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乔·加蒂卡途经利马一事，在我们的新闻稿上被帕斯库亚尔炫耀成“绝妙的艺术界大事和全国无线电电话的巨大成就”。那次骚乱使我损失不小，丢了一条领带，撕破了一件衬衣，都是九成新的，并且我再次对胡利娅姨妈爽约。在这位智利波莱罗歌唱家到来之前，我在各家报纸上看到过他数不清的照片和颂扬他的文章（小赫纳罗曾说，不是花钞票买来的文章最值钱），但是，只是当我在贝伦大街看到妇女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进入演出厅时，才真正发现他的声名如此显赫。由于演出厅很小——仅一百个池座——只有屈指可数的女士得以入座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电台门前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帕斯库亚尔不得不从与我们的住房共用一个平台的邻楼爬到顶楼。我们已把七点钟的新闻稿写完，但无法送到二楼去。

“一大堆女人挤在台阶上、门口和电梯前，”帕斯库亚尔对我说，“我想法请她们给我让条路，可是她们把我当作饿汉。”

我给小赫纳罗打了电话，兴高采烈地说：

“鲁乔的演出还要一个小时才开始，可是人群已经把贝伦大街的交通给堵塞了。这会儿，全秘鲁都在收听泛美电台的广播。”

我问他，鉴于发生了这种事情，是否能牺牲七点钟和八点钟的新闻？可是他对什么状况都能想出办法，他叫我们通过电话把新闻口授给播音员。我们照他说的办了。间歇时间，帕斯库亚尔欣喜若狂地聆听收音机里的鲁乔·加蒂卡的声音，而我则重读那篇关于议员—太监的小说的第四稿，我最后给它取了个恐怖小说的题目：《损坏了的面孔》。九点钟，我们听到演出结束了，听到马廷内斯·莫罗希尼向鲁乔·加蒂卡告别的声音和观众的欢呼声。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欢呼。十秒钟后，电话响了，我听到小赫纳罗告急的声音：

“你们要想办法下来，这里像蚂蚁似的，黑压压的一片。”

女士们拥挤在台阶上筑成了一道人墙，被身材魁梧的门房赫苏西托挡在演出厅的大门前。我们穿过这道人墙，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帕斯库亚尔高喊着：“急诊！急诊！我们在找一个受伤的人！”女士们——大多数是年轻的——或无动于衷地望着我们，或微笑着，但是并不让路，我们只好推开她们。来到演出厅内，我们看到一幅慌乱的场面：被众人颂扬的艺术家正要求警察前来保护。这位艺术家身材矮小，脸色发紫，对他的女敬仰者们心怀愤怒。我们那位开明业主极力安慰他，告诉他叫警察来会造成更坏的印象，那群黑压压的姑娘站在那儿是出自于对他才华的崇敬。但是这位天才并不相信这番话。

“我了解那些女人，”他说，显出又怕又气的样子，“先是要签名，最后又抓又咬。”

我们都笑了，但后来的事证实了他的预言。小赫纳罗决定让我们等半个小时，他认为那群崇拜者一旦厌倦了就会走掉。十点十五分（我和胡利娅姨妈约好去看电影的时刻），姑娘们还没有厌倦，倒是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商定挤出去。我和小赫纳罗、帕斯库亚尔、赫苏西托、马廷内斯·莫罗希尼挽着胳膊，围成一个圆圈，把那位名人夹在中间。我们一开门，那位天才的脸色就更加惨白了，简直就像张白纸。我们走下头几级台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我们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头顶，用胸撞，对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那些女士当时还只是鼓掌、叹息和伸出手去触摸那个她们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缟素，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说：“小心，别松开胳膊，朋友们。”但是，我们马上不得不应付一场正式的进攻。她们抓住我们的衣服狠狠地拽着、号叫着，伸长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衬衣和西装。经过十分钟令人窒息的推拥，走到进口处的过道时，我觉得马上就要顶不住了，并且仿佛看见：身材瘦小的博莱罗歌唱家被人从我们中间夺走，他的女崇拜者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块。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当我们把他塞进老赫纳罗——他已在方向盘前守候了一个半小时——的汽车里时，鲁乔·加蒂卡和我们这些钢铁般坚强的卫士都变成了这一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我的领带被抢走了，衬衣被撕得一条条的；赫苏西托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抢走；小赫纳罗的前额被手提包打伤了。歌唱大师安然无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只有鞋子和内裤完整无损。第二天，当我们十点钟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时，我把女崇拜者们的英雄业绩讲给彼得罗·卡玛乔听，他根本不感到惊异：

“我的年轻朋友，”他远远地看着我，沉着冷静地对我说，“音乐也是打动人心的呀。”

正当我奋力保护鲁乔·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时，阿格拉德西达太太已经把顶楼清扫完，我那篇关于议员的小说的第四稿被她扔进垃圾堆里去了。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释重负。我想那是天意。当我告诉哈维尔我不再写下去时，他不但没有设法劝说我，反而对我的决定表示祝贺。

胡利娅姨妈对我做保镖的事颇为开心。自从在玻利瓦尔饭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鲁乔舅舅过生日的第二天，我贸然到了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家里去，真幸运，胡利娅独自一人在那儿。

“他们去看望你的奥尔腾西娅姨妈去了，”她说着，把我让进大厅，“我没有去，我知道那个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编造我的故事。”

我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过来，想亲吻她。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亲我。我感觉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贴在我的嘴上。我们分开时，我看见她面无笑容地望着我。她不像昨天晚上那么惊恐，说得更确切些，她有些好奇，并且面带讥讽的表情。

“喂，马里多，”她的声音亲切，沉静，“我这一辈子各种荒唐的事都做过。但是，这个我不干，”她大笑一声，“我，难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吗？这事我可不干！”

我们坐下来，畅谈了快两个小时。我给她讲了我的全部生活情况，不是过去的，而是未来的，也就是当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为作家时的生活情况。我告诉她，从我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作品起，就想写作，并且从那时起，就梦寐以求去法国旅行，住在艺术家区的某个亭子间里，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文学，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我对她说，为了讨家庭的喜欢，我才选学法律，可是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中，律师是最令人讨厌和愚蠢的，我永远不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多次发现自己讲的话很狂热。我告诉她，我平生第一次将心里话讲给一个女人而不是男友听。

“在你看来，我像你妈妈，所以你对我讲了贴心话，”胡利娅姨妈对我进行心理分析，“这么说来，多丽塔的儿子竟然成了个流浪者，不行，不行。糟糕的是，你会饿死的，孩子。”

她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她彻夜失眠，回味着玻利瓦尔饭店里偷偷的接吻。这位多丽塔的儿子，曾几何时，至多是昨天吧，她还陪同他妈妈一块儿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萨列学校去上学，她仍然把他当作一个拖鼻涕穿短裤的小孩子，一个为了免得独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电影的娃娃，可现在竟长大成人，一下子亲起她的嘴来了，她实在难以理解。

“我已长大成人了，”我拉过她的手来亲吻，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处男了。”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她笑了，“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

她的笑声嘶哑而有力，爽朗欢快；她那张厚嘴唇的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皱纹。她讥讽、调皮地看着我，尽管还不像是对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对待胎毛未脱的娃娃那样了。她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在你昨晚那些大胆的举动之后，我再不能用可乐招待你了，”她对我装出难为情的样子，“我不得不像对待我的求爱者那样招待你。”

我对她说，年龄上的差异并不那么可怕。

“是的，并不见得那么可怕，”她回答我说，“可是，差一点，只差一点点，你就正好是我的儿子啦。”

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婚后生活。开始几年一切如意。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庄园，她对乡居生活是那么习惯，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庄园住处很舒适，她喜欢那里宁静、健康而简单的生活：骑马，远足，参加印第安人的聚会。由于她不能生育，阴云便开始出现；一想到不能传宗接代，她丈夫便闷闷不乐，后来喝起酒来，从此夫妻关系便沿着吵架、分居、重归于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后吵翻。离婚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假如有一天我结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学势不两立。”

“这就是说，我可以提出申请，挂号排队了？”胡利娅姨妈风韵十足地对我说。

反驳别人的话时，她反应机敏，显得很有口才；她饶有风趣地讲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时为止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一样）对文学一窍不通到可怕的地步。她给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维亚庄园那漫长的清闲岁月里只读过阿根廷的一些杂志、德利的个别拙作，还有她认为值得回味的一两本小说：一个叫胡尔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儿子》。那天晚上，我告辞时问她我们是否去看电影，她说：“完全可以。”我们去看了夜场。从那以后，几乎天天如此。除了耐着性子看许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剧外，我们还无数次地接了吻。看电影渐渐变成了借口。我们选择距离阿尔门达利茨住宅最远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纳、马尔萨诺），以便有更长的时间待在一起。电影散场后，我们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空旷无人的街道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每当出现路人或汽车时就分开），做着“小肉饼”（她对我说，在玻利维亚，手挽手被称为“做小肉饼”），无所不谈，而那正是在利马称之为冬天的、可怕的季节里，牛毛细雨淋得我们浑身湿漉漉的。胡利娅姨妈总是和她的众多求爱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我们经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后排（特别是影片很糟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影响别的观众的情况下接吻而又不被认出来。我们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但是没有定型，处在恋人和情人这两种格格不入的范畴中某个难以确定的阶段。这一点在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及。说是情人，是指我们总是躲躲闪闪，提心吊胆，怕被人发现，老是觉得在冒风险；但这是精神上的，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并不放荡相处（像哈维尔后来大肆渲染的那样，我们几乎“碰都不碰”）。说是恋人，是指我们尊重当时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恋人的某些古老礼仪（看电影，一边看一边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贞操（在石器时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们结婚时一般都是处女，只有当自己的恋人成为正式的未婚夫时才让他触摸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大，又有亲缘关系，怎么会成为恋人？鉴于我们含糊而荒唐的浪漫爱情，我们便开玩笑地称这种爱情是：“英国式的婚约”“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戏剧性的爱情”。

“一个娃娃和一个老太婆之间的爱情，而且这个老太婆还是娃娃的姨妈，”一天晚上，我们穿过中心公园时，胡利娅姨妈对我说，“这可是彼得罗·卡玛乔广播剧的好题材。”

我提醒她：“她只不过是我的表姨妈。”而她对我讲，在三点钟的广播剧节目里，圣伊希特罗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和蔼可亲，是用夏威夷滑雪板滑雪的健儿，他偏偏和他的妹妹发生了关系，更可怕的是，使她怀了孕。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听广播剧的？”我问她。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响，”她回答说，“实际上，中央电台的那些东西纯粹是捕风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剧目。”

她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听广播剧时，她和奥尔卡舅妈常常双眼含着泪水。这是我看到彼得罗·卡玛乔的文笔在利马居民中产生影响的第一个证明。以后连续几天，我又在我家的住处看到了另外的证明。我常到拉乌腊姨母那里去，她一见到我出现在大厅门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肃静。她把身子倾在收音机旁，好像不单单是为了倾听，也是为了嗅闻、触摸玻利维亚艺术家的（或颤抖、或严肃、或热情、或清脆的）声音。我到加比姨妈那里去，见她和奥尔腾西亚姨妈一边聚精会神地用手指拆线团，一边洗耳恭听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调、充满形容词的对话。而在我自己家里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门说的，他们一向“喜爱小小说”，现在却确确实实地迷上了广播剧。我早晨被他们扭动收音机指针发出的声响吵醒——他们正忙着准备收听第一次即十点钟的广播剧；我吃午饭时，不得不听下午两点钟的广播剧；白天，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都碰到两位老人和厨娘躲在小会客厅里全神贯注地在足足有橱窗那么大小、笨重的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剧。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把音量开到最大。

“你为什么那样喜欢广播剧？”有一天，我问外祖母，“比如说，那里面有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吗？”

“这玩意儿很生动，亲耳听人物讲话觉得更真切，”她思索了一下，然后给我解释，“再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耳朵比眼睛更好使。”

我在别的亲戚家也做了类似的调查。我的姨妈和舅妈——加比、拉乌腊、奥尔卡和奥尔滕西娅，都喜欢广播剧，因为她们觉得广播剧很有意思，既有悲伤的，也有快活的；还因为广播剧使她们有了消遣，使她们充满幻想，能体会到实际生活中无法体会到的东西；还因为广播剧表现真人真事，又或者因为每个女人都有点儿浪漫情趣。当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喜欢看书时，她们反驳说：谁那么傻呀，干吗去买书？书里讲的都是些深奥的文化；而广播剧则简单明了，惹人发笑，可以消磨时光。真的，她们确实成天守着收音机，我从未见到她们有谁打开过一本书。在我们夜间散步时，胡利娅姨妈有时扼要地给我讲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给她讲同玻利维亚文人交谈的内容。这样，不知不觉，彼得罗·卡玛乔就成了我们浪漫史的组成部分。

我经过无数次交涉终于修好了打字机那天，小赫纳罗本人对我证实了新广播剧所取得的成就。他手中拿着文件夹，眉飞色舞地登上阁楼。

“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他对我们说，“两个星期内，收听广播剧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主办人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么也意味着给我们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了，赫纳罗先生？”帕斯库亚尔在他的座位上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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