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圣堂的，雷鸣般的怒吼使得贝阿迪托闭上眼睛，缩成一团，在雪崩似的石块面前举起双手。在一片黑暗中，他听到了喊叫声和跑动声。他想自己是不是死了，发抖的是不是自己的灵魂。终于听到若安·阿巴德说话了：“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倒了。”他睁开双眼。圣堂里布满灰尘，一切都挪动了位置，闪开了一条通向病床的通道，人们知道什么在等着他们。灰尘中，贝阿迪托看见那安详的手放在利昂·德·纳图巴的头上，后者依然原地跪着。他还看见华金神父将耳朵贴在“劝世者”瘦削的胸脯上，过了一会儿，神父直起身，脸色难看地说：

“他将灵魂交给上帝了。”他的声音很轻，但对在场的人来说，这句话比外面猛烈的枪声更震撼。

没有人放声大哭，没有人跪倒在地。大家都变成了泥塑木雕，互相躲避着目光，似乎目光相遇时会彼此看到污秽，会在这最终的时刻、在眼睛里留下深深的耻辱。灰尘从房顶和墙壁上撒下来，贝阿迪托的耳朵像是旁人的，继续听着外面、远处和近处的叫声、哭声、奔跑声、吱呀声、呐喊声以及战壕里的官兵为欢呼炮击了那么久的教堂钟楼终于倒坍而发出的怒吼声。战壕的所在地就是原先圣彼得和圣西皮里亚诺街道和旧墓地。贝阿迪托的头脑像是别人的，想象着和钟楼一起倒下去的几十名天主卫队的汉子、几十名伤员、病号、残废、产妇、初生婴儿和百岁老人。此时此刻，他们将在砖坯、石头和房梁下被压扁、压碎、压伤而死去。他们要么得到了拯救，光荣的躯体登上了殉道者通向圣父的宝座；要么在废墟里、在可怕的痛苦中挣扎。然而，实际上，贝阿迪托既没听也没想。世界已空洞无物，他已经没有肉体，没有骨骼，成了一根在深渊的旋涡中飘浮、无人关心的羽毛。他看到——就像是用别人的眼睛看到——华金神父从利昂·德·纳图巴的头发中拿下“劝世者”的手，将它和另一只手放在遗体两侧。于是，贝阿迪托开始用低沉、浑厚的语调说话，他曾用这种语调在教堂和宗教典礼中唱过圣歌。

“我们把他送到他吩咐修建的圣堂里，为他守灵三昼夜，好让大家都瞻仰他。我们安葬他的葬仪要经过贝罗山的所有住宅和街道，好让他的身体最后一次从城市中清除魔鬼的污秽。我们要把他安葬在好耶稣圣堂的祭坛之下，要将他亲手在沙漠中制作的十字架立在他的坟墓上。”

他虔诚地画十字。大家也都画十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病床。贝阿迪托听到的第一声抽泣是利昂·德·纳图巴发出的，那畸形的、不协调的小小身躯由于痛苦而整个儿抽搐起来。贝阿迪托跪下了，大家也都跪下了；这时又听到了其他的抽泣声。但这时华金神父在用拉丁语祈祷，这声音响彻了整个圣堂，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将外面的声音淹没了。他一面祈祷，一面两只手一起慢慢地活动，使自己的听觉、视觉、身躯和那似乎已经失去了的世俗生活恢复正常。贝阿迪托自从小时候听莫拉埃斯神父说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不能成为教士以来，从来没感到像现在这样绝望过。“父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们？”“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他想起了圣徒在本巴尔给他系在腰上的铁丝。他还带着，已经生锈、变形，和他的肉长在一起，都说这是宝贵的圣物了，就像圣徒在所到之处曾触摸过、穿过或说过的其他东西。

“不能那样做，贝阿迪托。”若安·阿巴德坚定地说。

街道司令跪在他身旁，眼睛肿了，声音也变了，但是话语中有一种果敢的自信：

“我们不能将他运到好耶稣的圣堂，也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安葬。贝阿迪托，我们不能当着人们的面那样做！你想在他们的脊背上砍一刀吗？你要告诉人们，他们即使没有了弹药和粮食也依然为之战斗的那个人死了吗？你要做那么残酷的事情吗？那不是比敌人的恶行更坏吗？”

“贝阿迪托，他说得对，”帕杰乌说，“我们不能跟他们说他已经死了。现在不能说，此时此刻不能说，要不然就全完了。人们会惊慌失措，会发疯。我们若想让他们继续战斗，就不能声张。”

“不单是为了那个。”若安·格兰德说道。这是最使贝阿迪托吃惊的声音，那个腼腆的大个子什么时候开口发表过意见？一向不都是逼他他才开口吗？“难道狗子们不会以天下最大的刻骨仇恨来寻找他的遗体进行侮辱吗？谁都不该知道他埋在哪里。贝阿迪托，你想让异教徒们找到他的身体吗？”

贝阿迪托觉得牙在打战，像在发烧。的确，他极力想为可爱的师尊举行其当之无愧的守灵和葬礼时竟忘了狗子们近在咫尺，而且真的会像饿狼般扑向猎物。现在他明白了——好像屋顶裂开，进来了一道耀眼的光线，天主在中间照亮了他——为什么上帝偏偏在此时将他带走，明白了信徒们的义务：保存他的遗体，不让魔鬼玷污。

“对，对，”他情不自禁而又内疚地叫了起来，“请原谅，痛苦把我搞糊涂了，也许是鬼迷心窍了。现在我懂了，现在我知道了。我们不说他死了，就在这里为他守灵，就把他葬在这里。我们为他挖墓，除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是上天的旨意。”

片刻前，由于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若安·格兰德反对殡葬仪式，贝阿迪托还对他们颇为不满，这时反而感激他们，因为他们帮助他解开了那信息之谜。他那矮小、瘦削、虚弱的身体立刻充满了活力，急不可待地奔走于信女和信徒之间，一边推搡着他们劝他们不要啼哭，一边催促他们打破这魔鬼安排的麻痹人心的圈套，央求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拿起尖镐和铁锹，为“劝世者”开挖墓穴。“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他吓唬大家。

就这样，他感染了大家。他们站起身，擦干眼泪，打起精神，互相看着，用胳膊肘碰碰，点头同意。若安·阿巴德以一贯的实干精神，向为捍卫圣堂而战斗在街垒中的人编造了一个并无恶意的谎言：他们要像在贝罗山诸多住宅里所做的那样，开一条联结战壕和房屋的地道，以防狗子兵包围圣堂。若安·格兰德出去拿了几把铁铲回来，他们立刻动手在床边挖起来。其他人也跟着这样干，四人一组，轮流换班，一放下铁铲就跪下祈祷。这样一连干了几个小时，不觉外面天色已黑。世人之母点起油灯，外面的枪声和或仇恨或欢乐的喊声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伴随着坑穴加深，每当有人在堆积起来的泥土金字塔旁发问，贝阿迪托总是说：“再深点，再深点。”

当灵感告诉他深度已经够了的时候，所有的人，首先是他，都精疲力竭了，头发和皮肤上全沾满了泥土。贝阿迪托抬起“劝世者”的脑袋，玛丽亚·瓜德拉多抬起一条腿，帕杰乌抬起另一条腿，若安·格兰德和华金神父各抬起一条胳膊，将“劝世者”的遗体抬起来，让信女们将一张草席放在他身下裹尸。这时，贝阿迪托觉得即将来临的时刻将是一场梦。将遗体放好后，玛丽亚·瓜德拉多将一个金属的受难耶稣像放在他胸部，这是装饰圣堂墙壁的唯一物件；还有一串黑色念珠，这是从他们认识“劝世者”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他的遗物。他们再次将裹着草席的遗体抬起来，若安·阿巴德和帕杰乌在坑底接着。当华金神父用拉丁文祈祷时，他们又轮班干起来，用铲土的锹声为祈祷伴奏。在那因光线昏暗而变得更加浓重、梦一般的异样感觉中，贝阿迪托看到，就连利昂·德·纳图巴也在其他人的腿之间跳来跳去，帮着为坟墓填土。他干活时抑制着悲痛。人们都说，这简朴的守灵和既不写姓名也不立十字架的可怜坟墓肯定是像“劝世者”生前那样贫穷简朴的人自己要求的。然而当一切都已结束，圣堂又和从前一样——放着那张空床——的时候，贝阿迪托哭了。他在哭声中感到别人也在哭。片刻之后，他克制住了自己。他低声要求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发誓，不管受到怎样的酷刑都不说出“劝世者”安息的地方。他领他们宣誓，一个一个地进行。

胡莱玛睁开眼睛，依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就像昨天夜里、前天和大前天那样。直到那天下午之前，时光都是混淆不清的。那天下午，她在圣堂门口找到了近视记者——她本以为他已经被埋在仓库的废墟下面。他扑到自己的怀里，她听见记者说他爱她，而且她说自己也爱他。真是这样，不论怎样，自从她说出口以后是这样的。从那时起，尽管战争在她周围持续进行，饥饿和干渴比子弹的杀伤力更大，胡莱玛却是幸福的，比她平生记得的任何时候更幸福，比她和鲁菲诺成亲时更幸福，比她在卡龙毕、在男爵夫人埃斯特拉的庇护下那令人怀念的童年时代更幸福。她真想扑到圣徒脚下，感谢他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这个变化。

附近响着枪声——整个夜里——她在梦中就听见了，然而她没有察觉到圣婴耶稣街上的动静，没有察觉到人们的奔跑和呐喊，也没有察觉到人们在疯狂地搬运石头、沙袋，挖掘坑道，推倒屋顶和墙垣，筑起掩蔽工事。这是最近几周里——在卡努杜斯从一道接一道的街垒和战壕后面不断退缩，政府军不断攻占房屋、街道和巷口，包围圈不断向教堂和圣所逼近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干的。然而这一切对她都无关紧要：她是幸福的。

是矮子发现那间嵌在宽敞住宅中间的木栅小房已经没有主人，它坐落在圣婴小巷，连接着大广场和通向圣母教堂的蜿蜒街道。大广场上有若安·阿巴德亲自率领、甲贡索人守卫的三重街垒；教堂街变成了愈加拥挤的卡努杜斯的北部防线，已被攻陷的莫坎波的黑人和米兰德拉及罗德拉斯为数不多的幸存卡里里人向这方面撤来。现在印第安人和黑人同甘共苦，在圣母教堂街道的坑道和工事里和彼得劳率领的甲贡索人合在一起。这些义民退至此地前曾先后在科罗罗波、特拉波波和郊外的庭院及畜栏里阻击政府军。胡莱玛、矮子和近视记者搬进这间小房子时看到一个叉开双腿的老人的尸体躺在毛瑟枪上，躺在那个地方唯一的房间里的坑穴里。此外还有一口袋炒面和一罐蜂蜜，已经节俭地吃了很长时间。他们很少出去拖运尸体，那些尸体需要拖到被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改成墓穴的几眼井里；他们也不去帮忙修筑掩体和战壕，这对所有人来说是比战斗本身更花时间的事情。人们在房屋的里里外外挖了那么多壕沟，可以在整个贝罗山残存的地盘里——从住宅到住宅，从街道到街道——如鼹鼠和蜥蜴那样钻来钻去而不必爬到地面上。

矮子在她背后动弹，问记者是不是醒着。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听见了他的鼾声。他们三个一个挨一个地睡在狭窄的坑道里，几乎挤不下。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躲避轻而易举地穿透木桩和泥墙的枪弹，还因为夜间气温下降，不得不挨饿的肌体被冻得发抖。胡莱玛仔细端详着近视记者的脸庞，他侧身睡着，紧贴着她的胸膛；嘴半张着，一丝涎水像透明的细蛛丝挂在嘴唇上。她将自己的嘴向前凑，不惊醒他，轻柔地吸吮了那涎液。现在近视记者的表情是宁静的，醒着时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情。她想：“现在他不害怕了。”她想：“小可怜儿！我若能打消他的恐惧，若能做点什么事情使他不再受惊，该多好呀。”因为他曾向她吐露过，即便是同她在一起的时刻也总是不能打消恐惧，它像一摊污泥折磨着他的灵魂。尽管现在她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那样爱他，尽管她已经像一个女人属于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样属于他，胡莱玛仍像从前那样照顾他、娇惯他，在精神上哄着他，像母亲对儿子那样。

近视记者的一条腿伸了伸，蹬了一阵，伸进了她的双腿间。她闭上了双眼，保持安详，尽力听着枪声，想着战争近在咫尺，想着萨德林哈姐妹、卡塔利娜和其他女人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照顾伤病员，在仅剩的两个救护站里照料刚刚出生的婴儿，想着整天往坑穴里搬运死尸的老人。这样，她终于克制住了那种感情，那种在她的生活中如此新鲜的感情。“我疯了吗？”她想，“中魔了吗？”面临死亡，她却在用思想造孽。尽管她从前曾被两个男人占有过，可只在现在她才发现，在这个男人的怀抱里才是幸福的。不幸和战争（或者是魔鬼？）将他置于她的道路上。她紧贴着睡在自己身旁的人，尽力把身体贴在他的身体上。在她背后，矮子又动弹了，她感觉到那弱小的、蜷缩着的、寻找着温暖的身体。

枪声突然加剧，好像就在房子里、头顶。几秒钟内，坑道里充满了泥土和灰尘。胡莱玛缩成一团，闭着眼睛。她等待着，等待着枪声、爆炸、击中、倒塌。但是片刻后，枪声远了。她再睁开眼睛时看到了那白色的、湿漉漉的目光好像在慢慢地泻到她的身上。那个可怜的人已经醒来了，又一次吓得要死。

“我以为是噩梦。”矮子在她背后说，欠起身，将头探到坑道的边沿。胡莱玛也跪着张望，近视记者依然躺在那里。许多人沿着圣婴耶酥街向大广场跑去。

“怎么了？怎么了？”只听近视记者在她脚下问，“看到什么了？”

“看到很多甲贡索人，”矮子抢先说，“从彼得劳那边来的。”

这时，房门开了，胡莱玛看见门口有一群人，其中一个就是政府军到达那天在科罗罗波的山坡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甲贡索人。

“来呀，来呀，”他向三人喊叫，大嗓门压过了枪声，“来帮忙。”

胡莱玛和矮子帮助近视记者出了坑道，把他领到街上。她一向习惯于自动地去做某个有权有势的人让她做的事，就像眼下这样，可以毫不费力地摆脱被动地位，同别人一道并肩干活而不问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但是和这个一起在圣婴街上跑的人待在一块儿，情形就不同了。他要知道前后左右发生的一切，要知道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于是她只好去打听明白，以满足他那像恐惧同样强烈的好奇心。那个科罗罗波的年轻甲贡索人向他们解释说，从今天清晨起，狗子兵开始攻打公墓战壕，敌人已经发动了两次进攻，虽然未能攻下，却占据了巴乌蒂斯塔街口，这样就能从背后包抄好耶稣圣堂。若安·阿巴德决定在公墓战壕和教堂之间筑一道新的街垒，以便帕杰乌不得已时能继续后撤。他们在集结人手，为此，他们这些本来和彼得劳一起在圣母教堂街的人到这里来。年轻的甲贡索人跑到前面，加快了脚步。胡莱玛感到近视记者在喘气，看到他在大广场的石头和坑穴之间磕磕绊绊，她相信，他一定和自己一样在想着帕杰乌。现在，他们的确要和帕杰乌相遇了。她感到近视记者紧握她的手，她也以紧握来回应。

自从那天她找到了幸福，就再也没见到帕杰乌，但是她和近视记者就那位脸部曾被砍伤的卡波克洛人谈了许多。两人都知道，他对他们爱情的威胁比政府军的士兵更严重。从那天下午起，他们就在卡努杜斯北部躲藏起来，那里距离维拉庄园最远。矮子不断地去打探帕杰乌的情况。那天上午，矮子——他们当时在莫坎波后面的圣埃洛伊胡同一间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来告诉他们，政府军开始进攻维拉庄园。胡莱玛曾对近视记者说，卡波克洛人会誓死捍卫他们的战壕。当天夜里，他们得知帕杰乌和维拉庄园的幸存者仍在公墓战壕里，据说那里马上就要被攻克，那么和帕杰乌相遇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就连这种念头也不能减损她的幸福，它已经像骨骼和皮肤，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了。

幸福遮住了胡莱玛的眼睛，如同近视和恐惧遮住了她拉着的那个人的眼睛，如同信仰、宿命论或习惯势力遮住了那些尚有力气跑动、筑起街垒的人，使他们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使他们不能思考，不能得出结论。一般有常识、理智或本能的人完全能够看清这样的场景：那些从前是泥土和碎石的小巷现在高低不平，弹坑累累，到处是被炮弹轰击后留下的垃圾或甲贡索人修筑工事后扔下的废物；到处是横躺竖卧的人，简直难辨谁是男人谁是妇女，因为他们的脸上毫无特征，眼睛里毫无神采，肌肉已经松弛，然而由于某种荒谬绝伦的邪劲儿，他们还活着。胡莱玛看见了他们，却没发觉他们活着，因为他们同遍地的死尸混杂在一起。那些尸体没有被老人们及时抬走，所以他们同死尸的区别只是身上苍蝇的多少和散发臭气的程度而已。苍蝇也常被子弹击中、落下、死去。他们也没看到那些带着痴呆表情的孩子在废墟上乱刨乱扒或咀嚼泥土的情景。那真是一次长跑，当他们停下来时，她不能不闭上眼睛靠在近视记者的身上，直到世界停止旋转。

记者问她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胡莱玛发现那难以辨认的地方是圣胡安胡同，是墓地周围的拥挤小房子和正在修建的圣堂之间的通道。到处都是瓦砾、坑穴，人们群情激动，在挖掘，在往口袋、铁盒、箱子、木桶和木罐中装沙土，把木头、砖瓦、石块、土坯乃至牲口的骨架拖到筑起街垒的地方，从前那里有一道栅栏作为公墓边界。枪声已经停止，或者胡莱玛的耳朵聋了，分不出枪声和其他声音。她告诉近视记者，帕杰乌不在，安东尼奥与奥诺里奥兄弟俩在。这时，一个独眼人向他们大吼一声，问他们还在等什么。近视记者吓得立刻弯腰刨起来，胡莱玛给他一个矛头，以便好刨一些。她自己一如既往地去装填口袋，把它们运到指定地点，将砖瓦木头从墙上刨下来，去加固已有好几米高、好几米宽的街垒。她不时走到近视记者堆沙石的地方，告诉他自己就在附近。她没有察觉到街垒前方的枪声时断时续，时弱时强，一群群老人不时地将伤员送往教堂。

一群妇女很快将一些带皮的鸡骨头和一把水勺放在她手里，叫她啃。她认出了其中的卡塔利娜，若安·阿巴德的老婆。她跑去与记者和矮子分享这礼物，但是他们二人已经分到了相似的一份。他们一同幸福地吃着，喝着，面对这食物不知如何是好。断了好多天的粮，人们知道剩下的食物要留给那些日夜坚守在战壕里和钟楼上、双手被火药烧坏、指头因射击而磨出了老茧的人。

暂歇片刻后，又开工了。这时她看了看好耶稣圣堂，有什么东西使她继续看着。在甲贡索人的脑袋和房顶工事、脚手架上伸出来的步枪和猎枪枪管下方，一个介于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矮子吊挂在通向钟楼的梯子上，姿势非常滑稽。她认出来了：是敲钟人，是那个看管教堂的老头儿，是掌管钥匙和宗教典礼的管家。人们说他是鞭打贝阿迪托的人。每天下午，他都准时爬上钟楼去敲晚钟，然后，不管是不是打仗，整个贝罗山都要做晚祷。一定是前一天晚上，敌人在他敲钟之后将他杀了，因为胡莱玛确信自己昨晚听到了钟声。一枚子弹击中了他，他挂在梯子上，谁都没工夫将他放下来。

“他是俺们村的，”她指着塔楼，对自己身旁一个干活的女人说，“乔罗乔村。天使感召他时，他是那里的木匠。”

她又干活了，忘记了敲钟人，也忘记了自己。整个下午就是这样。她不时地去看看记者。太阳落山时，她看到比拉诺瓦兄弟向圣堂跑去，还听说帕杰乌、若安·格兰德和若安·阿巴德也从不同的方向到那里去了。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后，她弯下身子，和近视记者讲话。这时，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她跪下去，哑口无言地靠在他身上。“怎么了？怎么了？”记者说，抓住她的肩膀，拍着她。只听记者对她喊道：“他们把你打伤了？你受伤了？”子弹并没打着她，只是全身的力气一点儿都没有了。她感到虚弱，无力开口，也无力举起一个指头，尽管看到心上人的脸儿贴在自己的脸上。他睁开含泪的眼睛，眨了眨，好看清她。她发现他很害怕，感到应该安慰他，可是力不从心，一切都那么遥远、奇怪、虚无缥缈。矮子在那里抚摩她，爱抚她，揉着她的双手、前额，梳理着她的头发，她甚至感到他也像近视记者那样在她的双手和面颊上亲吻着。她不能闭眼，因为闭上眼就会死，但是她一时睁不开了。

当她睁开眼时，已经不感到冷了。天黑了，满天星斗，皓月当空，她靠在近视记者的身上——她立刻认出了他那温暖、瘦削的身体——矮子也在，还在揉着她的双手。她心神恍惚，觉察到了他俩见她醒来时的喜悦，感到他们在拥抱她，亲吻她，以致热泪盈眶。她受伤了？生病了？不，是疲倦，是劳累过度。她已经不在原地了。当她失去知觉时，枪声加剧，墓地战壕里的甲贡索人跑出来了。矮子和记者只得将她抬到这个街角，以免被人践踏。然而政府军未能突破在圣胡安胡同筑起的街垒，从墓地逃出来的人和从教堂来的甲贡索人将敌人堵截在那里。她觉得近视记者在对她说他爱她，而这时突然天崩地裂，土块横飞，她的鼻子和眼睛里扑满了尘土，感到自己被打中、压倒，因为记者和矮子被震得撞着她了。然而她并不害怕，在压着自己的两个身体下面缩成一团，挣扎着从嘴里发出声音，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是的，只是被爆炸掀起来满天飞的石块、木片和灰渣碰伤了。一阵混乱、疯狂、嘈杂、刺耳、无法听懂的喊声使黑暗更加可怕。近视记者和矮子欠起身，帮她坐起来，三个人互相依偎着，靠在街角唯一立着的那堵墙上。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发生什么事？

黑影在各个方向跑动，可怕的号叫撕裂夜空，然而对于蜷曲了双腿、脑袋靠在近视记者肩上的胡莱玛来说，奇怪的是，在哭声、吼声、怨声和叹声中还能听见笑声、狂喜声、欢呼声和歌声。现在只剩下歌声，几百个喉咙同时发出的、震耳的、响亮的战歌声。

“是圣安东尼奥教堂，”矮子说，“被他们击中了，轰倒了。”

她望了望，在微弱的月光下往上看，笼罩着教堂的烟缕正被河边刮来的风渐渐吹散。她看见了好耶稣圣堂的轮廓，却看不到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和屋顶。这就是那一声轰鸣的所在，是号哭声和随着倒塌的教堂一起摔下来的人发出声音的所在。一直搂着她的近视记者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事，笑声和歌声是怎么回事。矮子说那是高兴得发了疯的政府军的欢呼声和歌声。政府军？政府军的喊叫和歌声？怎么会这样近？在她的耳朵里，胜利的欢呼声和呻吟的声音混在一起，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近。在她曾帮着筑起的街垒的另一侧，熙熙攘攘的士兵唱着歌，随时准备越过将他们三人与之分开的那几步距离。“上帝啊，”她祈祷，“求求你让他们将我们一起杀死。”但奇怪的是，圣安东尼奥教堂的塌陷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战斗，反而好像中断了它。他们待在那角落里原地不动，听到痛苦的声音和胜利的叫声都渐渐减弱，然后是好几个晚上都不曾有过的宁静，既听不到炮声也听不到枪声，只有零零落落的哭泣和哀叹，好像战士们为了休息而达成了停火协定。有时她觉得自己睡着了，醒来时不知道过了一秒钟还是一小时。每次醒来都原地不动，近视记者和矮子将她夹在中间。

有那么一次，她看见天主卫队中的一个甲贡索人向他们招手。他要干什么？是华金神父派来叫他们的。“我告诉他，你不能动弹了。”记者喃喃地说。片刻后，华金神父在黑暗中匆匆而来。“你们为什么不来？”她听到神父奇怪地问，随即想到了帕杰乌。

“胡莱玛精疲力尽，”她听见近视记者说，“昏过去好几次。”

“那么只好留下她，”华金神父用同样奇怪的语调，不是生气，而是漫不经心、有气无力、惆怅而凄凉地说，“你们二位跟我来吧。”

“留下她？”她听见近视记者喃喃地说，感觉到他紧张地站起来。

“请安静！”神父命令道，小声说，“您不是特别想离开吗？您有机会了。不过，一句话也别说，来吧。”

华金神父走了。她第一个站起来，自我克制着打断了记者结结巴巴的“胡莱玛不能……我，我……”向他表明：是的，她能，而且已经走在了神父身影的后面。几秒钟后，她拉着记者和矮子的手，在圣安东尼奥教堂废墟、尸体和重伤员中跑起来，仍然不相信她听到的话。

她发现他们在七巧板似的、由武装义民把守的坑道和工事里向圣堂走去。一扇门开了，灯光下，她看见了帕杰乌。他肯定叫了她的名字，警告了记者，因为当时记者没憋住一连串的喷嚏，身子弯成了弓形。然而华金神父并非为了卡波克洛人才叫他们到这里来，因为帕杰乌根本没注意他们，也没看他们。他们在信女们的小房间、“劝世者”的前厅中。胡莱玛从裂缝中看见圣诗班和玛丽亚·瓜德拉多跪着，还看见贝阿迪托和利昂·德·纳图巴的身影。在狭窄的空间里，除了帕杰乌，在场的还有比拉诺瓦两兄弟——安东尼奥和奥诺里奥，以及萨德林哈姐妹。在他们的脸上，就像在华金神父的声音里一样，有一种不同寻常、不可补救、不祥、绝望、野蛮的东西，仿佛他们没进来、没在场，帕杰乌依旧在和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讲话：他可能听到枪声，既混乱又嘈杂，但仍不应当行动，要等到哨子响，那时候才是像狐狸般奔跑、飞驰、逃命的时候。那卡波克洛汉子停顿了一下，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伤心地同意了。帕杰乌又开口了：“你们要一刻不停地跑，不要管跌倒的人能不能起来。一切取决于此，取决于天主。如果在他们发现之前到达河岸，你们就能过去了。至少，有这种可能。”

“可你根本没可能离开。不仅是你，所有和你一起冲进军营的人都不能。”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抽泣着说，他在呜咽，拉着卡波克洛人的双肩向他请求，“我不想离开贝罗山，更不愿以你的牺牲为代价。和我相比，这里更需要你，帕杰乌！帕杰乌！”

卡波克洛人不高兴地挣脱了他的双手。

“必须在天亮前，”他干巴巴地说，“那之后就来不及了。”

帕杰乌转过身来面对着痴呆的胡莱玛、近视记者和矮子。

“你们也走，因为这是‘劝世者’的旨意，”他好像在和那三个人后面的什么人说话，“首先要到达维拉庄园，要弯着腰，排着队。到了那里，小鬼们会告诉你们，要等到吹响哨子时穿过军营，跑去河岸。如果天主允许，你们就能过去了。”

他沉默了，看着近视记者。记者搂着胡莱玛，抖得像一片树叶。

“有喷嚏，请现在打，”帕杰乌对他说，语气毫无起伏，“以后就别打了。别在等哨子响的时候打喷嚏。如果你在那时打喷嚏，他们就会在你心窝上扎一刀。如果由于你的喷嚏而使大家被捕，是不值得的。愿‘劝世者’好耶稣得到赞颂。”

士兵克鲁斯听到甲贡索人说话的声音时，正梦着奥利维拉长官的勤务员，他垂涎已久、面色苍白的年轻士兵。当天上午，克鲁斯看见他蹲在瓦沙—巴里斯河边的一堆石头后面大便。那两条汗毛稀少的大腿和白白的臀部完美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在凌晨的空气中似乎隐约可见，仿佛在邀请他上前。那画面是那么清晰、牢固而敏锐……突然，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旷野中，在敌人旁边。他完全清醒了，呆了，血液凝固了。可雷奥波尔迪诺呢？他们将他杀死了？是的，他听到了，很清楚，那哨兵没来得及叫喊，根本不知道会被杀。雷奥波尔迪诺是和他一起在这块将法维拉山和瓦沙—巴里斯河隔开的地段值勤的士兵，陆军第五团在这里。他和这位好伙伴轮流睡觉，这使得站岗好受一点。

“要虚张声势，让他们相信我们的人很多，”指挥行动的人说，“特别是要麻痹他们，使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往河边看。”

“也就是说，大张旗鼓地干，帕杰乌。”另一个说。

克鲁斯想：“帕杰乌！”帕杰乌就在那里。他趴在旷野中，被甲贡索人包围着。倘若他们发现了他，转瞬间就会结果他的性命。当他知道黑影中有卡努杜斯最残酷的强盗之一，那最大的猎物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克鲁斯感到一种冲动，差点使他完全站立起来抄起步枪向那魔鬼射击。他将赢得所有人的崇敬，包括梅德罗上校和奥斯卡将军。他们将授予他亏欠过他的班长军衔，按他的服役时长和行动表现，早该晋级了，却总是被那荒唐的借口拖延：说他因教唆新兵一起犯下里萨尔多神父所谓“人所不齿的罪恶”而被鞭打的次数太多了。他回过头，在淡淡的月光下看到了人影：二十个、三十个。他们怎么没踩着他？是什么奇迹使得他们没看见他？他只有眼珠在动，想在那些模糊的脸上认出那道有名的伤疤。他肯定，说话的人是帕杰乌，在提醒别人使用步枪前先上子弹，因为炸药发出的声音较大；而且谁也不许在他之前吹响哨子。克鲁斯听到他以一种令人发笑的方式与他人告别：赞美“劝世者”好耶稣。那群人分散到黑影中，消失在通往团部的方向。

他不再怀疑。欠起身，拿起步枪，拉动枪栓，瞄准甲贡索人离去的方向开了枪。但是他用尽全部的力量，枪机却没动。他诅咒、啐唾沫，因同伴的死亡气得发抖，喃喃地说：“雷奥波尔迪诺，你在这里吗？”他重新装上子弹，想再打一枪向团部示警。为了排除故障，他挥动步枪，要让它知道现在不能卡壳！这时他听到好几声爆炸。完了，他们已经进入了军营，这是他的过错。炸药包已经在熟睡的伙伴身旁爆炸了。完了，那些婊子养的坏蛋在对他的战友进行大屠杀，而这是他的过错造成的。

他糊里糊涂，气急败坏，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怎么会一路到达这里都未被发现？肯定是因为帕杰乌在他们中间。他们离开了卡努杜斯，越过了爱国者的战壕来到这里，好从背后进攻政府军营地。是什么东西使得帕杰乌带领二三十人就冲进了五百人的营地？现在，步兵第五团的整个防线一片嘈杂、骚乱，枪声大作。他感到绝望。他会怎么样？当人们问他敌人杀死雷奥波尔迪诺时他为什么不示警、不开枪、不叫喊或做其他事情，他怎么回答？谁将为他从新的严重挞伐中解围？

他紧握步枪，气得发疯，结果走火了，子弹擦鼻而过，留下了火药的热气。他的武器还有用，这使他受到了鼓舞，又使他恢复了那种乐观主义：他与众不同，几个月来没倒霉过，即使在那么多人死亡、饥饿那么严重时也没有倒霉。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横穿空场，向甲贡索人摆开了阵势的血腥战场方向跑去，同时将剩下的四发子弹朝天射击，心里说这是为自己制造没有睡觉而同敌人进行了战斗的证据——他的枪管还是烫的。脚下一绊，他趴在了地上。“雷奥波尔迪诺？”他问，“雷奥波尔迪诺？”他在地上前后左右地摸着。

是的，正是他，他摸到了他，摇晃着他。坏蛋！他吐出难闻的污秽，忍着胃部的痉挛。他们刺中了他的脖颈，像砍羊头一样砍了他的脑袋。抱住腋部将他立起来时，他的头就像稻草人的头。“坏蛋，坏蛋。”他说。这并没有分散他因战友之死而产生的悲痛和愤怒，他忽然想到，带着尸体回军营将能使奥利维拉长官相信当匪徒们来到时自己没有睡觉，而是和他们进行了战斗。他背着雷奥波尔迪诺的尸体摇摇摆摆地缓慢前进，在军营的枪声和忙乱声中，他听见了一声刺耳的、不知是什么鸟的尖叫，其他的叫声接连响起。这是哨子声。他们要干什么？这些疯狂的叛徒开枪冲进军营还吹哨子？他被压得摇摇晃晃，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

离窝棚越来越近，他发现那里一塌糊涂：被爆炸声惊醒的士兵们乱放枪，长官们连叫带吼无法维持秩序。就在那时，雷奥波尔迪诺颤动了一下。克鲁斯被吓得放开了他，自己也倒在了他旁边。不，他死了，真蠢！是射中的子弹使他颤动的。“这是你今天晚上第二次救我，雷奥波尔迪诺。”他想。那一刀可能是为了刺自己，那一发子弹也可能是为了射自己。他想：“雷奥波尔迪诺，谢谢你。”他趴在地上，想着最糟糕的死法将是被本团士兵射中，就又扫兴了，糊涂了，不知该待在那里等候枪声停止还是想方设法到达窝棚。

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在靠山一侧，在浅蓝色的彩虹逐渐消失的阴影中，他发现两个人影向自己跑来。他刚要喊：“救命啊！救命啊！”一个疑惑使他心凉，没喊出声来，眼睛都要冒火了。他竭力想辨别他们是不是穿着军装，但是光线不足，他无法知道。他取下了刺刀上装饰用的小旗，从口袋里掏出一盘子弹推进枪膛，扣住扳机。这时那两个人已离得很近：没一个是士兵。他在极近距离内向那个看得更清楚的人开了枪。随着枪声，他听到了那人像牲口般喘着粗气，也听到了身体倒在地上的声音。他的枪又卡壳了：用力扣一下扳机，连一毫米都动不。

他诅咒着，躲在一旁，同时用双手举起步枪，向另一个甲贡索人打去。那人愣了一秒钟后扑到他身上。克鲁斯善长搏斗，在奥利维拉长官组织的比武测验中，他向来出众。那人急促的喘气使他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同时感到那人在用头撞击，而自己在抓对方的要害部位。他寻找着对方的胳膊和双手。他知道尽管脑袋的撞击像石头一样，然而并不危险，危险却在于那人手中的利刃。果然，当他找到并抓住对方的腕部时，他感到裤子被挑破，大腿上感觉到锋利的刀尖。他也摇摇晃晃，撕咬着，谩骂着。克鲁斯全力以赴地搏斗，阻挡、拨开、扭住那只危险的手。不知过了几秒钟、几分钟或几小时，突然他发现那匪徒失去了狂暴劲儿，渐渐地泄了气，持刀的手在他的手的压力下开始发软。“你完蛋了，”克鲁斯啐了他一口，“你死了，叛徒。”的确，尽管还在谩骂、蹬腿、摇头，但甲贡索人已经完了，听天由命了。克鲁斯的双手终于自由，他一跃站起身抓了步枪举起，正要将刺刀刺进对方的胃部，自己也扑到他的身上，这时——黑夜已经过去，天已经亮了——他看到了对手肿胀的脸上有一道令人生畏的伤疤。他举着枪想：“是帕杰乌？”他眨着眼，喘着气，激动得胸膛都要炸开，叫道：“帕杰乌？你是帕杰乌？”他没有死，还睁着眼睛，盯着他。“帕杰乌？”他叫道，高兴得发了狂，“也就是说，我捉住你了，帕杰乌？”甲贡索人尽管盯着他，却未予理睬，还在试图举起长刀。“你还想打？”克鲁斯嘲笑着，踏着他的胸脯。不，对方对他不感兴趣，而是要……“要么你想自杀，帕杰乌。”克鲁斯笑着，一脚将那人手中松松地握着的刀踢飞，“那轮不到你，要由我们来干，叛徒。”

生擒帕杰乌比起打死他，是一件更为显赫的功绩。克鲁斯观察着卡波克洛人的脸：肿胀着，被他抓伤、咬破了。但是除此以外，他的一条腿也受了伤，因为他的裤子浸满了鲜血。帕杰乌就在自己的脚下，克鲁斯感到难以置信，去找另一个甲贡索人。当他看到那人叉着双腿捂着肚子——或许还活着——发现来了几个士兵。他向他们打手势，疯狂地叫喊：“他是帕杰乌！他是帕杰乌！我抓住了帕杰乌！”

士兵们将帕杰乌又摸、又闻、又端详——还踹了几脚，不过没多踹，因为大家都认为最好将他活着交给梅德罗上校——之后，把帕杰乌拖到营地。克鲁斯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他杀死了一个进攻他们的强盗并活捉帕杰乌的消息到处流传，大家都出来看他，祝贺他，拍拍他，拥抱他。一名上尉给他点了一支烟，他情不自禁流出了眼泪。他含糊其辞地说，他为雷奥波尔迪诺难过，但是为了这光荣的时刻，他哭了。

梅德罗上校想见他。当克鲁斯走向指挥部时，像在以往的紧要关头一样，没去想上校前一天晚上的愤怒——后来变成了惩罚、责备和训斥的愤怒，连大尉、长官都未能幸免。愤怒源自对第一旅未能参加当天凌晨的进攻而产生的绝望，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爱国者从叛徒手中夺取一切的最后一仗，甚至有人听说梅德罗上校和奥斯卡将军发生了争执，就因为将军没让第一旅发起进攻；听说当果维阿上校的第二旅占领了狂热分子在公墓的战壕时，梅德罗上校将自己的咖啡碗摔了个粉碎；还听说在傍晚时分，当参谋部鉴于损失严重、敌人抵抗顽强而停止攻击时，梅德罗上校喝了烧酒，似乎在庆贺，似乎有什么值得庆贺。

然而一踏进梅德罗上校的窝棚，克鲁斯就想起了那一切。第一旅旅长的脸气得要爆炸了。旅长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在门口等着祝贺他。上校坐在折叠板凳上，破口大骂。他是在向谁那样大喊大叫？向帕杰乌。在挤满窝棚的军官的背影和侧影中间，克鲁斯在地上看到了上校的双脚和那张被一道红色伤疤分成两部分的黄色的脸。他没死，眼睛半睁着；而克鲁斯，却无人理睬。他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叫到这儿来，因而想走开。人们说上校的无名怒火无疑是因为帕杰乌看他时的那种轻蔑的表情，不过并非为了这个，而是为了他对营地的进攻：十八人死亡。

“十八人！十八人！”梅德罗咬着牙，就像嘴里有马嚼子，“还有三十多个伤员！第二旅在战斗，我们却整天在这里挠痒痒。你和你那些败类给我们造成了比他们还多的伤亡！”

“他要哭了。”克鲁斯想。他很担心，害怕上校会用某种方式调查出是因为自己睡了觉，将匪徒们放了进来而没有示警。第一旅旅长从凳子上跳下来，开始乱踢、乱踏、乱跺。他的背脊和那些侧影使克鲁斯看不见地上发生的事。然而几秒钟后，他又看到了：粉红色的伤疤更大了，那匪徒的脸上全是模糊不清的泥和血的混合物，但他仍睁着双眼，而且仍然是那副轻蔑、无动于衷的奇特表情。一股带血的口水流出了他的嘴角。

克鲁斯看到梅德罗上校双手拿起一把马刀，心里肯定他会将帕杰乌杀死，然而他只是将刀尖放在帕杰乌的脖子上。窝棚里一片寂静，全体军官的沉默感染了克鲁斯。梅德罗终于恢复了平静，他又坐在了板凳上，将马刀扔到木床上。

“杀了你是便宜你，”他含糊不清地说，又苦恼又愤恨，“你背叛了你的国家，杀害你的同胞，又偷又抢，无恶不作。对你的所作所为，怎么惩罚都不为过。”

“他笑了。”克鲁斯吃了一惊。真的，是卡波克洛人的冷笑。他皱起了前额和鼻子上方仅剩的一小块眉尖，半张着嘴，一双小眼睛闪着光，同时发出一种声音——肯定是笑声。

“你觉得我说的好笑吗？”梅德罗上校一字一板地说，但他立刻变了声调，因为帕杰乌的脸变得僵硬了，“给他检查一下，医生……”

贝尔纳多·德·庞得·桑维沙上尉跪在地上，将耳朵贴在帕杰乌的胸部，看看他的眼睛，摸摸他的脉搏。

“他死了，阁下。”克鲁斯听见医生说道。

梅德罗上校的脸色变了。

“他的身体都成筛子底了，”医生补充说，“带着体内的铅弹，他能坚持那么久，是个奇迹。”

克鲁斯想：“现在轮到我了。”梅德罗上校那蓝里透绿、洞察一切的小眼睛将在军官中寻找他，一旦找到他，他便会听到可怕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示警？”他要撒谎，以上帝和他的亲娘发誓，他示了警，开了枪，而且喊叫了。但是，几秒钟过去了，梅德罗上校依然坐在板凳上，看着那嘲笑着他死去的强盗的尸体。

“克鲁斯在这里，阁下。”他听见奥利维拉长官说。

现在，现在轮到他了。军官们闪开一条路，让他走到旅长的跟前。旅长站起身，看着他。他看到——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梅德罗上校的表情缓和了，尽力向他微笑。他也满怀谢意地向旅长微笑。

“这么说是你抓住他的？”上校问。

“是的，阁下。”克鲁斯口气坚定地说。

“你就把这件事干完吧，”梅德罗对他说，用有力的动作将自己的马刀递给他，“剜他的眼睛，割他的舌头，然后砍下他的脑袋，从街垒上扔过去，让活着的土匪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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