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是在中央电台而是在泛美电台工作，”小赫纳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广播剧。”

各家日报也很快在专门的版面上与新广播剧所吸引的听众相呼应，开始赞颂彼得罗·卡玛乔。吉多·蒙泰维代率先在《最后一点钟》的专栏尊崇彼得罗·卡玛乔，称他是“老练的、富有热带想象力和浪漫语言的剧作家，是广播剧中交响乐的大胆指挥者和具有甜蜜声音的、多才多艺的表演家”。可是，这些形容词的享用者并不了解在他周围正在掀起的那股热潮。一天早上，我到布兰萨咖啡馆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发现他寝室的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用草体字写着：“不接待记者，不签名。艺术家在工作！请尊重他！”

“这是真的还是开玩笑？”我问他。我品尝着牛奶咖啡，他喝着薄荷马黛茶健脑剂。

“非常认真，”他回答说，“这个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制止他们，那儿很快就要有听众来排队了，”他指着圣马丁广场说，好像不希望出现那种情况似的，“要照片，要签名，我的时间像金子般贵重，不能浪费在那种蠢事上。”

他的话没有半点自负的意味，只是表现出一种真心的不安。他穿着那套惯常穿的黑西服，戴着花格领带，抽着飞行牌气味难闻的香烟，像以往一样，十分严肃。当我给他讲我的所有姨妈、舅母都变成了他的狂热听众，小赫纳罗对他的广播剧收听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时，我满以为他会高兴。可是，他厌烦地叫我住嘴，不要说下去，仿佛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许久以前就预料到了。更确切地说，他告诉我他对“商人们”（从那以后他使用这个词总是指赫纳罗父子）缺乏敏感而觉得很恼火。

“广播剧尚有不足之处，我的职责是弥补它，他们的职责是帮助我，”他皱着眉头说，“但是，很清楚，艺术和交易所是死敌，就像猪猡和珍珠。”

“不足之处？”我惊异了，“可是，那是大获成功的呀！”

“尽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们还是不想解雇巴布利托，”他对我解释说，“这都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我不知道他在中央电台干了多少年头，可是还是干这类蠢事，仿佛艺术同仁慈有关系似的。那个病包儿的无能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破坏！”

大巴布利托是被电台环境所吸引来或造就出来的那种惹人喜欢、无法形容的人物之一。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这个小称，是因为他个子小。可他是年过五旬的混血儿，走路总是拖着双脚，常犯哮喘病，一发病，四周就满是瘴气。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电台和泛美电台逛来逛去，从帮助清洁工打扫、出去给赫纳罗父子买电影票和斗牛票到分发排演券，什么都干。他经常性的工作是搞广播剧，负责特技。

“这些人以为搞特技是连穷要饭的都可以胜任的简单事，”彼得罗·卡玛乔威严而冷冰冰地讲着，“实际上那也是艺术，而那个半死不活的短脑袋巴布利托又对艺术懂得什么？”

他向我发誓说，“时机一到”，他将毫不犹豫地亲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碍搬掉（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都信以为真了）。他感伤地补充说，他没时间培养一名特技技师，把字母从a到z都教给他；但是，对“当地各个电台”进行迅速考察后，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放低声音，向四周扫了一眼，恶狠狠地结束对话：

“对我们合适的那个人在胜利电台。”

我们和哈维尔一起分析了彼得罗·卡玛乔实现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致认为大巴布利托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民调：如果广播剧能不断增加收听率，他就会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果然，没过一个星期，小赫纳罗到顶楼来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贯注地写一篇新小说。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乱。我很快将打字机上的纸取下来插在新闻稿中，可是他装作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说。他露出一副文学艺术家的伟大保护人的神气，同时对我和帕斯库亚尔说：

“抱怨了那么久，总算找到了你们想找的新编辑，你们这两个懒汉，大巴布利托将和你们一道工作。他们可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呀！”

新闻部得到的这个补员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大巴布利托非常准时地来到办公室问我该干什么时，我让他整理一下会议纪要。他面带惧色，咳嗽了两声，脸变成了土色，结结巴巴地说他干不了这事。

“我可是不识字的呀，先生。”

我把小赫纳罗为我们挑选了一个文盲当编辑这件事看作他乐观精神的美好表现。帕斯库亚尔得知编辑任务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担时本来很紧张，现在听说来的人是个文盲，便毫不掩饰他的高兴。他当着我的面教训他的新同事，说他精神不振，没有设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库亚尔，虽已进入壮年，可还要去夜校进免费补习班。大巴布利托吓得胆战心惊，不断称是，像个机器人似的重复说：“是这样，我没想到这一点；是这样，您说得完全对。”他带着一副马上就要被辞退的神情盯着我。我安慰他，要他负责给播音员传送新闻稿。实际上，他成了帕斯库亚尔的奴隶。帕斯库亚尔叫他整天在顶楼和大街之间奔来奔去，买香烟或从卡拉巴亚大街流动小贩那里给他买夹肉土豆，甚至让他看看是否在下雨。大巴布利托以杰出的牺牲精神忍受着这种奴役，甚至对那个折磨他的人比对我更尊敬、更友好。他不做帕斯库亚尔吩咐的事情时，便蜷缩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把头靠在墙上，暂且睡上一会儿。他像一台生了锈的电扇那样鼾声隆隆，还伴着哨声。

他是个气度很大的人，并不因为彼得罗·卡玛乔用胜利电台的外来人取代了他而对他怀有半点怨恨。他总是用最好的言辞夸奖那位玻利维亚文人，对他怀有最真诚的崇敬。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请假，去看广播剧的排练。回来时，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兴奋。

“这个人是个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说，“他能想出各种奇招。”

他总是带回有关彼得罗·卡玛乔艺术壮举的有趣奇闻。一天，他对我们发誓说，彼得罗·卡玛乔曾劝卢西亚诺·潘多在登台表演一段爱情对话前预先进行手淫，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声音轻柔，使呼吸更浪漫。卢西亚诺·潘多拒绝了。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每当有爱情场面时，他就钻到院内的小厕所去，马里奥先生，”大巴布利托画着十字，用嘴舔着手指，“去干那种丢人的事，肯定是这样。怪不得他的声音那样轻柔。”

我和哈维尔争论了老半天，确有其事还是这位新编辑的捏造？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怎么样，有充分的根据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绝对不可能。

“你该就这些事情写故事而不必去写多罗特奥·马蒂，”哈维尔训导我说，“中央电台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个宝库。”

那些日子，我加紧写作的那篇小说是根据胡利娅姨妈给我讲的一段轶事写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亲眼看到的。多罗特奥·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员，他走遍美洲，演出《凶残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为惨不忍睹的东西，使广大观众感情沸腾，声泪俱下。甚至在利马——戏剧在那里作为一种奇闻已从二十世纪消失了——多罗特奥·马蒂的剧团以它加演的根据神话传说编写的、独一无二的剧目，使整个市政剧院座无虚席。那剧目的名字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生活、受难和死亡》。艺术家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那些爱说长论短的人说，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稣的演员中断了他在橄榄林中的痛苦呜咽，用温柔的声音告诉尊贵的观众，剧团第二天将有一场动人的演出，届时每位绅士可以免费带上他的伴侣前来观看（然后又继续演出骷髅地）。这恰恰就是胡利娅姨妈在萨维埃德拉剧院看到的那场生活、受难和死亡的演出。剧情进入高潮时，耶稣在各各他山顶上奄奄一息，观众们发现那块笼罩在香炉烟云之中的木桩——马蒂扮演的耶稣被钉在上面——开始摇动。是意外事件还是事先安排的？圣母、弟子、罗马军团的士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换着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离开那个摇摆不定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多罗特奥扮演的耶稣把脑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几排还是能够听到：“我死了，我死了。”无疑，那些被亵渎神明的恐怖吓瘫了、站在天幕上隐而不见的人谁也不去扶十字架。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祷声的恐怖嘈杂声中，十字架无视各种物理定律，左右摇晃着。过了几秒钟，拉巴斯的观众们就看见了加利利的马蒂被那块圣木压着向他所歌颂的舞台坠落下去，并且听到震撼剧院的雷鸣。胡利娅姨妈对我发誓说，耶稣摔到舞台上变成肉饼前野蛮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妈的！”特别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想重新创作。故事就让它这样结尾，以耶稣的吼叫和粗话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希望写成一个滑稽的故事。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车上、火车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都在阅读我手头所有名家的作品，从马克·吐温、萧伯纳到哈迪埃尔·蓬塞拉和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可是，像过去一样，我写不出来。帕斯库亚尔和大巴布利托不断地数着我扔到筐子里的纸张，好在赫纳罗父子对新闻部的用纸毫不在乎。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认识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个从胜利电台来的人。跟他到来之前——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去观看广播剧录音——不同，彼得罗·卡玛乔已经禁止除演员和技师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录音室。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在门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稣像。就连小赫纳罗本人也不例外。我记得一天下午，小赫纳罗像是遇到了麻烦需要安慰，气得鼻子抽动着来到顶楼上向我发牢骚：

“我想到录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录音，”他气得声音都变了，“他说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断就拿话筒打我的脑袋。我怎么办？是一气之下把他赶走还是忍气吞声？”

我说了些他想让我说的话，由于广播剧取得了成功（“为了国家无线电电话事业”等等），要忍气吞声，不要再去那位艺术家的领地凑热闹。他这样做了，我却害上了猎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样录制节目的。

一天上午，在我们惯常喝咖啡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拐弯抹角说了一阵，最后鼓起勇气试探一下彼得罗·卡玛乔。我告诉他，很想看看新来的特技技师是怎么工作的，以便证实一下技师是否像他向我说的那么好。

“我没有说他好，而是说他还可以，”他马上纠正我说，“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好技师。”

他呷了一口滋补剂，用那双小眼睛冷冷地、有礼貌地看着我，似乎满腹疑虑，最后无可奈何地同意；

“好吧，您明天来，看三点钟的。但是，下不为例，我实感遗憾。我不愿意让演员们分心，不管谁来都会扰乱他们，使他们脱离我的指挥，不能进入角色。录制一段戏就是做一次弥撒，我的朋友。”

实际上，我看到的这次录制比做弥撒还要庄严。在我所记得的弥撒中（我已多年不进教堂了）从未看到过像录制《阿尔贝托·金泰罗的祸与福》第十七章那么真切感人的场面。演出大概不超过三十分钟——十分钟排演、二十分钟录制。可我竟觉得持续了几小时。整个演出过程中，铺着落满灰尘的绿地毯的玻璃房间里笼罩着严肃的教堂气氛，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称得上是中央电台的“一号录音室”。录音室里的观众只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余都是积极参加录音的人。彼得罗·卡玛乔一进来，就用他那军人般的目光告诉我们，必须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着。剧本作者兼导演好像变了样：魁梧、结实，活像一位给纪律严明的军队进行训话的将军。纪律严明？更确切地说，是被迷住了、神魂颠倒、十分狂热的军队。何塞菲娜·桑切斯挂着大胡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认出来。我曾多次看过她录制台词，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打着毛线，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如今却一变而为举止严肃的人，此刻她如不查看——犹如做祈祷——脚本，便总是尊敬而温顺地盯着艺术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圣餐那天看着祭坛那样微微颤抖。卢西亚诺·潘多和另外三个演员（两个女的和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如此。他们互不交谈，互不相视；他们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似的，从脚本转向彼得罗·卡玛乔，再转向控制音响效果的技师——轻浮的奥乔阿，他在玻璃的另一侧，分享着快乐。他非常严肃认真，不断调试各种控制系统，按电钮，开灯光，紧皱眉头，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录音室里的情况。

五位演员在彼得罗·卡玛乔周围站着围成一圈。彼得罗·卡玛乔总是穿着那套黑西服，结着花格领带，蓬松着头发。他正在给演员讲解将要开始录制的那场戏。他对他们讲的并不是什么指示，至少在他具体交代怎么念道白——稳重或夸张、慢或快——时那种淡然的样子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按照他的习惯，在讲述深奥的美学和哲理时，总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气，仿佛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因此，“艺术”和“艺术的”这两个词汇便成了那种热烈的演说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如同神奇的军中口令，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能解释。但是，比这位玻利维亚文人的话更为罕见的是他说话的那种热情，也许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更为罕见。他讲话时打着手势，不时地踮起脚尖；他的语调慷慨激昂，像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急迫的真理，必须宣传它，让人分享，让人接受。他大获成功：五位演员痴呆地听他讲话，神情惶惑，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像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对他们工作（剧本作者兼导演说是他们的“使命”）的训诫。我感到遗憾的是胡利娅姨妈不在场，因为当我给她讲述在那漫长的半个小时里我看到在彼得罗·卡玛乔激昂演说的鼓舞下，从事利马最卑贱职业的那伙演员如何改形换貌、美化装扮、精神振奋地排演时，她是不会相信的。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录音室一角的地板上，我们面前就是刚从胜利电台叛逃而来的那个人，他的周围放着从那个电台带来的东西，这是中央电台的最新战果。他也以神秘的姿态聆听了艺术家感情奔放的演说。录音一开始，我觉得他就变成了那个场面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个身强力壮、铜色皮肤的小个子，头发挺硬，穿戴几乎像乞丐：破旧的黄裤子、缀满补丁的衬衣、没有带子的鞋。（后来我得知人们都管他叫那个神秘的绰号：石滚子。）他的工具是：一个舞台、一扇门、一个盛满水的洗脸盆、一个哨子、一叠白金纸、一台电扇和其他一些类似家用的器皿。石滚子独演一台戏，他可以变换腔调，做杂技动作，扮演几个角色，表演让人想象得出的姿态。导演者刚发出预先定好的信号——在充满对话、哎哟声和叹息声的空中像教师那样摆动着食指——石滚子就在舞台上煞有介事地迈着慢步，发出人物走动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的脚步声；看到另一个信号时，他操纵电线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着白金纸，发出淅沥雨声或刮风的呼啸声；再一个信号，他把三个手指放到嘴里吹起口哨来，录音室里充满了颤音，那是一种在某个春晓时分唤醒别墅里女主人的颤音。制造大街上一片嘈杂声时，他干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两个人物一边交谈一边穿过阿尔玛斯广场，轻浮的奥乔阿利用录音磁带发出发动机和汽车喇叭的声响，但是其他音响效果都是石滚子不靠机器而是自己弄出来的——用舌头弄出爆裂声、咯咯的叫声、嘟嘟囔囔的说话声、低低的耳语声（他像是同时做着这些事情）。在中央电台这间小小的录音室里，只要合上眼睛就能体会到各种声音：轻松愉快的谈话、笑声、感叹，即一个人在繁华的街道漫步时听到的一切。但是，好像这还不够，石滚子发出十几种人声的同时，还在舞台上走动和跳跃着，发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脚步声和身体摩擦的声音。他同时用脚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样垂着双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演完阿尔玛斯广场中午的嘈杂场面（声音方面）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用音乐配制——铁器叮当作响，刮玻璃，为了模仿在松软地毯上椅子滑动和人跌倒的声音用几块木板磨蹭臀部——利马某个高傲的贵妇宅邸内的情况就是小事一桩了：贵妇用中国瓷器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响效果使人仿佛亲临巴尔兰科动物园，可以听到野兽吼叫，飞禽啼鸣，动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还另外增加了许多动物）。录音完成后，他就像刚刚跑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赛跑，呼哧呼哧喘个不停，两眼发黑，汗流浃背。

彼得罗·卡玛乔犹如置身于葬礼上的严肃态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古巴cmq电台的广播剧常常是在狂欢的气氛中录制的，演员们一边表演一边相互做着怪相，或做着下流的动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说的话。现在给人的印象则是，如果有谁开个玩笑，别人就会向他扑过去，把他当作亵渎神明的家伙进行惩罚。当时我想那也许是出于对上司的恭顺装出来的，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样被赶走，实际上他们并不像上司那样对自己成为“艺术的牧师”有十分把握。但是，我错了。返回泛美电台时，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贝伦大街散了会儿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两场广播剧之间的空闲时间要回去为家里煮点茶。我问她玻利维亚文人是否每次录音前都要发表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是这次有点例外。她那样轻蔑地看了看我，以致肥胖的下巴都颤抖了。

“今天他讲得不多，因为他没有灵感。有时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来传给后代，真叫人难过。”

我问她——她“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是否真的认为彼得罗·卡玛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她迟疑了几秒钟才找到了恰当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个人把艺术家的职业奉为神明。”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凯尔特人之梦》《城市与狗》《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艰辛时刻》《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