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卑微的作者，很久以前在两家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另一篇长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个字，也包括标点符号。

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有几个构思在我脑子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它们不是好邻居，经常吵架，我知道它们都期望自己第一个写出来。我劝说它们，谁第一个写出来不重要，谁写得最好才重要。可是它们对我的写作能力缺乏信任，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抢在第一个被写出来，就会胎死腹中。它们争吵不休，让我二十年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当然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把握写出来以后能否正式出版。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门，沿着斑驳的水泥楼梯走到五层，轻轻敲响这家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虚掩之门，里面一个女声说：

“请进。”

我推门进去，编辑室里有十多张书桌，当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编辑坐在里面，男编辑看上去二十多岁，女编辑有四十多岁了，女编辑问我：

“你找谁？”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张书桌上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又看看墙角里堆成小山似的书稿，我注意到桌上的书稿信封上都写着编辑的名字，墙角里的书稿信封上没有写编辑的名字，只写出版社的名字。年轻的男编辑坐在门口的书桌旁，我看见堆在他桌上的书稿信封上写着孙强收，就说：

“我找孙强编辑。”

女编辑指指年轻的男编辑说：“他就是孙强。”

这位名叫孙强的编辑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记忆里没有我的脸。我谦卑地微笑，从背包里拿出发表过我短篇小说的两本杂志，翻开后递给他，说明哪篇是处女作，哪篇是第二次发表。他的目光从两本杂志上扫了一下，冷淡地问我：

“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要说给他听听，如果他对其中的一个有兴趣，我回家就动笔。我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准备滔滔不绝讲述时，他对我说：

“我不是门诊医生。”

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迟疑之后还是向他讲述起我的第一个构思。我才说了两句话，他就不耐烦了，打断我说：

“我告诉你了，我不是门诊医生。”

“我知道，”我忐忑地说，“你是编辑。”

这时一个回收废纸的人拿着几个塑料编织袋走进来，好像和他们很熟悉的样子，进屋就指着墙角那堆小山似的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说：

“今天不多啊。”

他说着蹲下身子将那些书稿往袋子里装，孙强起身走出屋子，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我尴尬地坐在那里，那位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稿子写完寄到我们这里。”

我点点头，看看还在往袋子里装书稿的那个人，站起来走出屋子，走出这幢楼房。我站在大街上，看着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构思写出来寄到这里是什么命运，就是被那个回收废纸的装进塑料编织袋，卖给造纸厂回炉后再变成崭新的纸张。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见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编辑，他虽然没有说“我不是门诊医生”，可是同样没有兴趣听我讲述构思。他的态度比孙强友好多了，他动手翻了翻那两本不知名的杂志，直言不讳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无名作者，长篇小说写出来也是难以出版。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微笑地问我：

“你写小说是想出名呢，还是热爱文学？”

“热爱文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热爱文学就好办了。”他说，“你可以自费出版，印五百本送给亲朋好友。”

我有点动心了，问他：“印五百本多少钱？”

他说：“两万元可以出书了。”

“这么贵。”我失声惊叫，当时我一个月的薪水才两百多元。

“只有出版社才有书号，中国的出版社都是国营的，民营的不准有出版社，民营的出书只能到我们国营这里来合作。”

“如果我自己找个印刷厂印出来呢？”

“那就是非法出版物。”

“非法出版物危险吗？”

“把你抓进监狱里去。”

我起身离开这家不著名的出版社，心灰意冷走在街道上，然后心灰意冷走过了这些年的时时刻刻。

我曾经希望儿子继续我的未竟之业，可是他喜爱游戏。他上中学时，我弟弟送给他一个psp，他夜夜躲在被窝里悄悄玩游戏；现在他工作了，天天拿着手机公开玩游戏。我的侄女喜爱文学，我微不足道的文学基因没有直传给儿子，倒是横传给了侄女。我对待她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精心辅导她的小学和中学作文，她上大学的时候不需要我辅导了，她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散文，继而发表短篇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就像春天里花儿接连开放那样不可阻挡。

然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是我仰慕的那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孙强，那位当年说“我不是门诊医生”的编辑，那时是那家出版社的社长，亲自为她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孙强称她是张爱玲再世，媒体称她是美女作家。

这时候她怀孕了。此前我没听说过她有男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弟弟和弟媳也没有听说过，她就突然怀孕了。

她是中午睡醒后怀疑自己怀孕了。自从她成为作家以后就没在上午醒来过，她中午醒来洗漱一番，又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对父母说，她两个月没来例假了，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怀孕了。说完她走出了家门，没吃午饭。

我的弟弟和弟媳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弟弟问我弟媳：“她刚才说什么？”

我弟媳想了一下说：“她说去医院检查。”

我弟弟再问：“她是不是说去检查怀孕了？”

我弟媳点点头：“她是这么说的。”

“怎么可能呢，”我弟弟喊叫起来，“她没结婚，男友也没有。”

“她是没结婚，”我弟媳说，“会不会有男友了。”

“她跟你说过有男友？”

“没说过。”

“跟我也没说过。”

我弟弟给我打电话了，第一句就是：“你知道绵羊有男友吗？”

绵羊是我侄女的笔名，她在文坛小有名气以后，她的父母好像忘记她的真名了，口口声声都是绵羊。

“绵羊有男友了？”我拿着电话问，“她男友做什么的？”

“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男友，”他问，“你知不知道？”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他说：“绵羊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你说。”

其实绵羊不跟他们说跟我说的都是文学那些话。我说：“我不知道，她没跟我说过男友的事。”

他说：“你都不知道她有男友，她怎么就怀孕了。”

我听到弟媳在旁边说：“她是去检查，不一定怀孕。”

“怎么回事？”我问。

我弟弟在电话那头解释起来，我弟媳不断补充，我弟弟不耐烦了，冲着她说：“你别打断我的话。”

我弟媳一把抢过电话，对我说：“她没头没脑说一句可能怀孕了，就去医院了。”

我说：“她可能正在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不知不觉念出小说里人物的话。”

“有可能，”我弟媳说，“她当上作家以后经常有些不正常。”

我弟弟问我：“作家是不是都不太正常？”

“怎么说呢，”我说，“应该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你为什么一直都正常？”我弟媳问我。

“我哥算不上是作家。”我弟弟在旁边说。

“小声点。”我弟媳低声对他说。

我说：“不用小声，我听到了，我确实还不是作家。”

绵羊是下午四点左右回家的，把医院的化验单递给父母，告诉他们，她确诊怀孕了。面对父母惊慌失措的表情，她若无其事地吩咐他们，从现在起她要静养保胎，吃饭也在床上，除了上厕所，她不会下床，一直等到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下床。说完这些，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躺到了床上。

我弟弟和弟媳脑袋碰到一起，看起了化验单，看到怀孕检查那一栏里显示阳性。我弟媳跑过去推开绵羊卧室的门喊叫起来：

“你还没结婚，怎么就怀孕了？”

“没结婚就不能怀孕？”绵羊反问。

我弟媳求救似的看看我弟弟，我弟弟也喊叫了：“你什么时候有男友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什么时候有男友了？”绵羊仍然是反问。

我弟弟和弟媳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着，过了一会儿我弟弟问：“你没有男友？”

“没有。”绵羊回答。

我弟媳再次喊叫：“没有男友，你怎么可能怀孕？”

“我有情夫。”绵羊说。

我弟弟和弟媳张口结舌了，他们不知道绵羊说出来的情夫是什么意思，绵羊挥手让他们出去，对他们说：

“把门关上。”

他们站着没有动，还在想情夫是什么意思。

绵羊不耐烦了，她说：“我在保胎呢。”

这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让我过去。绵羊成为作家以后，我弟弟和弟媳脸上一直挂着骄傲的表情，就像贴着创可贴那么明显。现在他们愁容满面，让我觉得他们的脸好像没有洗干净。他们对绵羊咬文嚼字式的说话不理解，绵羊说自己没有男友有情夫，他们问我男友和情夫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想了一会儿后只能猜测起绵羊的意思，我说男友可能是指未婚的，情夫可能是指已婚的。

“什么？”我弟弟失声叫道，“绵羊做人家小三啦。”

我弟媳眼泪流了下来，她说：“太丢脸了，绵羊做了人家的小三，还怀上了人家的孩子，还要保胎，还要生下来。”

我安慰她：“现在的姑娘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现在的姑娘和有妇之夫好上的很多。”

她哭出了声音：“绵羊有了私生子，我们哪还有脸见人啊。”

我弟弟埋怨我了：“都是你，从小给她买文学书，培养她做作家，现在好了，做人家小三了。”

我说：“我是培养过她做作家，我可从来没培养过她做小三。”

他叫了起来：“她不做作家，会做小三吗？”

他蛮不讲理的逻辑让我很生气，我说：“你送给我儿子一个psp以后就把他毁了，他只知道玩游戏，一点事业心也没有。”

他说：“我宁愿反过来，你送给绵羊一个psp，我培养你儿子做作家。”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弟媳替我说话了，她指着我弟弟的鼻子说：“你懂文学，你能培养出作家来？”

我弟弟不说话了，我弟媳恳求我：“你去劝劝绵羊，她就听你的。”

我看了弟弟一眼，这小子歪着脑袋不看我，我心想算了，不和他计较。我走到绵羊卧室门口，举起手准备敲门时听到绵羊在里面打电话，我的手放下了。

绵羊在里面说：“我不出来见你，我要保胎……放心吧，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要生下来，我自己会把孩子养大的，不用你管……我说过了，我不出来见你，我要保胎……我累了，我要保胎。”

里面没有声音了，片刻后我觉得绵羊已经关上手机。她刚才的话证实我的猜测，她和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

我轻轻敲了几下门，绵羊在里面说：“我在保胎，别打扰我。”

“是我。”我小心翼翼说。

“是伯父？”

“是的，我可以进来吗？”

“嗯。”

我推门进去，绵羊靠在床上看着我，左手拿着手机，问我：“他们叫你过来的？”

我点点头，问她：“你好吗？”

“很好，”她说，“我怀孕了。”

“我知道。”

接下去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弟媳要我来劝劝她，可是没说劝她什么。

我傻乎乎站了一会儿后对绵羊说：“你好好休息。”

“嗯。”

我走出绵羊的卧室，轻轻关上门的时候，看到她对我亲切地微笑一下。我走回客厅，我弟媳急切问我：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劝她了吗？”

“让我劝她什么？你没说呀。”

我们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争吵把三个人都弄得晕头转向，现在我们觉得应该劝说绵羊把孩子打掉，让这件事情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弟弟脾气火爆，他骂骂咧咧说着要去找那个混蛋算账。我说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是要说服绵羊同意堕胎。我弟媳指责他，说他只知道发火，没有别的办法。我弟弟咽了一下口水，把满嘴的脏话也咽了回去。他们两个要我再去劝劝绵羊，我不愿意了，我说应该给绵羊几天时间，让她好好想想，也许过几天绵羊自己去医院堕胎了。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绵羊一直在床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进入了保胎程序。我弟弟和弟媳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她的卧室，其他的时候听到绵羊的手机响了，就悄悄站到卧室门外去偷听。很多电话都是绵羊所说的情夫打来的，那个情夫显然一次次要她出去见面谈一谈，因为绵羊一次次回答：

“我不出来，我要保胎。”

我弟弟和弟媳几次小心翼翼向绵羊打听那个男人的情况，绵羊几次说：“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有一次绵羊不耐烦了，她说：“是个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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