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里、在家里、在区里、在学习小组里、在大学部里，甚至在《纪事报》里，”圣地亚哥说道，“我这辈子都在干自己并不相信的事，一辈子都在装假。”
“爸爸把你那些共产主义的书都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这太好了，哈哈。”蒂蒂说道。
“我这辈子一直想信仰某种东西，”圣地亚哥说道，“却一直在撒谎。我没有信仰。”
小萨，你是由于缺乏信仰才倒霉的吗？会不会是由于你太胆怯了？车库里那只装旧报纸的大箱子里除了新版的波利采尔作品之外，又积累了许多别的书。圣地亚哥回想：都是些学习小组阅读过、讨论过的书，《怎么办？》《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他回想道：那些书装订很差，字体也小，《法兰西内战》被大家读得书页上沾满了手指印。经过事先的观察、询问、试探，学习小组又一致通过地吸收了几个人：先是学人类学的印第安人马丁内斯，后是学医的索洛萨诺，还有一个几乎患有白癜风的黑人姑娘，外号叫“白鹤”。这样一来，埃克托尔的房间就显得小了，定期聚会也使得聋子老太婆的眼睛露出了警觉的神色，于是大家决定：还是滚吧。阿伊达提出到她家去，“白鹤”也愿意把房间奉献出来。大家决定，在赫苏斯·玛丽娅区佩蒂·杜阿路上一所糊着百合花墙纸的公寓房子里和利马克河畔一所红砖房子里轮流聚会。第一次到阿伊达家的时候，大家受到了一个高个子白发老人的热情招待。阿伊达：这是我爸爸。老人一面挨个儿和每个人握手，一面忧愁地望着大家。老人本来是排字工人、工会领导人，在桑切斯·塞罗执政期间被捕过，差一点死于心脏病猝发。现在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做工，晚上在《商报》做校对，已经不搞政治了。他知不知道我们到你家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道。他不在乎吗？当然不，他还认为这样做挺好呢。
“你跟你爸相处得就像朋友一样，肯定很愉快。”圣地亚哥说道。
“自从我妈妈去世后，”阿伊达说道，“这可怜的人又做爸爸又做朋友和妈妈。”
“我要是想同爸爸和睦相处，就得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圣地亚哥说道，“他从来不赞成我。”
“和一个资产阶级老爷是没办法讲通的。”阿伊达说道。
圣地亚哥回想：根据量变到质变的理论，小组也就从一个学习的组织变成了讨论政治的集会。从阐述马利亚特基的文章到批判《新闻报》上的社论；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到谴责卡约·贝尔穆德斯的暴行；从议论阿普拉的资产阶级化到谴责潜在敌人托洛茨基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大家发现有三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大家一连几个小时，成天成月地想识破他们、调查他们、窥视他们、招惹他们：啊，知识分子，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们。这三个人在圣马可的庭院里荡来荡去，满嘴都是革命言辞，挑拨性言辞，什么社会动荡啊、正统派啊，等等。托派的人数多吗？少得可怜，但是极为危险，华盛顿说道。索洛萨诺说道：他们是为警察局干事的吧？埃克托尔：也许，不过，不管干不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哈柯沃说：制造分裂、散布混乱、转移视线、毒化气氛，比直接告密还坏。为了捉弄托洛茨基分子，躲避密探，大家一致同意，在学校里不凑在一起，在走廊里遇上了也不要停下来谈话。圣地亚哥回想：学习小组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但是只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才存在友谊。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三头聚会会不会使其余的人不高兴？三个人仍然一起去听课，上图书馆，上咖啡馆，在庭院中散步，看电影。《米兰的奇迹》使得他们振奋不已。影片结尾处出现的鸽子是和平鸽，还有那国际歌的音乐。维多里奥·德·西卡是个共产党人吧？区里的某家电影院只要上映俄国影片，三个人就满怀希望和热情地急着赶去看，哪怕明明知道是一部老掉牙的、净是没完没了的芭蕾舞场面的影片。
“您感到冷吗？”安布罗修说道，“您的肚子在抽筋？”
“跟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这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在黑暗中惊醒，以为自己要死去。我动都不能动，既打不开灯，也喊不出来。我蜷缩在床上，浑身是汗，颤抖不已。”
“经济系有一个人可以参加我们小组，”华盛顿说道，“问题是我们小组的人太多了。”
“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是的，我们再这么多人开会就太不慎重了。”埃克托尔说道，“我们最好分成两个组。”
“分就分吧，我那时是最赞成的，连想都没想。”圣地亚哥说道，“几个星期之后，我每天醒来都像白痴一样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组呢？”印第安人马丁内斯说道，“要分就快点儿，不要浪费时间。”
“他着急了，因为他要分析剩余价值，他准备得很充分。”华盛顿笑了。
“我们可以抓阄儿。”埃克托尔说道。
“靠运气不合理。”哈柯沃说道，“我建议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来分。”
“当然，这样最合理，也最容易。”“白鹤”说道，“前四名分在一组，其余的在另一组。”
圣地亚哥回想：当时，我并未感到心脏受到打击，蠕虫也未出现，只感到惊愕、混乱。他回想：只是突然感到不自在，有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这是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吗？
“赞成哈柯沃建议的人请举手。”华盛顿说道。
圣地亚哥更加不自在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感到一阵胆怯，这一切使他讲不出话来。在别人举手几秒钟后，他才举起了手。
他没有掉过头去看阿伊达，也没看哈柯沃，而是慢条斯理地点燃了一支烟，翻了翻恩格斯的著作，和索洛萨诺交换了一个微笑。
“好了，马丁内斯，你可以露一手了。”华盛顿说道，“剩余价值是怎么回事？”
圣地亚哥回想：不光是革命，哈柯沃还有一颗心，一颗温暖却隐蔽着的心，一个机灵的小脑袋，反应快，工于心计。他早就计划好了还是临时提出来的？革命、友谊、嫉妒、羡慕，一切都混成一团了，混在一起了，我的思想也乱了。小萨呀，哈柯沃也是上帝用肮脏的泥土造出来的啊。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纯的人。”圣地亚哥说道，“那次就是个例子。”
“您后来再没看见那位姑娘了吗？”安布罗修说道。
“跟她见面的次数减少了，哈柯沃倒是每星期跟她见两次面。”圣地亚哥说道，“我痛苦，感到受骗了，但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嫉妒。我那时胆子太小，不敢……”
“那个人大狡猾了，”安布罗修说道，“因此您到现在还不原谅他那次的卑鄙行径。”
印第安人马丁内斯的手势和声调跟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总之，剩余价值就是没有报酬的劳动。他反复、有力地讲着：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白白生产出的那一部分产品，它使资本得以积累。圣地亚哥长时间地望着他那古铜色的圆脸，长时间地听着他那富有教学感的声调。他的周围都是一些香烟的红火，每当人们把手送往唇边，红火就亮一下。尽管有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圣地亚哥却感到空虚。蠕虫又出现了，缓慢而单调地在他腹内蠕动。
“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人们来踩、来割自己的头。”圣地亚哥说道，“一个既胆怯又无信仰的人就像同时患了梅毒和麻风。”
“您怎么净讲自己的坏话，少爷？”安布罗修说道，“要是别人这样说您，您就不能容忍了。”
圣地亚哥回想：是不是原本似乎永恒的东西已经破灭？我感到痛苦是为她，为自己，还是为了哈柯沃？可是，小萨，你仍然像往常一样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甚至比往常还镇静。你同哈柯沃和阿伊达离开会场，一面向市中心走去一面大谈恩格斯、剩余价值，根本不给人家时间插话。你大谈波利采尔、“白鹤”、马克思，滔滔不绝，人家一开口，你就打断人家。你没话找话，急急忙忙，长篇大论，思想混乱，只是为了永不结束你的独白。你臆造、夸张、说谎，你在受罪，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提起哈柯沃的建议，不让别人讲出从星期六开始他们将在佩蒂·杜阿路开会，而你则要去利马克河畔；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现在三人在一起仍像第一次那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人穿过中心广场，可怕的是，在这里不像以前那样呼吸与共、思想相通了，就像同爸爸的谈话一样，某种矫揉造作、互相欺骗的东西把三人分割开了，使三人产生了误解，开始变成敌人。三人来到团结大街，谁也不看谁一眼。圣地亚哥讲个没完没了，另外两个只是听着。不知阿伊达对分组的事感到遗憾还是同哈柯沃事先商量好了？到了圣马丁广场，天色已晚。圣地亚哥看了看手表，跑去乘公共汽车。他是同他们握了手才匆匆离去的，但是没有约明天何时何地见面。圣地亚哥回想：这还是第一次呢。
小萨，你是不是在第二学年最后几个星期、期末考试之前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倒的霉？圣地亚哥发疯似的阅读着，在小组里工作，努力去信仰马克思主义，人一天天瘦了下来。索伊拉太太说：光吃煮鸡蛋，光喝橘子水和麦片粥，人瘦得光剩下骨头架子了，体重轻得早晚有一天要飞上天。奇斯帕斯说：难道吃饭也妨碍你实现理想吗，超级学者？我不吃饭，因为一看见你这副面孔我就倒胃口。奇斯帕斯：打你一个耳光，超级学者，我可要打了。三个人仍然继续会面。每当圣地亚哥走进教室坐在他俩旁边，每当三人一起到帕雷尔莫咖啡馆去喝咖啡、到孤儿点心店去喝紫玉米酒或是去台球咖啡馆去吃夹馅面包，那蠕虫的头就必然出现，从肌肉组织和筋骨中钻出来，从血管和骨髓中钻出来。从头部钻出来后，就剩那酸溜溜的躯体。三个人仍然交谈，议论课程、下次的考试、联合中心、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各自小组里的讨论情况，还有被捕者的情况、奥德里亚的独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局势。圣地亚哥回想：我们三人仍继续见面，那只是因为圣马可和政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偶然相遇，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学习小组开会后他们二人单独会面吗？他们还跟以前一样跟您一起参观博物馆、逛书店、看电影吗？他们思念您、想您、谈论您吗？
“你的电话，一个姑娘打来的。”蒂蒂说道，“保密功夫做得挺好嘛，她是谁？”
“你要是用另外那部电话偷听，我就弹你的脑壳。”
“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阿伊达说道，“你没事吧？我没打扰你吧？”
“瞧你说的，我这就去。”圣地亚哥说道，“半小时，最多半小时后我就到。”
“呜咿，我这就去，呜咿，瞧你说的。”蒂蒂说道，“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呜咿，多么动听的声音啊。”
当他在拉尔柯路和何塞·冈萨雷斯路交叉口等汽车的时候，蠕虫又出现了。汽车沿阿雷基帕路上行的时候，蠕虫越长越大。他蜷缩在汽车里的一角，感到那蠕虫硕大无比，黏糊糊的。他越来越感觉冰冷，恐惧，也觉得越来越有希望，这时他的背部被那蠕虫分泌出的液体弄得湿漉漉的。天色已由黄昏变成了黑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即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思忖着：一个月以来，他们只能在圣马可见面。圣地亚哥回想：以前她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他思忖着：也许……她也会突然……他在佩蒂·杜阿路的拐角处望见了她，她那瘦小的身影仿佛溶化在微弱的灯光之中。她正在家门口等着他。圣地亚哥做手势向她打了招呼，看到她面色苍白，仍然穿着那套蓝色外衣、蓝色毛衣和中学生穿的那种可怕的黑皮鞋。她目光严肃，嘴角紧绷。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
“原谅我把你叫来，我想跟你讲点儿事。”圣地亚哥回想：这拘束的声调对她来说似乎是不可能有的，她的声调这么胆怯，简直不可置信。“我们走一会儿好吗？”
“哈柯沃没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出了什么事？”
“喝这么多啤酒，您的钱够付账吗？”安布罗修说道。
“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圣地亚哥说道，“我还以为早就发生了呢，实际上只是那天早晨才发生。”
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一起。毒蛇似的蠕虫又出现了。我们没去上课，因为哈柯沃对我说：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毒蛇宛似一把锋利的尖刀。我们在共和国大街上走着。一把尖刀变成了十把尖刀。我们在展览会公园小湖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阿雷基帕路的双行道上行驶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把尖刀慢慢地插了进去，另一把拔了出来，接着又慢慢地插进了一把。圣地亚哥和阿伊达在林荫道上走着，路上很暗，空无一人。另一把尖刀又插了进去，像是插入一个软皮面包，他的心像面包屑一样，碎了。那微弱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他想跟你单独谈什么？”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没看她，话语是从牙缝挤出来的。“他要跟你议论我？说我坏话？”
“不，不是想议论你，是想谈谈我的问题。”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小猫喵喵叫。“他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
“他说他爱我。”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巴杜盖小时候的哀叫声。
“十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在阿雷基帕路的第四街区上。”圣地亚哥说道，“我明白了，安布罗修，我就是在此时此地倒霉的。”
圣地亚哥把双手从衣袋中抽出，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想竭力装出笑容。他看到阿伊达交叉着双臂停下脚步，在最近处找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在这以前你从来没发觉？”圣地亚哥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建议这样划分小组吗？”
“他说，我们三人总在一起不好，我们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别人会不高兴的。我相信了他。”圣地亚哥回想：这微弱的声音显得那么没把握。“他说，这样分组不会带来什么变化，虽然我们分属两个小组，但我们三人还可以跟过去一样，一切照旧。我也相信了他。”
“他是想单独跟你相处。”圣地亚哥说道，“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可是你生气了，不再找我们了。”圣地亚哥回想：她警觉了，难过了。“我们三人以后就不在一起了，根本没有像以前那样。”
“我没生气，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是发觉哈柯沃总想单独跟你相处，我是个多余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朋友。”
圣地亚哥回想：我这话就像别人说的，不是我本人说的。小萨，你当时讲话有点儿太坚定，太自然了。这不是出于我的本心，不可能啊。圣地亚哥站在中立的高度去理解，去解释，去对她进行规劝。他思忖着：这不是我本人在讲话。圣地亚哥感到自己很渺小，受到了侮辱，感到有某种东西隐藏在自己的声音中。他回想：我那时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滑掉、跑掉、逃掉，这东西既不是骄傲、怨恨，也不是屈辱，更不是嫉妒。他回想起来了：是怯弱。阿伊达听他讲着，一动不动，带着一种他弄不懂也不想弄懂的神情观察着他。她突然站了起来，二人沉默着又走了半个街区，而那些尖刀仍在顽固而默默地切割着他的心。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思想很乱，很犹豫，”最后，阿伊达说道，“因此，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想你也许可以帮助我。”
“我当时大谈起政治来。”圣地亚哥说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那当然，”堂费尔民说道，“你必须离开我家，离开利马，销声匿迹。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无赖，我是为你着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圣地亚哥回想：她仿佛吃了一惊。
“我的意思是，爱情把人变成了个人主义者。”圣地亚哥说道，“接着就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甚至比革命还重。”
“可是你说过，两者并不矛盾呀。”她喃喃地说道，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极轻。“你现在又认为两者有矛盾了？你怎么能知道你以后永不恋爱了？”
“我那时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懂，”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有出走，逃避，销声匿迹。”
“您叫我到哪儿去呀，老爷？”安布罗修说道，“您不信任我了，您是在赶我走，老爷。”
“这样说来，你并没有犹豫；这样说来，你也爱上他了。”圣地亚哥说道，“对你和哈柯沃二人而言，很可能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阿伊达说道，“可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
“你是爱他的，我看出来了。”圣地亚哥说道，“不光我，小组里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你应该接受他的爱，阿伊达。”
小萨，你坚持说哈柯沃是个好小伙子，你坚持说阿伊达爱上他了，你说他们将会相处得很好，你反复不停地这样说。她站在家门口一声不吭地听着。她双臂交叉，是不是在估摸圣地亚哥有多么傻？她低着头，是不是在衡量圣地亚哥有多么怯弱？她双脚并拢，是不是真的想要圣地亚哥给她忠告？圣地亚哥回想：她那时到底知不知道我爱她？她也许想看看我敢不敢向她讲出来？他回想：如果我讲出来，她又将说些什么呢？如果她先表态，我又将如果呢？唉，小萨！
有一天，圣地亚哥看到阿伊达和哈柯沃手牵手地走在哥尔梅纳路上，那天、那个星期、那个月以后，大家明白了，事实上华盛顿是两个小组之间受欢迎的联络人，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倒霉的？学习小组里几乎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华盛顿不慎开个玩笑：在那个小组里，两个人正在建筑爱情的小巢，一部无声的浪漫史。“白鹤”也偶尔流露那么一点：真是理想的一对儿。没有时间开玩笑了，学校选举即将来临，大家每天都要开会研究提什么样的候选人来代表联合中心、要不要接受组织联盟的建议、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名单、写什么样的墙报和传单。一天，华盛顿在“白鹤”家中召集两个小组开会，他笑容满面地走进利马克河畔的那间小屋：我带来了一样东西，是爆炸性的。圣地亚哥回想：那是卡魏德，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挤在一起，香烟冒出的烟雾笼罩了挨个传递着的几张油印小报。啊，卡魏德。一双双发红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贪婪地阅读着。啊，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看着报上印的那个印第安人，他头戴耳帽，身披斗篷，足登皮凉鞋，面孔严峻，高举拳头在号召人们去战斗。刊头下面又重新出现了交叉着的斧头镰刀。大家高声朗读、解释、讨论，子弹似的向华盛顿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大家都把油印小报带回了家，圣地亚哥也忘掉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和缺乏信仰，忘掉了自己的失望、胆怯和嫉妒心。这并不是神话，秘鲁共产党并未因奥德里亚的迫害而销声匿迹。不顾卡约·贝尔穆德斯的迫害，男男女女仍在秘密集会，组织支部；他们不顾密探的监视和被流放的危险，仍在印刷卡魏德；他们不顾监禁和酷刑，仍在为革命做准备。圣地亚哥回想：华盛顿晓得谁是共产党，他们如何活动，在哪儿活动，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一定要加入。那天晚上，他一面关上床头柜上的台灯，一面思索着：我要加入共产党。虽有危险，但他那时还是勇敢的，有所追求的。在黑暗中，他热血沸腾。在梦中，他仍然热血沸腾。不是吗？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凯尔特人之梦》《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公羊的节日》《艰辛时刻》《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