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遭遇这小伙子突如其来、殷勤的闯入时，她懂得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情。她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对自己的魅力不抱幻想：“别人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强奸我。我马上明白了他浑身一丝不挂不是发疯就是要犯罪。”她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她像一头凶猛的母狮那样进行自卫——她在证词中向圣母发誓，说那个情火炽热的小伙子连吻都没有吻到她——此外，自己的贞节非但没受损害，她还救了丈夫的命。她又抓又咬，推顶拉打，使那个堕落的人无法得手。她大声喊叫（真的喊了），把女儿和房客喊醒了。罗莎、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护士们最后抓住了那个赤身裸体的家伙，把他绑起来，随后大家一起跑去找塞巴斯蒂安先生：他还活着吗？
他们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一辆急救车，把塞巴斯蒂安先生送到阿尔索比斯波·洛阿依萨医院。警察三小时后才赶来，从年轻女钢琴家手中救出鲁乔·阿夫里尔·马罗金。她发疯地（是因为她父亲挨了刀子？是因为她母亲被侮辱？或许是因为人类那肮脏妒忌的心在作怪，姑娘对自己被弃置在一旁大为恼火？）想挖他的眼睛，喝他的血。那位年轻的药品推销人在警察局恢复了他本来的温顺表情和柔和声音，说话时羞红了脸，看上去正直而腼腆。他拒不承认别人的证词，说那是贝瓜一家和房客们对他的诬蔑：他从没侵犯过任何人，从没企图强奸过一个女人，更没想去强奸一个像玛尔加丽塔·贝瓜那样身残的女人。这位心地如此善良、关心他人的夫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他最敬爱的人（当然，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来自爱和歌之国、有着意大利人的眼睛能歌善舞的女郎）。他镇定自若，彬彬有礼，温和听话，他的上司和巴耶尔实验室的同事对他赞不绝口，加上警察在搜查中一无所获，这一切使得执行命令的看守人犹豫不决起来，这里头是否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奥妙？是否有诈？是否这一切都是受害者的妻子和女儿以及房客们为陷害那个病弱的小伙子而杜撰的阴谋？国家的第四权力（新闻媒体）觉得这一看法有道理，出面维护了他。
受害人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躺在阿方索·乌加特大街的平民医院里，生死未卜，无法出面澄清疑团，所以事情很棘手，只好搁置起来。给他输了大量的血，这几乎使坦博·阿亚库乔的许多同乡濒于患肺病的边缘。他们一获悉那桩悲惨的事件，就马上赶来献血。经过输血、输液、缝合、消毒、包扎，护士们轮流在床头照料，外科大夫接骨，塞巴斯蒂安先生的器官恢复了正常，精神也平静下来。不过，几个星期内，家中那已经不多的租金也分文不剩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们不得不抛售股票，一点点地出卖、租让房产，最后只好全家挤在二楼，像如今这样无所事事地勉强度日。
塞巴斯蒂安得救了，这是真的。但开始时，他的康复似乎并不足以解除警方的疑团。由于挨了那么多刀，受了惊吓，妻子的名声又遭到污损，他变成了哑巴（人们甚至议论说他成了傻子）。他不会说话，像乌龟那样用嗜睡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一切，看着所有人。他的手指也不听使唤，甚至不能（他想那样做吗？）写字来回答糊里糊涂的审判中对他的提问。
审判的声势很大。开庭期间，这座国王的城市一片沸腾。在利马、秘鲁（整个混血的美洲？）等地人们群情激昂地注视着法庭辩论、专家答辩和反答辩、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辩护律师是从大理石之城罗马赶来的著名法学家，他特地前来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辩护，因为鲁乔是一位意大利姑娘的丈夫，而那位姑娘不但是他的同乡，还是他的女儿。
国内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药品推销人是无辜的——所有报纸都坚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塞巴斯蒂安先生险些被妻子和女儿伙同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护士们害死，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遗产和金钱。罗马法学家威严地支持这种见解，他断言说，由于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患有轻度的疯癫症，塞巴斯蒂安一家和房客便合谋栽赃他（也许是诱使他犯罪）。新闻刊物把积攒起来的材料大肆宣传、赞扬，并且作为证据抛出来：头脑清醒的人能相信一个人会老老实实地挨十四也许十五刀吗？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声喊叫，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他的妻子、女儿、法官、神父和女护士全然没听见吗？其实“殖民公寓”的隔墙只是一层抹了黄泥的芦苇，连苍蝇嗡嗡叫、蝎子爬都能听得到。瓦努科的房客，那些护士学校的高才生，竟然没想到为受伤者做急救处置，而是看着绅士大出血却无动于衷，守等救护车，怎么可能呢？六个大活人看到救护车迟迟不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人也会想到——要叫一辆出租车，而且出租汽车站就在“殖民公寓”那个街角上，这又怎么可能？所有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复杂且很说明问题吗？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只是为了用四天的时间给他镇上的教堂筹买一座新的耶稣蒙难像，因为原来的那认被一帮没教养的家伙用弹弓射掉了脑袋。他在利马被扣留了三个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谋杀罪，要在监牢里度过余生，吓得坐卧不宁，终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他的死激发了公众舆论，对辩护起了破坏作用。如今，报界不再为那位外国律师说话了，而骂他是诡辩家、戏子、殖民主义者、来历不明的人，说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于他诡秘地反对基督教。法官们像墙头草似的随着新闻界的风摇摆，以外国身份为由，剥夺了他的特权和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权，在报界以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大肆称赞的宣判之后，那位法学家败兴地返回了意大利。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亲，救了女儿，也救了房客们，他们本来有可能被判同谋杀人和窝藏罪。随着报界和公众舆论的调子，检察官也转而同情贝瓜一家，接受了案发时对事件的解释。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的新律师，一个当地的法学家，彻底改变了策略。他承认他为之辩护的人犯了罪，但他论证说罪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那是由于他心灵上的创伤和佝偻病发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学范畴的反复无常症，这是被优秀的精神病专家们充分证明了的。作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证据，新律师还争辩说，“殖民公寓”里有四个女人，被告却选了年岁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在检察官最后的证词中，出现了使演员神化、使观众不寒而栗的戏剧高潮：始终一言不发、两眼挂满眼屎、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时还以为审判与己无关，这时慢慢举起了手，由于吃力、愤怒或遭受凌辱而双眼通红，死死地指着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足足有一分钟——那是被精密计算仪器证实了的（《我的话说完了》的记者作出）。他的神情如此非凡庄严，宛如西蒙·玻利瓦尔骑在战马上的塑像真的要驰骋疆场似的……法庭接受了检察官的全部论证，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被关进了疯人院。
贝瓜一家从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开始崩溃。医院和讼棍们使他们破了产，他们不得不放弃钢琴课（因此也就放弃了把罗莎培养成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希望），并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节食，养成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那所老房子变得更加破损，到处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挂满蜘蛛网，蛀洞比比皆是。房客少了，变成了下等公寓，甚至连女仆和搬运夫都接待。有一天，真是坠落到了极点，一个乞丐跑来嗵嗵地敲着门，盛气凌人地问道：“这是‘睡觉’的地方吗？”
就这样，时光一天天流逝，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贝瓜一家似乎已经适应了平庸的生活，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清晨，原子弹夷平了日本城市，这使贝瓜家里立刻沸腾起来，家里的收音机已经多年不用，因为没有钱，报纸也多年不订了。世界上的新闻传不到贝瓜家里，只是偶尔从没教养的房客的评论和闲聊中听到一点。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凑巧了，一个卡斯特罗维雷伊纳的卡车司机吐了一口黏痰后粗野地哈哈大笑起来，喃喃自语道：“这个神经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着把一张刚刚读过的《最后一点钟》扔到大厅里满是刀痕的小桌子上。那位从前的女钢琴家拿起来翻阅，突然，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边喊叫着妈妈，一边往房里跑去。母女俩一起把那条揪动人心的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后又扯着嗓子轮流读给塞巴斯蒂安先生听。毫无疑问，他明白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他将唉声叹气，出大汗，痛哭，着魔似的在地上打滚。
是什么样的消息使得这个败落的家庭如此惊恐万状？
前一天的黎明，在马格达莱娜·德尔马尔区满是病人的维克多·拉尔科·埃雷拉疯人院里，一个病愈的住院者用手术刀杀死了一名男看护，勒死了睡在他旁边床上的疯傻老人，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似的跳过医院的围墙逃到市内。他的行为令人惊讶，因为他一向十分平和，从未发过脾气，也不高声说话。三十年来，他唯一干的事情就是为林皮亚斯的耶稣举行假想的弥撒和为实际并不存在的受圣餐者分发不可见的圣饼。逃出医院前，埃塞基耶尔·德尔芬——他刚刚到年富力强之年的五十岁——写了一封有礼貌的绝命书：“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不能不离开这儿。利马一所旧房子里的大火在等着我。那里，一个跛足女人正像火炬般地燃烧着，她和她全家极其严重地冒犯了上帝。我是受委托前去灭火的。”
他将这样做吗？他会把火熄灭吗？这个多年之后又重新活了的人会再次把贝瓜一家置于恐怖之中吗？吓得胆战心惊的贝瓜一家将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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