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不把在玻利维亚写的故事作为他在利马写的故事的基础？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给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致不能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故事和听众见面，应该是新鲜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为艺术不容贮存，更不要说时间已使之腐败了的食物。此外，故事需要“听众家乡的故事”。既然听众是利马人，他们怎么会对发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兴趣？不过，他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要立论，要把这一切变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恒的公理，正如写作的必要出于本分。毫无疑问，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广播剧，其理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对节约脑力毫无兴趣。对他来说，生活即写作。他根本不去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存在多久。一旦播出，他就把剧本忘在一边。他对我说，他连一本广播剧的副本也没有保存。他写完这些剧本，心中总是默默地想着，一旦它们被观众所吸收，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有一次我问他，是否从未想到过出版。
“我的剧作保存在比书籍更难以磨灭的地方，”他当即教训我，“它们保存在电台听众的脑子里。”
在同小赫纳罗共进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罗·卡玛乔谈了阿根廷大使馆的抗议事件。六点钟左右，我来到他的寝室，邀他去布兰萨咖啡馆。由于担心他的反应，这消息我是一点点地透露给他的。我说有的人非常敏感，经不起讽刺；另一方面，秘鲁在诽谤文章问题上的立法极为严厉，一家电台可以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遭到封杀。阿根廷大使馆显然缺乏远见卓识，为几句暗示的话就觉得受了伤害，以致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议……
“在玻利维亚，那会儿更严重呢，竟然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他打断我，“一个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说在边界集结了军队。”
他讲这话时的神情是无可奈何的，仿佛在想，太阳的义务就是发光，如果这会引起火灾，那有什么办法！
“赫纳罗父子请求您尽量不要在广播剧里再讲阿根廷人的坏话，”我对他坦白地说，并且找到了一个我认为会使他感动的理由，“完全不要讲，最好根本不去讲他们。难道他们值得一提吗？”
“值得，因为是他们使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解释说，于是这件事到此为止。
回电台时，他用顽皮的、不妥协的语调告诉我，拉巴斯丑闻“刺疼了他们”，事情是由一个关于“高卓人的残忍风俗习惯”的剧本引起的。在泛美电台，我告诉小赫纳罗，不要对我作为中间人会劝说成功抱有幻想。
两三天后，我得知了彼得罗·卡玛乔的寓所。胡利娅姨妈在我编完最后一份新闻稿的时候来找我，她想看梅特罗影院放映的一部影片，里面有一对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员：格林·卡松和瓦尔代·彼特甘。半夜时分，我们穿过圣马丁广场去乘公共汽车，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卡玛乔从中央电台走出来。我刚把他指给胡利娅姨妈看，她就要我给她介绍。我们向彼得罗·卡玛乔走过去，而她一听说是她的同胞，显得非常亲热。
“我非常崇拜您，”胡利娅姨妈对他说，为了使他更加高兴，她撒谎说，“在玻利维亚，我就一直不放过您的广播剧。”
我们和他一块儿走着，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吉尔加街区。路上，彼得罗·卡玛乔和胡利娅姨妈谈到了他们的祖国，我被丢在一边，他俩没完没了地讲着波多西的矿山、塔基尼亚牌啤酒、叫拉瓜的玉米粥、跟鲜干酪一起吃的小烤鱼、科查班巴的气候、圣克鲁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维亚其他值得骄傲之处。谈到故土的奇迹，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兴。走到一幢带阳台和百叶窗房子的大门门口时，他停住了，但并不向我们告别。
“上去吧！”他向我们建议道，“尽管我的晚餐很简单，但我们可以共享。”
塔帕达公寓属利马市中心那些破旧的两层楼房之列。这些房子是二十世纪建造的，以前曾经是宽敞舒适的，也许还算得上豪华。但是后来，随着富裕人家逐渐离开市中心，搬到温泉疗养地去，老利马市慢慢失去了特殊风格，变得支离破碎，到处挤满了人，甚至被分割成一个个的蜂房。靠着一道道薄墙，房间两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厅、平屋顶甚至在露台和楼梯上都五花八门地修起新的多面堡。看上去塔帕达公寓马上就要崩塌。我们上楼时，通向彼得罗·卡玛乔房间的阶梯在脚下摇晃，尘土飞扬，呛得胡利娅姨妈直打喷嚏。墙上、地上，到处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显然，这所房子从来没有打扫过，也没有擦过。彼得罗·卡玛乔的房间仿佛是牢房，非常小，里边几乎空空如也。一张没有靠背的帆布床，上面铺着褪了色的床单，放着一只没有套子的枕头；一张铺着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稻草椅子；一只箱子和拴在两壁之间的一条绳子，绳子上搭着短裤和袜子。文人自己洗衣服并不使我感到惊奇，但是他自己做饭出乎我意料。窗台上摆着一个煤气炉、一个煤油瓶、几个盘子、一套白铁餐具和几只杯子。他把椅子让给胡利娅姨妈坐，同时以一种恰到好处的表情让我坐在床上：
“请坐。住所是寒碜的，但心是伟大的。”
他用了两分钟就做好了晚餐，把剩下的食品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窗口通风处。菜单是煎鸡蛋、煮香肠、面包加黄油、干酪和加蜂蜜的酸牛奶。我们看见他熟练地做着晚餐，像是一个天天做惯了的人。我肯定这是他一贯的食谱。
我们吃饭时，他很健谈，而且显得很客气。他顺从地谈着如何配制雪花膏（这是胡利娅姨妈请他讲的）和洗白衣服最经济的肥皂之类的话题。他没有把菜吃光，推开菜盘时，指着剩下的东西自我打趣道：
“我的朋友，对艺术家来说，吃饭是一种恶习。”
我看到他兴致很好，便大胆地问起关于他工作的情况。我对他说，钦佩他的顽强精神，尽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可是看起来从不疲倦。
“为了使每天的工作丰富多彩，我有我的办法。”他坦率地说。
仿佛为了不让幽灵般的竞争者发现他的秘密，他压低了声音，对我们说他从不用超过六十分钟的时间去写同一个剧本，而是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给人以新鲜之感，因为这样每个小时都感到刚刚开始工作。
“先生们，在这种变化中可以找到乐趣。”他重复说，瞪着激动的眼睛，露出一副施魔法的侏儒怪相。
为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故事写得千篇一律，而要各有特色，环境、地点、情节和人物的全面变化会加强新鲜感。另外，薄荷马黛茶是有用的，可以疏通思维，丰富想象力。每过一段时间就离开打字机到工作室去，从写作转到导演和演出，这同样是休息，是调剂性的过渡。但是，还有，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点什么，一点在无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来也许是孩子行为的东西。那么，是不是一想起出身，会刺疼他的心？我们看到他犹豫不决，沉默不语，漫画般的脸上一片愁云。
“不幸的是，在这儿我不能把它付诸实践，”他忧伤地说，“只在星期天我一个人独处时才行，其他的日子里，看热闹的人太多，他们不能理解这件事。”
从何时起在这个鄙视人生的人身上产生了这种疑虑？我看到胡利娅姨妈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说道：
“您不能欲言又止让我们继续蒙在鼓里，”她向彼得罗·卡玛乔恳求，“这个秘密是什么？卡玛乔先生？”
他望着我们，一言不发，像一个为自己唤起了别人的注意而感到欢欣的幻想家。然后，他像牧师般慢腾腾地站起来（他靠着煤气炉坐在窗台上），走近箱子将它打开，像一个从高顶礼帽里取出鸽子或旗子的魔术师似的从里边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顶英国法官的假发、各种类型的假胡须、消防队员的头盔、一枚军人徽章、胖女人和老头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挥棒、老水手的帽子和烟斗、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胡子……他像一个电动人似的把那些精巧制品拿出来，不知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鉴赏还是由于我们的关系密切而这样做。他一件件将它们装进套里，放好这件，取出那件，动作是如此敏捷，说明这已是他长期的习惯，经常这样刻苦地操作练习。就这样，我和胡利娅姨妈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彼得罗·卡玛乔通过更换道具在我们面前变成大夫、海员、法官、老妇、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边这样变换，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
“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打扮成他们的样子？我描写他们的时候，谁能禁止我有他们的鼻子、头发和大礼服？”他一边说一边将红衣主教的帽子换成一只烟斗，烟斗换成防尘罩衣，防尘罩衣换成拐杖，“我用破布给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这与别人有何相干？先生们，什么叫现实主义？人们如此津津乐道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除了有形地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从事现实主义艺术？这样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过、更愉快、更动人吗？”
可是，很清楚，他的声音开始是气愤，而后变得悲伤，人们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释错了。如果人们看见他在中央电台乔装写作，就会对他说三道四，说他是个玩世不恭的艺术家，他的办公室将变成多病平民的磁铁。最后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盖上箱子又回到窗户那儿。此刻，他神情忧伤，嘟嘟囔囔地说着，在玻利维亚，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从来没有在“破布”上发生过问题。相反，在这儿，只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习惯写作。
“这些伪装是根据人物创造的还是先有伪装而后创造人物？”为了说点什么，我这样问他，仍然处在惊讶之中。
他看像一个刚刚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显然，您很年轻，”他温和地责备道，“难道您不懂得首要的总是词汇吗？”
我们热情地谢过他的邀请，回到街上时，我对胡利娅姨妈说，彼得罗·卡玛乔对我们显得格外亲热，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给了我们，我非常感动。胡利娅姨妈也很高兴，她从没想到知识分子中也有那么有趣的人。
“好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自我打趣道，“彼得罗·卡玛乔是带引号的知识分子。你没看到他的房间里一本书都没有吗？他对我解释说，他不读书，为了不让自己的风格受到影响。”
我们手拉着手，沿着市中心夜深人静的街道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我对胡利娅姨妈说，某个星期天，我要到中央电台去看看这个神秘的文人戴上各种假面具的模样儿。
“他像乞丐一样生活着，得不到酬金，”胡利娅姨妈反对说，“他的广播剧那么有名，我原以为他挣的钱多得堆成山。”
在塔帕达公寓，既看不见浴缸，也看不见淋浴设备，甚至在楼梯第一层平台上连个破旧的厕所和盥洗室都没有。这使胡利娅姨妈感到忧虑：“我想彼得罗·卡玛乔这个文人是从不洗澡的。”我对胡利娅姨妈说他压根儿不注意这些琐事。她对我说，看到公寓那个脏劲儿，恶心得想呕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咽下香肠和鸡蛋。我们上了公共汽车，这辆破车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每一个街角都要停下来。当我慢慢地吻着胡利娅姨妈的耳朵和脖子时听到她惊恐地说：
“难道作家都是饿死鬼？这就是说，你一辈子都要让人讨厌，小巴尔加斯？”
自从听哈维尔这样叫我之后，她也称呼我小巴尔加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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