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典礼之后的那几周，全家人都闷闷不乐的（家里的几个小孩可不是默默忍受这一切的）。那几周我都在兼售杂货的席勒父子药店里打工。

一夜之间，我成了医药方面的权威人士。在家时，拉丁短语从我的舌尖滑出。我绝不用英文说“蒸馏水”。我会说印在药店那些方瓶子上的拉丁文的“蒸馏水”。内尔斯懂一些拉丁文，但是我发现他不知道拉丁文的“薄荷”和“橙花水”怎么说。

“我的天哪。”我自鸣得意地说，“难以想象你居然不知道它们是薄荷和橙花水的意思。”

我没理睬内尔斯反感的哼哼声，大肆吹嘘着我对席勒先生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我也常常一吐内心的疑惑，没有我，席勒先生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想这事要是让席勒太太决定的话，她不会雇用我的，药店还会照常继续下去，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席勒先生雇用我。即使席勒先生指出，雇用了我，她下午就不用到店里工作了，也不用再为此抱怨了，她的火气还是越来越大。于是，席勒太太下令，我必须先工作一个月再拿薪水。

我每天下午在药店工作三小时，每个星期六上午工作半天。一开始，我只是擦擦柜台，掸掸陈列品上的灰尘，欣喜若狂地在糖果柜台前晃悠。

后来，他们开始让我装胶囊了。是奎宁。装成二格令、三格令、五格令的剂量。好几个小时以后，我手上仍然会有奎宁味，甚至吃东西的时候我都会闻到奎宁苦涩的味道。即便如此，我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感觉丝毫没有减弱。

接下来，他们又让我往鲜黄色的盒子里装硼酸或者硫酸镁，并且贴上相应的标签。每个星期六上午的任务是搅拌枸橼酸镁并且装瓶。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我把柠檬酸溶液、纯糖浆和蒸馏水一一量好倒入量瓶的时候，立刻就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著名的女化学家。我给量瓶塞上软木塞，贴上标签。出售时，我们再加上碳酸氢钾片，然后用金属盖子密封。我们把软木塞放到一个专门的盒子里，留到下周六再次使用。

席勒先生对我很耐心，也很和蔼，但是对于有些细节却很挑剔。比如，要节约氧化镁的软木塞，标签要贴得方方正正的，绝不能浪费纸张和绳子。还有，哎呀，他会对年轻店员就选择糖块样品的事唠叨个不停。我个人认为他有些过分节省。他的柜台里不是满满的吗？有好时巧克力块，有小脚趾圈巧克力太妃糖，还有香甜可口的百年好福乐巧克力。

很快我就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店铺里了。我很早就到那里，很晚才离开。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装氢氰酸的瓶子必须密封起来，因为人只要吸入一小口就会致命。我学会了用奇怪的符号给产品做标记，那些符号显示的是各种商品的批发价格。我学会了换货，以及基本的推销方法。如果有人要买毛巾，你应该立刻再向他们展示一款新肥皂。如果有人买了氯化亚汞，你应该顺手就包上一瓶枸橼酸镁，这样才不会导致他们分泌过量的唾液，令他们的牙齿变黑、脱落。

没过多久，我就确信自己学会了所有的东西。

后来，我一个人留在店里，席勒先生也能很放心地回家吃顿热乎乎的午饭了。每天下午从一点到两点，我都会待在店里，只有在收到处方药时，才打电话给席勒先生。

卡梅莉塔养成了在这个时间段来看我的习惯。如果有顾客来，卡梅莉塔就会装作是来买杂志的，这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雕虫小技。

“小姐，你再看一下摆放杂志的架子。”我会用做生意的口吻对她说，“也许你会找到一本你更喜欢的杂志。我招呼完这位客人，马上就过来。”

一旦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便会继续聊天，懒洋洋地靠在糖果柜台上，卡梅莉塔在柜台外面，我在里面。第一周，我们看着那些糖果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想象着如果有五美元的话，我们会买哪些糖果。

有时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度过。不过，我们总是想象着会买一大堆百年好福乐巧克力，那是我和卡梅莉塔的最爱。那充满奶油味和朗姆酒香醇的完美巧克力躺在棕色硬纸盒里。我们承认其他糖果个头更大，而且用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但是，噢，百年好福乐巧克力价格虽然高，却是精美华贵，无比醇厚，令人心满意足。

如果我或卡梅莉塔有五美分的话，我们就会买一块巧克力一起分享。我会很负责地把这笔钱放进收银机里。但我们没有那些钱，只能眼巴巴地看一看。

问题是，我们没能坚持多久。有一天，我们从盒子里拿出了两大块百年好福乐，把它们全部吃掉了！然后我们为自己的内疚找了一个很蹩脚的借口。

首先，没人会注意到那么多糖果中的两块陈旧的小巧克力条，不是吗？其次，我难道不是几乎每天都加班吗？我要加班费了吗？卡梅莉塔难道不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来陪我吗？

当然，席勒先生是老派生意人，他可能不会允许员工的朋友上班时间待在店里。但是，席勒太太一直都很担心打劫的事情，难道不是吗？我们互相安慰，认为两个人在店里当然会安全很多。如果有劫匪进来，卡梅莉塔可以跑去叫警察，而我则可以假装不知道怎么打开收银机。

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得出结论，卡梅莉塔来店里等于为席勒先生的店多上了一重保险。我和她每天得到一块——或者两块——百年好福乐也是应该的。

但是，如何处理我们自作主张获取报酬的证据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把空盒子扔到废纸篓里，因为席勒太太有个奇怪的习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检查废纸篓。我们也不能把盒子扔到街道上，因为席勒先生每天都要把店门口的人行道打扫好几遍。我们不希望他对突然卖掉这么多糖果产生怀疑。

最终，我们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把空盒子扔在一扇临街的大窗户上面隐蔽的壁龛里，那儿还放着一些彩色的大罐子。我们相互安慰着，认为那是一个绝佳的藏匿之地。

完美之极。直到有一个星期六，橱窗设计师来更换橱窗饰品。他爬到那个小角落去取他一个月前放在那里的粉红色皱纹纸。

我听到他大声叫着说“：嘿，席勒，你收集这些好福乐空盒子干什么？”

他把那些盒子一个接一个地扔下来。有的盒子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被压扁了，有的依然完好。空糖果盒像雪片一样，在我惊恐的眼前飘落。

我轻声抱怨着。哦，我和卡梅莉塔肯定没吃过这么多！看着眼前越来越多的犯罪证据，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我看了一眼席勒先生甚是惊讶但慈祥依旧的面孔。我大声地吸着气，他好像要开口讲话，但是不知道哪阵妖风把席勒太太吹来了。她走进大门，从那时起，再没别人开口的机会了。

她那双犀利的小眼睛立刻明白了眼前的情况。她提高了嗓音，开始了尖酸刻薄的训斥，那些可怕的词句吓得我瑟瑟发抖。没有人——从没有人——像她那样跟我说过话。接下来的几分钟成了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时刻。

她的舌头上仿佛蘸了席勒先生放在架子后面的橡皮头瓶里的酸性溶液一般，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就像那酸性溶液一样能灼烧你的皮肤。

席勒太太说的最多的、也是最客气的一个字是——贼。一个巨大的、冲着我尖叫的“贼”字！

我不但成了应该被送到青少年犯罪法庭的肮脏、恶劣、猥琐、低贱的贼，而且还成了这个世界上再也不被人相信的坏人，永远都是坏人。

席勒太太是这么说的。她说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席勒先生可怜我们两个，让她到药店后面去。

最后他让我走了。我飞奔回家，对着妈妈失声痛哭起来。我拿着报纸包着的百年好福乐空盒子，那是席勒太太命令我带回家交给妈妈的。

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明白我要和她说什么。即便如此，她似乎仍然没明白我已经堕落了，因为她只说了一句“：我的凯特琳，你先别哭啊。”

她的话是如此亲切，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可怜的妈妈，她居然有我这样一个丢脸的孩子。一个贼！

妈妈把毛巾放到水池里弄湿，给我擦了把脸，把清凉的毛巾敷在我疼痛的头上。

“好了，好了。”妈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