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赴纽约。大使和部长们以及主要翻译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头等舱内。他们在纽约就开始跟踪乔冠华的行踪，并且神通广大地获知了乔和他的代表团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机赴纽约。于是，克朗卡特赶到巴黎，订购了同一架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当我们最后登机，进入头等舱时，克朗卡特已稳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访的人物的到来。尽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礼貌地征询冠华意见是否能接受他采访，但这是一段横渡大西洋的漫长的飞行，如果拒绝采访，双方在这狭小的空间要共度十个小时，将会比较尴尬。当然，乔冠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使对方非常兴奋。他们拿出录音机，问冠华是否在意他们录音。那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台卡式录音机，其实是最早一代的砖头式的卡式机。采访结束后，克朗卡特取出录音带，诚恳地希望冠华接受他的小小的礼物——这台卡式砖头机。冠华请他干杯，他祝冠华成功。这是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接受的第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我们无不佩服美国新闻媒体的敏感和效率。
法国航空公司对于中国代表团乘坐他们的班机赴纽约十分高兴。他们也采取了保证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许他们过于谨慎，当我们在大约下午四点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法航的机组竟找不到打开舱门的钥匙。我们足足在飞机上等了约二十分钟，他们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细的钥匙。我们从机舱望出去，那天纽约天气十分阴沉，寒风凛冽，来迎接的人并不很多，大概是以新闻媒体为主。其余就是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随即前往先遣队准备的下榻饭店——罗斯福饭店。先遣队预先已包租了十四楼的半个层面。
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和熊向晖，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也那样新奇。从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装异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铺橱窗，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难以想象的。我们在旅馆稍事安顿，大家最渴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内没有暖瓶，于是大家找到我问我如何弄点开水。我查遍房中的“服务指南”，认为一定是打电话给那个叫“housekeeping”（管家）的部门。于是电话打到管家部，我说我们是十四楼的中国客人，我们要泡茶，需要热水。接电话的说：“你打开热水龙头就有热水。”我说我们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热的开水。他说那你就多放一会儿，水就会很烫的。我说我们不习惯用洗脸池龙头里的水泡茶。那个人说那你只有打电话到房内送餐部了（roomservice），我打到送餐部，我说我们每个房间都要泡茶的开水。他说没问题，马上送来。十分钟后，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服务员手捧一个精致的银色盘子，上面放一个同样精致的玻璃杯，其中盛着热水！而此时，这也就是温开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说这美国饭店怎么不给暖壶，我说今天就凑合吧！这几杯温开水价格不菲，是当做客房送餐计算的，外加小费！大家说这鬼地方真是资本主义，喝杯开水还算钱！第二天，代表团后勤组的头等大事是上街买电壶及暖瓶，并且腾出一间小房专供大家烧开水之用。
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那一天，当乔冠华到达联合国大会时，大门外已云集了许多记者。冠华由联合国礼宾司长迎接前往大会会场。记者蜂拥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抢占最佳位置。那一时刻，乔冠华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所有人都驻足观看，“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二十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对她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和美国一样，拥有否决权。
我常常奇怪，冠华的性格极易激动，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很多随行人员激动得要流泪时，他却十分从容，似乎是去开一个平常的会议。他保持了十分冷静、镇定的神态，坐进了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此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冠华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这联合国大厅内响起的乔冠华的笑声呼应着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声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谁能挡得住这乔冠华的笑声？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
然而，接下来的联大会议却充满艰巨的斗争。印巴战争在大会期间爆发了！年轻的中国代表团突然之间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自己的驻地，没有自己的保密通讯设备。中央离我们那么遥远，很难随时得到周总理指示，而战争又在快速进展。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至深夜、凌晨。我们与国内的联系一切都是明电明码，全部掌握在美国手中。幸而当时美国的态度与我们基本一致，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联支持的印度当局肢解东巴。在安理会内中美两国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军，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却想尽办法拖延表决。他们想拖到东巴首府达卡陷落，战争自然就结束了，印度就占领东巴了。此时，美国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来后再谈判撤军，但由于通讯的不便乔冠华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可以暂不要求撤军。安理会紧张地僵持着，中国要求停火、撤军，马立克说莫斯科没有指示，而前方战场上形势十分危急。这天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普通长途电话到代表团，批评乔冠华还在坚持撤军要求。周总理说现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战局。只要保住达卡，一切还有谈判余地。一旦达卡失守，东巴就被分离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现在美国人提先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先停火，停下来，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乔冠华连夜召开会议，商议新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但必须立即停火。苏联代表仍在拖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终于传来了印军攻克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一场分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以东巴分离出来为结局而告终。此时马立克在安理会发言说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当然这已毫无意义。停火已经实现，只是以巴基斯坦军队交出东巴投降印度为停火的代价。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都很失望。安理会通过了一张废纸的要求停火决议，巴方代表夏希愤起把决议撕碎，并率领全体巴代表团退出安理会。当时的气氛十分悲壮。
虽然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代表团匆促上阵，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一个安理会大国应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于这场初来联合国就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幸而有乔冠华才能在安理会上舌战马立克。但乔冠华自己却因这场斗争而疲惫不堪，身心的劳累使他焦躁、低沉；责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体能的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工作。
12月18日，乔冠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纽约回国。在从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冠华回顾一个月来在联大的斗争，心潮起伏，写下以下题为“心事”的诗句：
离却喧闹地，
天高夜寂寥。
倦极不能寐，
心事如波涛。
万人争握手，
一语动群僚。
帮腔虽有人，
主犯终难逃。
黄发小儿何足道，
徒识挥拳其咆哮！
苏修胡言固可耻，
美帝软弱亦可笑。
独有堂堂中国敢讲话，
一百多个国家同声讨。
君不见：
四海翻腾云水怒，
犁庭扫穴看明朝。
冠华后来加注：“1971年12月18日，从纽约到巴黎飞机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作报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乔冠华不负众望，载誉归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联合国，也让国际社会了解了新中国。他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涨。然而，在这踌躇满志的顶峰，也同时孕育着他日后的灾难。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酝酿第二十七届联大代表团时，向中央打报告建议由当时的外交部长任团长。冠华是想到急流勇退的。正如毛主席曾引用的诗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啊！但是报告被毛主席驳回，批示说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当时的外交部长心中不快，他在党组会上发牢骚说不相信联合国的事要什么专家。1973年中美决定互建联络处，冠华已深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他无法应对，想出去工作一段，因此正式向周总理、毛主席请命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这次又被毛主席否决，他亲自任命黄镇为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为此事他召见了有关领导，当场对黄大使说：“联络处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乔老爷，联合国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冠华从主席那里出来，我看得出心里有点沉重，主席的这个决定一定有人不高兴。不知往后的日子是否凶多吉少！
最终的结局是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出席二十六届联大后名扬天下，却在五年后的1976年趁他出席三十一届联大时被国内种种势力结合起来推向黑暗的深渊，我在《十年风雨情》中讲到了这段历史。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乔冠华为此作出的贡献也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掩埋，而掩埋不去的是乔冠华一颗忠诚火热的心。乔冠华晚年时喜欢抄写刘禹锡的诗句。“淘尽黄沙始到金”，他相信有一天强加于他的如黄沙般的谗言终会淘尽，金子还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