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乒乓蓬舞的舞女？”安布罗修说道，“我从来没看过，您干吗问我这个，少爷？”
圣地亚哥回想：安娜、单项赛马赌、乒乓蓬舞女、卡利托斯和契娜之间如狼似虎的爱情、父亲的去世、头上生出的第一根白发……两年……三年……十年过去了。小萨啊，是不是《最后一点钟》的那些混蛋首先把单项赛马赌作为一条新闻加以宣扬的？不，是《新闻报》的人。单项赛马赌是一种新的赌法。起初，赌赛马的人仍然一直喜欢玩双重名单，但是某个星期天，一个排字工人在十匹得胜的马里猜中了九匹，在单项上赢了一万索尔。《新闻报》采访了这个人，登出了照片，这个人微笑着被家人围着，在堆满酒瓶的桌子前举杯祝贺，在奇迹上帝画像前下跪祈祷。第二个星期，单项赛马的赌注增加了一倍，《最后一点钟》在首要位置上登出两名伊卡商人的照片，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地高举着中奖券。第三个星期，有一个人单独赢了四万索尔，这人是卡亚俄港的一个渔民，年轻时在酒吧打架，失去了一只眼睛。赌注越下越大，各个报社开始像打猎似的寻找中奖人。阿里斯佩指定卡利托斯负责去搞消息，可是三个星期之后，《纪事报》却被别的报社抢了先。小萨，看样子得你出马了，卡利托斯一无所获。圣地亚哥回想：小萨，要不是采访单项赌马中奖者，车子也不会出事故，也许仍然是个单身汉呢。圣地亚哥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事情不多，由于这个工作的弹性很大，他可以偷几个小时的懒。每个星期六，他得去跑马俱乐部的总办公室去值班，以便调查赌注上升了多少。到了星期一的清晨，他就可以知道中奖的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中奖券是从哪个窗口卖出去的，这样就可以开始追踪中奖的幸运儿。每个星期一、星期二，热心提供情报的人纷纷给编辑部打电话来，他得同佩利基托乘着面包车东跑西颠地去证实这些线索。
“你瞧那边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圣地亚哥说道，“她长得跟一个叫凯妲·罗莎的乒乓蓬舞女很相像。”
圣地亚哥借口追踪单项赛马中奖者，可以不到报社上班。他不是钻到某个电影院，就是到“帕提奥”或“布兰萨”去同别的报社的人喝咖啡，或是陪卡利托斯去看曼波歌舞团的排演，这个歌舞团是企业家佩德利托·阿基列组织的，契娜就在这个歌舞团跳乒乓蓬舞。圣地亚哥回想：卡利托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爱过，但从此以后他就像受了感染，中了魔似的爱上了契娜。为了契娜，他自发地写文章为乒乓蓬舞女作宣传，文章登在娱乐版，是文娱性的，但也富于爱国精神：我们为什么只愿意欣赏古巴和智利的曼波舞女？其实她们只是二流演员，而在我们秘鲁，有些女郎完全可以成为明星。为了契娜，他连文章招人耻笑也在所不惜：秘鲁女郎只是没有机遇，缺乏观众的支持，这是事关民族威望的问题；大家去看乒乓蓬舞吧。他俩同诺尔文、索洛萨诺、佩利基托到宏伟剧院去看排演，小萨，契娜就在那边，她的身段富有野性，臀部疯狂地扭摆，妖媚的脸蛋浓妆艳抹，生有一双调皮的眸子和一副沙哑的嗓子。剧院里空荡荡的，几个人坐在布满了灰尘和跳蚤的池座上看着契娜在同塔瓦林争论。塔瓦林是舞蹈编辑，是个搞同性恋的。舞台上许多人影在旋转，而这几个人只盯着契娜，被她跳的曼波舞、伦巴舞、哇拉恰舞和苏碧舞弄得心醉神迷。卡利托斯，所有的女郎中，契娜跳得最好，祝贺你，卡利托斯。当乒乓蓬舞在剧院、夜总会正式演出的时候，契娜的照片每星期至少在娱乐版上山现两次，加上一些有关她的传说的编排，真是把她捧上了天。演出结束后，圣地亚哥有时陪卡利托斯和契娜到“巴拉尔”去吃饭，或是去简陋的酒吧喝酒。在那段时间里，这一对儿相处得十分亲热。一天晚上，在黑黑酒吧，卡利托斯把手放在圣地亚哥的胳膊上说：小萨，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考验，三个月了，我们一句也没吵；我们终究会结婚的。又有一天晚上，他醉醺醺地说：这几个月我太幸福了，小萨。然而，歌舞团解散，契娜转而在“企鹅”演出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企鹅”是佩德利托·阿基列在市中心开的一家舞厅。每天晚上，一走出《纪事报》社，卡利托斯就拖着圣地亚哥走过圣马丁广场上的门廊，走过奥柯尼亚大街，来到那装饰极糟、闷得人浑身发黏的企鹅舞厅里。佩德利托·阿基列不向他们收取基本费用，啤酒也是折价供应，还接受支票。他们坐在酒台上看着利马的夜游神们搂着舞女饮酒，派侍者给舞女们送舞票，拉舞女坐在自己的桌旁。有几次他俩到达的时候，契娜已经走掉了，佩德利托·阿基列亲热地拍打着卡利托斯说：她不舒服。要么就说她陪凯妲·罗莎出去了。或是说：有人通知她，说她母亲上医院了。也有几次，他俩看到她在幽暗角落的桌旁倾听某个公子哥儿放肆地大笑，在暗影中依偎在某个两鬓发白、颇有风度的成年人的怀里或是紧贴在某个年轻人的胸前跳舞。卡利托斯的脸色很难看，但他说：小萨，合同规定她必须招待顾客。要么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小萨，咱们还是去逛妓院吧。或是说：我跟她好，完全是出于受虐狂者的需要。从此以后，卡利托斯和契娜的爱情又回到了以前那种好好坏坏、当众吵架、充满丑闻的节奏。同卡利托斯的爱情中断的时候，契娜就同腰缠万贯的律师、出身名门的少爷和患有肝硬化的商人一起进进出出。贝塞利达恶狠狠地说：她只会勾引有妻室的人，没有做婊子的能耐，专门搞私通。但这种风流韵事只能持续几天，到头来契娜还是要往《纪事报》打电话。卡利托斯双眼发红地接电话、吻电话，低声下气而又满怀希望地讲着话。这时编辑部的人们就讥讽地微笑着，伏在打字机上互相使眼色。契娜把他刮得濒临破产，他到处借钱，连编辑部都接待过手执他的欠条的债权人。黑黑酒吧取消了他的信用卡。圣地亚哥回想：小萨，他至少欠了你一千索尔。他回想：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过去了，一切回忆都像蒂蒂吃的泡泡糖那样破灭了，这些年来的岁月就像单项赛马赌中奖报道的字迹那样被时间抹掉了；就像每夜抛进废纸篓里的稿纸那样，成了无用之物，小萨啊。
“那女人怎么会是舞女呢？”安布罗修说道，“她叫玛尔柯特，是这儿最出名的夜蝴蝶，每天都到‘大教堂’这儿来拉客。”
凯妲正在殷勤地向一个美国佬劝酒，威士忌一杯接一杯，她自己却只饮开胃酒（其实是淡茶）。小罗贝托对她说：你把一座金矿弄到手了，你瞧，你已经得到十二张票了。美国佬又是大笑又是比画着给她讲述一个故事，可她只模模糊糊懂了只言片语，什么抢劫银行、店铺、火车，都是他亲眼所见的，可有时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有时却是发生在电影里，有时又是在杂志上读到的。反正她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哧哧直笑。凯妲满面媚笑，用一只手搂着美国佬那生满雀斑的脖子，一面跳舞一面想道：我才得到十二张票？这时酒台后面的幔帐后露出了伊翁那浓施脂粉的面孔。伊翁向她挤挤眼，用她那爪子般苍白的手朝她点了点。凯妲把嘴凑近美国佬那生着黄色茸毛的耳朵说：亲爱的，我去去就来，等着我，可别跟别人走啊！美国佬笑吟吟地问：whatdidyousay？（你说什么？）凯妲亲热地在他的胳臂上捏了一下：我去去就来，我马上回来。伊翁在走廊里等着她，满面喜色，仿佛是遇上什么大好事：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亲爱的凯妲。
“他在小客厅里，跟玛尔维娜在一起。”伊翁打量着凯妲的发式、妆容、衣服和鞋子，“他要你也去陪他。”
“可我正忙着，”凯妲朝酒台指了指说道，“那个……”
“他从小客厅里一看见你就喜欢上你了，”伊翁的眼睛闪闪发光，“你运气来了。”
“可那位怎么办，太太？”凯妲坚持着说道，“他花了不少钱喝酒呢……”
“你给那美国佬好好灌灌米汤，”伊翁贪婪地低声说道，“让他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离开这儿。等等，我来给你整理一下，你的头发都乱了。”
凯妲心想：太可惜了。伊翁的手指在她头发上翻弄着。后来凯妲在走廊里一面向前走一面思量着：是政府要人、军官还是外交官？小客厅的门敞着，她走了进去，只见玛尔维娜正在把内裙抛在地毯上。凯妲随手关上了门，但门马上又开了，原来是小罗贝托端着托盘进来了——他弯腰到地，移着碎步，没胡须的脸上堆着笑，道了声晚安，把托盘放在茶几上，腰也不直地就退了出去。这时凯妲听到了那人的声音：
“你也脱了吧，漂亮的小姐儿，你也脱了吧，你不热吗？”
这声音干巴巴的，没有感情，带有醉意，也有那么一点专横的意味。
“瞧你心急的，亲爱的，”凯妲说着，寻找着说话人的眼睛，但没有找到。那人坐在那三幅画下的无扶手软椅上，小客厅里的那盏象牙式落地灯照不到他所在的那个角落，他的一部分被暗影遮住了。
“一个不够，他喜欢两个女人陪他。”玛尔维娜笑了，“你太贪得无厌了，亲爱的，真是异想天开。”
“快点儿！”他强烈地，然而又是那么冷冰冰地命令道，“你也脱，快点儿，你不怕热死？”
凯妲心想：我才不热呢。她又怀念起刚才在酒台上的那个美国佬。她一面解着裙子，一面看着玛尔维娜，后者这时已经脱光，像一条晒黑的肥鱼，自言自语地伸着懒腰，试图在灯光的照射下做出挑逗性的姿态。凯妲思量着：她好像喝醉了。她发胖了，这种姿态对她可不合适，乳房一耷拉下来，伊翁老太婆就要让她到总督浴池去洗土耳其浴。
“快点儿，亲爱的凯妲，”玛尔维娜拍着手笑着说，“那怪人忍不住了。”
“你其实应该说他是个没教养的人，”凯妲一面卷着丝袜，一面喃喃说道，“你这位朋友连问好都不会。”
然而，他既不想开玩笑也不想讲话。他缄默不语，坐在椅子上执着地以均匀的节奏摆动着身体，直到凯妲全身脱光。凯妲同玛尔维娜一样，脱掉了裙子、衬衣、乳罩，但她留下了三角裤。她慢条斯理地折好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
“脱掉就好了，脱掉就凉快了。”他说道，声调冷淡、倦怠，但又显得迫不及待、令人生厌，“过来喝吧，你们的酒都热了。”
两个女郎向软椅走去。玛尔维娜带着假笑，一屁股在那人的身边坐了下来。这时，凯妲才看清他瘦骨嶙峋的面孔、令人憎恶的大嘴和细小冷淡的眼睛。她心想：他有五十岁了。玛尔维娜依偎在他的怀里，造作地、像猫儿那样娇声嗲气地说：我冷极了，暖暖我的身子吧，亲亲我吧。凯妲思忖着：这个人是个充满仇恨的阳痿症患者，也是个充满仇恨的手淫者。这时他用一只手搂住了玛尔维娜的肩膀，眼神却毫不为之所动，冷淡地上下打量着凯妲。凯妲站在茶几旁等待着，最后一弯腰端起两杯酒，一杯递给他，一杯递给玛尔维娜，然后拿起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她心想：这个人大概是个议员，也许是个警察局长。
“还有你的地方，”他喝着酒命令道，“一个膝头坐一个，不要争。”
凯妲感到他在拉自己的胳膊，她一下子倒在他们二人身上，只听得玛尔维娜尖叫一声：哎呀，你的骨头硌着我了，亲爱的凯妲。三人紧紧贴在一起，软椅像钟摆一样摇晃了起来。凯妲感到一阵恶心，原来他那又瘦又小的手在出汗。玛尔维娜舒舒服服地或是装作舒舒服服的样子不停地笑着，开着玩笑，想吻那人的嘴。这时凯妲感到那汗渍渍、黏糊糊的手指迅速在自己的乳房、背部、腹部和大腿上抓弄着。她突然放声大笑，也开始对他仇恨起来。他的一只手放在玛尔维娜身上，一只手放在凯妲身上，执着地、有条不紊地抚摸着两个女郎，但脸上毫无笑意。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一副不感兴趣、沉思的样子。
“这位没教养的先生，怎么这么一本正经呀！”凯妲说道。
“咱们干脆到床上去吧，”玛尔维娜嬉笑着尖声说道，“这么光着要得肺炎的，亲爱的。”
“跟两个女人干我可不敢，这太厉害了。”他喃喃说道，把两个女郎从软椅上轻轻推开，“我们还是先乐一乐，你们先跳个舞吧。”
凯妲心想：他大概想让我们一整夜都光着身子，叫他见鬼去吧，我可要回到美国佬那儿去了。可是玛尔维娜走过去，跪在墙脚，把电唱机插上插座。凯妲感到那只冰凉瘦小的手又把自己拉向他的怀里，他一低头，在她的唇上压了下来……用嘴分开她的双唇，他那散发着刺鼻烟草味和酒味的舌头黏糊糊地伸了进来，在她的牙齿上舔了一下，又压住了她的舌头，最后才把嘴移开，在她的口中留下了一堆发苦的唾液。随后，他无情地把她从软椅上推开：看看你跳舞是不是比接吻来得熟练。凯妲觉得恼火极了，快控制不住了，但他的微笑有增无减。玛尔维娜走近他俩，抓起凯妲的手，把她拉到地毯上，两个人又跳了一支哇拉恰舞，一面打响着手指唱歌一面搔首弄姿。接着二人又紧贴着跳了一支波莱罗舞。凯妲在玛尔维娜耳根上低声说道：这个人是谁？还能是谁？亲爱的凯妲，是个狗娘养的呗。
“跳得再亲热些，”他低声说道，声音全变了，仿佛发自很远的地方，“再多带些感情。”
玛尔维娜造作地尖笑了起来，大声骂了一句：他娘的。接着就搂住凯妲的细腰，一面摇摆一面亲热地摩挲起来。软椅也随之又摇晃起来，比刚才更快了，节奏也不均匀了，弹簧发出了轻轻的响声。凯妲心想：好了，他要走了。她用嘴寻找着玛尔维娜的双唇，一面吻着，一面为了不笑出声来而紧闭上眼睛。这时窗外一阵汽车轮子刹车时发出的刺耳吱吱声盖过了音乐，两个女郎分开了，玛尔维娜捂住耳朵说：准是有人喝醉了，出事了。但没听到撞击声，吱吱闷响的刹车声之后，又传来了车门声，最后门铃响了，一个劲儿地响，仿佛门铃的弹簧压住了。
“你们怎么了？没事，”他极为恼火地说，“接着跳吧！”
但是唱片放完了，玛尔维娜走过去换了唱片，二人又抱在一起跳了起来。突然，“嘭”的一声，门开了，撞在墙上，仿佛是有人一脚踢开的。凯妲看到了来人，是个高大的黑人，肌肉结实，容光焕发，犹如他身上穿的蓝色西装；他的肤色介于鞋油和巧克力之间，头发拉得直直的。黑人伫立在门口，一只大手放在门扣上，一对大眼睛的眼白显得很突出，盯着凯妲直看，甚至当那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大步跨过地毯时，他还一直盯着凯妲。
“他妈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人说着，站到黑人面前，攥紧拳头仿佛要揍他，“怎么就这么闯进来，也不敲门？”
“埃斯皮纳将军在大门口等您，堂卡约，”黑人仿佛瑟缩了一下，放开门扣，胆怯地望着那人，忙不迭地说道，“他在车子里等您，请您下去，有急事。”
玛尔维娜匆忙地穿着裙子、衬衣和鞋子，凯妲也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向门口看去，目光越过那人的后背和窄小的双肩，同黑人的眼光相遇了。刹那间，黑人的眼光流露出惊慌、迷惘的神情。
“告诉他，我这就下去，”那人嘟嘟囔囔地说道，“以后不管什么地方，不能就这么闯进来，除非有一天你想吃子弹！”
“请您原谅，堂卡约。”黑人点点头，向后退去，“我没想到，他们告诉我您在这儿，我就来了。请您原谅！”
黑人消失在走廊里。那人把房门关上，向两个女郎走去。灯光从上到下照亮了他的全身，他脸上的皱纹又深又长，眼中闪烁着迷茫失望的神色。他从钱夹里抽出几张钞票放在软椅上，向凯妲命令道：明天我派人来接你，九点左右。
“那个时间点我出不去。”凯妲立即说道，望了玛尔维娜一眼。
“你出得去，”他干巴巴地说，“九点左右，懂吗？”
“你把我甩了，亲爱的？”玛尔维娜笑了，她挺直身子去看软椅上的钞票，“这么说你是叫卡约了？你姓什么？”
“姓臭，就叫我臭卡约好了。”他说着，头也不回就向门口走去，随手用力带上了门。
“小萨，你家里刚才给你来了电话，”索洛萨诺一见圣地亚哥走进办公室，就对他说道，“恐怕有急事。对，我想是你爸爸出事了。”
圣地亚哥跑到第一张写字台上拨号码，电话刺耳地响了很久。最后，一个陌生的山区人口音接了电话：先生不在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家里换了管家，这个管家听不出你是谁，小萨。
“我是圣地亚哥，先生的儿子。”他提高了声音，说了一遍又一遍，“我父亲出了什么事？他现在在哪儿？”
“您父亲生病了，”管家说道，“在医院里。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先生。”
圣地亚哥向索洛萨诺借了一镑钱，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当他走进阿美利亚医院时一眼就看见了蒂蒂。蒂蒂正在医院办公室里打电话，一个青年搂着她的双肩。这青年不是奇斯帕斯，圣地亚哥走近一看，原来是波佩耶。二人也看见了他，蒂蒂挂上电话。
“爸爸好些了，好些了，”蒂蒂眼泪汪汪地说，声音也变了。“我们还以为他要死了呢，圣地亚哥。”
“我们给你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瘦子，”波佩耶说道，“往你的公寓里打，往《纪事报》打，我正要坐车去找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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