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告诉朱利安的母亲，要想血压下降，她得减掉二十磅。于是周三晚上，朱利安只好带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在基督教青年会上减肥课。这个减肥课是为五十岁以上，体重在一百六十五至二百磅之间的工作女性设计的。朱利安的母亲在那儿算苗条的，不过她说女士是不会跟别人讲她们的年龄和体重的。她不肯晚上独自乘公交，因为公交车上已不再实行种族隔离。减肥课是她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既有利健康，还b免费/b，她跟朱利安说考虑到她为他做的一切，至少他该挺身而出，陪她去。朱利安不愿去考虑她都为他做了什么，但每周三的晚上，他都会强迫自己陪她去。

她快准备好了，正站在门厅穿衣镜前戴帽子。他则倒背双手，像被钉在了门框上，如圣塞巴斯蒂安等待乱箭穿心。帽子是簇新的，花了她七个半美元。她絮絮叨叨地说：“也许我不该花那些钱买这顶帽子。不，不该买。我不戴了，明天就退掉。不该买的。”

朱利安的眼睛翻上了天。“不，你该买，”他说，“戴上吧，我们走吧。”那顶帽子真丑，紫色天鹅绒帽檐一边耷拉下来，一边上翘；除了帽檐，都是绿色，像内芯翻出来的靠垫。他觉得那帽子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喜气洋洋、可怜兮兮。令她快乐的都是些小东西，让他感到沮丧的小东西。

她再次举起帽子，慢慢放在头顶。红通通的脸颊两侧，小翅膀般张着两缕灰白的头发，她的双眼却是蔚蓝的，纯净无邪，仿佛未经风霜，与她十岁时一定别无二致。若她不是那个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给他吃给他穿，供他上学，现在仍然养着他，“直到他能站稳脚跟”的寡妇，简直就是个他得带着进城的小姑娘。

“好了，好了，”他说，“我们走吧。”为了敦促她快些，他径自开门沿着小路向外走去。天空是死气沉沉的紫罗兰色，衬托着下面一栋栋暗沉的房子，齐齐整整、庞然臃肿的猪肝色丑八怪，各有各的丑。四十年前，这片街区可是很时尚的，所以他母亲坚持认为能在这里有套公寓，说明他们过得还不错。每栋房子周围都是窄窄的一圈土路，地上通常坐着个邋遢娃。朱利安双手插兜往前走，头低垂，脖子前伸，目光坚毅，决心在为她的快乐而自我牺牲的这段时间，定要让自己彻底地麻木不仁。

门关上了，他转身看到那个矮胖的身影向他走来，头上扣着那顶丑陋不堪的帽子。“好吧，”她说，“人活一世，就多花点钱吧，至少不会总是碰到跟我撞帽的人。”

“总有一天我会开始挣钱的，”朱利安沮丧地说——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到那时，只要你乐意，就可以那样开玩笑。”但首先他们得搬家。他仿佛看到一个地方，两边最近的邻居都得隔着三英里。

“我觉得你干得不错，”她戴上手套，“你才毕业一年。罗马可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青年会上减肥课的会员中，没几个人像她似的戴着手套帽子来上课，还有个上大学的儿子。“需要时间，”她说，“何况这世道真是一团糟。我戴这顶帽子比别人都好看，虽然她把帽子拿出来时我说，‘把那东西放回去。我可不要把它戴在头上。’她说，‘戴上看看嘛。’她把帽子戴在我头上，我说，‘呃。’然后她说，‘要我说，您和帽子真是相得益彰，而且，’她说，‘戴这顶帽子，不会跟别人撞。’”

朱利安觉得如果她是自私之人，如果她是那种老巫婆，酗酒，冲他吼，或许他能更好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他继续往前走，心塞抑郁，好像在牺牲的过程中，他已失去了信仰。看到他脸拉得老长，一副绝望而恼怒的样子，她突然停下脚步，一脸悲痛地拉住他的胳膊。“等等我，”她说，“我回去把这东西摘了，明天就退掉。我真是疯了。有这七个半美元，够我付煤气账单的。”

他狠狠抓住她的胳膊。“你不能退，”他说，“我喜欢。”

“可是，”她说，“我觉得我不该……”

“别说了，享受你的帽子就好。”他咕哝道，从来没觉得如此郁闷。

“这世界乱套了，”她说，“我们还能有所享受，实属奇迹。这可真是，底层栏杆翻到了顶。”

朱利安叹了口气。

“当然，”她说，“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去哪儿都可以。”每次陪她去上减肥课，她都会这么说。“上课的那些人大多跟我们不是一类，”她说，“但我对谁都可以彬彬有礼。我知道我是谁。”

“他们才不在乎你的彬彬有礼呢，”朱利安粗鲁地说，“知道自己是谁只对一代人有好处。你现在根本不知道你的处境如何，也不知道你是谁。”

她停下脚步，用炽烈的目光看着他。“我当然知道我是谁，”她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我为你感到羞耻。”

“哦算了吧。”朱利安说。

“你的外曾祖父做过这个州的州长，”她说，“你的外祖父是一位富有的地主。你的外祖母可是姓高德海。”

“你就不能看看四周，”他激动地说，“看看你在哪儿？”他猛地一挥手臂，指了指周围，暮色渐拢，这街区看上去至少没那么简陋了。

“你还是你，”她说，“你的外曾祖父有种植园和两百个奴隶。”

“现在没有奴隶了。”他恼怒地说。

“他们当奴隶时比现在过得好。”她说。他哼了一声，知道她要转向那个话题了。每隔几天，她就得把那个话题过一遍，仿佛开放轨道上的火车。他知道沿线的每一站，每一个交叉点，每一片沼泽，准确知道她的结论会在哪一点庄严地驶入车站：“荒唐。根本就不现实。他们要提高生活水平，不错，但得在篱笆那边他们自己那一侧吧。”

“聊点别的吧。”朱利安说。

“我同情的，”她说，“是那些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悲惨啊。”

“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假如我们是混血。我们肯定很纠结。”

“我现在就很纠结。”他哼唧了一声。

“算了，聊点高兴事儿吧，”她说，“还记得小时候去我姥爷家。那时候的宅子有两道楼梯，通往真正的二楼——煮饭烧菜这些事都是在一楼。我以前喜欢待在楼下的厨房里，因为我喜欢闻那里的墙壁的味道。我会坐在墙边，鼻子紧贴着墙皮，深吸一口气。其实，那房子虽然属于高德海家，却是你外祖父切斯特尼付清了贷款，替他们保住了房子。他们当时的状况不太好。”她说，“不过不管好不好，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谁。”

“毫无疑问，是那破败的豪宅提醒了他们。”朱利安咕哝道。只要提起那房子，他的语气里就带着轻蔑；只要想起那房子，他的心里就充盈着渴望。小时候，在那房子被卖掉之前，他见过一次。两道楼梯都已朽掉，拆除了。黑人们住在那儿。但在他的脑海里，那房子还是他母亲见到时的样子，且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梦中，他站在宽敞的前廊，听橡树叶沙沙作响，然后信步穿过有着高高天花板的门厅，进入客厅，看着经年磨损的地毯和褪色的帐幔。他意识到欣赏那所宅邸的是他，而不是她。他最是喜欢那种岁月留痕的典雅。正因为那所宅邸，他们住过的每处地方于他都是一种折磨——而她几乎意识不到有什么区别。她称她的不敏感为“适应性强”。

“我记得那个老黑人，我的保姆，卡罗琳。这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我对我的黑人朋友们总是很尊重，”她说，“为他们，我愿意做任何事，他们……”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聊那个话题了吗？”朱利安说。每当他独自坐公交时，总是刻意坐在黑人旁，仿佛这样就可以替他母亲赎罪。

“你今晚怎么这么敏感，”她说，“不舒服吗？”

“没有，我挺好，”他说，“聊点别的吧。”

她噘起嘴。“好吧，显然你心情不太好，”她看了看他，“干脆不跟你说了。”

他们到了车站。公交车还没影儿，朱利安的双手仍插在兜里，头向前探着，郁闷地看着空荡荡的街道。等公交车，还得坐公交车，挫败感如一只滚烫的手悄悄爬上他的脖子。他母亲痛苦地叹了口气，让他意识到她的存在。他黯然地看了看她。她站得笔直，戴着那顶荒唐可笑的帽子，仿佛高举一面想象中尊严的旗帜。他内心有种想要击垮她的邪恶冲动。突然他解开领带，一把扯下来塞进衣兜。

她的身子一僵。“你带我进城，为什么一定要穿成b那个/b样子？”她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故意令我难堪？”

“如果你永远认不清自己在哪儿，”他说，“至少你可以搞清楚我在哪儿。”

“你看起来像一个——恶棍。”她说。

“那我肯定就是个恶棍。”他咕哝道。

“我还是回家吧，”她说，“不麻烦你了。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不肯为我做……”

他翻了个白眼，重新系上领带。“回归我的阶层。”他嘟嘟囔囔地说，把脸猛地凑到她跟前，咬牙说道，“真正的文化在头脑里，头脑。”他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头脑。”

“是在心里，”她说，“在你如何行为举止，而行为举止取决于你b是/b谁。”

“这该死的公交车上可没人在乎你是谁。”

“我在乎我是谁。”她冷冷地说。

亮着灯的公交车出现在不远处的坡顶。车快到站时，他们走到街上，迎了过去。他托着她的肘部，扶她走上吱嘎作响的台阶。她面带一丝微笑上了车，好像走进会客厅，众人都在恭候她。他投币时，她在车前部宽敞的三人座坐下，面对通道。一位瘦瘦的、黄色长发龅牙女子坐在三人座的一端。他母亲挪到她旁边，给朱利安留下身旁的座位。他坐下，看着通道对面的地板，一双穿着红白帆布凉鞋的瘦脚安放在那里。

他母亲立即发起了闲聊，谁愿搭茬都可以。“这天儿还能再热些吗？”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柄绘有日本风景图的黑色折扇，扇了起来。

“我觉得可能还会更热，”龅牙女子说，“不过我确信我的公寓是不能更热了。”

“肯定有西晒。”他母亲说。她往前坐了坐，左右看了看车厢。一半的座位都有人了。都是白人。“看来我们把公交车都占了。”她说。朱利安向后一缩。

“不容易啊，”通道对面，穿红白帆布凉鞋的女人说，“有一天我上了车，他们人多得像跳蚤——前前后后都挤满了。”

“这世界到处都是一团糟，”他母亲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由着事态发展到这步田地。”

“让我不安的是那些好家庭出来的男孩子们却去偷汽车轮胎，”龅牙女子说，“我跟我儿子说，你或许不富裕，但你是有教养的，如果让我逮到你干那种乌七八糟的勾当，他们大可把你送到教养所去。你就该待在那儿。”

“教养是看得出来的，”他母亲说，“你儿子上高中了吗？”

“九年级。”那女人说。

“我儿子去年大学刚毕业。他想当作家，不过目前他暂时卖打字机，还没开始写作。”他母亲说。

女人向前探了探身，看着朱利安。他厌烦地回看了她一眼，她重又靠在椅背上。通道对面的地上有张丢弃的报纸。他起身捡起报纸，在面前打开。他母亲压低声音，小心地继续交谈，对面的女人却大声说：“好呀，卖打字机和写作差不多。他可以轻易地从这件事转到那件事。”

“我跟他说，”他母亲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藏在报纸后面的朱利安躲进了自己头脑里的密室，他总是待在那儿。那里是某种精神气泡，当他无法忍受周围所发生之事时，就会藏在里面。他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做出评断，而他则是安全的，外界无从穿透那层气泡。只有在那里，他才感到自由，身边人的那些蠢行才不会侵扰到他。他母亲从未进入过，他却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

老太太够聪明，他觉得但凡她的出发前提正确，他还是可以对她有所期待的。她却总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世界的准则来生活，从不踏足其外。那个世界的准则就是先把事情搞砸，这样她就有必要为了他牺牲自己。他允许她做出牺牲，完全是因为她缺乏先见之明，使这种牺牲成为了必要。她这一生就是竭尽全力要活得像个切斯特尼，尽管没有切斯特尼的物质条件，此外，还要给他她认为切斯特尼应该拥有的一切；不过她说，既然奋斗是种乐趣，那还抱怨什么呢？而且当你赢得胜利时，就像她一样，回望艰难的日子该是多有趣啊！他无法原谅她居然享受这种奋斗，还自以为b她/b已经赢了。

她说她赢得了胜利，意思是她已成功把他养大，送他念了大学，他还出落得这么好——英俊（她没有补牙，省下钱给他整牙）、睿智（他认为他正是因为太睿智，才与成功无缘），有着大好前程（当然他根本没什么前程）。她总是为他找借口，他忧郁是因为他还在成长，他的观点激进是因为他缺乏实际经验。她说他对“生活”还一无所知，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世界——其实他已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幻想，仿佛半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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