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正如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如果一旦起了波澜，这些岁月就会看上去与众不同。他们度过了头三个月后便进入了三月初。天气如约而至，由冬入春的季节转变无甚明显。虽然脚边还燃着熊熊炉火，海伦坐在起居室里写字时依然可以敞着窗户。尽管日光正在迅速地退去，可向下看，大海依然是湛蓝的颜色，屋顶依然是棕与白的颜色。黄昏映入了永远宽敞空旷的房间，它现在显得更广更空了。她坐在那儿，膝上放了本簿子正写着字。她自己的身影也只留下了个大体的轮廓，并缺乏细节。在树枝上蔓延的火焰猛地吞噬了枝头的绿色小火苗，断断续续地燃烧着，在她的脸庞上与石膏墙上投下了没有规则的光亮。墙上没有一幅画，却到处布满了重重垂挂在枝上的花朵，映衬着墙壁。还有散落在光裸地板上以及垒在大桌上的那些书本，也只有在这种光线下才看得见轮廓。

安布罗斯太太正在写一封很长的信。以“亲爱的伯纳德”开头，接下来便描述起了圣赫瓦西奥别墅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发生了些什么事，诸如，他们曾邀请了英国领事共进晚餐，被带上了一艘西班牙战舰参观，还观看了许许多多的游行与宗教节日。如此盛大的场面让安布罗斯太太想不明白，如果人们必须信仰一门宗教的话，他们怎么都没有变成罗马天主教徒呢。他们进行了几次远足，虽然都没有走太远。离房子极近的树木缀满肆意盛开的繁花，大海与土地的颜色绚丽缤纷。这样的景色非常值得前来一观。土地并不是棕黄色的，而是红色，紫色和绿色的。“你不会信我的，”她补充道，“在英国根本没有这样的颜色。”实际上，对于这座可怜的小岛，她采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现在她又将话题转向了角落里凌冽的番红花与紫罗兰，它们在不起眼的舒适角落里生长着，由带着厚手套脸色红润的老园丁们照料，他们总是手扶帽檐，恭敬地退开。她继续嘲弄着那些岛民。在伦敦关于大选的谣言持续发酵，甚至已经传到了他们这边。“这听上去真不可思议，”她继续写道，“人们竟只关心着是阿斯奎斯当选了还是奥斯汀·张伯伦出局了。正当你们为了政治扯破了嗓子吆喝时，你们却让唯一想办上些好事的人挨饿或是受到嘲笑。你们什么时候支持过一位健在的艺术家？或是买上他的一幅佳作？为什么你们都是那样的丑陋卑贱？在这里，佣人是人。他们跟人说话时，好像他们都是平等的。据我所知，这里一个贵族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提到了贵族，这令她想起了理查德·达洛维和蕾切尔，因为接下来她要用上同等浓重的笔墨去描绘她的外甥女。

“命运真是奇怪，让我接手了这个女孩，”她写道，“要知道我从来没和女人好好相处过，或是和她们有过瓜葛。不过，我得收回一些我对她们说过的不是。如果她们受过正规教育，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不能变得和男人们一样——一样体面，我是说；当然啦，虽然男女有很大区别。问题是，人们该如何教导她们。在我看来，目前的方式真是糟透了。这个女孩，尽管长到了二十四岁居然从未听闻过男人渴求女人这种事情，还有，要不是我解释了，她连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也不知道。她在其他事物上的无知程度也一样严重”（这里最好不要引用安布罗斯太太的话）……“彻彻底底的。在我眼里，用这种方式把孩子带大，不仅是犯傻更是犯罪。更不必说她们遭过多少罪，这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会是这个样子——她们没有变得更糟是个奇迹。我把教导她启迪她视为己任，事到如今，尽管她还抱持着很大的偏见并且有夸大的倾向，她多多少少算是个有理智的人了。让她们保持无知自然会适得其反。当她们明白过来时，就会把一切看得过于严重。我那姐夫确实活该受一回苦——可他不会领会的。现在我祈求着能有个年轻小伙来帮我的忙；我是说，能有某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跟她聊聊，向她证实大多数她对生活的认知是多么荒唐。不幸的是，这样的男人似乎和这样的女人一样稀少。在这儿的英属殖民地绝对找不到这样的人；艺术家、商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愚蠢、庸俗而且轻浮……”她驻了笔。她听见盘盏碰撞的叮当声由隔壁饭厅传来，契莱正中气十足地用英语指挥那个西班牙女孩该将东西摆在哪里。开饭铃响了，她起身走到外面与里德利和蕾切尔碰了头，他们一同走去用晚餐。

不管是里德利还是蕾切尔，三个月的时间只给他们的外貌带来了微小的改变。不过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或许已经发觉了，这个女孩和以前相比，显得更为坚定，举止中也多了自信。她的皮肤呈褐色，她的眼睛显然更亮了，她能花心思去听别人讲话，尽管她可能要去驳斥。晚餐在一片舒适的沉静氛围中开始了，人们在一起享受着这份闲适与安静。随后，里德利把胳膊肘往窗边一靠，向外望去，评价着这真是个美妙的夜晚。

“是呀。”海伦说。她补充道：“春天来了，”望着下方的灯火。她用西班牙语问玛利亚，那家宾馆是否已经住满了旅客。玛利亚骄傲地告诉她说，到时候就连鸡蛋都会变得很难买——店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要价；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从英国人那里弄到鸡蛋的。

“海湾那儿有一艘英国汽船，”蕾切尔说，望着底下一圈三角形的灯光。“她今天很早就到了。”

“那我们就能指望收到些信，再把我们的寄出去了，”海伦说。

不知怎的，但凡提到信件，里德利总是气呼呼地不高兴。接下来的晚餐时间就在这对夫妻激烈的争论中度过了，争论中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被整个文明世界给无视了。

“想想上一批来信吧，”海伦说，“你活该挨顿打。他们要你去讲课，要授予你学位，还有某个傻乎乎地女人不仅夸你的书还要赞你长得俊——她说如果雪莱活到了五十五还留了胡子，他就是你的那般模样。说真的，里德利，你是我见过的最虚荣的男人了。”她说完，起身离席，“我能跟你讲的都已经讲了。”

她找到了搁在炉火前的信件，又加了几笔，随后宣告自己现在要去送信了——里德利必须带上自己的信——至于蕾切尔嘛？

“我想你给你的姑妈们写过信了吧？现在是时候了。”

女人们披好斗篷戴上帽子。先前还邀请里德利和她们同去，不过他坚决地拒绝了，跟蕾切尔说他在就成了个傻子了，不过海伦心知肚明，她们转身便走。他站在炉火边，凝视着镜子深处，把自己的脸挤作一团，活像是一位在战场上指挥的将军，或是一位看着火舌舔舐着自己脚趾的殉道者，而不再像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教授了。

海伦一把抓住他的胡子。

“我是个傻子吗？”她问。

“放开我，海伦。”

“我是个傻子吗？”她重复道。

“恶妇！”他大叫道，并吻了她。

“就让你和你的虚荣心一块待着吧，”两人走到门口处，她回头说道。

这是个美妙的夜晚，尽管星星已经出来了，天色依然亮着，看得见长长的路一直延伸。邮筒就在小径与大路交接口的一处黄色高墙那儿。投完信件，海伦正打算往回走。

“别，别，”蕾切尔说，抓住了她的手腕。“我们要去看看生活。你答应我的。”

“看看生活”这个词指的是她们天黑后在镇上闲逛的习惯。圣玛丽娜的社交生活几乎完全是依靠灯火来维持的，温暖的夜晚与凝聚了芬芳的鲜花足以令人心生愉悦。年轻的女子们将头发挽成漂亮的发髻，还在耳后别上一朵红花，坐在门阶上，或是在阳台上探出身子。而年轻的男子们跑上跑下，时不时地大声致以问候，或是在某一处停下脚步讲上几句脉脉爱语。在敞开的窗户里，能看见商贩在清点一天的进账，还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把瓶瓶罐罐从一个架子上捧到另一个架子上。街上挤满了人，多数地方都是男人，他们边走边交流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或是聚集在街角的酒桌上，在那儿有个老跛子弹拨着吉他，一旁有一个可怜的女孩痛苦地吟唱起炽烈的歌谣。两个英国女人的出现激起了几丝带着友善的好奇，但是并没有人前来打搅她们。

海伦信步闲逛，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衣衫褴褛，看上去无忧无虑，一脸的自在满足。

“想象下今晚的林荫路”她终于开口道。“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兴许还有宫廷仪仗呢。”她响起了站在凛冽春风中等待观看盛大马车队列经过的人群。“就算不下雨，天也很冷，”她说。“贩卖图画明信片的人们先会出现；接下来是可怜的售货小姑娘，捧着圆形的装帽纸盒；再有的就是穿着燕尾服的银行雇员；还有呢——有好些个裁缝。住在南肯辛顿的人们乘着单马拉的出租车匆匆赶到。官员们则带着两匹枣红马；另一边的伯爵呢，还允许他们身后再站一名侍从。公爵能站两名，王室大公——据我所知——能有三名；国王呢，我觉得，他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而且人们以此为信仰！”

而在此地，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在身形上看上去长得犹如棋盘上的国王与皇后，马与卒，他们的差别就是如此奇怪，如此明显却又含蓄地被信仰着。

她们为了绕开人群，不得不分开而行。

“他们信仰上帝，”她们重新走到一块时蕾切尔说。她是说人群中的人们信仰他。因为她记得那些立在人行道交界处的十字架，上面塑着流血的石膏偶像，还有在一间罗马天主教教堂中举行的仪式，其中的神秘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