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返美国纽约，多数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儿妞妞。进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国东海岸两次。但是在这十多次的访问中，我尽量避免回到东河之畔的联合国！尽管时光的流逝多少冲淡了心中的痛，但是乔冠华的名字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每每见到联合国大厦我的心又会流泪！我难以忘记那河边的玫瑰园，冠华在会议空隙时最爱在那里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见冠华在草地上欣赏那里的雕塑；我更难抹去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安理会辩论的记忆，冠华独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国的力量。还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的咖啡厅里，只要冠华从会场出来休息，他的周围立即围满了各国代表，常常是两个人合坐一个矮凳，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听他讲话，听他豪迈的笑声。那时冠华还有一位美国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爱丽斯，是一位房地产中介商，专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介绍房产。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各国代表团驻地以及她推荐的房产。陈楚同志记不住她的姓名，总叫她“画地图的”。爱丽斯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金发碧眼，称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际活动能力。据说许多代表团都是通过她购买了驻地房产，所以她经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团驻地的招待会。爱丽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是想推荐她的房地产，但很快，她被团长乔冠华吸引，大家都认为爱丽斯爱上了乔冠华。这成为代表团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因为爱丽斯对冠华一往情深，只要冠华出现在哪里，她就会在哪里。冠华在大会发言，她一定会在听众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饰。冠华在咖啡厅，爱丽斯又追随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国人坦直的方式给冠华发了许多邀请，请他单独约会，到她家里去“喝茶”。遭到婉拒后，爱丽斯也会锲而不舍，跑到代表团驻地要求单独会见乔冠华。晚上不管冠华出席哪个招待会，都会看到爱丽斯的身影。这事后来弄得冠华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不好叫爱丽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的确成了一种干扰。记得有一次，冠华出席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招待会。到达后我们四面观察，告诉冠华今晚爱丽斯没有来。谁料，不到半小时，陈楚同志走过来，拉拉冠华的袖子，诡秘地用他的山东话调笑着说：“老乔啊！那个画地图的又来了！”我当时是冠华的翻译，急忙四处环顾，只见爱丽斯在不远处，眼睛正凝望着冠华。我们没有找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换了装束，一袭金黄色绣花的阿拉伯长袍，长头发散落在肩上，与平时的职业女性形象大不相同。
爱丽斯的故事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她每逢冠华生日都会寄来贺卡，也不知她从哪里查出的。记得有一年她的贺卡是一张通红闪亮的画面，远处半个光芒万丈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近处的沙滩上，一对泳装情侣的侧影手牵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的，热烈壮丽。爱丽斯会算星辰，她在贺卡中说冠华生日之夜的几点几分，她和他的两颗星辰将相会。我那时真的觉得爱丽斯这样痴情挺让人感动的，不过冠华说这是胡闹。有时，我觉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
前年，我在纽约遇到一位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朋友，谈起旧事，她居然认识爱丽斯，说她已退休，终身未嫁，现在独居在纽约。她还说爱丽斯曾多次打听乔冠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胜感慨，不知她是否是为了冠华终身不嫁？！我有种冲动，想把乔冠华后来的故事告诉她，但又想一个美国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呢？还是让当年征服联合国的那个乔冠华留在她的心上吧！
每当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即使不去联合国大厦，那点点滴滴的往日回忆也会涌现在眼前。我曾多次走过第五大道上那白色镶金色的彼埃尔饭店。它让我想起1971年那次，冠华初到联合国就遭遇了印巴战争这一区域性战争。当时的印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境内长驱直入，要一举拿下东巴。苏联当时支持印度，中美两国支持巴基斯坦，安理会内辩论十分激烈。巴基斯坦的大使夏希是个资深外交家，他后来曾任驻华大使。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巴方决定临时任命布托为总理兼外长，并立即派他来纽约参加安理会辩论。布托下榻的就是第五大道的彼埃尔饭店。
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带了我们一行人去机场迎接布托。对于从未到过美国的我们来说，肯尼迪机场的硕大无边使我们完全搞不清东南西北。我们上了一条滚动带，却听到广播说布托所乘的那班飞机已到，是在另一个门。那滚动带很长，望过去不知哪里是尽头。我们决定半道跳出来。于是一群穿着单调颜色的“毛制服”的红色中国男女外交官开始冒险在滚动着的传送带上爬栏杆往外跳，惹得众多美国旅客目瞪口呆，也气得机场警卫大声斥责，要把我们带走。我们出示了外交官护照，告诉他们我们来接一个国家首脑，走错门了。警卫无可奈何，只得放过我们。
布托到达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代表熊向晖等即刻去拜访，共商对策。我是翻译。我们匆匆赶到彼埃尔饭店，那里的看门的及服务员显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为我们开门引路。但是，等我们拜会完毕出来时，他们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同去的人中有人说在美国，周到的服务都要给小费，但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小费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谁都没有带钱，到了大门口只好自己开门。
我想，对1971年这桩同样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应当从头说起：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贺电并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后一半二十六届联大。那时从周总理到外交部都没有思想准备。实际上，我们当时也以为这个问题要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秋天二十七届联大时解决。消息传来，刻不容缓，我们需要立即答复吴丹。周总理与外交部商量后由外交部给中央提出了一个意见，大意是虽然联大通过了决议，但目前联合国被两个超级大国把持，成了他们的论坛，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意见被毛泽东否决，他说应当马上去。毛主席还亲自指定了由乔冠华任团长。
于是，形势大变。周总理兴奋不已，亲自主持了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乔冠华联大发言的讨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来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中国应当派代表团去出席。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提错一个意见，就会招来灾难，轻则批判，重则罢官审查，连共和国的总理也不得不十分谨慎。周恩来始终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泽东巨大光辉的阴影中，因此尽管派不派团去联大其实是个国际常识问题，但周恩来宁可扮演一个烘托“正确决定”的配角，由毛泽东来作出去联合国的决定。他把光辉留给伟人，把委屈留给自己。今天的人们评说周恩来时，有人说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评他不坚持原则。但我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不知道周恩来不这样做又能怎样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代表团定于11月10日启程赴纽约，从上海转机，先到巴黎，再转纽约。在此之前，由高梁带领先遣队赴美做准备。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及翻译都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除了乔冠华任团长外，急需决定一位副团长，他将留在纽约任常驻代表。在众多人选中，乔冠华推荐了黄华。黄于半年前刚刚赴任驻加拿大大使，因此周总理问乔如果把黄调去纽约，加方是否会有不满，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仅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调走。冠华力陈派黄华任常驻代表的理由，并说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后，这个建议被接受，决定通知黄华由加拿大直飞巴黎与代表团会合。
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主要成员，作了指示。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关照，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动身那日，首都机场热闹非凡，彩旗飘扬，上千群众欢送。在京政治局委员全体到场。那一日，乔冠华成为真正的英雄，数千双眼睛注视着他，欢呼声簇拥着他，人们把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给了这位才华出众的中国外交家。乔冠华登机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满了自信。他于次日（11月11日）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途中，心潮澎湃，难以成眠，写下了以下诗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万里大洋横渡，
一望长空尽碧。
此去欲何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年11月11日
冠华后来自己加注如下：“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另一首是：
百亩园中半是苔，
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知何在？
前度乔郎今又来！
1971年11月11日
冠华加注：“边缘战士指杜勒斯。1950年11月，我与伍修权出席安理会控告美帝，第一次见到他。”
我们随行人员对当时的情景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我们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中国被孤立二十年后，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国的使者出席联合国大会，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的代表将从我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此行不仅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艰险和困难。当时台湾虽已撤出联合国，但是他们同美国尚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大使馆”在华盛顿，“领事馆”在纽约。他们不会甘心失败。此外，美国对中国也仍视为敌对国，对于他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企图的失败也是耿耿于怀。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岁月悠悠，当年的一代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即使还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虽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回想起那燃烧激情的岁月，无限感慨！但每当我想到昔日的英雄乔冠华最后的凄凉结局时，我不禁想，当年乔冠华的无限风光也许恰恰埋下了他后来遭遇的祸根。记得冠华曾对我说，他深知党内论资排辈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头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先后被批判、处分，如果不是周总理惜才，保护了他，就不会有70年代为国增光的乔冠华，他恐怕早已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形势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造就了外交英雄乔冠华。历史证明，他是靠自己的才华、忠诚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世界的赞誉的。然而，却有一些比他资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愤愤不平，所以在后来乔冠华落难时，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过患难的“战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乔冠华晚年最大的悲哀！
乔冠华一行于11月10日到达巴黎，休整一夜后于翌日乘法航赴纽约。当时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他和冠华终生为友。在冠华最后遭到极不公平迫害时，黄镇是坚持公道的少数老干部之一。在冠华逝世后，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妇以及宫达非、柯华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给予我同情与关怀的人，我永远感激他们！那时，黄镇大使在他官邸给予冠华及其一行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最后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联合国后的工作方针。我记得官邸的会议室是一间全部都是暗红色装饰的舒适的房间。冠华与黄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促膝长谈至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