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木匠即将离开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前往南非的斯威士兰工作一年，这则消息刊登在毛里求斯第一大报《快报》的头版。可以少养活六张嘴了，六个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内不用担心了。二十五名护士被选中，有男有女，他们要去英格兰的医院工作了。英格兰将吞噬他们，但此时此刻，他们是家乡岛屿上的名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毛里求斯时报》的头版头条。也许有一万个人在申请这二十五个职位，大家都这样认为，这是公认的比例。
“陛下，”毛里求斯的一个年轻人给一家苏格兰医院的护士长写信，“您能帮我找个职位吗？”把这个笑话传回毛里求斯的记者也是毛里求斯人，他是那些远走高飞的幸运儿中的一个。他说，这位年轻人的阿谀奉承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他并非没有同情心。他说他知道毛里求斯的年轻人是多么痴迷于逃离岛国这个想法，“无时无刻不感到心力交瘁”；但只有“掌握了最新知识，（真正）拥有优秀品格，并且热爱护理工作的人”才能胜出。
但符合条件的人太多了。在海外，唯一接受毛里求斯人的职业是护理，所以每个毛里求斯人都热爱护理工作。这是一个护士之国。在首都路易港，人们徘徊在部长门前，等待着部长召唤他们去服务。在毛里求斯，部长们很有权势；不通过部长，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但部长们又能做什么？有一次，吗哪从天而降——外交部长这么说——德国请毛里求斯输送五百名护士。但不会每天都有吗哪从天上掉下来；法国每年需要五千个护士小组也仍然只是人们心中的希望。
有一位部长专门负责对外移民事务，他是黑白混血，身体圆胖，喜欢轻轻地笑，以前当过汽修工。但他无法告诉我这个国家的海外移民数字，他说他没有把这些数字统统装在自己脑袋里，而且他现在正忙于当地的选举。“我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居尔皮普的这次递补选举上。我们认为要解决毛里求斯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
部长给不出数据，也是因为根本没有多少数据。于是年轻人在外面游荡，等待着职业生涯的开始，有时候一晃就是几年。他们凑在狭小的俱乐部里，除了聊天，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这些俱乐部有些有水泥墙，有些是用瓦楞铁皮搭起来的，墙上装饰着英国信息服务部的海报，还有一些从外国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有些年轻人得了阵发性眩晕症，只好待在家里。很多人患了头疼症，这种可怕的毛里求斯头疼症会让失业的劳工发疯；让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中止；让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变得神志不清。
毛里求斯曾经是渡渡鸟忘记了怎样飞翔的地方，因为它们在这里没有敌人：这片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岛屿曾经荒无人烟。而现在这里已经人满为患，平均每平方英里就有一千多名居民。
十七世纪，荷兰人想征服毛里求斯。他们砍伐了乌檀木森林，引入了甘蔗。荷兰人走后——据说是被老鼠赶走的——法国人来了。这些法国人主要是来自布列塔尼的农民，他们在岛上待了下来，十九世纪早期毛里求斯被英国人征服后，他们仍然繁荣昌盛。他们种植甘蔗，一开始依靠从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贩运来的奴隶，奴隶制被废除后，就开始依靠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
整个十九世纪，岛上的劳动力都处于短缺状态。印度移民不断地到来，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所以现在印度人占了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尽管有移民涌入，人口数量却一直比较平稳。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总数还不到四十万，跟一九〇一年相差无几。然后，灾难爆发了。一九四九年，疟疾终于全面绝迹，人口数量激增。现在岛上大约有八十二万人，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不满二十一岁。没有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失业或闲居在家——统计数字从五万到八万不等——而且全岛人口还在以每年一万两千人的速度增长。
毛里求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仍然停留在农业殖民地的状态，仍然是帝国的一个极小组成部分：岛国独立才刚刚三年。规模庞大的不动产、大型代理机构和蔗糖加工厂都属于白人（尽管这里也有很多印度地主，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印度贵族的阶层）；乡村劳工都是印度人；黑白混血是公务员；黑人是工匠、码头搬运工和渔夫；中国人做生意。
甘蔗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基本上是唯一的出口商品。甘蔗几乎覆盖了半个海岛。因此，从高空俯瞰这座灾难缠身的海岛，只会看到一片空旷和葱翠，石头堆成的梯形金字塔点缀其间，仿佛一种消失了的文明的遗迹。这些石头是从甘蔗地里拣出来的：“清理石头”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而且那些鹅卵石都硕大无比。这项工作以前靠的是人力，现在改用推土机了。榨糖向来都是一种高效率的产业，它的高效在毛里求斯展露无遗。杂花生树的繁盛景象不见了，秩序来到了这片热带的土地。沿着主干道游览的游客看到的海岛是一片保养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只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小火山，仿佛缩微版的马特洪峰，点缀着单调的风景。
一个近乎椭圆的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小岛，孤悬于印度洋上，变成了殖民地，只为蔗糖而存在。它和世界另一端的西印度群岛一样，是近代帝国庞大的人类工程的一部分：把失去了首领的被征服民族运到这里，运到那里。在那些瞄准了毛里求斯的游记作家眼中，毛里求斯就是“失落的天堂”，正在“成为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地方”，是游客带着“一颗安宁的心”离去的海岛。但对于走不掉的毛里求斯人来说，这里就是地狱，甘蔗林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到海边，生病的椰子树在独角仙的蚕食中枯萎。
去年有两万名游客来到毛里求斯。“失落的天堂”已经有了赌场，赌博公司顺应低纬度地区的度假趣味，让岛上一流的酒店也装上了老虎机。游客们偏爱老虎机。在居尔皮普的花园酒店里，肥胖的女人和她们更加肥胖的女儿吃过早餐就开始玩老虎机。将近傍晚，当电视机也开始咂咂作响的时候，在这座仿十八世纪的建筑里，休息厅里的聊天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赌场的主顾主要是当地的中国人，在暗红色的大厅里，他们面无表情地坐在亮闪闪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坐在村子里的店铺柜台后面，只是把卡其布的短裤和衬衣换成了西装。在毛里求斯，中国人游离于其他族群之外，令人费解。毛里求斯流传的故事说，中国人的钱是靠着铁杵磨成针的耐心，通过一点一滴的欺诈挣来的。据说，中国店主每天都会花上一点时间，从每个火柴盒里抽出一两根火柴，把二十盒火柴变成二十一盒，靠这种方法多抽走四分之一便士的纯利润。但他们居然会拿这么辛苦挣来的钱在赌场上挥霍，让人不由得对这个族群产生了一丝敬畏。
赌场抽走的可不止四分之一便士，但赌场的成功和现代气息让很多毛里求斯人感到心情舒畅。我看不出赌场的投资对这里的财政和旅游业有什么促进作用，但对此刨根问底只会戳破当地人的某种天真。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赌场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赌场荷官都是白人姑娘和混血姑娘，她们穿着闪亮的缎子做的传统晚装，名字的首字母别在衣服上，在赌桌上主持牌局。几个月前她们还失业在家，无所事事，然而一转眼，就掌握了这种高难度的现代技能：这种“适应能力”——毛里求斯人念念不忘的词——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毛里求斯，一切最终都要归结到一点：工作，就业，派得上用场，有点事做。
毛里求斯的游客来自附近的法属留尼旺岛（其实是法国的一个行政区）、马达加斯加、英格兰、印度和南非。毛里求斯跟南非的关系很密切。南非出高价收购毛里求斯出产的每一斤淡而无味的茶叶；如果你想知道南非语的“南非制造”怎么写，只要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把烟灰缸翻过来看看就知道了。反种族隔离人士在毛里求斯没有立足之地。很多法裔毛里求斯人在南非有亲戚，或者跟南非有生意上的往来。毛里求斯准备独立时，岛上的法国人“反应过度”（“我们这里的人总喜欢反应过度”）——他们把忠于自己的黑人集结了起来（反种族隔离人士真的应该对毛里求斯敬而远之），而且有传言说南非的法国人突击队要来接管毛里求斯——那段时期，很多法国人移居去了南非。
来自南非的游客很受欢迎，但他们并不全是白人。“南非黑人无须抱怨”，这是《毛里求斯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内容是记者对一位印度裔南非游客的问答式访谈，这位游客是阿哈姆德·卡杰·罕先生。
问：罕先生，印度人在南非的情况怎么样？
答：在经济上跟当局整合得相当好……有些印度人有数百万身家。
问：这种强势地位是怎么来的？
答：这个由来已久……
问：你会不会认为，我们听到的关于南非的很多负面说法是不正确的？
答：……我在毛里求斯听到有人说，南非天路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黑人专用的厕所，我很吃惊。没有这回事儿……
问：但肯定有一些不容商量的场合吧？
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问题。
问：罕先生，有一种思想学派认为，南非的政治斗争一败涂地。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一点也不……
问：南非当局的统治令你满意，我感到不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黑人的切肤之痛？
答：不！没有人有切肤之痛。每个人都有工作……当然，我们要考虑到那些总爱发牢骚的人。
今年年初，黑权运动的口号出现在众多村镇的大街小巷，是用法语和本地的法语方言写的：以黑为荣，以黑为美，黑人权力在握。这是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的主意。杜瓦尔自己并不是黑人。他四十多岁，棕色皮肤，梳着一头直发，像流行歌星一样英俊，也有着流行歌星的着装品位。他是黑权运动的一分子，他穿着黑色的皮革衣服，戴着各种佩饰，骑着一匹名叫“黑美人”的黑马在公共场合亮相。有很多年，杜瓦尔被视为岛上黑人的领袖。但两年前，他渐渐淡忘了独立之前的纷争，带着他的党派进入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从那之后，随着政府支持率的不断下降，杜瓦尔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了。
黑权运动是杜瓦尔的反攻。照我的理解，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吓跑那些想来挖选票的政客，而不是让普通的白人担惊受怕。杜瓦尔很支持毛里求斯跟南非的贸易往来，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南非游客，还希望看到南非人在旅游特区购买房产。一天，他在跟我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统计数据显示，一个旅馆房间只能提供两个仆人的就业岗位。而一座房子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四个。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失业问题。一份白皮书说，一九八〇年之前，整个社会必须创造出十三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但政府没有意识到人口过剩问题，还在阻挠对人口过剩效应的调查。政府批评电视里那些“残忍的”计划生育节目。毛里求斯是一个至今仍然盛行丈夫打妻子的保守社会，政府不想得罪任何人。
这种态度背后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我到毛里求斯的第二天，在一个关于失业问题的研讨会上，工党（执政联盟的主要党派）发言人说：“我们断然拒绝了关于失业问题的那些肤浅而简单的解释，即失业是因为人口过剩、缺乏资本与投资机会造成的。……事实上，失业的根源显然在于把持着经济命脉的人，他们要么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要么和以前一样，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战略考虑，坚决不肯参与到必要的政治程序中来……于是，毛里求斯的局势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跟把持着经济命脉的人之间，隔着一条宽阔得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这样，政府通过强调失业问题、淡化人口过剩问题，来捍卫自己的地位，希望自己仍然像殖民时代那样，充当抗议的工具。他们去抗议富人——往往都是白人——但富人的才智和资本现在仍然为社会所需要；他们去抗议甘蔗——奴隶时代的作物，然而它虽然让人憎恶，却又不可或缺。
政府不受民众欢迎。如果明天举行一场大选，政府就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不是它昔日的敌人——这些人大部分已经被政府以各种方式吸纳了——而是年轻人，人口爆炸那些年里长大的年轻人。
在这个印度人占大多数的岛国，首相是个印度人，已经七十岁了。那个突然赢得了民众支持、动摇着政府地位的政党是年轻人的政党，创立于一九六八年，创始人是毛里求斯的一名法裔学生，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带着巴黎学生运动的新鲜气息。首相来自农村的印度人族群，出身贫寒。他通过正规教育和自学，获得了去英国的机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伦敦度过了漫长的几年，一开始是读书，后来当了医生；他一回到毛里求斯，就开始从事工会工作，然后踏进政界：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跟几乎就是“裁判员”的反对派对抗，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在毛里求斯建起了一个福利国家的雏形。社会服务的覆盖范围很广；这里有一套针对失业者的“救济”体系（每周有四天可以领取四个卢比，相当于三十便士）；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三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每月就可以领取十个卢比的补贴，大约是七十五便士。
这个初具形态的福利国家让整个社会免于崩溃，受益者是年轻人。他们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吃得也更好。出色的电视节目让他们思想敏锐，见多识广。他们的期望变高了，再也不是以前农奴社会中那群从无怨言的人。整个体系的缺陷在于，在仍然以蔗糖为王的停滞的殖民地经济中，这个福利国家的建立也许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在毛里求斯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然而出国去工作，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的优秀品格、真正热爱护理工作的人才需要去申请。
“他们总是责怪政府。他们手上一旦握有资格证书，就指望政府给安排一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想。农业领域有一些合作社，但这群人一心只想着坐在办公桌后面，整天在纸上涂涂写写。”“政府把毛里求斯人变成了乞丐。我们在这里都有很多亲戚，都有自己的大家庭，本来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政府的救济弱化了亲族间的纽带。”“我们的人没有冒险精神。”“大家对事故变得敏感起来，人们开始装病。我的诊所总是被装病的人骚扰，他们希望政府为他们的‘事故’支付补偿金。”
中产阶级对毛里求斯的福利制度也有些看法，他们的观点甚至得到了白皮书的支持。白皮书上说，太多人生活在“救济”水平线上；太多人在做着“没有产出”的以工代赈工作（有些以工代赈人员被派去清扫海滩）；结果，“当那些有工作的人看到少干活或者不干活也可以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意愿就受到了影响。”
这里的状况很容易让游客感到恼怒。每到下午，那些身强力壮、衣着得体的年轻人就会在拥挤的乡间小巷里闲逛：他们的体格锻炼得太好，太乐得袖手旁观，成排地坐在俱乐部里面，动不动就抱怨。“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他们就会派出镇压骚乱小分队来对付你，这种事情每个月会发生三次。”“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去敲议员的门，想找一份工作，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议员会给我儿子安排一份工作，议员会给我女儿安排一份工作’。”“要想见到部长，你只能行贿。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部长。”
于是他们坐在那儿，抱怨着，威胁着。“改换政府，让社会主义政党取而代之。现在的政府容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是年轻人的政党。而这个党会做些什么？它又怎样取代资本主义？大家都没有明确的看法。但政府必须遭到惩罚。政府就是政府，如果它真的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政府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执政者的愚蠢或恶劣，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私。”
在乡村的巷子里游手好闲，玩多米诺骨牌，在俱乐部里没完没了地讨论政治，他们的生活真的就只有这些吗？难道没有其他活动，其他乐趣，其他节目吗？“没有钱就没有乐趣，先生。”一小口朗姆酒要五十五毛里求斯分币，还不到四便士，但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昂贵，堪称玉液琼浆。他们只喝得起当地人用香蕉酿的一种酒，两个半便士就可以买上一品脱。看电影也很贵，三等座要一个卢比（七个半便士），一等座要两卢比二十五分。“我有十年没去电影院了。”“我有三年没去了。”“即便是排灯节（印度的花灯节），我们也没有乐趣可言。我们没钱给孩子买礼物，也没法给他们置办新衣服。”
但那个靠“救济”过活的、咧着嘴的胖小伙却是一副快活的样子，他刚刚结了婚，而且显然是这群人中的小丑。那个相貌英俊、穿着入时的男孩来自一夫多妻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十七个孩子中的一个。而那个挺着肚腩、面色阴郁的男人今年三十五岁，他在领救济金的六年间添了六个孩子。
但游客的恼怒对毛里求斯人并不公平。甘蔗地，榨糖工人和家属居住的拥挤不堪的村庄，小小的集镇：访客目之所及就是毛里求斯拥有的一切了。这里几乎没有多少冒险的空间，除了上层阶级：法国人（他们总是拥有庞大的家族）、中国人和富裕的印度人。而底层的生活一直都很严酷，视野也愈加狭窄，整个社群只有一种无助感和对自己的厌恶感。
那个以工代赈的工人——六个孩子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不去上班，只去签字和领钱。甘蔗地里的除草工知道自己是除草剂的替代品，一种更低效、更昂贵的替代品。每个人都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政府是好的，一切都会好转；而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政府和反对派都说是政治原因——局面每况愈下。
报纸上充斥着当地的政治话题，根本没有版面来发国外新闻。所以人们整天在乡村俱乐部里谈论政治，政治吸收了他们心中所有的狂暴。言论自由，选举也自由；实实在在的权力却遥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鸦片。
一个多雨的星期天下午，天空虽然乌云密布，却闪着片片电光，倾盆大雨的间隙，空气潮湿而黏腻。在这座新“城”用砾石铺成的后街上，有一片手工艺人的居住区：一座座混凝土墙、瓦楞铁皮屋顶的小房子就建在居尔皮普镇外，一次选举集会正在这里预热。这只是一次市政递补选举，但在毛里求斯，选举就是选举，而且这次选举已经被营造成了对几方力量的一次考验：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的政党、黑权运动和毛里求斯民主联盟党（udm，themauritiusdemocraticunion）。杜瓦尔说udm是黑白混血联盟党（uniondesmulâtres）的缩写，这是他用来打击对方的口号。也许还有其他论题，但我这个外来人读遍了所有的报纸，也没能找到。
这是udm召开的集会。听众还没到，房间里只有几个黑人男孩，也可能是黑白混血，有些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外套，那是他们爸爸或哥哥的衣服。房间里还有些没带武器的警察，他们戴着尖尖的的帽子，穿着暗灰蓝色的雨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警察里面有很多是印度人。卡车上的扩音器在播放着一曲塞卡，那是毛里求斯的卡里普索，是用当地种植园的土语演唱的。
吸烟的女人我不喜欢
她让发霉的烟草淌入你的口中
跑进跑出的小男孩越来越多。一个穿着哥哥外套的十三岁男孩（他有三个兄弟，七个姐妹，爸爸没工作，妈妈是厨娘）反对udm，而另一个混血男孩（他有四个兄弟，四个姐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喜欢udm，“因为他们在匡扶国家”。这里的情景恰好是udm口号的现实版：这里的选举就像其他地方的圣诞节，少了孩子就不成其为选举。马路上到处晃动着小小的、骨瘦如柴的腿，就像课间休息时的操场。（“现在我随便走到哪里，”杜瓦尔后来告诉我，“就像格利弗走进小人国。小孩子们想把我抬起来。”）udm仍然在播放塞卡。路边一块湿透了的洼地上，一场足球赛开始了。
一辆轿车在辅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停在了卡车旁边。石块飞了过来。刹那间，满腔怒火的混血儿和黑人围着轿车和卡车扭打起来，叫嚷和谩骂响成一片。足球比赛中断了，孩子们四散着跑开，宽大的夹克在火柴棍儿似的腿上方摇晃了一阵子，然后停下来，驻足观望。扩音器里的塞卡还在继续。温和的警察上前温和地干预，把愤怒的人往不同的方向疏散，被拉开的人一边走，一边回头叫嚷。
雨水，灌木，简陋的房子，破旧的衣服，种族混居和撑着伞跑出来围观的人群：这歇斯底里的一幕看上去如此熟悉。大人在小孩面前大打出手，拥挤不堪的奴隶营浑浊污秽：这就是无权者的政治。
骚乱平息后，轿车开走了，塞卡也停了下来。卡车上的男人对着扩音器咳嗽，集会开始了。
“m.duvallezourliblackpower,lesoirliblanc.”（“杜瓦尔先生白天代表黑权运动，到了晚上就变白了。”）
“黑权运动？”一个身穿粉色上衣的黑人姑娘说，“在我看来是个笑话。”
“m.duvalnapascontentcréolepetitchevé.杜瓦尔先生不喜欢克里奥尔人的小脑袋。‘quandmo'allecôtez'aut'donne-moimanzemacaronietboirerhumblanc.moicontentmanzeunpéc'estquibon.’听听他的话：‘当我走访其他人时，我让他们用通心粉和白朗姆酒来款待我。我喜欢吃一点点美食。’”
在这个黑人姑娘看来，udm也是个笑话。“我不在乎这些政客。我来这里是为了打发时间，很多人跟我一样。这里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姑娘和小伙子不上班。独立之后，大家变得更穷了，‘工作得更少了’。”
她今年二十一岁，身材瘦小，窄窄的肩膀有棱有角，眼窝深陷。一九六〇年，她以第五级的水平离开了学校。“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什么也没干。我有打字资格证书，但一直没有工作。”但她和毛里求斯的每一个年轻人一样，也有一个与工作失之交臂的故事。“广告上说有个加油站要招一名员工。我和一个穆斯林姑娘一起去了，那个穆斯林姑娘被录用了。为什么？我不好说。我比她先打的电话。”她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不再埋怨任何人；但她当时非常生气。“我回到家，对我母亲说，‘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没得到那份工作。’我已经登记五年了，那个穆斯林姑娘才登记了五个月。我猜加油站的那个男人是穆斯林，但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段记忆仍然清晰如昨，但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她当时十八岁。生气也徒劳无益；她不再生气，也不再指责任何人。
她父亲是个漆工，母亲没有工作。她有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我年龄最大。我以前想做老师，我去见了加埃唐·杜瓦尔好多次，但他只是一味地承诺又承诺。”她父亲有活干的时候，一周能挣二十到三十卢比，合一点五到二点二五英镑。他们在城里的房租是每月二十五点五卢比，电费再花掉九个卢比。“我们把米饭跟咖喱和咸鱼做在一起吃。有时候也把米饭跟油和炸洋葱做在一起。现在咸鱼很贵了，一小块就要五分钱（大约三分之一便士）。这种生活对八个孩子来说实在太艰苦了。我可以不吃东西，但那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不行。”
娱乐活动？电影院？“我已经五年没去过电影院了。‘无人问津，无人问津。我已心灰意冷’。”她待在家里读诗歌；她有一本《长诗选集》，是教科书。“在毛里求斯，没有男朋友这一说。”她指的是男女不可以随意相会。她必须在监护下，才能参加有男有女的聚会。如果要跟小伙子外出，那个小伙子必须给她父母写信，获得他们的允许。但不会有小伙子出现的，因为她家太穷了，不可能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我有个有钱的朋友，学生时代认识的。她父亲是警察。她邀请我去参加派对，但我不能去，因为我母亲不肯让我一个人去。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结婚，这要看运气。”
这条街上不远处住着另一个姑娘，她的前景要光明一些。她有一份工作，在小学当老师。她是混血儿——毛里求斯“常见人口”的一分子，这个称谓有些怪异——长得极其漂亮，她有轮廓优美的诱人嘴唇，头发几乎是直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长了一点点粉刺。一件绿色的套头衫紧紧地裹着她小小的胸脯，配着一条方格裙，外面套着一件浅棕色的短风衣，风衣恰到好处地缝着衬里（之所以有衬里，是因为毛里求斯刚好位于温带之外，是一个有冬天的海岛）。这个生气勃勃的姑娘靠着每月五十卢比（将近四英镑）的工资支撑着她全套的时尚装扮。当然，她去参加派对；当然，某个小伙子已经向她父母发起了“书面请求”，而且遭到了拒绝。
阳光冲破云层，竞选演说还在继续。每户人家都集体出动，站在自家小房子外面的马路上，有点像是在赶集。有一群人在吃花生（当地产的花生：一种新兴的、有利可图的作物，种在大种植园的一排排甘蔗之间，也是“多样化”的一种尝试），他们有十个人，一边剥着花生，一边嘲笑着演讲，随手把花生壳扔在湿漉漉的路边。这十个人住在那道小篱笆后面的小房子里，高个子的男人没有工作。篱笆后面，花园小径尽头的那个人是父亲，一开始，我无法相信，无法相信我看到的景象：一个男人坐在门槛上，家人把他从屋子里搬出来看热闹，他没有胳膊，臀部以下的双腿也被切掉了。破伤风的后果。
这些是抑郁症的症状：眩晕，头脑昏沉，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个做公务员的混血男子已经不再年轻，对自己的种族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他开始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将来和孩子们的将来感到焦虑。他想摆脱这一切，想要离开。然而，为他在毛里求斯赢得了一席之地的才能在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并无用武之地；他几乎没有资产；他如果既要逃离这里，生活上又要有保障，就必须拿到政府的养老金。除非生病，否则他不可能现在就离开工作岗位，并且拿到养老金。于是，抑郁症真真正正地让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他适时地出现在医学委员会的评审会上；他现在可以“出去生活”了，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离开毛里求斯。
那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印度劳工，也是劳工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光正在白白地浪费，于是转向求学，在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努力想要获得剑桥中学文凭——英国寄来的证书，英国寄来的成绩单，总是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为一份不存在的工作做准备。“我二十九岁，还没结婚。我在一九六五年获得了中学文凭，成绩达到了三级。我申请了几个职位，一个也没得到。我现在还在申请。一九六八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又获得了中学文凭，成绩也是三级。我现在是救济工作监督员，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跟我的文凭很不相称。我申请了教师培训学院的职位，已经申请了六次。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他的状况还好，但有些人已经崩溃了，向头疼症屈服，放弃了不可企及的剑桥中学文凭，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可怕状态，有些人在家里，有些人在医院。
前来报道逍遥自在的岛国习俗的游记作家会告诉你，你只要带上一瓶朗姆酒就可以获准参加一次塞卡派对。当地医生会告诉你，酗酒问题在毛里求斯很严重，而且正愈演愈烈。一瓶朗姆酒要八个卢比，合六十便士，非常昂贵，几乎是旅游奢侈品。大家平时喝的是当地的香蕉酒，九便士一瓶。前几年，被送往医院的十个病人里面有一个酒鬼，而现在七个里面就有一个。这些数字都是未经验证的；政府不允许人们做这方面的调查，政府也许是对的。
然而人们都知道，很多精神错乱是由营养不良或严重的贫血引起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就像来到计划生育门诊的这个极度消瘦的年轻姑娘，她显然在挨饿，而且非常孤僻。现在，无论什么样的生育计划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今天的早餐是茶，昨天的晚饭是一种类似于汤的东西：茶水泡米饭。她有气无力地坐在木制长椅上，骷髅般、已经显出呆相的脸上，嵌着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绿色纱丽，骨瘦如柴的手里攥着一块小手帕，脸上有一丝敷粉的痕迹。毛里求斯不是印度，这里没有关于命运和果报的说法来帮助人们忍受困厄。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文明人。
三年前，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决定饿死自己的一个孩子，以此来保住其他孩子。她真的这样做了，然后就得了抑郁症。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来到毛里求斯，写下预警报告，对人口和失业情况进行“预测”。灾难似乎总是存在于将来，这等于是说此时此刻人们总归还过得下去。一位毛里求斯记者告诉我，一般人都有自己的小窍门，一天靠着二十五分钱（合两便士）就能过下去。这不是真的。然而你又怎么能去责怪这位记者和所有这些不得不住在毛里求斯的人，责怪他们居然看不到灾难其实已经发生了。
毛里求斯的经济，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写道，“在技术上并不落后。”蔗糖庄园已经充分实现了高效，他们还致力于进一步的研发，比小农场主要高效得多。任何想要把庄园分解成小种植单元的计划都要冒着降低效率的风险，而且这样做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也是未知数。
但这样的分割也许会提高社会的满意度。年轻人的政党毛里求斯战斗运动（mmm）在他们的新左派宣言中说：“onnefaitbiensûrpasd'omelettesanscasserd'oeufs.”（“不打碎鸡蛋，就做不了煎蛋饼。”）新左派的煎蛋饼又来了；但mmm的分析跟政府的分析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承认经济要有效率，承认它的严酷性。他们都主张农业必须多样化，对工业化要抱审慎的态度。他们都想把榨糖厂从蔗糖庄园中分割出来，就是说，把管理和资金跟土地分割开来。他们似乎都认识到，绕了一圈之后，他们要面对的还是那个起点：这是帝国在一片荒岛上建立起来的农业殖民地，一直是一张更大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却被赋予了一种叫“独立”的东西，在汪洋大海上飘零，这个被帝国抛弃了的奴隶营没有能力实现经济和文化的自主。
mmm和政府都在谈论毛里求斯民族，他们必须把毛里求斯当成一个民族来谈论。仿佛外来移民要想结合成一个新民族靠的是语言和规劝，而不是这个海岛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还没有人为这些独立的奴隶岛构建出一套政治哲学，也没有人尝试过；它们的问题也许根本无法解决。法国人凭着他们奇异的语言帝国梦想，把附近的留尼旺岛变成了法国的一个行政区。而毛里求斯又会变成哪个国家的行政区呢？
mmm谈到了“全球化的解决方案”。面对毛里求斯的问题，即便是mmm的新左派创始人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旅游业是腐朽的，mmm在宣言里说；在旁征博引的两页纸上，他们罗列了加勒比某些岛屿遭逢的灾难。但宣言最后得出结论，毛里求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必须发展旅游业，但当然是“untourismevisantnonlaclassetrèsrichedespaysétrangers,maislaclassemoyennedecespays（面向外国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阶级的旅游业）。”mmm希望每年能看到三十万游客，是现在的十五倍；这也是政府明确指出的目标。
在这种局面下，各派提出的具体实施计划往往都带有鲁滨孙·克鲁索式的童子军色彩。让失业人员去河堤上植树，创立国家青年服务社（去做什么？资金又从何而来？）：这些都是工党在失业问题研讨会上提出的想法。
杜瓦尔先生，黑权运动领导者，提出了他的养猪计划。他把小猪崽分给有潜力做饲养员的人，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创造出整个养猪产业。人们告诉我，这是个好主意，有出口前景，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猪肉碰巧是非洲人的最爱，中国人也百吃不厌。在这个居住着饥饿的黑人和喜好美食的中国人的海岛上，派发猪崽计划当然有一定的风险。我找不到具体数字，但似乎相当一部分派发下去的猪崽被吃掉了，因为养猪计划在有些人心中已经变成了蠢猪计划。
一片出租屋建在首都路易港一座大宅院的旧址上。宅院高大结实的外墙还在，墙里，院子前面堆着瓦砾，石块和坍塌的泥瓦间夹杂着褪了色的香烟盒、灰扑扑的玻璃包装纸和干枯的树叶。角落里，几个男孩和小伙子靠着墙，坐在纸箱上，在炎热的上午打扑克。瓦砾堆后面，两棵老树底下是两排出租棚屋的起点，棚屋是用瓦楞铁和木板搭起来的，修修补补的痕迹随处可见，两排棚屋经过公用的水龙头，经过许许多多挨着它们搭起来的、更小的棚子，一直延伸到公用厕所那里。路面上有很多石头，露出来的泥土又湿又黑。
右边第一间屋子里铺着红色地砖，房顶是一张光秃秃的瓦楞铁皮，房里光线很暗。有一张床，两张桌子，一些箱子，一根晾衣绳。一张《花花公子》的剪贴画钉在床上方，床上放着一个小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红褐色皮肤的小婴儿，出生才十天。妈妈早上去儿童福利中心，想领点牛奶，却被打发回来了，因为她拿错了票证。那些“票证”因为拿来拿去而破碎不堪，此刻正放在桌子上，装在一个塑料信封里。她明天得再去一趟。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这个房间现在要睡六个人了。
她丈夫是个电工，已经有十个月没活儿干了。他以前在消防队工作，他的消防员腰带挂在晾衣绳上，是整间房里唯一的非必需品。他早上去码头了，希望能挣上五毛钱，合三个半便士，昨天连五毛钱也没挣到。她今天早上向邻居借了两毛五，让一个姑娘去买些吃的回来。但两毛五买不来一顿饭，于是姑娘花一毛一买了一条面包和一些酸辣酱——就是那条面包——把剩下的钱带了回来，一毛四，就在桌子上。钱旁边放着一个妮维雅面霜的锡盒、一把断了齿的梳子、一个破旧的粉扑、半瓶至尊古龙香水（医院里的护士送给小宝宝的礼物）、一个橡皮头和一支铅笔。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
她以前一直采取避孕措施，但有一回跟丈夫吵架，丈夫把药片统统给扔掉了，而她再也没去计划生育门诊。每当家里揭不开锅，丈夫就会大发雷霆，他打她，她就跑出去。但没多久她又想：这可怜的男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她就在外面待上一会儿，哭上一会儿，然后再回来。她现在打算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看看自己能不能找份工作。她是泰米尔人，按照他们的习俗，生了孩子后，四十天内不能出门。但她已经破了规矩，她需要钱。所以现在她要出去。她要家家户户地去问，看看谁家有衣服要补，有盘子要洗。她有可能让家里每周多上三四个卢比，合二十到三十便士。
隔壁这间屋子要大一些、亮一些，明快一些：墙壁是浅赭石色的，地上铺着漆布。厨房不在前屋，在隔壁，这是一间套房。一位印度姑娘住在这儿，她是比哈里人。她面色苍白，但容貌姣好。一个黑人姑娘跟她住在一起，可能是她的朋友，现在已经充当起了女仆的角色。她们都很年轻，十八岁左右，个子都很矮小。黑人姑娘看上去瘦小干瘪，身量不足。透明的女式上衣透出她的乳罩和骨瘦如柴的简单线条。这身打扮并不是为了撩拨人，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惊奇的无邪。她是个女仆，靠着她的年轻女主人过活。那位比哈里姑娘长得极其匀称，身材比例恰到好处，她坐在床边时，大腿甚至显得有些丰满。她经常不安地把两只膝盖磕在一起，这是印度人特有的动作。女主人显然和女仆一样贫血，她的健康状况也许更差；她有一双歇斯底里症患者特有的眼窝深陷的、过于明亮的眼睛。
一个水手的大幅照片挂在墙上。比哈里姑娘说，他是瑞典人。
“这就是为什么她租了两个房间，”黑人姑娘用英语说，“她在另一个房间做饭。她整天都待在这儿。”
比哈里姑娘用方言说：“我妈妈住在小河镇的家里。我爸爸失踪后，她就一个人过。我爸爸疯了。”她轻描淡写地说着，“五年前，我爸爸不再工作，他以前是砍甘蔗的工人。他开始头疼，去了医院，后来就失踪了。当时我十四岁。我妈妈干一些洗洗涮涮的工作，挣点钱。那年十二月，我来到路易港。我告诉妈妈，我要去路易港。但那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时候去看妈妈，她不到这里来。我有两个弟弟在上学，一个弟弟在‘商店’里干零活。现在我整天在这里坐着，看书，聊天。”
“她没告诉你，”黑人姑娘说，“她没有工作。这个人”——墙上那个男人——“每个月都给她钱。五六十个卢比吧，我不清楚。她给这个水手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已经有两年了。”
玻璃橱的门上还贴着其他男人的照片，都是欧洲人。
“没有毛里求斯人！”比哈里姑娘用英语说，切换语言的时候仿佛在尖叫，“男人在这里没活儿干。”
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邮局的存折。
“没了，”她说，“没了。都花完了。”
她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攒钱。一年后攒下了二十个卢比，十八个月后还剩十五个卢比。然后开始按月存钱——十个、二十个、二十五个，甚至达到了三十个卢比——直到她怀孕后期，她流产了。连续六个月，那个账户一直在流血，那之后过了一年，账户像是死掉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次奇迹般的输血出现了：六百卢比，合四十五英镑，来自一位英国小伙子。为了纪念这笔钱，玻璃橱里多了一张彩色快照：一张家庭快照，显然是来自英国。现在账户里只剩下四十卢比了。她还清了债务，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还买了药。她感到疲乏，就买了散拿吐瑾（sanatogen）来治神经衰弱，买了犬糖浆（siropdeschiens）来补血。这些药都摆在桌子上，跟存折放在一起。房间的门楣上悬挂着一颗圣心，在保佑着这个印度姑娘和她的女仆。
她们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但皮条客和路易港的黑帮正在窥伺着她们，还有中国人在金沙角新开的妓院。几天后，就在那种地方，我看到了这两个姑娘：那个女仆正在非常谦恭地照看着她的女主人。
一位律师说：“我看到很多人去卖淫，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谋得一线生机。上了这条船的姑娘都来自这块殖民地最好的学校。”
黑帮是四五年前出现的。起初他们是一起找活儿、一起干活儿的街头兄弟，然后变成了皮条帮，再后来就变成了受雇的打手。他们最近一次干的活儿是把硫酸泼在了一个经理的脸上，因为他解雇了一个工人。费用是六十五卢比，合五英镑。
在这个乡村法庭上，端详一下这伙因为企图破坏他人财产而受审的黑帮：三个黑人男孩，他们是亲兄弟，另外还有一个身体严重伤残红皮肤的年轻混血儿。想象一下这些衣衫褴褛的、机灵的小男孩因为一起最微不足道的盗窃案而受审的过程。整个场面几乎有种家庭气氛。毛里求斯大部分官方建筑物的大小都跟普通人家的种植园宅子差不多，这间用木材盖起来的小法庭就像一间客厅那样小。治安官背靠里墙坐着，椅子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种着果树。
法律终归是法律，就像在毛里求斯，一份工作终归是一份工作。但这位治安官的职责让他感到沮丧。他说：“这里是岛上最穷的行政区之一。收了庄稼，他们就无事可做。他们只能钓钓鱼，采采阿拉伯树胶种，一磅种子才换一毛二（合一个新便士）。所以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要采很多树胶种子才能够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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