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我和克里斯蒂娜在罗威尔高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们俩的淡黄色头发居然奇迹般地变成了金色。我们发现我俩都有着姣好的肤色和一口迷人的牙齿。穿衣打扮和学校的各种活动成了我们最关注的事情，结识男孩子也很有趣。

最终，我应邀加入了学校神圣的哑剧表演俱乐部。（我写了大量的剧本，大部分都是悲剧，是我坚持要求创作的。）克里斯蒂娜是辩论队和荣誉社团负责人，内尔斯则在湾区那边的大学里读预备医科，已经是第四年了。

我们家的小宝宝卡伦已经六岁了，长成了可爱的小大人。坚毅的达格玛白天忙着收留流浪狗和流浪猫，晚上还要照顾它们。

我们家生活中的“外国人”特征渐渐消失了。只有在特别的日子，妈妈才做鳕鱼或者薄面包。她和爸爸几乎不怎么说挪威语了。他们学会了打惠斯特牌，还经常参加社区的牌局和聚会。

但是，斯坦纳大街上的房子从来都是真正的家，我们从没有把它看成“寄宿公寓”。虽然不断有新房客住进来，但他们都会住很久，到后来就成了我们家的家庭成员。

简·伦道夫和玛格丽特·伦道夫这两个身材小巧的老小姐，现在住在楼上后面一间阳光充足的卧房里。她们腼腆地告诉妈妈，她们一生中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开心过。她们是真正的淑女，早年曾是旧金山出了名的美人，不过，那是在她们亲爱父亲的钱财被人诈骗一光之前的事情。她们现在微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给妇女商品交易市场钩编精美复杂的串珠包袋。

身材魁梧、喜欢开怀大笑的格雷迪先生是个警察，他是个鳏夫，讲话带着有趣的爱尔兰口音。每个发薪水的日子，他都会给玛格丽特和简小姐带回一盒时髦的薄荷口香糖。他从来都不知道，温和的淑女们是无法容忍薄荷味的。我们年轻人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心怀感激的最终受益者。

爸爸用纤维板把地下室的房间隔了起来，开了一个窗户，铺上了光滑的松木地板。刘易斯先生和克拉克先生，还有斯坦顿兄弟俩跟爸爸一起给地板刷了油漆，大家都非常开心。爸爸在墙边打了几条长凳，以前的杜兰特小姐，即现在的萨姆·斯坦顿太太，给长凳做了一些垫子。伦道夫小姐们给所有的台灯都缝制了华美的灯罩。

詹诺教授弄来一架旧的练习钢琴。格雷迪先生把自己的一台老式留声机也贡献了出来。

内尔斯给这个房间起了个别名叫“欢乐洞屋”。几乎每天晚上大伙们都要聚集在那里，听留声机或者让教授弹上一曲，或者请詹诺夫人哼唱波兰摇篮曲。

我和克里斯蒂娜、内尔斯也会带我们的朋友到那里举办派对。我们觉得自己比我们所认识的其他年轻人都更加幸运，因为那些人只能在狭窄的房间或公寓里玩耍。

最新加入我们团体的人是约翰尼·肯莫尔先生和他的妻子——她虽然身体虚弱但依然秀美可人。最让人兴奋的是，肯莫尔先生是一名飞行员，他每个周日都要带人们飞越马里纳。每当肯莫尔先生去飞行时，他太太都会到厨房和妈妈坐在一起聊天，直到肯莫尔先生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爸爸喜欢谈论与飞行和飞机有关的话题，他喜欢听肯莫尔先生谈论他那无数次的冒险经历。每当这时，爸爸的眼睛就闪闪放光，还赞叹不已地一个劲直摇头。

“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飞翔，飞翔！”爸爸惊叹地说。

“那种感觉确实很棒。”肯莫尔先生表示赞同。

“飞翔，像鸟儿一样高高飞翔。”爸爸说。

“什么时候我带你去飞一次。”有一天晚上肯莫尔先生无意中提起“，只要你开口，随时都可以。”

爸爸兴奋地坐直了身子。我听见妈妈倒吸了一口气。

我想爸爸也听到了妈妈发出的声音，因为他又瘫坐到了椅子里。过了一会儿，他说“：不，不，我想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