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如果有人突然问妈妈：“你是哪国人？”我相信她准会脱口而出：“我是旧金山人。”

但是，为了避免被寻开心，她立刻又会说：“我的意思是挪威人。美国公民。”

不过，她说自己是旧金山人倒确实是事实。

因为从妈妈跨出渡轮、迷茫而孤独地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那一刻起，旧金山注定成为她唯一的归宿。

姨妈们说当时妈妈声称：“这里很像挪威。”

妈妈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妈妈知道很多关于旧金山的事情。她可以告诉你怎么去电报山；渔人码头的船几点到；她知道在湾街卖蒸螃蟹的年轻人的名字；她还可以告诉你在“海角天涯”的具体哪个地方能找到蓝色和黄色的鲁冰花。

有轨电车有着无穷的乐趣。因此，妈妈认为度过一个完美周日下午的办法就是让爸爸带着我们乘电车，一站站坐过来。

爸爸给我们描述了妈妈在庄严的法庭上语惊四座的事情：妈妈拿出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突然骄傲地背诵起街道的名字来。“特克大道、艾迪街、艾里斯街、奥法雷尔街、吉里大道、波斯特街、艾特街、布希街、帕恩街。”

爸爸说，法庭书记员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妈妈明白，成为公民并不一定需要知道这些。

妈妈和一个美国太太成了朋友，那位太太在第三大街开了一家店，妈妈便把腌鳕鱼的秘方告诉了她。不过，妈妈最喜欢的还是逛唐人街。妈妈常常和老兴发在他位于格兰特大道集市上的摊子前聊天，一聊就是好长时间。妈妈每次回到位于卡斯特罗大街的家时，都会带回一小包荔枝干或者腌生姜。如果我们有人生病卧床了，妈妈就会去买一小袋中国干花，把它们泡到水里，它们就会开出非常美丽的花来。

妈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在哪儿出生的，我们应该回答“旧金山”。难道工整地装好框、挂在爸妈房间墙上的出生证，还不能证明这一令人骄傲的事实吗？

爸爸总是拿妈妈开玩笑，说：“旧金山又不是整个世界。”

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它就是整个世界。

※※※

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有稳定的工作，于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些闲钱。妈妈说，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

有一个房地产推销员盯上了爸爸，想把旧金山湾对面的一个养鸡场卖给他。

那个推销员说，首付只需要很少的钱，爸爸可以像交房租一样分期付款。他说，想想看吧，养鸡场上还有五英亩果园哩。

“阳光充足，没有雾。”他满腔热情地推销着。

妈妈非常生气，就好像有人说她孩子坏话似的。

“有雾才好啊。”妈妈说，“雾对身体好。”

“但是在那儿，孩子们就有鸡蛋吃了，”那人反驳道，“还有很多奶喝。”

“有奶牛？”爸爸问。

噢，不，没有，没有奶牛，推销员承认道，但是有四只挺不错的山羊。

我看到妈妈皱了皱鼻子。

爸爸说自己当老板，拥有自己的地盘总比当个木匠好。我们和内尔斯也对妈妈又是竭力恳求又是巧言相劝。就这样，妈妈勉强同意了搬到湾区对面去。

※※※

起初，我们很开心地帮着爸爸修剪树木，修补一间小屋的坡面屋顶。到井里打水和劈柴的活儿也很有趣。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内尔斯给鸡笼刷白涂料。达格玛帮妈妈开辟出一小块蔬菜园，克里斯蒂娜和我轮流给山羊挤奶。

但是，当天气转冷之后，我们对乡村生活的热情一下子全没了。我们小孩子不习惯天还没亮就要挣扎着起床，点着灯吃早饭，更不喜欢还要长途跋涉去学校。

我们也不习惯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班里同学还叫我们“斯堪达（的）夫（纳）维亚人”。我们以前的坏境要都市化得多。

“乡下人！”我和克里斯蒂娜愤怒地反击，“乡下土包子！”我们知道自己是想家了。

达格玛因为没有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和小马驹而感到难过。内尔斯则经常黯然神伤地说起大都市图书馆里的丰富藏书。

我和克里斯蒂娜想念城里的人行道。我们心爱的溜冰鞋闲挂在储藏室里，每周六上午我们细心地给鞋上油时，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街区里最棒的溜冰健将。

只有妈妈从不抱怨，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她久久伫立在窗口向西眺望。

爸爸每天都早出晚归，但是很不成功。我们看着果园里的小树苗，还有我们用心打理的菜园子，都被霜打得焦枯发黑。我们没有钱买烟熏罐。

鸡也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大部分都死了，侥幸存活的几只母鸡也不下蛋了。

只有羊还产奶。我们的食品柜架子上堆满了妈妈做的棕色山羊奶酪。

那年，我们平生第一次在圣诞节没有看到大商场以及橱窗里陈列的漂亮商品。爸爸的工具箱和我们的溜冰鞋被一起放进了储藏室。

圣诞前夜，妈妈允许我们守夜。妈妈给我们做了“甜汤”，她和爸爸说“干杯”，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祝我们新年快乐。

午夜时分，妈妈举了举手，说：“听。”

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钟声！”妈妈说，“是旧金山城里的钟声和汽笛声。”

爸爸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他轻声说：“那么远不可能听到的，一定是你想象出来的。”

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妈妈眼眶中的泪水，但我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妈妈从来没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