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十四日以后的日子里，他小心谨慎地夜间留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拆卸炸药筒，再把炸药送回采石场。与此同时，他反复思考下一个干掉特鲁希略的计划究竟怎样实施和同谁一道去完成。他把已往发生和没有来得及发生的一切都推心置腹地告诉最亲密的朋友、“突厥”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后者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请他入伙实施这个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爆炸的计划。萨尔瓦多最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要特鲁希略多活一天，情况就不会有丝毫改变。两人于是谈及种种可以暗杀的办法。但是，只要有阿玛迪多在场，两人便不提此事，因为尽管他是“三剑客”之一，但似乎很难让侍卫副官心甘情愿地去杀大恩人。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那件影响阿玛迪多仕途晋升的悲惨事件。他为了晋升不得不杀掉一个囚犯（据说是他前未婚妻的哥哥），结果此事把阿玛迪多变成了参与暗杀“公羊”的伙伴。康斯坦萨、麦蒙和埃斯特罗·翁托登陆事件到现在快满两年了。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了一年十一个月十四天。安东尼奥·英贝特看看手表：“公羊”可能不会来了。
这期间，无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世界上还是英贝特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很多，很多。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了大搜捕，“六·一四运动”的许多青年男女都被捕，其中就有米拉瓦尔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一九六〇年一月，自从两位主教在《主教书》中谴责独裁统治以来，特鲁希略就同天主教这个老合作伙伴断绝了来往。一九六〇年六月发生了暗杀委内瑞拉总统贝坦科尔特的事件，此后这位总统就动员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特鲁希略的长期盟国。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在哥斯达黎加国际会议上投票通过了对多米尼加的制裁。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贝特感到心里针扎一样的疼痛，每当他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心痛——发生了杀害三姐妹的事件。米内尔瓦、巴特里亚和玛丽亚·特莱莎·米拉瓦尔，还有给她们开车的司机都被杀了。地点在北部山区的最高峰，时间是三姐妹去银港要塞监狱探视米内尔瓦和巴特里亚的丈夫回来的路上。
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都以快速且神秘的方式获悉了对三姐妹的杀害事件。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短短几小时就传到了最遥远的边陲，尽管报纸上连一行字都没有刊登。虽然这类由老百姓口传的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添枝加叶，往往被夸大或者缩小，甚至变成神话、传奇、虚构的故事，几乎与发生的事件毫不相干了。英贝特回想起那天夜里在防波堤上的情景，地点也距离这里不远。如今在事件发生六个月后，他们在等待“公羊”的到来，为的是给包括三姐妹在内的许多人报仇雪恨。那天夜里，他、萨尔瓦多和阿玛迪多三人坐在石头栏杆上，如同每天晚上都来这里那样——那天，还增加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乘凉并避开闲人交谈。三姐妹被杀事件把这四个男子汉气得咬牙切齿、满腔怒火，他们议论着这三姐妹竟然会死在北部山区的高峰上，死于所谓的车祸。
他听到谁在说：“他们杀害我们的父亲和兄弟。现在又杀害我们的妻女。可是我们呢，却无可奈何地傻等着人家来干掉我们！”
“不是无可奈何，托尼！”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跳了起来。他早已从老家回到首都，是他带来了三姐妹被杀的消息，他是在返程的路上听到的。“特鲁希略要为她们的死付出代价！事情已经开始了。问题是要把事情做好。”
那个时候，暗杀计划是准备在莫卡进行的，时间选在特鲁希略视察德·拉·玛萨家族领地的时候。自从美洲国家组织对多米尼加进行谴责和实行经济制裁以来，“公羊”就不停地在全国走来走去。准备在耶稣圣心会的大教堂安放一枚炸弹，当特鲁希略在主席台上讲话时，射手们就从阳台、花坛和钟楼上向他密集射击。主席台设在教堂的大院里，听众将站在圣胡安·博斯科的塑像周围，塑像下半部爬满了三色堇。英贝特察看了教堂的地形，自告奋勇要埋伏在钟楼里，那里会是最危险的地方。
“托尼认识三姐妹，”“突厥”给安东尼奥解释道，“因此他要在那个岗位上。”
英贝特认识三姐妹，但是还不能说是她们的好友。他认识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玛诺罗·塔瓦雷斯·胡斯托以及莱安德罗·古斯曼，是偶然在秘密团体的会议上，他们以历史上杜阿尔特的圣三会为榜样，发起了“六·一四运动”。三姐妹是这个松散但是充满热情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由于内部混乱和缺乏实力，在独裁政府的镇压下解散了。三姐妹的坚定和勇敢给托尼·英贝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把握取胜的斗争中，其中尤为出色的是大姐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都会倾听她的意见、讲话、建议和决定。尽管他从前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但是三姐妹被杀之后，他开始思考。没有认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妇女也能献身如此具有男子气概的事业，诸如准备暴动，收集和掩藏武器、炸药、燃烧瓶、匕首、刺刀，谈论暗杀计划、战略和战术，冷静地讨论团体成员在落入军情局手中时是不是应该服毒自杀，免得酷刑拷打之下出卖同志，等等。
米内尔瓦经常谈到革命的准备工作，谈到秘密宣传的最佳方式，谈到在大学发展秘密团体的成员。大家都注意她的谈话，因为她聪明，表达透彻。她的革命信念非常坚定，她雄辩的口才使得她的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她也很漂亮：乌黑的头发，明亮的大眼睛，白净、细嫩的面庞，线条优美的鼻梁，红润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在微红肤色的衬托下格外明亮。是的，她很美。尽管她在会议上穿着庄重，但是她身上有着极强的女人味，无论动作还是微笑都流露出自然的娇媚和优雅。托尼想了想：好像她从来也不化妆打扮。他想：是的，她很美，可是与会者从来没有人敢跟她说一句恭维话，开个玩笑，而这在多米尼加男人中是最正常、最自然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如果是由患难与共的事业和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亲密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米内尔瓦·米拉瓦尔身上有着某种气质，不允许男人随便跟她过分亲热，她不是一般的女性。
那个时候，在反对特鲁希略斗争的小天地里，米内尔瓦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了。关于她的事情，人们说得很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夸张呢？没有人敢问。谁也不想接受那轻蔑的白眼，不想听到那尖锐的反驳，因为她的回答常常弄得对方哑口无言。据说，她年轻时就曾让特鲁希略下不来台：拒绝跟元首跳舞。结果她父亲的镇长职务被罢免，人也被送进了监狱。也有人说，不是拒绝跳舞，而是跳舞时元首摸了她的屁股，还说了一些粗话，她就扇了元首一记耳光。很多人不接受这种说法。“那她就活不成了。元首不亲自杀了她，也会派人干掉她。”安东尼奥·英贝特却认为有这种可能。自从他第一次见到她，听她说话，就立刻相信：即使耳光不是真的，骂元首也可能确有其事。只要看看米内尔瓦·米拉瓦尔，听她讲上几分钟话，比如，她冷若冰霜地谈到有必要让团体成员做好心理准备对付敌人的酷刑拷打，就足以知道：如果元首不尊重她，她扇元首耳光是完全可能的。她曾经两次被捕，人们传说她先是在四十一号，后来在维多利亚监狱里进行大无畏的斗争，她在那里绝食、抗议禁闭；据说敌人对她进行了野蛮的酷刑拷打。她从来不谈自己在监狱里的经历，不谈受过的折磨，不谈自从敌人知道她是反特鲁希略分子以后她家经历的苦难：迫害、抄家、软禁。独裁政权对米内尔瓦本人进行有计划的报复：先允许她攻读法律，但是在她毕业后不发给她执业证，也就是说，让她无法工作，不能谋生，迫使她年纪轻轻就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让五年的学业前功尽弃。但是，敌人的这一套丝毫不能让她感到痛苦，她仍然不知疲倦地给大家打气，她是一台运行中的发动机——英贝特多次想——她是这个年轻国家美丽、热情、充满理想的序曲，总有一天多米尼加共和国会唱出民主和自由的主旋律来。
想想自己，他感到羞愧，眼睛里充满了热泪。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几口，向着大海的方向喷云吐雾。月光在那里跳动着，与海水嬉戏。此时，海上没有一丝清风。时不时地总有汽车的灯光出现在远方，它们来自特鲁希略城的方向。四个人总是立刻挺直上身，伸长脖子，紧张地向黑暗处望去。但是，每当车子距离他们二三十米、发现那不是雪佛兰时，他们便又放松了身体，感到非常失望。
最善于控制激动心情的是英贝特。他从前就沉默寡言，近年来，自从干掉特鲁希略的想法占据心头以来，尤其是这想法如同绦虫一样从他的全部精力中逐渐获得了营养以后，他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他一向朋友不多，近几个月来，他的生活就只有每天往返于三点之间：里斯达公司的办公室、家、和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及加西亚·盖莱罗中尉会面的场所。三姐妹被害以后，秘密团体的会议实际上停止了。血腥的镇压摧毁了“六·一四运动组织”。逃脱的人都回到了家庭生活之中，极力不让敌人发现。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来困扰英贝特：“为什么我没有被捕？”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好，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好像自己应该对落入乔尼·阿贝斯手中的人的许多苦难负责，因为自己还在外面享受着“自由”。
当然，这是相对的“自由”。自从他觉悟到自己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下，从年轻时起就为什么样的政权效力而且还在继续为之服务——如果不是给家族集团当公司经理，那又能干什么呢？——就觉得自己是个囚徒。消灭特鲁希略的想法在他的意识里是如此强烈地燃烧着，他要摆脱这样一种感觉：每走一步都受到控制，每条路和每个动作都要由别人来规定。他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有个缓慢、渐进和秘密的认识过程，要比因为他弟弟塞贡多而发生的政治冲突早得多，从前塞贡多是个比他坚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年前，他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谁不是特鲁希略主义者呢？大家都认为“公羊”是祖国的大救星。是伟大领袖结束了军阀混战，是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地消除了海地入侵的危险，是伟大领袖让国家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美国佬一直控制着我们的海关，不让我们有自己的货币，决定着我们的国家预算——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既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那找几个姑娘玩玩又有什么不可呢？老人家捞了一些工厂、庄园和牧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吗？伟大领袖不是装备了一支加勒比最强大的军队吗？二十年来，托尼·英贝特一直在为这些伟大成绩做宣传和辩护。可现在恰恰是这些“成绩”让他感到胃痉挛。
他已经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了，怎么会产生怀疑、猜测和分歧的呢？而正是这一切让他思考：事情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严厉但是富有灵感的英明领导下，在国家飞速发展的背后，真的没有那些悲惨的情景吗？有人被杀、被虐待、被欺骗，可却通过宣传和暴力让弥天大谎粉墨登场。水滴石穿。这些怀疑和猜测就是点滴的水珠，它们一滴滴地落下，渐渐穿透了他脑海里特鲁希略主义的顽石。在他被解除了银港省长职务的时候，就内心而言，他已经不赞成特鲁希略主义了，他确信这是个独裁的腐败政权。这些想法，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妻子瓜里娜。对外，他依然是个特鲁希略主义者，因为尽管弟弟塞贡多自动流亡到波多黎各去了，但是政府为了表现宽大为怀，仍然给安东尼奥职务，甚至是特鲁希略家族企业的经理。如此信任的证明还能到哪里去找？
多年来让他感到烦恼的是：每天想的是一回事，而做的事刚好相反；他内心的秘密是如何处死特鲁希略，因为他确信只要“公羊”活着，他和大多数多米尼加人就注定要忍受那可怕的不安和烦恼，就注定每时每刻要撒谎、欺骗大家，就注定要当两面派，当众说假话，背后去想那禁止表达的真话。
他这个决定做得对，因为让他振作起了精神。当他终于能够同别人一道真诚相处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不再是烦恼了，他也不做两面派了。他同萨尔瓦多·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的友谊仿佛苍天送来的厚礼。在“突厥”面前，他可以畅所欲言，大骂周围的一切。萨尔瓦多为人正直，真诚地用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托尼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是这样全身心地献给自己的信仰的，因此萨尔瓦多是他心目中的榜样，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英贝特通过堂弟蒙乔的帮助成为秘密团体的自己人之后，经常参加聚会。虽然每次散会之后他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青年男女尽管冒着生命危险，也可能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人身自由，却仍然还没有找到反特鲁希略斗争的有效方式；但是同他们一起待上两三个小时，使他感到生活里充满了活力，灵魂得到了净化，确定了生活的方向。开会的地点经常变换，他要跟着联络员兜上几千几百个圈子之后，经过确定多个不同的接头暗号，才能走进一处陌生的人家，但是一旦看到同志们，他就浑身轻松愉快起来了。
为了让家里遇事不慌，托尼渐渐告诉瓜里娜：虽然他表面上装成特鲁希略主义者的样子，但实际上早已经不相信独裁者那一套了。他甚至说，他在秘密地为推翻独裁政权而工作，妻子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有劝阻他。她也没有问万一他被捕，像塞贡多那样被判刑三十年，或者万一被杀害，她和女儿莱斯丽该怎么办。
妻子和女儿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她们以为他在“突厥”家里打牌呢。假如暗杀失败，母女俩会怎么样呢？
“你相信罗曼将军吗？”他突然问道，他这是为了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事情，“他肯定是咱们的人吗？可他老婆是特鲁希略的亲外甥女啊！元首的宝贝外甥女婿，何塞和威尔希里奥·加西亚·特鲁希略两位将军都是他的大舅子！”
“他要不是咱们一伙的，咱们早就进四十一号监狱了，”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说道，“只要一个条件兑现：看到‘公羊’的尸体，他就站在咱们一边。”
“很难相信他的话，”托尼低声道，“杀了‘公羊’对这位国防部长有什么好处呢？他有可能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权。”
“他比你我更恨特鲁希略，”德·拉·玛萨回答说，“很多高层核心人物也都恨‘公羊’。特鲁希略主义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早晚不攻自破，你看着吧！布博还让许多军人做了保证，他们都在等着他的命令呢。只要命令一下，明天这个国家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关键是‘公羊’得来呀！”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在后排座上嘟嘟囔囔地说。
“‘突厥’，‘公羊’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中尉再次重复道。
安东尼奥·英贝特又陷入了沉思。明天早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解放吗？他早就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是，即使是现在，在就要动手前的几分钟里，他还是很难相信会变成现实。除去罗曼将军之外，还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想打听明白。他知道还有四五个人。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人参加。最好不要打听还有什么人。他一向认为参加者只需要知道起码的事情就够了，为的是不给行动计划造成危险。他早就兴致勃勃地听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给大家讲过一旦干掉暴君，武装部队总司令将夺取政权的保证。这样不等特鲁希略的亲戚朋友和死党发动反扑，军队就要把他们逮捕或者杀掉。幸运的是，特鲁希略的两个儿子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还在巴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同多少人谈过话？在近几个月不停的会议上，安东尼奥有时漏出三言两语，使人想到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计划。托尼早有戒备，有一次萨尔瓦多气极之下甚至开始要讲：一天，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家里开会，险些同一群反对英贝特参加暗杀计划的人吵起来，那时英贝特急忙堵住了萨尔瓦多的嘴巴。那些人认为英贝特不可靠，因为他曾是特鲁希略主义者；有人提起英贝特发给特鲁希略的那封著名的电报，即烧毁银港的建议。（英贝特想：“这封电报要跟着我一辈子了，就是死后也饶不了我。”）“突厥”和安东尼奥立刻提出抗议并表示可以为托尼担保，但是他不让萨尔瓦多说下去——
“‘突厥’，我不想听。总之，不了解我的人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不错，我这一辈子直接和间接地都在为特鲁希略工作。”
“那我现在做的又是什么呢？”“突厥”反驳说，“多米尼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的人在干什么呢？难道不是给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干活吗？只有大富豪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为特鲁希略工作。”
英贝特想：“就是富豪也得为特鲁希略出力。”如果富豪打算继续发财，就得同元首联合，就得把部分企业卖给元首或者买下来一部分，必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英贝特半睁半闭着眼睛，低沉的涛声在为他催眠，他心里想着特鲁希略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的魔鬼特征：在这个体制内，每个多米尼加人迟早都会作为同谋加入进来，只有流亡国外或者死去才能摆脱这个独裁体制。只要在国内，人人就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多米尼加人如果聪明能干，那就要倒霉了。”英贝特有一次听到阿尔瓦罗·卡布拉尔这样说道。（他想：“卡布拉尔本人就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卡布拉尔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你要是聪明能干，特鲁希略迟早会把你叫到身边，让你为政府出力，或者干脆为他本人服务；只要他叫你去，你就不能回绝。”这是真话，他自己就是个证据。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政府的任命。正如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的，“公羊”已经剥夺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神圣权利：自由的意志。
与“突厥”不同的是，在安东尼奥·英贝特的生活里，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他是个多米尼加式的天主教徒，人们生活中规定的宗教仪式——洗礼、按手礼、第一次领圣餐、天主教小学、教堂结婚仪式，他都一一经历过；当然，最后是临终弥撒和教士在下葬前的祝福祈祷。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信徒，从来不关心信仰与每天生活的关系，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与《圣经》戒律吻合。萨尔瓦多的那种方式，英贝特就认为是一种病态。
但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却深深地打动了他。或许就因为这个，他才决定必须干掉特鲁希略。为的是让自己和多米尼加人起码恢复这样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谋生的工作。托尼一直不晓得自由意志为何物。可能小时候知道，后来忘记了。那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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