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悲剧：缺失的意识

在宫殿最里面一间黑暗而狭窄的屋子里，大公斜倚在一盏破损的台灯下面。这间屋子所在的第三座庭院是这座宫殿唯一完好的部分。大公的扶手椅是一套长长的“组合沙发”的一部分，是一九三〇年英国郊区的风格，沿屋子较长的一侧放置着，品红色的饰面上布满了灰尘。碎呢地毯完全覆盖了地面，它是从一块更大的地毯上裁剪下来的，不合适的地方就被折叠起来。艳丽的黄绿色图案掩藏了成千上万只在这块破布上嗡嗡作响、飞进飞出的苍蝇。大公父亲的照片悬挂在墙上；贴墙挂着的是全家照和嵌在土气相框里的狩猎图，最高处有一排欧洲风景画，景色迷蒙，泛着不成功的仿制过程带来的黄颜色。

大公坐在画对面。他身着宽松的白袍，年轻、圆胖、冷静，面无表情地倾听着他最后的侍臣讲话。侍臣坐在大公脚边的碎呢地毯上，手里拿着一本用打字机打成的卷边记录本，又一次地在概括家族间为争夺剩余产业而起的讼争，其情势非常复杂。侍臣身材瘦削，骨骼突出的脸部比主人的更加精致，衣着更加脏污。他是一位文学学士，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取得的成就。五十年前他开始为大公的家族服务，现在，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别无去处。

访客们的午餐送上来了。大公的弟弟身材清瘦、举止优雅。他是一位迷人的羽毛球运动员。他提议带我们去观光。这座宫殿的勒克瑙风格没有什么特点，并不古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建筑是在二十年代建造的，花费了五十万英镑。其时家族的收入为六万英镑。前院有一座椭圆形的花园，生长着过于茂盛的植物。高高的雕刻木门购自一九一一年的地方展销会（当时英国殖民统治正值鼎盛时期，在首都加尔各答至少有两本社交杂志）。在钟楼庭院的拱廊里装饰着粗糙的圆盘：一对英国夫妇置身于印度人和穆斯林中间，他穿着大翻领夹克，戴着太阳帽，她穿着二十年代风格的宽松衣服。在远处有套房和小型宫殿，它们属于先大公的妻子们，这也是进行中的诉讼的缘由。

大公的弟弟说这里总共有六百个房间。他的话让人感到不安。这肯定是夸大之词，夸大不属于悲剧；它破坏悲剧感。然而就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有五百名仆从在照料二十五位家族成员。这当然又只是约数。但这座宫殿当时有自己的发电房、马厩和象厩，有自己的动物园和自己的水库。在钟楼上可以看到这一切，破损的英式机械，破损的灰泥墙面。但在钟楼上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建筑，能看到的只是宫门外那些奇怪的居民区的草顶，还有烧焦了的平地。

大公弟弟的急切是在否认悲伤的存在。然而这里不可能有悲伤，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宏伟。这里只有过度和夸大，在想要废除大型产业的立法者笔下苟延残喘。宫殿矗立在这尘土之中；它表达的就是这些尘土，仅此而已；它正在回归尘土；这样的循环徒劳无益（组合沙发，印制的风景画）。农夫一度变成了奢华的人，现在重又变回农夫，第三座庭院里的厨房就是证明。这里不是真空，诉讼完全占据了主人平静的头脑。这里没有悲剧，所有的，只是了无生气——也许从来就是如此。在这片普通的景致里，财富自身只是另一种简单，一件和衰败类似的事情。

这就是印度的骗局。我们过度地把这个国家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前往印度，带着悲剧和紧迫的感觉，带着作为人、去对人进行思考的习惯，带着关于行动的种种观念。我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其实没有根据。

比哈尔发生了饥荒。情况是渐渐恶化的，德里的聪明人在此期间称其为“灾害”。现在饥荒真的来了：三千万人在挨饿，尸横遍野，严重腐烂。但没有人谈论饥荒，国外报纸对此的报道比印度报道得更多，印度报纸一如既往地只关心选举后的政局和政客的讲演。电影协会拍摄了一部关于饥荒的电影，在孟买和德里被当作一部电影、一部突破性的纪录片加以讨论。这场饥荒就像是国外的事情，就像越南战争。饥荒变成了你去观赏的事情，变成了对艺术家原创性的考验。

加尔各答的公务员说：“饥荒？这是新闻吗？”德里的编辑说：“饥荒？我怎么可能每天都把这当成新闻去报道？”

这就是印度人谈话的模式。一度的狂热过后，是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理性分类：中国、巴基斯坦、腐败、缺少领袖、货币贬值、缺钱、缺食品，然后狂热耗尽了自身，有人声称饥荒其实没有关系，饥荒不是新闻。这是我在德里遇到的年轻诗人在一首耗时数月写成的英文长诗里说的。这首诗是历史的印度与灵性的印度的对话，主题是印度“形而上的无时间性”。这些荒谬的语汇是有意义的。诗人、公务员和编辑一道在说，这里没有灾难、没有新闻，印度无限地古老，并将继续前行。因为没有目标，所以也没有失败。这里所有的只是各种事件。这里没有悲剧。

这正是玛哈瑞诗·玛哈士大师在灵性复兴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以其独有的风格所说的话。在印度公共管理学院旁边，红黑相间的横幅悬挂在德里的环线上；百叶窗让会场里的光线十分昏暗；玛哈士身材矮小、肤色黝黑、蓄有胡须、身着米色丝袍，他的四周有鲜花与花环；他盘腿坐在讲台上的麦克风前，身后的椅子上坐着他的美国、加拿大弟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白人弟子，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女人和女孩身着丝质纱丽：可以说，印度也服下了一剂来自西方的药剂。

玛哈士指责那些虔诚的印度中产阶级信徒，说他们追逐“主义”，没有与流动不居的万象之下的无限保持和谐。这个国家一团糟一点也不奇怪。讲台上那些重要人物一个接一个透过麦克风重复玛哈士的指责，他们此刻站了起来，见证印度式静心的力量——静心是通往无限的钥匙。玛哈士说，有一个年轻的灰发加拿大人为了钻研真理放弃了钻探石油。他做了见证，然后又对印度表示感谢，显然代表的是整个世界。最后一切都安然无恙。每个人都只是说说而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一切都一如既往。

无限的、形而上的无时间性：事情总是如此。无论他们一开始的观点是什么——玛哈士甚至提到了比哈尔，并简短地抨击了把土地给予无知农民的蠢行，就好像这样做就能解决食品问题——最后总是如此：印度人，行政官员、记者、诗人和圣人都会像鳗鱼一样滑进抽象的泥泞之中。他们放弃智识、观察和理性，变成了“神秘主义者”。

正是在这样的领域，印度不再能理解自身的缺陷所在。看见了神秘之域，就可以原谅或忽视智识的失败，那其实是掉进了印度的陷阱，以为印度土地的贫瘠必然意味着印度心灵的清贫，于是就沉溺于《孟加拉枪骑兵》的浪漫或《印度之旅》的离奇不经。那其实只是在表达一种简单的惊叹。

让人感到失望的，正是印度的简单，这种简单也终将让人感到厌倦。在那种离奇不经的故事里，存在着一种闹剧。印度教野蛮的宗教仪式就是野蛮的，他们属于古代世界。圣牛荒谬可笑，正如尼拉德·乔都里在《喀耳刻大陆》中所提示，圣牛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一种无知而败坏的偶像崇拜。种姓标记和头巾属于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无力把人当作人思考，不知道怎样以其他方式定义自身。印度只存在于表层。一旦知道了他们的基本教义，就可以揣摩出一切，确定谈话的内容，判断理解力的限度。我甚至可以预先就知道灵性复兴运动开幕大会上的大部分谈话。没有智识的运作，就不会有让人惊讶的事物。

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垮掉派现在把印度当作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五年前，金斯堡离开美国，开始了最初的探索。他发觉印度本地人待人友好；一个如此有名而又现代的人关注他们，让他们颇受恭维；这是西方献给东方的又一赞词。现在垮掉派到处都是，他们内向，并不快乐，有时候一家人会一起流浪：垮掉派爸爸、垮掉派妈妈、垮掉派宝贝，男人蓄有胡须，穿着牛仔裤，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更少，脚上穿着凉鞋，骨骼突出的脸上有柔和的皱纹，苍白的皮肤晒成了棕褐色，脸上和脚上沾满了尘土。他们是庙里的常客（锡克教徒供养每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竖起拇指拦车，搭乘火车三等车厢旅行；他们有时在城里与乞丐争抢食物，在圣人的修行地附近流连。我在海得拉巴就听说过一个圣人，能耍从嘴里拔出刺来的大把戏（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刺是从哪里来的）。在印度，他们重又发现了中世纪徒步旅行的生活方式。

两者当然有区别。有残疾的对有残疾的，西方把神秘和否定还给东方，而在新德里和华盛顿，双方正在达成武器和食品交易，成交条件对东方而言是屈辱的：这就像是一个残忍的笑话，富有、多变的西方用这个笑话报复贫穷的东方，而东方拥有的只是神秘。但印度并没有领会到这个玩笑。三月的时候，浮华的《印度酒店经营者与旅行者》杂志开始刊登“印度的先知”系列文章：

印度的先知和智者可以为外面的世界做出贡献。有一些来自世界的遥远角落的人，他们物质丰富，心理病态，缺乏灵性的教导，对于这样的外国人，印度的圣人和苦行僧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印度是灵性的高峰，其独特的一面可以教导外面的世界，并赢得关注和尊敬。

印度的荒谬可以如此彻底，就像是在奚落对它的分析。它让我这个旁观者超越了愤怒与绝望，走向中立。

我们离干旱和饥荒地区很遥远。但即便是这里也有一阵子没有下雨了，在行政长官住地那些没有树叶的树上，春天锐利的阳光让九重葛像血滴一样生长。在二十英里之外，冰雹打坏了一个村庄的庄稼。村民们品味着这场戏剧，找到了出门的理由，成群结队地前来报告。我们要去查看一下，有时我们会突然停在半路上。

我们先是在一所小学停了下来。小小的校舍坐落在一棵菩提树旁，有三个砖砌的房间。两个负责这里的婆罗门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袍，已经沐浴完毕、抹了膏油，留着标志其种姓和身份的发型。他们每人每个月能“收入”九十卢比。二十五个孩子坐在破损的砖地上，拿着书写板、苇管笔和小水罐。两个婆罗门说，学校有二百五十个孩子。行政长官说：

“但这里只有二十五个。”

“我们有一百二十五个学生到校。”

“但这里只有二十五个。”

“你能怎么办，大人？”

在公路的另一边，一些没有上学的小孩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打滚。即便只有二十五个小孩，两间教室也已经坐满了。第三个房间晒不到太阳，还上了锁，里面存放着教师的自行车，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上了油，备受呵护。

沿着公路向前几英里，就到了另一所学校，老师在树荫下打瞌睡。他是一个小个子，睡在小小的讲台上，脚靠在椅背上保持平衡，看起来就像被催眠了一样。他的学生坐在一排排杂乱的垫子上，垫子陷在泥地里，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老师睡得如此香甜，我们的吉普车停在离他的讲台八英尺的地方时，他也没有立刻醒来。醒过来后——孩子们一看见我们，就开始以印度特有的方式朗读课本——他说自己身体不大舒服。他的眼睛的确是红的，不是生病就是睡觉造成的。但他一清醒过来，眼睛里的红色就消失了。他说学校有三百六十个学生；我们只看到六十个。

“教师的职责是什么？”

“教书。”

“但为什么而教？”

“培养更好的公民。”

他的学生们衣衫褴褛，身上除了有鼻涕的地方，全都没有洗过，他们的头发因为阳光和营养不良而发红，又因为尘土而发硬、发黄。

“一家只生两三个。”计划生育中心墙上的口号显得郑重其事，但中心内部空空荡荡，只有图表、更多的口号、一张桌子、椅子和日历，过了好一会儿，负责的官员才出来。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身着白衣，胡子整洁，戴着印度产的手表。他说自己每个月有十二天用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他和人们谈话并“动员”大家去做输精管结扎术。行政长官问：

“你上个月动员了多少人？”

“三个。”

“你的指标是一百个。”

“这里的人，大人，他们笑话我。”

“你上个月进行了多少次谈话？”

“一次。”

“有多少人在场？”

“四个。”

“我们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在吃饭，休息一会儿。”

“你今天早晨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让我看看你的工作日志。”

他的日志里零碎地记录着差旅开支。日志有两个月没有记了。年轻人担任这个职务已有两年，每个月的收入是一百八十卢比。

“试试动员我，”行政长官说，“说吧。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计划生育。”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

“计划生育怎么能提高生活水平？”

这个问题不公平，因为太具体，也因为他先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关于生活水平，他只有抽象的概念。

这里有生育控制，离这儿不远就是人工授精中心。一个农夫坐在一座已经废弃的花圃的水泥管道上，手里的绳子牵着他的白牛。在花园另一端的牛棚里，有一头黑色的瘤牛。避孕、授精：无论目的是什么，自然在这个地区自行其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显然不是出自人为：男性村民在聚拢围观。中心设备精良，拥有一个冰箱；人工授精所需的器具这里都有。但中心的官员说，公牛对人工刺激已经失去感觉。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公牛日渐衰弱，官方为它制定了一定的授精配额，但配额一直没有完成。去年有七十次自然受精，但没有人知道成功率是多少，尽管文件柜里放着账目，墙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图表。跟进随访的官员没有意识到他必须跟进考察。

“人工授精的目的是什么？”

“让一头牛为许多母牛配种。”

这让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他忘记了更高的目标——逐步改善本地区牲畜的品质。一个人的头脑如果不能通过抽象进行思考，他就会出于困惑而抓住表面的和就近的东西。

那么就到“抽象”那里去吧：到社区学院去，去看看人文学科，看看文学教授。他是一个小个子，穿着白衬衣和堂而皇之的黄裤子，腰带松垮，微圆的小肚子显示出完全的饱足。他此刻看上去很害怕，我们的访问不是时候。他的嘴张着，露出上面凸出的牙齿，短小，一颗一颗整齐地排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象牙弧形。他说自己教的都是平常的东西。“我们一开始教莎士比亚。还有……”然后他就腼腆地不说了。

“浪漫派？”院长提示道，他是在用这样的询问对教授表示支持。

“对，对，还有浪漫派，雪莱。”

“没有现代派？”行政长官问，“像埃兹拉·庞德那样的。”

教授咕哝起来。他的肩膀靠着院长的桌子，挺着小肚子向前倾斜身体，嘴唇耷拉着，眼里透出害怕的神情。但他也熟悉现代写作。“对，对，我读了很多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

“教授，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你认为教文学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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