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喷嚏、浑身疼痛、呼吸困难和体弱无力反而使他产生了摆脱恐惧的能力。他觉得炮击与自己无关，对死亡也无动于衷了。那女人的双手、低语和气息，她的手指对他的头颅、前额、眼睛的抚摩，使他完全平静下来，回到了依稀记得的童年。他已经不打喷嚏了，但鼻孔发痒——两处开口的溃疡——表明它们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在那深沉的陶醉中，他想起了往事，想起了过去犯病时曾有过死亡临近的念头，想起了巴伊亚那些放荡不羁的夜晚。那些突如其来的喷嚏仿佛有意在提醒他，他常常中断那消磨时光的夜生活，是因为他打喷嚏总是引起朋友们，也就是那些诗人、记者、流浪汉、演员等夜游神的哄堂大笑。他想起了自己怎样开始吸乙醚，因为在那些使他精疲力尽、自惭形秽、神经紧张的打击之后，乙醚给他带来了安静；后来鸦片又以暂时充满幻觉的安宁将他从喷嚏中解救出来。那个女人——他年轻时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如今她是卡努杜斯的神职人员——的柔情、细语、安慰和气味好似和鸦片、乙醚一样，是一种温柔的、催眠的东西，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陶醉。他自问儿时那不相识的母亲可曾这样抚摩过自己，可曾使他对世上的危险处之泰然、无动于衷。他的脑海中也浮现帕德雷斯·萨莱西亚诺斯学校一排排的教室和院落，由于他的喷嚏，他在那里无疑和矮子及在场的丑八怪书记官一样是他人的笑料和牺牲品，是冷嘲热讽的对象。由于喷嚏折磨和视力低下，他被排除在体育、游戏和远足旅行之外，被当作残障，因此变得怯懦起来。由于那控制不住的鼻子，他不得不使用床单那样大的手帕；同样由于这个毛病和迟滞的眼神，他不曾有过女友、恋人和妻子——由于总是感觉自己过着滑稽可笑的生活，他不敢向爱慕的姑娘表白爱情，不敢把自己为她们写的诗歌寄出去，只好胆怯地一一撕掉。由于那鼻子和近视，他只拥抱过巴伊亚的妓女，只知道那短暂的、肮脏的商品式爱情，结果两次染上了淋病，接受探针治疗时疼得他尖声怪叫。他也是丑八怪、瘫子、残障和畸形人之一。他来到了世界上瘫痪者、不幸者、畸形者和受难者聚集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他缩成一团，失声痛哭，抓住世人之母的双手，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厄运和不幸一边流着涎水抽泣啼哭，一边急切地倾诉着过去与现在的痛苦和绝望，倾诉着青春逝去的悲伤，倾诉着体力和脑力付诸东流的哀怨。他以从前对自己都不曾有过的推心置腹向瓜德拉多讲述着。他还告诉她，他不曾享受过爱情，没有成为自己渴慕成为的剧作家和诗人，现在又知道自己将以有生以来最愚蠢的方式离开人间，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悲。只听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公道，不公道，太不公道了。”他发现她在吻自己，吻自己的前额、面颊、眼皮，细声细气地讲着温柔、甜蜜、不连贯的话，就像人们为了用声音使初生婴儿快活、幸福而对他们讲的话。他真的感到一种极大的宽慰，一种美妙的感激之情，听着这些具有魅力的字眼：“宝贝儿，宝贝儿，孩子，小鸽子，小羊羔……”
但是他突然被抛回了现实中，抛回残酷的战争中。一声掀翻房顶的、雷鸣般的爆炸声使他一下子看到了天空、闪耀的太阳、云彩和晴朗的早晨。木片、砖块、碎瓦和弯曲的钢筋四处纷飞，近视记者觉得浑身上下、脸上、手上都被卵石、土块和石头击中。然而无论是他还是瓜德拉多或利昂·德·纳图巴都没有被压伤。他们站立着，紧靠着，拥抱着，而他竭力在口袋里找破镜片。他以为压碎了，那么今后连那一点点方便也没有了。然而镜片还在，依然如故。他一直抓着圣诗班的指挥和利昂·德·纳图巴，从他们受伤害的形象上，他渐渐觉察到轰击带来的灾难。除了房顶，正面的一堵墙也倒塌了，只剩下他们所待的角落。库房变成了一堆瓦砾。从倒塌的围墙上方，他看到了其他的瓦砾、硝烟和奔跑的人影。
这时，那里挤满了武装的人，戴着袖标和蓝色头巾。其中，他隐约看见若安·格兰德半裸、结实的形象。记者的瞳孔紧贴着镜片，当看到若安·格兰德拥抱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时，他发抖了：他们要把他俩接走了，自己将被抛弃在这片废墟上。他抓住那位女人和纳图巴，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哭泣着祈求不要撇下他。当大黑个儿若安·格兰德命令撤离时，世人之母便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在后面。
杂乱无章，烟雾弥漫，声音嘈杂，堆堆瓦砾。他在一片混乱中小跑。他已经不哭了，感觉全都集中在那危险的任务：躲避障碍物，以免碰撞、溜滑、跌倒、松开那女人。从大广场到教堂，他走过几十次，却什么也认不出了：断壁、坑穴、石块、这里那里的杂物、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在射击、奔跑、怒吼。他听到的不是炮击，而是枪声和婴儿的啼哭。他不知在何时、何地松开了那个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抓着她，而是抓着另一位体态不同、小跑着、和自己一样气喘吁吁的人——利昂·德·纳图巴。他们被甩在后面。他用力抓住利昂·德·纳图巴，一点也不能放松，要是放开就全完了。当他跑着、跳着、躲闪着的时候，只听利昂求他别再跑了，求他可怜自己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近视记者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以为是断墙，其实是人墙。他感到被截住、推开，这时他听到那个女人要人们放他进去。人墙打开了，他觉察到周围有木桶、沙袋和正在射击、高声说话的人。他从大木桩做成的一扇小门进去，走到世人之母和利昂·德·纳图巴所在的荫凉处。瓜德拉多摸着他的脸，对他说：“就待在这里，别怕，祈祷吧。”随后他看到她和利昂·德·纳图巴在第二扇小门那里消失了。
他瘫倒在地。他感到精疲力尽，又饥又渴又困，急于忘掉那场噩梦。他猜想：“我在圣所。”他又想：“‘劝世者’就在这里。”他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吃惊，心想自己是享受特权的人，能这么近地看到、听到席卷巴西的风暴的中心，能看到那个在全国最出名、最被仇视的人并听他讲话。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他能有机会向外界报道？他竭力想听到圣所里在说什么，然而外部的嘈杂使他什么也听不见。从芦苇中透进来的阳光是明亮的，强烈的，温度很高。政府军大概抵达了这里，大街上在进行战斗。尽管如此，在这阴暗、孤单的堡垒中却笼罩着深沉的寂静。
门框“吱”地响了一下，他隐约看见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的身影。她在记者的手上放了一碗饭和一个盛有液体的罐头盒。他喝了，发现是牛奶。
“世人之母在为您祈祷，”只听见她说道，“赞美‘劝世者’好耶稣。”
“赞美。”他说，没有停止咀嚼和吞咽。在卡努杜斯，他一吃东西，下颌就疼，好像由于缺乏练习而变得僵硬了。这是一种喜人的痛苦，因为身体感到舒服。吃完，就侧身躺在地上，枕着胳膊睡着了。吃和睡，这是现在有的幸福。枪弹声忽近忽远，好像在周围飞舞，还有急促的奔跑。莫莱拉·西塞上校瘦小、紧张、苦行僧式的脸庞就在这里，就像他多次骑马走在记者的身边或在饭后的晚上在军营里谈话。他毫不迟疑地听出了上校的声音，铿锵有力的语调：为了使共和国减少牺牲，总攻前要进行炮击，一有脓包就要立即毫不留情地挤破，否则炎症会使整个肌体溃烂。同时他知道射击会使伤亡增多，破坏加重；想着自己会不会被践踏，武装的人会不会从自己身上越过，会不会带来他情愿弄不懂的战争的消息，因为那全是坏消息。
当证实那咩咩的叫声是一只舔着自己的手的白羊发出的，他确信已不在做梦。他抚摩着毛茸茸的羊头，那动物任他摸，不惊不怕。在他身旁，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他把眼镜贴到眼前，睡觉时他一直拿在手里。在摇曳的光线中，他辨认出华金神父和一位穿着白色长袍、戴着蓝色头巾的赤脚妇女的身影。贡贝的神父双腿夹着一支步枪，脖子上挂着一条子弹带。从他能感觉到的一切看来，这是一副经历了战斗的人的模样：稀疏的头发蓬乱不堪，被泥垢粘得又挺又硬；长袍成了破布条，系凉鞋的已不是牛皮鞋带，而是一条小绳。他显得筋疲力尽，正谈着一个叫小华金的人。
“他和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一道弄吃的去了，”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知道，有若安·阿巴德在，全组人都会平安回来。他们都到瓦沙-巴里斯河的战壕去了。”他哽住，干咳了一声，“就是打埋伏的战壕。”
“那么小华金呢？”女人重复问道。
是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关于她，有那么多的传说：说她能发现地下淡水，说她是华金神父的情妇。他看不清她的面孔。她和神父坐在地上。圣所的门敞开着，里面似乎没有人。
“他没回来，”神父低声说，“安东尼奥回来了，奥诺里奥和许多埋伏在瓦沙—巴里斯的人都回来了。小华金没回来。谁也没告诉我，谁也没看见他。”
“至少，我想掩埋他，”女人说，“别叫他像没主的牲畜那样死在野地里。”
“也许他没死，”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既然比拉诺瓦兄弟和其他人能回来，小华金怎么就不能？也许他在塔顶上，或者在圣彼得罗的街垒中，要不就是和他哥哥在维拉庄园里。政府军还没能攻克那些战壕。”
近视记者很高兴，想向他打听胡莱玛和矮子的下落，然而他克制了，感到自己不该破坏这亲热的场景。神父和修女谈话的语气完全是听天由命、非常自然的。白羊舔着他的手，他欠身坐了起来，然而华金神父和那女人对于他醒着并听他们谈话并不在意。
“如果小华金死了，最好阿塔纳西奥也死了，”女人说，“在阴间，他们好搭个伴儿。”
他听到很近的地方在敲钟，听到无数的喉咙在合唱万福马利亚。战斗几乎进行了一整天，钟声、祈祷声和枪声混成一片，从未间断，有一些爆炸声就在他头顶。此时人们重视死更甚于生。他们已经在比无依无靠更加无依无靠之中生活过了，此时此刻，全部的奢望只是一个好的埋葬。怎样埋葬他们？也许一个人如果活得像他此时此刻这样，死亡就是补偿的唯一希望，就像“劝世者”所说，是一种欢乐。贡贝的神父看着他：
“孩子们不得不去杀人和被杀，两者同样可悲，”他听到神父说，“阿塔纳西奥十四岁，小华金还不满十三岁。他们杀人已有一年了，这不可悲吗？”
“是的，”近视记者吞吞吐吐地说，“可悲，可悲。我睡着了。战斗怎么样了，神父？”
“敌人在圣彼得罗大街被挡住了，”贡贝的神父说，“今天上午，在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修筑的那个街垒。”
“也就是说，在此地，在城里？”近视记者问。
“离这里三十步。”
圣彼得罗大街，那条将卡努杜斯从河流到墓地分开的街道，与大广场平行，是为数极少的、与它的名字相称的街道，离这里只有三十步，政府军就在那里。他感到冷。祈祷声时大时小，时隐时现，近视记者以为那声音停下时，又听到外面“劝世者”沙哑的声音或贝阿迪托短笛般的声音，妇女、伤员、老人、奄奄一息的人和正在射击的甲贡索人合唱的万福马利亚回答着他们。政府军的士兵们对那祈祷作何感想？
“一位神父不得不拿起步枪也是可悲的。”华金神父说，一面敲着武器，像甲贡索人那样将步枪放在膝盖上，“我从前不会放枪。马丁内斯神父也没放过枪，连杀死一关小鹿都不会。”
这是近视记者曾经见过的、在莫莱拉·西塞上校面前吓得要死、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吗？
“马丁内斯神父？”他问。
他看出了华金神父的犹疑不决。那么，在卡努杜斯还有别的神父。他想象着他们在装填弹药，瞄准射击。难道教会不是站在共和国那边吗？“劝世者”不是被大主教革除了教籍吗？各个教区不是都宣读了对卡努杜斯狂热的异教徒的谴责吗？怎么还会有神父为“劝世者”去厮杀？
“听见他们说的了吗？你听：狂热分子！塞巴斯蒂安分子！吃人的野兽！英国佬！杀人犯！是谁跑到这里来杀害儿童和妇女、砍掉人们的脑袋？是谁逼得十三四岁的孩子变成了好战分子？您好生生地在这里活着，不是吗？”
他吓得浑身哆嗦。担心华金神父会把他交给甲贡索人，叫他们出气。
“您是和‘砍头队’一起来的，不是吗？”神父补充说，“然而我们给您吃的、住的，热情款待。政府军会这样对待彼得劳、帕杰乌或若安·阿巴德中的任何一个人？”
记者用哽塞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是，是，您说得对。人们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华金神父，我发誓，我发誓。”
“他们成十成百地死去，”贡贝的神父指着街道说，“为什么？为了信仰上帝，为了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法律。这是对无辜者的又一次屠杀。”
神父会痛哭流涕、又踢又闹、绝望得在地上打滚吗？然而近视记者看到他很安详，竭力克制，低着头，听着枪炮声、祈祷声和教堂的钟声。他相信还听见了军号声。他没有打消恐惧就怯生生地向神父问起胡莱玛和矮子。神父摇摇头，作为回答。这时，他听到身旁响起一个男中音，声若洪钟：
“他们在圣彼得罗大街帮忙修街垒呢。”
在圣所的小门旁边，破碎的眼镜片模模糊糊地给他勾画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形象，不知是坐着还是跪着，反正缩在沾满灰尘的长袍里，瞪着大而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他在这里待了半天还是刚刚露面？那个怪人，半人半兽，使他茫然无措，以致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对他说。尽管从木桩的缝隙中透进一道微弱的光线，照在卡努杜斯的书记官浓密蓬乱的鬈发上，他还是几乎看不清利昂·德·纳图巴，因为阳光已经暗下来。
“‘劝世者’说的话我全记录了，”只听他用悦耳动听、节奏鲜明的声音说，尽量客气地走向记者，“他的思想、他的劝告，他的祈祷、他的预言、他的梦想。这是为了后人，好给《圣经》再添一部福音。”
“是的。”近视记者精神恍惚，喃喃地说。
“但是在贝罗山已没有纸墨，最后一支笔也折断了。不能使他的话流芳百世了。”利昂·德·纳图巴接着说，毫不苦恼。这种心安理得的表情是近视记者曾经在此地人的身上见过的，他们就是这样处世的，似乎不幸如下雨、黄昏、涨潮等自然现象，反抗它们是愚蠢的。
“利昂·德·纳图巴是极聪明的人，”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上帝把从他的腿上、背上和肩上去掉的东西都弥补在他的智慧上了。是不是，利昂？”
“对。”卡努杜斯的书记员点头称是，近视记者——利昂的那双大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确信这是真的。“弥撒缩写本和圣母祷词我读了许多遍，还有从前人们作为礼物带给我的一切杂志和书籍，我都读了许多遍。这位先生也读过许多书吗？”
近视记者感到特别别扭，真想跑出去离开这里，尽管会碰上枪弹。
“读过几年书。”他不好意思地回答，心想：“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近几个月来他发现的一件事：文化、知识、谎言、绊脚石、遮眼罩。念了那么多书，却对帮助他逃走、摆脱这个陷阱毫无用处。
“我知道什么是电，”利昂·德·纳图巴骄傲地说，“如果这位先生想学，我可以教他。而这位先生，同样，可以教我我所不懂的事情。我知道什么是原理或阿基米德定律、木乃伊是如何制成的、天体之间相距多远。”
在不同的方向同时响起了强烈的枪炮声，近视记者发现，多亏了枪炮声，那个人默不作声了。他的声音、他的接近、他的存在真叫人反感。为什么有人只是想说说话，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品德、情操以赢得同情，却使他那么不愉快？“因为我像他，”他想，“因为我和他在同一条锁链上，而他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贡贝的神父跑向外面的小门，打开，射进来傍晚的光线，照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另一些特征：深色的皮肤、瘦削的脸形、下巴颏儿上的一绺胡须、钢铁般坚毅的眼神。然而他的体形不堪入目：脸陷在两个皮包骨的膝盖里，脑后的驼背像脊背上背着一个包袱，手和脚又瘦又长，像蜘蛛的脚。一个人的骨骼怎么会折叠得那么畸形？那脊梁、肋骨和骨骼被扭得多么离奇！华金神父喊叫着和外面的人说话：敌人又发起一次进攻，有地方请求增援。神父回到房间里，记者隐约看到他拿起了步枪。
“他们从圣西皮里亚诺和圣克里斯宾进攻街垒，”他听见神父在喘气，“到基督圣堂去吧，你会受到更好的保护。再见，再见，愿圣母拯救我们。”
神父跑出去了。近视记者看见修女抓住小白羊，它吓得咩咩叫。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问利昂·德·纳图巴愿不愿意跟她一起走，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要留在圣堂。而他？他自己呢？和那怪物一起留下吗？跟那女人跑出去吗？可是她已经走了，小木房里又笼罩着一片黑暗，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枪声越来越紧。他想象着政府军通过了沙石筑成的街垒，践踏着尸体，洪水般迫近他所在的地方。
“我不想死。”他一字一板地说，感到哭都哭不出来了。
“如果先生愿意，我们立个协定，”利昂·德·纳图巴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和玛丽亚·瓜德拉多立了协定，可是她没时间回来了。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近视记者哆嗦得张不开嘴。在密集的枪声中，他听见钟声与万福马利亚悠扬的赞美声，就像一支缓慢的、时隐时现的乐曲。
“为了不被铁器打死，”利昂·德·纳图巴向他解释说，“铁器捅进喉咙，像宰牲口放血般将人杀死，对尊严是极大的侮辱。这会折磨人的灵魂。先生，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利昂等了一会儿，由于记者没有回答，他便明确地说：“一旦感觉到他们到了圣所的门口并肯定要进来，咱们就互相杀死。每人都堵住对方的嘴和鼻子，直到肺炸了为止。要不然就用手掐死或用凉鞋带勒死对方。我们立这个协定吗？”
枪声打断了利昂·德·纳图巴的话。近视记者的脑袋像开了锅，闪现出来的一切念头无论是矛盾的、危险的还是凄惨的，都加剧了他的苦恼。他们在沉默中听着枪声、奔跑声和嘈杂声。光线迅速地暗下来，他已看不清书记员的面容，只能勉强看出他朦胧的轮廓。他不能立那个协议，他办不到。一听到政府军到了，他就会叫起来，说他是甲贡索人的俘虏；就会喊救命、帮忙、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就会扑向那手足不分的怪物，按住他并把他献给政府军，以证明自己不是甲贡索人。
“我不明白，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回事？”只听记者抱着头说道，“待在这里干什么？在他们包围之前，为什么不逃跑？在老鼠洞里等着他们来杀你们，真是发疯了。”
“没处逃，”利昂·德·纳图巴说，“我从前逃过，所以才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藏身的地方，没别的地方了，现在他们连贝罗山也不放过。”
枪声压倒了利昂的声音。天几乎全黑了，对于近视记者来说，夜晚似乎来得更快。他情愿死，也不愿再过一个像前一天那样的夜晚。他产生生物惯有的、痛苦的急迫感：要待在他的两个伙伴身边。他很不理智地决心去寻找他们，一面磕磕绊绊地向门口走去，一面喊道：
“我去找我的朋友了。我要和我的朋友们死在一起。”
他推开小门，一阵凉风迎面扑来。他凭直觉意识到，在弥漫的硝烟中，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卧倒在街垒后面保卫着圣所。
“可以出去吗？可以出去吗？”他乞求道，“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可以，”有个人说，“现在枪声停了。”
他扶着墙壁刚刚走了几步，突然被什么软软的东西绊倒在地。他一爬起身，便被一个女人抱住。她很瘦，紧紧地贴在他的怀里。尽管她没开口，但光凭气味，凭她那喜出望外的劲头，他就知道那女人是谁。他一拥抱那个同样拼命拥抱自己的女人，恐惧就变成了兴奋。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分开。他们互相亲吻着。“我爱你，”他含含糊糊地说，“我爱你，爱你。对死，我已经不在乎了。”他又问起了矮子的下落，一面仍反复说他爱她。
“我们找了你一整天，”矮子抱着他的双腿说，“整整一天。你还活着，多么让人高兴啊！”
“我也对死不在乎了。”胡莱玛说。两个人的双唇仍在亲吻着。
“这是烟火匠的家。”阿瑟·奥斯卡将军突然叫道。正向他报告进攻中（按照将军的命令，进攻暂停了）伤亡情况的军官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将军指着做了一半的大爆竹，它们是用竹桶和木块做的，架在龙舌兰上，分散在住宅的四周。“就是给你们准备烟火的那个人。”
在政府军花了几乎十二个小时才攻克的那八个街区——如果那无法辨认的一堆堆瓦砾还可以叫做街区的话——中，这座被木桩隔开的单间茅屋是唯一差不多可以算是立着的，因此被选定为司令部。围在远征军司令官周围的传令兵和军官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为艰巨的一天做总结时谈论烟火。他们不知道烟火是奥斯卡将军的秘密弱点，是他童年时的怪癖顽症。在彼阿乌依时，他不放过任何一次爱国庆祝活动，让人们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燃放烟火。在来这里的一个半月中，他曾从法维拉山顶羡慕地欣赏夜晚的宗教仪式，欣赏卡努杜斯天空中瀑布般的光焰。准备如此精彩烟火的人是一位能工巧匠，在巴西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过上舒适的生活。烟火匠在今天的战斗中死了吗？他这样想着，同时倾听着或出出进进或待在那间小屋里的上校、少校、上尉报告的数字。小屋已经被阴影笼罩，他们点燃了一盏油灯。一些士兵在面朝敌人的墙壁前面堆着沙袋。
将军计算完毕。
“比预想的还坏，先生们。”他对那扇形的人群说。他胸中压抑，感到军官们在期待着。“一千零二十七人阵亡！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了二十三名军官，包括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看到了吗？”
无人回答，然而将军知道大家完全明白，这样的阵亡数字等同失败。他看到了部下的沮丧、愤怒和惊讶，有些人的眼睛灼灼闪光。
“继续进攻可能意味着覆灭。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奥斯卡将军对甲贡索人的抵抗感到震惊，估算到救国军的伤亡已极为惨重，加上泰尔和马丁内斯上校的死亡对他的打击，因而命令部队只是坚守已经取得的阵地。此时，军官中的许多人感到愤怒，将军因而担心有人会不服从命令，连他的副官，陆军第三营的平托·索萨上尉都抗议说：“胜利已唾手可得，阁下！”并非如此。阵亡三分之一，这是极高的、灾难性的比例，尽管攻克了八个街区并给狂热分子造成了损失。
他忘掉了烟火匠，开始和参谋部一起工作。他叫军官、副官和进攻部队的代表们退下，再次向他们重申坚守已克阵地，不能后退一步，筑起与敌对峙的街垒。那阻挡他们的街垒是几小时前当人们预见到城池不会失陷而建造起来的。他决定让守护法维拉山伤员的第七旅来增援“黑色战线”，这是军事行动中的新战线，已嵌入那暴乱的心脏。在油灯圆锥形的光焰下，他俯视参谋部绘图员特奥托尼奥·科里奥拉诺上尉绘制的地图，通过战报和他自己的观察了解形势。卡努杜斯已被攻克五分之一，这是从一直在甲贡索人手中的维拉庄园的战壕到被占领的墓地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墓地上的爱国力量距圣安东尼奥教堂已不到八十步。
“战线不过一千五百米长，”吉马良斯上尉毫不掩饰失望，“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包围住，连四分之一都没围住。他们能够出来、进去，接收装备。”
“没有增援，我们就不能延长战线，”卡雷诺少校抱怨说，“阁下，他们为什么把咱们扔下不管？”
奥斯卡将军耸耸肩膀。从遭到伏击那天起，一到卡努杜斯，一看到部下遭受的伤亡，他就发出了全面告急的呼吁，甚至夸大形势和局势的严重性。上级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如果我们不是三千人，而是五千人，卡努杜斯早在我们手里了。”一名军官高声自语道。
将军使他们改变了话题，他通知他们，他要去视察前线和那天上午刚刚建立的救护医院，它靠近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甲贡索人一从那里撤出，医院就建起来了。离开烟火匠的家前，他喝了一杯咖啡，听着狂热分子们的钟声和万福马利亚的合唱，那和声近得使他难以置信。
五十三岁的奥斯卡精力充沛，很少感到疲劳。从清晨五点钟部队放弃法维拉山起，他就通过望远镜注视着进攻的每一个细节。他跟在先锋营的后面，废寝忘食，喝几口军用水壶中的水就心满意足了。午后，一枚流弹打伤了他身边的一个士兵。他走出茅屋。夜幕降临，一颗星星都没有。祈祷声淹没了一切，鬼使神差般止住了最后的枪声。尽管他下达了不许在战壕里点燃火堆的指示，然而在由四名军官护卫、缓慢而错综复杂的巡视中，在蜿蜒逶迤、如象形文字般弯弯曲曲、由部队用瓦砾、黏土、石头、罐头盒和一切能利用的东西和器具筑起来的街垒——那里的士兵们背靠砖堆坐成一条线，互相挤在一起睡着，有的还起劲地唱着，或者把头伸到墙上对那些躲在碉堡后面的匪徒进行谩骂；他们之间，一些地方才相距五米，另一些地方相距五十米，有的地方简直能互相碰着，对方大概在听着吧——的多处，奥斯卡将军还是看到了火盆，一群群士兵在用残羹剩饭烧汤，热一块块咸肉或让伤兵取暖，他们烧得浑身发抖，由于不幸的状况而没能被送到救护医院。
他与营连的军官交谈。他们精疲力尽，在所有人的身上，他都发现了同样的苦恼，夹杂着惊愕。他本人也对这场令人诅咒的战争中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感到惊奇。当他向一名旗手祝贺其在进攻中的英雄举动时又重复了多次说过的话：“我是在恶时辰里领命的。”
他在盖伊马达斯与缺乏运输条件、拉车牲畜和运粮车辆的鬼问题纠缠，后来又在那里耽搁了枯燥得要命的三个月。奥斯卡将军曾听说，军方和共和国政府将远征军指挥权授予他之前已有三位现役将军拒绝接受此任务。如今他明白了为什么让他来做此事。他曾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件美差，是一件使他完美结束戎马生涯的礼物。他一边和官兵握手，交换感想，夜色使他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一边想自己是多么愚蠢，竟相信上司将他从彼阿乌依军事长官的职位上——他去那里服役，十分安静地度过了近二十年——调出是奖赏，让他在退役前去领导一次光荣的军事行动：镇压巴伊亚州复辟独裁的暴乱。不，这并非对多次不给他晋升的补偿，也不是对他的功劳的最终承认——像宣布这次新的职务时他向妻子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其他将军不愿陷进类似的泥潭玷污自己，才把这个职务授予他。一种希腊式的礼物。当然是那三位将军做得对！难道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是被培养来对付这样一场荒谬绝伦、粗暴无礼、不讲任何作战规则和章法的战争吗？
城墙的一端，士兵在屠宰一头牛。奥斯卡将军坐到一圈军官当中吃几口牛肉，和他们谈起卡努杜斯的钟声和刚刚停止的祈祷。那是这场战争中的奇闻轶事：祈祷、宗教游行、钟声和匪徒们浴血奋战去捍卫的那些教堂。他又一次感到不自在。不管怎样，那些堕落的食人生番也是巴西人，也就是说，在实质上，他和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使他不舒服。但尤其使他（一名虔诚的教徒，严格地遵守宗教法规，怀疑自己不能晋升的原因之一是顽固地拒绝成为共济会成员）厌恶的是，那些土匪撒谎自称天主教徒。那些对信仰的表达（祈祷、宗教游行和对好耶稣的欢呼）使他迷惑、痛苦，即使里萨尔多神父在部队的所有弥撒中都声色俱厉地斥责那些无耻之徒，说他们在信仰上假冒伪善，是狂热分子和亵渎神灵的人。尽管如此，奥斯卡将军在敌人面前依然无法摆脱不自在的心境。那些敌人使得这场战争与自己所期待的如此不同，把它变成了宗教战争。然而使他感到茫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那不同寻常、无法预料的对手的仇视，他们使他丢了脸，没有像他接受使命时坚信的那样一击即溃。
夜里，他穿过通向瓦沙—巴里斯救护医院的空地视察街垒归来后，对敌人更加仇恨了。归途中，他看到那些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它们参与了整个进攻，不停地向那座钟楼轰击，敌人正是从那里给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奥斯卡将军和炮兵们谈了一会儿。尽管已是深夜，他们仍在埋头挖掘工事，加固阵地。
视察过干涸河道岸边上的救护医院后，奥斯卡将军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必须克制自己，使医生、护士和危重病人看不出来。他暗暗庆幸这时的昏暗，因为提灯和篝火仅照亮他身边种种场面的一小部分。伤员们比在法维拉山时更加缺乏保护，他们像刚被运到时那样一群群地躺在泥土和碎石上。医生们向将军解释说，最糟糕的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里，大风常把红色烟尘刮进敞开的伤口，没有东西包扎，不能消毒，也不能缝合。哀怨、呻吟、哭泣和发烧引发的胡话到处可闻，臭气熏天，呛得那个陪同他的科里奥拉诺上尉突然犯了胃痉挛。将军听他一面打嗝，一面表示歉意。每走一段路，他都停下来对伤员说些热情关怀的话，拍拍这个的肩头，握握那个的手，夸奖他们勇敢，以共和国的名义感谢他们做出的牺牲。但是当他们走到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的尸体面前停下脚步时，将军沉默不语了，因为他们将在明天下葬。前者是在渡河进攻时胸部中了一枪而丧命，后者是在傍晚身先士卒攻打甲贡索人的掩体的在一场肉搏战中阵亡。人们告诉他，这位上校浑身全是匕首、矛头、砍刀制造的伤口，他的生殖器、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每当这样的时刻，听说一位出色、勇敢的军人受到那种凌辱，奥斯卡将军就想对所有被俘的塞巴斯蒂安分子说：采取灭绝政策有两层正确性：一方面，他们是强盗而不是士兵，如果是后者，他能使他们尊重荣誉；另一方面，口粮不足使他别无选择，因为若让他们饿死将更残酷，若剥夺爱国者的口粮来供养魔鬼则更荒唐。他们将重现在那位上校身上所犯下的罪行。
巡视结束时，他在一名可怜的士兵面前停下。两位护士正按着这名伤兵给他截去一只脚。外科医生蹲在那里拉锯，将军听见他要求给他擦去眼睛上的汗水，可无论如何还是看不大清楚，因为又起风了，篝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医生站起身时，将军才认出那是年轻的圣保罗人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当奥斯卡将军返回时，那大学生饱经忧患的瘦削面孔一直跟随着他。年轻的圣保罗人的忘我精神受到他的同事和患者的赞扬。几天前，这个他还不认识的青年跑来自首：“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接受处罚。”他的副官平托·索萨上尉也参加了接见。当上尉听罢医生出于怜悯而在朋友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并且知道了那军官的姓名时，脸都青了。那场面使将军颤抖起来。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用沙哑的声音说明皮雷斯·费雷拉上尉的情况——双目失明，失去双手，肉体和精神都被摧毁了，为了结束痛苦，乞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以及医生做完此事后所感到的内疚。奥斯卡将军命令他要绝对保密并继续工作，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此案。
将军回到烟火匠的家，躺在吊床上时收到了刚从法维拉山回来的平托·索萨上尉的报告。第七旅一早已前来增援“黑色战线”。
奥斯卡将军睡了五个小时。第二天早晨，他喝着咖啡吃了一把玉米面饼干，这是他储藏室中的珍宝。他感到疲劳解除，精力充沛。整个前线笼罩着奇怪的寂静。第七旅的各营就要开到了，为了掩护他们通过开阔地，将军命令克虏伯大炮轰击钟楼。开头的几天，他在要求上级在派遣增援部队的同时，就给大炮配备莫内达·德·里奥工厂生产的七十五毫米钢弹头特制霰弹，用以在9月6日这天打穿敌堡的外壳。为什么上级不理睬他？他向上级说明了榴霰弹和汽油弹都无法摧毁那些用顽石建造的塔顶。他们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只有稀疏的枪声。奥斯卡将军一整天忙于将第七旅的生力军布置在“黑色战线”上。在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他坚决主张如援军不到决不发动新的进攻。他将坚持一场阵地战，主张从右翼——从表面上看，那里是卡努杜斯最薄弱的环节——发动局部进攻，稳扎稳打而不暴露全军。他还决定向圣多山派出一支部队，将凡是能忍受旅途劳顿的伤员都送去那里。
中午，当人们正在将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上校安葬在河边的同一个墓穴中并立上两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时，有人给将军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刚刚，内利上校在“黑色战线”的一个十字路口大便时，臀部被一枚流弹打伤。
那天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将奥斯卡惊醒。甲贡索人攻打开阔地上的两门七十五毫米克虏伯大炮，步兵三十二营飞奔前往增援炮兵。黑暗中，甲贡索人从哨兵的眼皮底下越过了“黑色战线”。战斗十分激烈，持续两小时，伤亡很大：七名士兵死亡，十五名负伤，其中有一名少尉。然而义民中有五十人死亡，十七人被俘。将军决定去看望他们。
黎明时分，一道彩虹装点着山峦。寒风刺骨，以致将军快步巡视开阔地时穿上了披风。幸好大炮完好无损。然而战斗的残酷和战友的伤亡使炮兵和步兵们怒不可遏，所以奥斯卡将军看到俘虏们都被打得半死。俘虏都很年轻，有的还是孩子，其中有两名妇女，个个瘦得皮包骨。奥斯卡将军证实了众俘虏的供词：匪徒口粮奇缺。他们告诉他是妇女和儿童在射击，因为男人们忙着用矛头、大锤、木棒和石头去毁掉大炮或用沙子填塞炮膛。好兆头，这是他们第二次图谋此事，大炮成了他们的心病。妇女和小孩一样，穿着破蓝布衣裳。在场的军官们对这极端的野蛮感到厌恶，认为派小孩子和妇女前来是人间卑鄙之最，是对战场道德和军事艺术的嘲弄。离开时，奥斯卡将军听说俘虏们得知将被处决时都高呼“好耶稣万岁”。是的，三位不肯前来作战的将军早就知道会作些什么。他们预料到将与妇女和儿童打仗，并且因为他们杀人，还得把他们杀掉；妇女和儿童高呼“耶稣万岁”而死。这一切对任何一名士兵而言都不是开心的事情。他口中苦涩，好像嚼过烟草。
那天，“黑色战线”无战事。因此，远征军司令想，援军到来之前，会按照这样的常规度日：零落的枪声从两个互相挑衅、阴沉忧郁、犬牙交错的街垒飞来飞去；争相辱骂的话会越过掩体飞向对方，尽管看不见对方的面孔；此外还有对教堂和圣所的炮击，现在的轰击时间之所以很短，是因为弹药不多了。实际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在法维拉山后搭起的圈栏里，几乎连十头牛都不到，还有几口袋咖啡和粮食。部队的食物已相当少，伙食标准缩减了一半。
然而那天下午，奥斯卡将军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一个十四口的甲贡索人家庭来法维拉山军营自动投诚。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消息使将军极为振奋，看来精神崩溃和饥饿正在瓦解那些食人生番。他亲自到法维拉山审问甲贡索人。他们是三位破产的老人、一对成年夫妇和肚子肿胀的瘦弱孩子，都是依布埃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回答问题时害怕得上牙打下牙），他们来卡努杜斯才一个半月，逃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对“劝世者”的崇拜，而是出于大军压境时所感到的恐惧。出逃时，他们让匪徒们相信他们是去通往科罗罗波的路口挖战壕，直到前一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干这个。他们利用彼得劳的疏忽，逃出来，费了一天的时间到了法维拉山。他们向奥斯卡将军介绍了那洞穴中的全部情况，向他描绘了一幅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凄惨画面，比将军预想的——饥饿、到处可见的伤亡、普遍的恐惧——还要坏。他们保证，要不是若安·格兰德、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彼得劳等暴徒发誓要将开小差的人诛灭九族，人们早就投降了。然而将军对他们所说的并不全信。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极端恐惧，为了引起他的同情，什么谎话都说得出。他下令将他们关在牲口圈里。以这些人为样板，前来投降的人都可留得活命。他的军官也乐观起来，有些人预言在援军到来前，洞穴就会从内部瓦解。
但是第二天，部队却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从圣多山送来的一百五十头牛极其愚蠢地落到了甲贡索人手里。由于过分谨慎，也为了不成为从腹地招募来的向导的牺牲品（这些人几乎总是在敌人伏击时充当帮凶），保护牛群的长枪手连队干脆按部队参谋绘制的地图行军。好运气没有伴随他们。他们没有走通向法维拉山的罗萨里奥和翁布拉纳斯，而是误入康巴奥和塔博莱里诺，走着走着，突然陷进甲贡索人的战壕。长枪手们进行了卓绝的战斗，才免于被歼灭，然而牛全丢了，狂热分子们急忙用皮鞭把它们赶到卡努杜斯去了。从法维拉山，奥斯卡将军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不寻常的场面：在叛逆者响亮的祝贺声中，那一小股队伍奔跑着进入卡努杜斯，人声四起，尘土飞扬。他盛怒之下，一反常态地当众斥责了丢失牛群的部队军官。此次失败是他一生中的耻辱！为了惩罚甲贡索人（他们侥幸获得了白送的一百五十头牛），今天的炮击加倍猛烈。
由于食品供应出现危机，奥斯卡将军及其参谋决定派遣高乔长枪手——他们作为出色的牧牛人，声誉向来不坠——和步兵第二十七营“随便从什么地方以随便什么方式”去搞食物，因为饥饿在部队中已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傍晚，长枪手们赶着二十头牛回来。将军没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就命令立刻屠宰，分给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将军和助手们还下令改善两个军营和前线之间的联络，建立安全路线，设立哨卡和标志，并继续增援街垒。以他一贯的作派，还做好了伤员起程的准备，做了担架、拐杖，整顿了医疗队，拟订了要转移的伤员名单。
那天晚上，奥斯卡将军睡在法维拉山上的茅屋里。第二天早晨，他吃早点——咖啡加玉米面饼干——时发现下雨了。他张着嘴，观察那奇迹。这是一场暴雨，伴随着呼啸的大风。浑浊的雨丝被刮得摇来摆去。他出去淋透了衣服，欣喜若狂，看到整个军营都冒雨在泥里狂热地戏水。这是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雨，在几周的邪热和干渴之后是一次真正的福音。所有连队都把容器拿出来贮存这宝贵的甘露。他想通过望远镜看看发生在卡努杜斯的事，但浓云密布，连那钟楼都看不见。雨没下多久，几分钟后，又是夹杂着尘土的黄风。他曾想过多次，当这一切结束时，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使人意志消沉、头晕脑涨、无休无止的旱风。当他脱下皮靴，叫传令兵去掉上面的泥巴时，他将这没有绿色、连一花一草都没有的荒凉景色与在彼阿乌依驻防时周围茂盛的植物进行了对比。
“谁说我不会怀念我的花园？”他向正在筹划当天行程的平托·索萨上尉不打自招地说，“我从来弄不懂妻子对花的热情。她一天到晚地剪枝、浇水，我认为那是恋花症。现在，面对如此荒凉，我懂了。”
整个上午的其余时间，他一边和不同的下属处理军务，一边不时地又想起那迷人眼、令人窒息的风尘。这种折磨即使在茅屋中也不能幸免。他想：“要是不吃尘土加烤肉，就得吃烤肉加尘土，而且总是以苍蝇做调料。”
傍晚，一阵枪声使他从那些哲理中解脱出来。一伙甲贡索人从地下冒出来，他们好像在“黑色战线”下方挖了一条地道，突然扑向街垒的交叉路口，企图将它切断。对政府军来说，这是一场突袭，他们放弃了阵地。然而一小时后，甲贡索人被打退了。伤亡巨大，以致奥斯卡将军和军官得出了结论：袭击的目的是要保护维拉庄园的战壕。因此，所有军官都建议占领那些战壕，这将导致洞穴中的敌人更快地投降。奥斯卡将军将三挺机关枪从法维拉山移到了“黑色战线”。
那天，高乔长枪手又赶着三十头牛回到营房。部队美餐了一顿，大家的情绪都有所好转。奥斯卡将军视察了两所救护医院，那里正在做着运送伤员起程的最后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免事先出现丢人的场面，起程者的名单到了动身时才公布。
那天下午，炮兵们兴高采烈地给他抬来满满四箱七十五毫米的克虏伯炮弹，是一支巡逻队在路上发现的，这些炮弹个个完好无损，奥斯卡将军批准了法维拉山炮队负责人马塞多·索阿雷斯上尉的“烟火计划”。将军坐在炮手旁，像他们那样用棉花塞住耳朵，亲临射击六十发炮弹的现场，每一发都射向了叛逆者的中心阵地。在爆炸扬起的烟尘中，他迫不及待地观察着高高的庞然大物。里面挤满了狂热分子，尽管它表面剥落，弹洞累累，但依然顽抗。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简直像过滤器了，比著名的比萨斜塔的倾斜度还大，怎么竟然不倒塌？在整个炮击过程中，他焦急地等待着那座钟楼变成废墟。上帝应该送给他这件礼物，为他的精神注射一点激素。然而钟楼没有倒掉。
第二天早上，他站在晨光中送别伤员。六十名军官和四百八十名士兵远行，医生们认为他们都能够到达圣多山。其中有第二纵队的长官萨瓦赫特将军，腹部受伤使他刚到达法维拉山就成了废物。看到他离开，奥斯卡将军感到欣慰。尽管他们关系密切，但他在那位将军面前还是感到不自在，因为若没有他的援助，他确信第一纵队早就全军覆没，匪徒还会把他送往那种屠场。他们的战术是那么巧妙，虽然缺少证据，但是奥斯卡将军仍这样想：甲贡索人可能有帝国军官甚至英国人做顾问。尽管这种可能性在军官会议中没有人提起。
起程的伤员与留守者的告别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又哭又闹地丢丑，而是非常严肃。一些人默默地互相拥抱，交换地址；哭泣的人都竭力装作没有哭。他曾安排让每个起程的伤员分到四天的口粮，但物资的匮乏使他不得不减为一天。高乔人的长枪营和伤员们一起出发，沿途为他们提供给养；步兵三十三营护送他们。天刚破晓，将军看着他们走远：饥饿着，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一副寒酸相；许多人赤着双脚缓缓而行。他想，等他们到达圣多山——没有惨死在路上——情况会更糟，那时上级也许就会了解形势的危急并派援军来。
伤员们的起程给法维拉山军营和“黑色战线”留下凄凉、伤感的气氛。部队的斗志由于食物匮乏而低落，人们吃捕获的眼镜蛇、狗，甚至吞食烧烤的蚂蚁来充饥。
战争只限于街垒间从这一区域向那一区域零星射击。士兵们只限于从各自的阵地上互相窥测，看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头、一只手臂就爆发一阵枪击，但只持续几秒钟，然后又是令人麻木、昏昏欲睡的寂静。从钟楼和圣所里射出的冷枪使他眼花缭乱，这些子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射向士兵占据的住宅和废墟，穿透木桩和泥巴薄墙，往往杀伤正在睡觉或穿衣的士兵。
那天晚上，在烟火匠的家里，奥斯卡将军和平托·索萨上尉、内利上校（他已伤愈）及参谋部的两名上尉玩纸牌。在一盏油灯下，他们在箱子上玩，不料掀起了一场关于“劝世者”安东尼奥和匪徒的争论。一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军官说，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在于人种混杂，黑人、印第安人、葡萄牙人逐渐混血，使种族退化，以致智能低下，容易接受迷信思想，盲听盲信。这种意见遭到内利上校的强烈驳斥：难道在巴西的其他地方不是同样混血吗？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现象？他同莫莱拉·西塞上校的看法相同。他非常崇敬上校，简直奉若神明，认为卡努杜斯事件是共和国的敌人、帝国的复辟者、老牌奴隶制的卫道士和特权享受者们所为，他们煽动、蛊惑这些无知的可怜人，向他们灌输对进步的仇恨。“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无知。”他断言说。
奥斯卡将军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谈话。当问他的意见时，他感到茫然，迟疑片刻后，终于说道：是的，民众的愚昧使得贵族们得以煽动那些可怜虫，让他们奋起反对威胁他们利益的东西，因为共和国保障人人平等，和贵族制的世袭特权不相容。然而，他对自己的话从心眼儿里感到怀疑。别人离开，他在吊床上思考起来：如何解释卡努杜斯事件？是卡波克洛人血液里的毛病吗？是没文化吗？是习惯暴力、生来就抵制文明的野蛮天性还是与宗教、上帝有什么关系？没有答案。
第二天，他正在刮脸，既没有镜子也没有肥皂，用的是一把理发师用的、他自己在石头上磨的折刀。这时，他听到奔驰的马蹄声。他曾下令在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之间来往要步行，因为骑手是钟楼上的敌人极易射中的靶子，因此出来训斥违反命令的人，却听见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刚刚抵达的三名骑手平安通过了开阔地，在他身旁下马的上尉将鞋后跟磕得直响。他自我介绍是季拉德将军增援旅的侦察队长，援军先遣队两三个小时后就会到达。上尉还补充说，季拉德将军的十二个营的四千五百名官兵已迫不及待地等候命令，准备打垮共和国的敌人。他的——也是巴西的——卡努杜斯噩梦，终于……终于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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