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萨，是不是由于上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圣马可是个大妓院，而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的天堂，你就倒霉了？您不喜欢圣马可什么，少爷？圣地亚哥回想：倒不是因为圣马可六月才开学，而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四月就开学，也不是因为那里的教授像书桌那样都老朽了，而是因为一谈起读书，同学们都不感兴趣；一谈起政治，他们的眼睛里就流露出一种冷漠的神情。乔洛们的表现跟富家少爷们简直一模一样，安布罗修。阿伊达说：教员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他们不得不在政府各部门兼职，在中学里兼课，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哈柯沃说道：应该理解学生们的麻木不仁，这是体制造成的，需要有人来鼓动他们，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但是共产党在何处？哪怕是阿普拉，又在何处？难道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入了狱，都被流放了？圣地亚哥：现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当时我并没发现这些，我还是挺喜欢圣马可的。那位教授在一年之内只解释了《西方》杂志上刊登的《逻辑研究概要》中的两章，但不这样又怎么办呢？胡塞尔也许会说：要从现象学上取消狂犬病的问题，先放一放再说。你看教务长的脸色：那利马的狗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怎么办？那位只进行拼写测验的教授怎么样了？那位在考试时问学生弗洛伊德犯过什么错误的教授的情况又是如何？
“你错了，一个人应该博览群书，包括蒙昧主义的作品。”圣地亚哥说道。
“能从原文读作品就太有意思了。”阿伊达说道，“我很想学学法文、英文，甚至德文。”
“博览群书，但还要有批判精神。”哈柯沃说道，“进步的书籍你总是觉得不好，颓废的作品你却认为很好。这就是我对你的批评。”
“我仅仅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意思，我喜欢《城堡》。”圣地亚哥表示不同意，“但我并没有把问题普遍化。”
“那是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翻译得不好，而卡夫卡的作品翻得好。别再争了。”阿伊达说道。
讲历史渊源的那位矮瘦、大肚皮、蓝眼、白发的老教授怎么样了？他讲得真好，我真想改学历史，不学心理学了，阿伊达说道。哈柯沃：是的，不过，可惜他是搞西班牙文化的，不是搞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最初几天教室挤得满满的，后来人慢慢地减少了。到了九月，只有一半学生来上课，在教室里找个位子并不那么困难了。圣地亚哥回想：不是学生们对教授失望，不是教授没学问或不好好教，而是因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了。阿伊达说道：因为学生们穷，不得不去工作。哈柯沃：也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影响，只重视文凭，要想毕业根本用不着上课，用不着对课程有兴趣，也用不着去钻研，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瘦儿子，你对圣马可满意吗？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执教，这是真的？你怎么变得这么沉默了，瘦儿子？爸爸，我很满意；爸爸，是真的，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教书；我并没变得沉默，爸爸。索伊拉太太说道：你像个幽灵似的在家中进进出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家人都不照面，像头冬眠的熊。奇斯帕斯：你读书读得都快变成对眼了。蒂蒂：你为什么不跟波佩耶出去玩了，超级学者？圣地亚哥回想：因为有哈柯沃和阿伊达就够了，因为他们的友谊是排他性的，这友谊能使一切变得那么丰富多彩，能使一切失去的都得到补偿。他回想，我是不是从上了圣马可开始倒霉的？
三人上同样的课程，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起去圣马可图书馆或国立图书馆。只有睡觉才勉强分开。三人阅读同样的书籍，看同样的电影，为同一张报纸发火。每天中午、下午放学，三人坐在哥尔梅纳路上的帕雷尔莫酒吧中一连长谈几个小时，在阿桑加罗大街上的点心店里一连几个小时地争论，在法院后面那家台球咖啡馆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评论政局。有时三人钻到电影院里，有时逛书店，有时则像寻求冒险一样，长时间地在整个城市中漫步。这种并非基于异性吸引的兄弟般的友谊看起来是永恒的。
“我们赞赏同样的事物，我们也仇恨同样的事物，但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但您那时为什么那么痛苦？”安布罗修说道，“为了那个姑娘？”
“我从来没有跟她单独相处过。”圣地亚哥说道，“我并没感到痛苦，只是有点感到腹内有条蠕虫。仅此而已。”
“您想使她爱上您，但又不能，因为她有了别人。”安布罗修说道，“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离她又近，但又没有办法。我懂得这种滋味是什么样的。”
“你对阿玛莉娅也有过这种感情吗？”圣地亚哥说道。
“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写这种感情的。”安布罗修说道。
哈柯沃说：圣马可大学是全国的一面镜子。二十年前，这些教授也许都是进步人士，读过许多书，但是后来由于不得不兼搞别的工作，或是由于社会风气，就都变成庸人，变成资产阶级了。蓦地，那条小蠕虫又纠缠不清地爬到了胃部。阿伊达说：学生也有过错，他们都喜欢这种体制嘛。圣地亚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哈柯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大学的体制改革。杂乱的谈话、热烈的争论都被那酸溜溜的小蠕虫干扰了，打乱了。注意力也被一种忧伤或是怀念的狂飙破坏了。可以搞平行授课，双重管理，大学属于人民，哈柯沃说道，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大学讲课，学生可以赶掉不称职的教授，既然老百姓不能进大学，那么就让大学去深入老百姓。为此您感到忧伤，您虚构了二人单独散步的情景，所以您要怀念这种散步，对吗？圣地亚哥说道：既然圣马可是全国的一面镜子，那么只要秘鲁还是这么糟，圣马可就永远也好不了。阿伊达：要想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但是我们是学生，我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哈柯沃说过，搞改革实际上就是搞革命，要分阶段进行，而且不能悲观。
“您是嫉妒您的朋友了。”安布罗修说道，“嫉妒心是世界上最有害的东西。”
“哈柯沃肯定也嫉妒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但我们两个都在掩饰着。”
“他那时肯定希望能像变魔术似的看您一眼您就消失了，好让他自己跟那姑娘单独在一起。”安布罗修笑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说道，“我对他又恨，又爱，又佩服。”
“你不要怀疑一切。”哈柯沃说道，“要么肯定一切，要么怀疑一切，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我不是怀疑一切，”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话赶话说出来的。”
“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超出空谈理论的范围。”阿伊达说道，“我们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不要光空谈。”
“光我们三个人是不行的，”哈柯沃说道，“我们先要同进步学生建立接触。”
“我们入学已经两个月了，但还没遇到一个进步分子。”圣地亚哥说道，“我倾向于认为进步分子根本不存在。”
“他们必须小心点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柯沃说道，“他们早晚会出现的。”
果然，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进步学生神秘地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但犹如一闪即逝的影子：你们是文科一年级的吧？课间休息时，这些人往往坐在系里庭院的某条长椅上，好像是在为被捕的学生购买床垫募捐；有时也在法律系的喷水池周围散步，同别的系、别年级的学生交谈几句：他们被关在监狱的牢房里，睡在硬地上。在这种短暂迅速的对话中，在不信任感过去之后，怎么还没有人打破疑虑跟他们三人谈起募捐之事呢？他们注意到，或是自以为注意到，有人在精明地试探他们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慎重的试探，暗示一下人们正在准备某种即将到来的事件；或是暗暗表示，让他们也以同样秘密的方式表示一下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但谈话丝毫不涉及政治，只说这次募捐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动，甚至只说这是一种基督徒的慈善行为。这些人单独地、匆匆地出现在圣马可，走近他们，谈那么一小会儿，而且谈的内容都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就在消失了几天之后重新出现了。虽说真诚而热情，但他们那乔洛人、华人、黑人的笑容始终流露着戒备的神情；他们那内地人的口音讲出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穿着始终是那破旧的、褪了色的衣服和旧鞋子，有时腋下夹着一些报刊和书籍。他们简单地问道：你们是学什么的？哪儿的人？叫什么？在哪儿住？像是阴天的干雷，一种突然的信任感蓦地拨响了沉闷的谈话：在奥德里亚政变时，那个法律系的学生同别的同学一起躲进了圣马可。这种信任感又燃炽了谈话：这个人被捕过，在狱中进行过绝食。接着又透露：他被放出来才一个月。这种透露在三人心中激起了一种急切的兴奋和强烈的好奇：当各系联合中心和学生联合会还在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警察解散学生组织、监禁其领导人之前，那个人是经济系的代表。
“你每次故意晚回家是为了不跟我们一道吃饭，即使屈尊跟我们一道吃饭，也是金口难开。”索伊拉太太说道，“是不是在学校里让人把舌头割掉了？”
“那人既反对奥德里亚，也反对共产党，”哈柯沃说道，“是个阿普拉分子，你们信不信？”
“装聋作哑是为了引人注目。”奇斯帕斯说道，“天才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跟庸人讲话的，对不对，超级学者？”
“蒂蒂小姐有几个孩子了？”安布罗修说道，“您有几个了，少爷？”
“我看他更像个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总是讲列琴的好话。”阿伊达说道，“你没听见他说列琴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蒂蒂有两个孩子，我还没有，我还不想当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决定要一个。到了我们这种地步，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到晚总是迷迷糊糊的，一对眼睛像是被卡住脖子的小羊。”蒂蒂说道，“你在学校里大概爱上什么人了吧？”
“每晚我回家，总看到你的台灯在亮着。”堂费尔民说道，“读书是好的，但也应该懂点交际，瘦儿子。”
“是的，我爱上了一个梳辫子、光脚走路、只会讲克楚亚语的姑娘。”圣地亚哥说道，“你有兴趣见见吗？”
“我那黑妈妈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自己夹着面包来到世上的。”安布罗修说道，“我对她说：要我说，你本来是可以生一大堆的。我妈妈已经长眠在地下了。”
“我每次回家总感到有点儿累，所以回房间了，爸爸。”圣地亚哥说道，“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讲话，难道我疯了不成？”
“我一跟你讲话，你就这样，真是头难弄的驴子。”蒂蒂说道。
“你不疯，只是有点儿怪。”堂费尔民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瘦儿子，你可以跟我说心里话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那个人倒可能是共产党员，”哈柯沃说道，“他对玻利维亚事件的见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没什么问题，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什么问题也没有，真的。”
“潘克拉斯很久以前在哇乔得了个儿子。一天他老婆跑了，以后就一直没见面。”安布罗修说道，“从此以后，他一直想方设法要见到孩子，要看孩子是不是跟他一样丑，否则，他死都不瞑目。”
“那人接近我们，不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他光跟你一个人说话，瞧他那副笑容。你征服了他，阿伊达。”
“你净往坏处想，资产阶级！”阿伊达说道。
“我很理解他，因为我现在也是整天地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说道，“总是想她现在怎样了，像谁。”
“你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往坏处想？”圣地亚哥说道，“难道革命者就不想女人？”
“好了，一谈资产阶级你就生气。”阿伊达说道，“别这么敏感，老兄，别资产阶级气了，唉，瞧我又说漏了嘴。”
“我们去喝杯牛奶咖啡吧。”哈柯沃说道，“来吧，莫斯科请客。”
这些人是单独行动的叛逆者还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其中有没有密探？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很少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或许是装作互不相识。有时似乎想透露些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欲言又止。他们的那些暗示、提示，褪了色的西装，还有那事先准备好了的行动方式，在三人中引起了不安、怀疑和一种由于疑虑或害怕而不得不控制住的敬佩心理。那些他们偶然才能遇上的面孔开始出现在三人课后常去的咖啡馆里。那些人是不是被派来进行试探的？他们像影子一样，谦卑地坐在三人占据的桌子旁。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让他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掩饰了。阿伊达说道：我们班上有两个特务在校外活动。哈柯沃说道：没等特务们引人上钩，我们就发现了，他们不得不坦白。圣地亚哥说道：特务们辩解说，他们这样做，将来可以从一般的律师提升到一个好职位。阿伊达：这些蠢货连说谎都不会。谈话开始不那么空洞了，有时还具有一种极为大胆的政治色彩。这种谈话经常是从某件趣闻、玩笑、流言蜚语，或是从打听某事开始的。华盛顿说，危险的并不是那些身份公开的人，而是那些没列入警察编制的领津贴的密探。接着就是吞吞吐吐、似乎偶然提出的问题：一年级班上的气氛如何？有没有苦闷情绪？同学们对时事是否关心？是不是多数人关心重建联合中心？谈话越来越玄虚莫测，转弯抹角，滑向了国际问题：你们对玻利维亚的革命有什么想法？你们对危地马拉怎么看？三人感到兴奋、鼓舞，于是大声发表开意见了。让密探们去听吧！让他们来抓人吧！阿伊达这样鼓励着自己。圣地亚哥回想：阿伊达当时最兴奋，她激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回想：她这样最危险了。她首先大胆地把谈话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引到了秘鲁。我们生活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发亮了；尽管玻利维亚的革命是一次自由主义的革命，她的鼻子竖起来了；尽管危地马拉的革命还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的太阳穴跳得更快了；但比起秘鲁来好多了，她前额上的头发在跳动；秘鲁在受着一个卑鄙的将军的统治，她一边讲一边用手击额；一群强盗在统治着秘鲁，她的小拳头击在桌上。那些影子般一闪即逝的人感到坐立不宁、惶恐不安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是打断她改变话题，就是站起来走掉。
“您爸爸说，是圣马可害了您。”安布罗修说道，“他说您不爱他了，这要怪圣马可。”
“你使得华盛顿很尴尬，”哈柯沃说道，“他要是党员，就必须小心点。在他面前你骂奥德里亚得低声点，否则就要把他牵连进去。”
“我爸爸跟你说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
“你以为华盛顿走掉是由于这个？”阿伊达说道。
“他这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搞清楚您为什么不爱他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他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白人，来自山区，性格活泼，讲话从来不像别人那样一本正经、故弄玄虚、说教训人。三人最先知道的名字就是他：华盛顿。他那身浅灰色的衣服、他那两排总是露在外面的结实的牙齿和他开的玩笑，给帕雷尔莫酒吧、台球咖啡馆或是经济系的庭院谈话带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同别人那种封闭式的、公式般的对话中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从一闪即逝的影子变为有血有肉的人，圣地亚哥回想着，他是第一个成为熟人、朋友的人。
“他为什么以为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还跟你说了我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个学习小组呢？”华盛顿心不在焉地说道。
三个人停止了思考，停止了呼吸，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学习小组？”阿伊达一字一字地说道，“学习什么？”
“您爸爸不是跟我说的，”安布罗修说道，“是跟您妈妈、哥哥、妹妹和朋友说的。他们在汽车里谈，我开车时听到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华盛顿很自然地说道，“学校里没这门课，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化知识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你比我更了解我的爸爸。”圣地亚哥说道，“告诉我，他还说了我些什么？”
“这一定很有意思，”哈柯沃说道，“咱们组织个小组吧。”
“我怎么能比您更了解您的爸爸呢？”安布罗修说道，“瞧您想的，少爷。”
“问题是要搞到书，”阿伊达说道，“旧书店里只有一两本过期的《苏维埃文化》。”
“我知道，他肯定跟你谈到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不过，也没关系，你要不愿说，就算了。”
“书倒是可以搞到，但是要小心点儿，”华盛顿说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冒险，会被认为是共产党而记入档案。当然，这你们了解得很清楚。”
马克思主义小组就这样诞生了，三人不知不觉地开始参加了活动，沉浸在渴望已久、极具吸引力的地下活动之中。他们也发现了位于乔塔街上那家热闹的书店和那个戴太阳镜、胡子雪白的西班牙老人，他在店后保存有20世纪出版社和劳塔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他们买下书，包好皮，贪婪地阅读着。这本书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使得小组的讨论热烈异常。这是一本问答式的教材。圣地亚哥回想：那本书叫做《哲学入门》，作者是乔治·波利采尔。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埃克托尔，在此之前，埃克托尔也是一个一闪即逝的影子，他们了解到这个寡言少语、高瘦得像只长颈鹿的人是学经济的，靠当广播员维持生活。大家决定每星期聚会两次，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在何处聚会，最后选定埃克托尔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宿舍，从那时起，一连几个月，大家每星期四、六都到那儿去。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感到有人在跟踪、监视，所以在进门之前总要小心地望望四周。每次都是三点左右到达。埃克托尔的房间很大，但很旧，有两扇朝街的窗子，位于一个聋子老太婆办的寄宿公寓的二楼。有时聋子老太婆上楼来高声问他们：要喝茶吗？阿伊达坐在床上，圣地亚哥回想：否定之否定。埃克托尔坐在地上，圣地亚哥回想：质变。圣地亚哥坐在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回想：矛盾的统一。哈柯沃坐在窗台上，圣地亚哥回想：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华盛顿总是站着，圣地亚哥回想：他是为了长高些。他不禁笑了。对波利采尔的书，每人每次解释一章，然后大家对此解释进行讨论。每次聚会都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会后，两个两个地离开，房间里则充满了烟雾和热气。过后，他们三人总是在某个公园、某条大街或某个咖啡馆再聚会一次，继续讨论。阿伊达：华盛顿会不会是党员？三人都在猜测。哈柯沃猜道：埃克托尔是党员吗？圣地亚哥说道：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三人继续热烈地讨论：自我批评怎么做？就这样，他们通过了一年级的考试。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圣地亚哥回想：一次也没去海滩。就这样，第二学年开始了。
小萨，是不是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开始觉得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够，还必须信仰，你就倒霉了？你倒霉是不是由于缺乏信仰，小萨？您对上帝缺乏信仰，少爷？我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信仰，安布罗修。波利采尔说，关于上帝的想法，关于“纯精神”创造宇宙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时空之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圣地亚哥，你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波利采尔说，只有同意唯心主义的神秘论，从而不受科学的检验，才能信仰一个时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上帝；才能信仰一个空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上帝。最糟糕的是，我那时总爱怀疑，安布罗修，最理想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说上帝是存在的或是不存在，并且信仰其中的一种说法。圣地亚哥发觉自己在学习小组里有时说谎。阿伊达：你嘴上说相信、同意，内心却在怀疑。波利采尔说，建立在科学结论之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存在于空间和某一时刻，即时间之中的。最好能够攥紧拳头，咬着牙说：阿普拉能解决问题，宗教能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也能解决问题，并且相信其中的一种说法，安布罗修，这样，生活就会自己进行，人们也就用不着感到空虚了，安布罗修。您那时不相信神父，从小就不去望弥撒，少爷，但您确实相信宗教，相信上帝，难道大家不应该信仰上帝吗？波利采尔的结论是，因此，宇宙不可能是造出来的，因为：为了创造世界，上帝需要不是任何时刻的时刻（对上帝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世界就必须是从无到有了。阿伊达说道：小萨，你就这么想不开？哈柯沃：既然无论如何要有信仰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对上帝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圣地亚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伊达，我愿相信波利采尔的话是对的。哈柯沃：我烦恼的是我总是怀疑。阿伊达：总是不能肯定，哈柯沃。小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是用来掩饰其唯心主义的。阿伊达就没有怀疑？哈柯沃就那么相信波利采尔？阿伊达：对什么都怀疑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会使你瘫痪，无所作为。哈柯沃：它会使你终日探索，自己折磨自己，而不去行动，这样一来，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这话可当真？不会有假？阿伊达：小萨，要行动就得有信仰，而信仰上帝并未曾有助于改变任何事物。哈柯沃：因此，还是要信仰能够改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小萨。华盛顿：难道要向工人灌输系统的怀疑论吗？埃克托尔：难道要向农民灌输充足理由论吗？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也想，当然不能这样，小萨。最好当时能够把眼一闭：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把拳头一攥：宗教就是无知；把脚一跺：上帝并不存在；把牙咬得咯咯响：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解放了全人类；冲啊：也就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可结果你没能够这样做，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到死你都是个小资产阶级。圣地亚哥想：难道儿时的奶水、中学的教育、家庭、所居住的市区就那么强大有力？你去望弥撒、忏悔、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去领圣餐，还有祈祷，这一切都在起作用。骗人，我不相信。我经常到聋子老太婆的寄宿公寓去，量变导致质变，对，对，这才是起作用的。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狄德罗。对，对。突然，圣地亚哥又感到了小蠕虫：骗人，我不相信。
“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未发现我在说谎。”圣地亚哥说道，“我说我没在写诗啦，我信上帝啦，我不信上帝啦，等等，我一直都在说谎，在骗他们。”
“您最好别再喝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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