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是那一次，”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是第二次病发时去世的，安布罗修，是一年半之后。”

事情是在吃茶的时候发生的。那天，堂费尔民回家比往常都早。他感到不舒服，恐怕是感冒。他喝了一杯热茶、一杯白兰地，盖得暖暖的，坐在书房的软椅上看《读者文摘》。蒂蒂和波佩耶正在客厅听唱片，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圣地亚哥闭上了眼睛：爸爸那强壮的身体扑在地毯上，面孔露出痛苦、恐惧的样子，一动不动，毛毯和杂志掉在了地上。众人把他用毛毯裹好，抬上波佩耶的汽车送进了这家医院。医生说：幸亏他抵抗力强，否则让你们这一折腾，他早就死于心肌梗塞了。他需要绝对静养，倒是没什么危险。在走廊里，索伊拉太太倚在病房的门上，克洛多米罗伯父和奇斯帕斯在安慰她。索伊拉把脸凑上去让圣地亚哥吻，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仿佛责备他干了什么错事。

“你爸爸已经醒过来了，”克洛多米罗伯父说道，“等护士出来，你就可以进去看他了。”

“只能待一小会儿，”奇斯帕斯说道，“医生不让他说话。”

病房很宽敞，四壁刷成柠檬绿色，前厅挂着花色窗帘。小萨，你爸爸穿着红色丝绸睡衣，床头柜上台灯的光线照射在床上，仿佛教堂里的灯光那样暗淡。他脸色苍白，两鬓的灰发乱蓬蓬的，眼中带有泪痕，仿佛受了惊的小动物。圣地亚哥弯身去吻他的时候，他露出了笑意：瘦儿子，终于把你找到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爸爸，他们放我进来，但不许我让你讲话。”

“事情过去了，真是万幸。”堂费尔民低声说道，他的手从被子中伸出来，抓住了圣地亚哥的胳膊，“你还好吗，瘦儿子？生活、工作都还好吗？”

“一切都好，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你别讲话了。”

“我要哭出来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像您父亲那样的好人是不应该死的。”

圣地亚哥在病房里待了好长一会儿，坐在床沿上，看着放在他膝上的那只汗毛粗直的大手。堂费尔民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他的头下没有枕头，脑袋斜靠在床垫上，圣地亚哥可以看到他那青筋累累的脖子、灰斑点点的下巴。不久，脚穿白鞋的护士进来了，示意他出去。索伊拉太太、克洛多米罗伯父和奇斯帕斯正在前厅里坐着，蒂蒂和波佩耶站在门口低声私语。

“以前是搞政治，现在又忙着制药厂、办公室，”克洛多米罗伯父说道，“他的工作太多，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什么都想过问，根本不听我劝告，”奇斯帕斯说道，“我一直劝他让我来管，都讲烦了，可他就是不干。现在不得不休息了。”

“他神经有毛病，”索伊拉太太狠狠地看了圣地亚哥一眼，“不光是为了办公室的事，还有这个黄口小儿。他了解不到你的情况就心烦得要死，你却装腔作势地就是不肯回家。”

“你别发疯似的喊叫好不好，妈妈，”蒂蒂说道，“爸爸会听见的。”

“他对你很恼火，你就不能让他安安静静地活几年吗？”索伊拉太太抽泣说道，“你简直毁了他的生活！”

护士从里间走出来，走过时低声说道：别大声讲话。索伊拉太太用手帕擦着眼睛，克洛多米罗伯父难过而殷勤地俯身去安慰她。几个人一言不发地互相望着。接着，蒂蒂和波佩耶又低声讲起话来。小萨，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克洛多米罗伯父老多了，他朝伯父笑了笑，伯父也遗憾地朝他苦笑了一下。伯父显得干瘪了，脸上皱纹很多，头发几乎脱光，只有后脑勺上稀稀拉拉地还有几撮头发。奇斯帕斯一副成年人的派头，在他的动作、坐姿和声音里有一种成年人的自信，无论外形还是内心都显得落落大方，目光镇静而坚强。小萨，这就是奇斯帕斯，强壮、黝黑，穿着灰色西装、黑皮鞋、黑袜子，衬衣袖口白得耀眼，墨绿色的领带上夹着淡雅的领带夹，白色手帕折成三角形，从上衣口袋里露出来。蒂蒂在低声同波佩耶讲话，二人手拉手，眉目传情。圣地亚哥回想：她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领子上扎着一条宽带子，直垂腰际；一对乳房圆圆凸凸，胯部的曲线也开始显露出来；一双腿长长的，很苗条；双踝纤细，双手雪白。你却是另一副样子。小萨，你变成了个乔洛。圣地亚哥回想：妈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见我就发火。圣地亚哥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也不感到高兴，只想赶快离去。护士悄悄地走来告诉大家探视时间已过。索伊拉太太留下来陪床，奇斯帕斯去送蒂蒂。波佩耶想用自己的车送克洛多米罗伯父回家，可后者说：我还是坐私人汽车吧，私人汽车可以把我一直开到家门口，不麻烦你了，谢谢。

“你伯父总是这样，”波佩耶说道，夜幕刚刚降临，二人驱车向市中心驶去，“他从来不愿让人接送。”

“他不愿意麻烦人，也不愿求人，”圣地亚哥说道，“这个人很朴实。”

“对，是个大好人。”波佩耶说道，“全秘鲁都闻名，对不对？”

小萨，波佩耶又和你见面了，红通通的面孔上生着雀斑，鬈曲的黄发，目光总是那么友好而快活。他胖了，也高了，对自己、对世界充满了自信。圣地亚哥回想：波佩耶穿着方格衬衣、法兰绒大翻领猎装，肘部补了两块皮革，还有灯芯绒长裤和船形鞋。

“你们老头子这一折腾，把我们都吓坏了。”波佩耶一手开车一手拨弄收音机，“幸亏没倒在街上。”

“听你讲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人了，”圣地亚哥朝他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没想到你和蒂蒂好上了，小雀斑。”

“蒂蒂没跟你说过？”波佩耶嚷嚷开了，“我们好了有两个月，瘦子，你还蒙在鼓里呢。”

“我好久没回家了，”圣地亚哥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为你们俩感到高兴。”

“你妹妹着实把我折磨了一番，”波佩耶笑了，“上学的时候，我就追她，你还记得吗？你瞧，有志者事竟成。”

二人在阿雷基帕路上的坦博酒店前停下来，在车上要了咖啡聊起来。二人回忆了共同的过去，互相讲述了各自的生活。圣地亚哥回想：波佩耶毕业后当了建筑师，在一家公司供职，想跟一些同事创办自己的公司。

“我的情况相当好，”圣地亚哥说道，“没什么雄心大志，只想在《纪事报》干下去。”

“你什么时候能毕业当律师？”波佩耶偷偷地笑了笑，说道，“你是当律师的材料。”

“我想我当不了律师。”圣地亚哥说道，“我不喜欢这个行当。”

“跟你说实话吧，你这样做使你爸爸很痛心，”波佩耶说道，“他一直让蒂蒂和我给你打气，鼓励你读完专业。对，他把什么都跟我讲了，我和你爸爸处得不错，瘦子，我们成了好朋友。你爸爸真是个好人。”

“我可不愿意当律师，”圣地亚哥开玩笑地说道，“秘鲁现在什么人都能当律师。”

“你总想与众不同，”波佩耶笑了，“还跟小时候一样，瘦子，一点都没变。”

二人离开坦博，在塔克纳路奶油色的《纪事报》社大楼前又谈了一会儿，圣地亚哥才下车。瘦子，我们今后应该多见面，尤其是现在，我们快成了亲戚。我以前找过你不知道多少次，可你总是去向不明，兄弟。我要把你的情况告诉区里的朋友，他们一直在打听你，瘦子，找一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你见到过我们的同班同学吗，瘦子？圣地亚哥回想：还提什么同班同学？人家抖起来了，小萨，当了工程师、律师，有的还结了婚，要么就是有了情妇。

“好多人我都没见过，你知道，我过的是夜猫子生活，小雀斑。报社工作就是这样，天亮才睡下，一起床就得上班。”

“这种生活最没规律，瘦子，”波佩耶说道，“工作很累人吧？尤其是对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不对？”

“您笑什么？”安布罗修说道，“我对您爸爸的看法都是我的真心话，少爷。”

“我不是笑你，”圣地亚哥说道，“我笑自己这副知识分子面孔。”第二天，圣地亚哥又去看堂费尔民，后者已经能坐起来看报了。他兴致很高，呼吸不困难了，面色也恢复过来了。堂费尔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圣地亚哥每天去看他，每次都有别人也去探望，其中有多年不见的亲戚，这些人都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他：这就是那个害群之马，那个离家出走、净叫索伊拉伤心的儿子吗？这就是那个在报社当小职员的人吗？那些叔伯姨婶的名字，圣地亚哥记不起来了，那些姨表兄弟姐妹的面孔也记不清了。小萨，也许你曾多次与他们交臂而过，却都没有认出来。到了十一月，天气开始热起来，索伊拉太太和奇斯帕斯陪堂费尔民去纽约检查身体，十天后回到利马，然后全家又到安贡海滩去避暑。小萨，三个月来，你几乎一次也没见到家人，但你同爸爸每星期都通一次电话。三月底，他们回到观花埠，堂费尔民完全复原了，面孔晒得黝黑，显得很健康。第一个星期天，圣地亚哥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看到波佩耶吻了索伊拉太太和堂费尔民，蒂蒂也获准每星期六同波佩耶去玻利瓦尔舞厅跳舞。小萨，在你过生日的时候，蒂蒂、奇斯帕斯和波佩耶到你的公寓里唤醒你，说全家都准备了礼物等你回去。家人送给你两套西装、几件衬衣、一双皮鞋、还有一副袖扣。卡利托斯还用信封送来了一张一千索尔的支票，那是你在妓院打赌赢他的。小萨啊，还有什么要讲的呢？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吗？

“起初我到处流浪，”安布罗修说道，“后来干过汽车司机。您可别笑话我，我甚至还做过殡仪馆的半个老板呢。”

在普卡尔帕，最初几个星期，阿玛莉娅过得很不安宁。一方面，安布罗修总是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另一方面，她自己净做噩梦。奥登希娅太太在圣米格尔街时那美丽、年轻、雪白的肉体总是从遥远的黑暗处闪闪发光地向她靠近，她则跪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那个小房间里浑身打战。那肉体在空中飘荡、膨胀、停下，周围还有一个金色的光圈，阿玛莉娅看到的却是太太脖子上那发紫的大伤口，还有她那一副控诉表情的大眼睛：是你杀了我！阿玛莉娅惊醒，向熟睡着的安布罗修偎过去，直到天亮都不能入眠。有时她梦见穿绿色制服的警察在跟踪自己，还在梦中听见警哨声和警察的大皮鞋橐橐声：是你杀了她！警察并没有抓她，但整夜都向她伸着手。她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汗流浃背。

“别再跟我谈太太的事了，”安布罗修到达普卡尔帕的第一天就对她说，脸色像挨打的狗，“不许说了！”

此外，阿玛莉娅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炎热城市有一种不信任感。二人先是住在尚未建成的广场附近的普卡尔帕旅馆里，房间里爬满了蜘蛛，透过窗子可以望见码头，还有混浊的河水中摇荡着的独木舟、划艇和小船，一切都是那么贫穷、丑陋。安布罗修对普卡尔帕的这副样子倒无所谓，仿佛是路过小住而已。有一天，阿玛莉娅埋怨这里热得喘不过气，他才作了评论：这里热得不过和钦恰一样，阿玛莉娅。二人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茅草铺顶的茅舍。医院周围有好几家殡仪馆，有一家甚至专门做用来装死孩子用的白皮棺材，叫做“净界棺材殡仪馆”。

“医院里的病人真可怜，”阿玛莉娅说道，“眼看着附近这么多的殡仪馆，不想到自己要死才怪。”

“普卡尔帕有两多，”安布罗修说道，“一是教堂多，一是殡仪馆多。那儿的教派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少爷。”

毛克殡仪馆就在医院对面，离二人租的茅舍不远。第一天住进茅舍，阿玛莉娅一见那凄惨的水泥建筑物和房顶上那些鸡冠似的排列着的兀鹰就浑身颤抖起来。茅舍很宽敞，后面有一块荒草地，房东阿兰德罗·波索在他们搬进去的那天说：你们可以在这块地上种些什么，搞个菜园。茅舍的四间屋子都是泥地，四壁斑驳不堪，连张床也没有。在哪儿睡觉呢？尤其是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小虫子会咬她。安布罗修拍拍屁股：凡是需要的，我们都去买来。当天下午，二人就到市中心买了一张折叠床、一张床垫、一只摇篮、锅碗瓢盆、煤油炉和窗帘。阿玛莉娅看到安布罗修不停地挑东西，大吃一惊：别再买了，钱要花光的。可安布罗修根本不理她，仍然命令黄记百货店的店员拿东西：这个，还有那个，我还要漆布。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当夜，阿玛莉娅问他。

“那几年我一直在攒钱，”安布罗修说道，“为的就是安个家，用自己的本钱干点儿事，少爷。”

“那你应该心情愉快，”阿玛莉娅说道，“可你并不高兴。离开利马，你好像很难过。”

“我现在没有上司了，我就是自己的上司，”安布罗修说道，“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傻瓜！”

他这是在骗阿玛莉娅。后来他才开始高兴起来。到普卡尔帕的头几个星期，他一直板着面孔，话语不多，愁眉苦脸。尽管如此，一开始他就对阿玛莉娅和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很体贴。到达普卡尔帕的第二天，他一个人离开旅馆，回来时带回一盒东西。这是什么？是我给大小阿玛莉娅买的衣服。阿玛莉娅得到的连衣裙太大了，她消失在长袍似的印花连衣裙里，肩部滑了下来，下摆碰到了脚跟。安布罗修看到她这个样子，并没有发笑。他一到普卡尔帕就到莫拉雷斯运输股份公司去了，但是堂伊拉留到廷哥马利亚去了，十天以后才能回来。在此期间我们怎么办呢，安布罗修？我们先找所房子吧；在流汗干活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先玩玩吧，阿玛莉娅。虽说二人花了不少钱想乐一乐，但两个人谁也没能玩得痛快，因为阿玛莉娅总是做噩梦；他呢？总是怀念利马。他们参观了印第安人希皮博族的部落，到商业大街的几家中国饭馆吃了炒饭、软炸大虾和炸馄饨，在乌卡雅利河上泛舟游荡，到雅利纳湖做了一次远足，还在夜里看了好几场电影，都是些老掉了牙的片子。有时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在黑暗中放声大哭，引起其他观众大叫：把孩子抱出去！安布罗修说：把孩子给我吧。他接过孩子让她咬手指，孩子就不哭了。

慢慢地，阿玛莉娅习惯了。慢慢地，安布罗修的脸色开朗了。安布罗修买来了挂画，把外墙和屋内四壁刷得雪白，阿玛莉娅把地上的脏物刮去，二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茅舍整修一新。每天早晨，二人一起到市场去买菜，一路上把各个教堂的教派也搞清楚了：这是洗礼派、七月降圣派，那是天主教、福音派和降灵派。二人又开始交谈起来：一开始你真怪，有时我想，你变成另一个安布罗修了，真正的安布罗修留在了利马。为什么，阿玛莉娅？因为你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你的神色一会儿暗淡无光，一会儿闪烁逃避，像动物似的。你疯了，阿玛莉娅，留在利马的倒真是个假安布罗修，我在这儿感觉很好，我喜欢这儿的太阳，阿玛莉娅，利马那阴沉沉的天气叫人总是无精打采的。但愿你说的是真话，安布罗修。每天晚上，二人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出来坐在街上乘凉。河上升起丝丝凉意，二人一面听着草丛里青蛙和蟋蟀的鸣叫声一面聊天。一天，安布罗修打着伞走进家门说：好了，你别再讨厌太阳了，你就差像个山区人似的戴着卷发器上街了。噩梦逐渐少了，消失了，每次见到警察时的那种恐惧感也没有了。她的办法就是整天地干活，又是做饭又是给安布罗修洗衣服，照看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则努力把荒草地开垦成一座菜园。每天早晨，他很早起床，鞋也不穿就去除草，一除就是几个小时，他俩茅舍的对面也有一间茅舍，涂着白、蓝两种颜色，菜园里还种着果树。一天早晨，阿玛莉娅到这位邻居家去讨教，露贝太太很亲热地接待了她。露贝太太跟一个男人同居，那男人在河的上游有座小庄园，很少到这个家来。这是我们在普卡尔帕交上的第一个朋友，也是阿玛莉娅最好的朋友，少爷。露贝太太教安布罗修如何一面开垄一面下种：这儿种白薯，这儿种木薯，这儿种土豆。她还送种子给他们，教阿玛莉娅做煎香蕉拌米饭和鱼片木薯——普卡尔帕人都吃这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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