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

我来自一个小岛——特立尼达并不比果亚更大——广袤的空间总是让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去看大河高山，这是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的令人愉悦的事情。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个月之后，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为，这里的广阔超乎想象，这里的天空如此宽广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尽收眼底，必须一点一点地加以欣赏。这里的景致因为广阔而变得单调乏味，又因为极度的单一和特殊的贫瘠而令人恐慌：弯弯曲曲的小块田野里，奄奄一息的庄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营养不良的牲畜，还有正在崩溃的村庄，以及即使仍在建设、也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城镇。黎明到来，夜晚降临；一个又一个的火车站，彼此无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隐没，旅客们到达又离去，拥挤的人群与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骤然而至，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还在继续，直到那种广阔失去意义，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离的，正是这无穷无尽的贫瘠与衰败的重复。

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印度，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让人无法忍受；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常常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刻，我希望忘记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车室或卧铺车厢里，与其说是为了私密或舒适，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保护，是为了把卧倒在月台上的羸弱身躯以及舔食残羹冷炙的饿狗关在外面，把被戏弄的狗的哀号关在外面。到达印度那一天，我在孟买体验过这样的时刻；那时的我觉得，印度只是一种对感官的折磨。五个月后，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时刻，那是在查谟，这个国家单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环境向我显现的地方——北面的群山连绵上升；在南面，远在寺庙的塔尖之外，广阔的平原——我经历过这种广阔——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这些不断重现的时刻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时刻：恐惧与急躁被热忱和愉悦取代，走下火车，走进城镇，会发现那种贫瘠的气息只是表面现象，印度比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欣欣向荣。在旁遮普小城，我听到铁锤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海得拉巴的化工厂，我看到厂里的设备都是印度设计和制造的——这样的见闻让一个人意识到，他正身处一场工业革命之中；也许是因为各种误导，我从未真正信任过这样的革命。遍布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区让我意识到，除了谈论古印度文化（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想拿铁杖打他），印度的审美意识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的东西。（古印度文化招摇过市，让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谬的建筑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一座招摇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筑——能与之相比。）

我去过一些偏僻的村庄，有半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从前，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我发现绝望更多属于我这个观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学会了越过污垢和躺卧在绷线床上的人去看问题，去寻找进步和希望的迹象，无论它们多么微弱：用砖石铺成的道路，尽管路上也许覆有污秽；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乱种植的稻子；面对官员或游客时，村民脸上轻松的表情。我学会了寻找这些微小的征兆：数月之间，我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

但显而易见的事情总在淹没一切。我是一个旅行者，当一个特定的地方变得熟悉，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就又到了继续前行的时刻——穿过永远不会变得熟悉的广阔土地，并为此感到悲伤不已；逃离的愿望又会重回我心里。

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的广阔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太广阔，印度人似乎才感觉有需要进行细分和区隔，把国家划分成方便管理的区域。

“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印度式的问题，对于按照村庄、地区、社群和种姓来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说我是特立尼达人，这只会让他们困惑。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达。”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发生三四次。现在我常常不再解释。“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对方很满意。停顿。“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作。”

“写新闻还是写书？”

“写书。”

“西部小说、犯罪小说还是浪漫小说？你一年要写几本书？你能挣多少钱？”

于是我开始编造：“我是老师。”

“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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