这些猪一年的免费饲料。我对他说，让比勒陀利亚发一封电报给我。”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拿到会上去展览。
我说：“我记得你让他们提供三年的猪饲料。”
“那是按补贴价提供，而这个是全免费的。他们给吓坏了。”
餐馆的一间包房里，法国领事馆正在举办一场婚宴。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走了出来，她一见到杜瓦尔便欣喜若狂，径直上来拥抱他，跟他说话，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然后，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人走出来说：“gaëtan,ilstedemandentdevenirlesbénir.”（“加埃唐，他们希望你能来为他们祝福。”）
“jen'aipasmoncollierdemaire.”（“我没戴我的市长绶带。”）
但他还是站起身，走了进去。好几分钟后他才回来，眼中洋溢着香槟酒的光泽，笑容满面。“我刚刚听到一些很好玩的话。那位结婚的姑娘，你瞧，有一半比利时血统，一半波兰血统，是典型的法国人。她哥哥陪着他。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波兰人，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更漂亮一点？’她哥哥说：‘parcequenoussommeshabillés.’”（“因为我们穿着衣服呢。”）
后来，在拥挤的市政厅，杜瓦尔让他的支持者为我唱了一首他的竞选歌。
黑美人！黑美人！
黑色多么美丽！
美丽，美丽
是黑色。
“这将是我们的制服。”杜瓦尔说着，让我看一些衣料，“黑色和红色。红裤子配黑腰带，黑衬衫。全用光滑面料。”
第二天，我去外交部找杜瓦尔，核对我们的午餐谈话笔记。在他的外间办公室，杜瓦尔把一个黑人小男孩介绍给我，他为杜瓦尔的竞选塞卡作曲。男孩在贝尔夫人的桌子上敲着节奏，唱起来：
mo'dire'ous:lafrapper.
laisse-mo'trappe-li,
laisse-mo'batte-li.
mo'allecondamné,
jamaismo'valaissermulâtrefairemaridemonendroit.
（我告诉你们，揍他们。让我抓住他们，让我痛打他们。
我宁可入狱，也不让混血男人对我颐指气使。）
“这里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得不可思议。”保罗·贝朗热说。这位二十六岁的法裔毛里求斯人正是mmm的创始人。几天前，就在杜瓦尔的人为我唱《黑美人》的居尔皮普市政厅里，有人向他开了枪。现在——在路易港这间新开张的有空调的地下餐馆，在午饭过后几乎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贝朗热带着保镖，那是一个黑色的巨人，名叫马特，他的体型有点开始发胖，但仍然是当地有名的拳击手。贝朗热有他自己的风格，和杜瓦尔一样风度翩翩，在毛里求斯显得有些异国情调。他瘦小精悍，谈吐温和，戴着茶色的无框眼镜，蓄着薄薄的八字胡，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他像欧洲人，他属于欧洲。他的措辞和口音没有一点毛里求斯痕迹，他看上去完全如其所是：那个来自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垒的人。“精彩的一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他说：“政府当然只会谈失业，这个词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个经济问题，滤除了人和政治的因素……一九六八年之前，毛里求斯人不需要考虑、也不需提出严肃的经济或政治规划，他们能打的只有种族牌。过去，上层人在不同种族之间挑起争斗，让他们互相残杀，以减缓整个局势的压力，现在如果还有条件这样做，他们马上会故伎重演……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抗争连着抗争、斗争连着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戏剧。这里的第一次抗争是奴隶的抗争。一个造反奴隶的脑袋在我们路易港的博物馆里放了好多年，他是马达加斯加的一位酋长。然后是有色人种（黑白混血儿）的崛起。一九一一年，路易港爆发了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印度人。有色人种追随白人的榜样，敌视印度人，后来克里奥尔人（黑人）也加入了他们，这种转变的重要催化剂是杜瓦尔。这就是杜瓦尔的重要性，有害的重要性：把黑人拉到白人这边。杜瓦尔是个神话。他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克里奥尔人之王，他是新闻媒体的创造物。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神话，但他不想死。”
贝朗热打了个响指，黑人保镖拿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的好像是糖果。贝朗热吃了一块，保镖也吃了一块。贝朗热说：“哈克止咳药片。”
贝朗热来自一个古老的法裔毛里求斯家庭，父亲是公务员，不是种植园主，也不是地主；有些毛里求斯人说，这种家庭背景构成了贝朗热本人的反叛核心。一九六三年，十八岁的贝朗热做了一段时间的水手，然后离开毛里求斯去上大学（北威尔士大学）。“mmm创立于一九六八年毛里求斯的一个节假日。这听上去很随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当时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我们原计划在亚历山大公主来访的时候举行和平示威，但政府把我们的十八个人关进了监狱。为什么是亚历山大公主？嗯，亚历克丝的丈夫是奥格尔维，他是龙波家族的人，而龙波家族在这里极有势力——经营宾馆、糖厂和进出口贸易。此外，我们也在抗议这次接待活动的铺张浪费。从那以后，我进了四次监狱……目前的局势很糟糕。人们觉得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我怀疑今年年内政府就会垮台，或者会有一场暴动，也可能会举行普选。”
我告诉他，在特里奥莱我一点也看不到mmm思想的痕迹。他的党派所宣讲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被吸收进当地人编织的关于敌人的迫害性妄想神话里了。
他没有直接回应我。他说：“神话背后总有一些东西。”然后，他开始试探着从外围谈论“制造神话”这个主题，就像是在出声地思考。“在毛里求斯人的头脑里，事情可以变得不可思议地漫无边际。我想，这也许跟这个海岛的领土面积有关……他们绝对有一种把每件事情都变得耸人听闻的倾向。比如在路易港，人们说我有一根电动警棍，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而居尔皮普的版本是带链子的警棍。我穿的黑色皮夹克被认为是防弹的。我猜，如果我路过居尔皮普市政办公室的时候有人向我开枪，而当时恰好有一位部长在场——据说他是黑人的保护人——穿着黑色的皮夹克，骑着一匹黑马，那么这幅情景就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神话。
“有些东西就在你的生活中，但你并没有把它们拼在一起。比如我们的一位部长——直到此时此刻，在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神话的影响有多广——这位部长在选举那天穿着伞兵制服。拉姆古兰（毛里求斯的首相）也曾经是个神话，他是印度人的查查（大叔）。他非常活跃，也很有权势，但不知为何又能超越这一切之上。有一本拉姆古兰的传记，是我们本地作家写的。那是一部没有日期的传记，充满了迷人的神话、诗意和事迹……我相信，如果你考察一下我们的教育体系，你就会感到真正的沮丧。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在使用的语言遭到了鄙视。”（mmm对当地的土语抱有浪漫的看法，视它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裔毛里求斯人也有他们的神话。我回到毛里求斯时，他们之间流传的神话是：我把戴高乐给赶下台了。你会发现这种神话至今犹存。‘如果保罗把戴高乐都赶下台了，那可怜的老拉姆古兰又能有几分胜算呢？’他们都耽于幻想，这种倾向的根源在于殖民地的处境。”
他让这两个小时过得飞快。当他和保镖一起离开时，他笑着说：“现在我必须得走了，我要为今天下午的论坛找几个‘壮汉’。”
但那些壮汉没派上用场。那天下午，没有人试图破坏mmm在罗斯山镇召开的集会。几百名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各种族济济一堂的听众，各种族登台发言的讲坛，人们像听新闻那样倾听着思想：这是我在毛里求斯见过的最欣快的一次集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遭到反对的自由主义政府的致敬——但这也许只是我这个访客的看法。
“这是一种模仿，”首相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说，“他们想模仿毛，模仿菲德尔·卡斯特罗。幻想？他们并没有耽于幻想，他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会在这里生根。这里确实很穷。但我们正在努力通过社会服务来控制穷困的不良后果。在援助方面，我们每年大约要花三千万卢比。人们为此而批评我们，因为我们为家庭提供津贴之类的援助。我的回答是：‘小孩生出来了，我不能让他们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下长大。如果他们吃得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否则他们会落后，在智力上落后。’”
说着一套不同的语汇，怀着不同的关切：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首相几乎跟这个世纪一样老，贝朗热提到的那部诗化的传记，正是要为这个堪称传奇的人物找回一份公正（尽管他的传奇没有那么宏大，他的舞台也很有限）：一个降生在饱受压迫、没有领袖的社群里的男人，在殖民主义最黑暗的时期，在一个农业殖民地中崛起，获取了权力。各个殖民地的领袖中，很少有人表现出拉姆古兰那样的勇气和执著，也很少有人在获取了权力之后，如此热切地去平复旧时的敌意，去施行人道的治理。然而这个新生的政权，就在她还像以往一样羽翼未丰的时候，已然受到了来自不止一个方面的威胁。
贝朗热说：“人们围在部长办公室外面，请求安排工作，这种行为受到了部长们的鼓励。每个部长都想成为拉姆古兰的继任者，每个人都在试着打他的牌。”
首相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专门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守在部长门口的做法是不对的，是殖民时期残留下来的习惯。”
是宿敌，也是新仇：“殖民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建制。它培养了寄生虫和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人——所有种族里面那些因为驻留在这个国家的外国势力而获利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完全接受了独立以后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新运动，mmm，就是那些妄图复兴的人采取的阴险手段。我认为他们尤其想要报复我，还有我的党。”
首相一只眼睛失明了，是小时候被牛角弄残的。他在路易港的新房子是在他的老房子旧址上建起来的，客厅里摆满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的纪念品：签了名的肖像，机场接见的照片，各种民族风格的乏味的官方礼品。他常常待在这些纪念品中间，自娱自乐。他喜欢非正式的晚餐派对，喜欢谈话和闲聊。他愿意退休，成为他的传奇，成为“至尊”。
然而安宁正在褪去。奴隶营拥挤不堪，逃离的道路已经关闭。人们心怀不满，而且对自己的险境浑然不觉。
一九七二年
（翟鹏霄译）
见《旧约·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吗哪给以色列人吃，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仅次于首都路易港。
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阿尔卑斯山脉中最著名的山峰，是一个有四个面的锥体，分别面向东南西北。
也译作南非荷兰语或斐语。是南非的官方语言，属于南非宪法所规定的11种官方语言之一。
原文为法文。
特立尼达的一种即兴曲。
原文为法文。
原文为法文。
原文为法文。
原文为法文。
原文为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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