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莫能助！”他关上门时喊道，因为性情使然，当他穿过公园时，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大对劲，比如势不可当的马车；成死板的几何形状的花坛；不可思议地绕着几何图案倾泻的瀑布。“难道克拉拉，”他想着，停下来去看泡在曲折的水池里的孩子们，“就是那沉默的女人？——雅各会不会跟她结婚？”

但在阳光明媚的雅典，在几乎不可能喝上下午茶、年迈的绅士们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谈论政治的雅典，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坐着，蒙着面纱，一袭白衣，双腿前伸，一只肘支在竹椅的扶手上，袅袅青烟从她的烟上飘出。

宪法广场上枝繁叶茂的橘树、乐队、拖沓的脚步、天空、房屋、柠檬和五颜六色的玫瑰——温特沃思·威廉斯太太喝过第二杯咖啡后，这些事物在她眼中变得如此意味深长，于是她开始改编那个在迈锡尼邀请一位美国老太太坐在自己的马车里的尊贵而冲动的英国女人的故事（达根太太），使它更为戏剧化——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虽然里面没有提到埃文，他先把重心放在一只脚上站着，然后换到另一只脚上，等那两个女人安静下来。

“我正把达米安神父的生平写进诗里，”达根太太说，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一切——世上的所有，丈夫、孩子及一切，但信仰仍存。

桑德拉背靠着椅子出神，思绪由一叶一花飘向世间万物。

催促着我们悲哀地向前的飞逝的时光；像绿叶间昙花一现的黄色果子一样，猛然间烈焰四射的永恒的单调苦闷的生活（她正看着橘树）；唇上即将消逝的吻；在热闹嘈杂不断旋转的世界中——即使肯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透着迷人的苍白，“因为我对它的任何方面都很敏感，”桑德拉想，“达根太太永远都会给我写信，我也会回信。”此刻，皇家乐队正步走过，飞扬的国旗激起更多情感的波澜，而生活变成了载着勇士奔向大海的骏马——头发被吹向脑后（她想象着这一切，橘林里起了一阵微风），她自己则从银色的水花中显现——此时她看见了雅各。他站在广场上茫然四顾，腋下夹着一本书。他身材魁梧，今后或许会发胖。

但她疑心他不过是个乡巴佬。

“那个年轻人在那儿，”她烦躁地说着，扔掉了烟，“那个佛兰德斯先生。”

“哪儿？”埃文说。“我没看见他。”

“哦，走开了——现在在树后面。不，你看不见。但我们肯定会碰上他的，”他们果然碰上了。

但他到底有多土呢？二十六岁的雅各·佛兰德斯又有多愚蠢呢？片面看人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必须注意各种暗示，不能仅看表面上的言行举止。事实上，有些人会立即对他人的个性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他人则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和蔼的老太太们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猫往往最善于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她们说，猫总喜欢接近好人；但是，雅各的房东怀特霍恩太太讨厌猫。

也有一种备受敬重的观点，说是如今对他人品格的评头论足已经做得过火了。毕竟，就算范妮·埃尔默多愁善感、达兰特夫人铁石心肠又如何？就算克拉拉因为受了她母亲的很多影响（如那些议论他人的人所说），至今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事，只有明察秋毫的人才能察觉到她那令人惶恐的情绪的深渊；未来某一天也绝对会投入某个配不上她的人的怀抱，除非，那些嚼舌的人说，她体内尚存她母亲的精神的一点火花——多少堪称大胆了。然而这种词语怎么能用来形容克拉拉·达兰特！别人认为她单纯到了极点。他们说，那就是她吸引狄克·博纳米——那个长着惠灵顿鼻子的年轻人——的原因。可以说他现在是匹黑马。到此，那些闲言碎语便会戛然而止。显然他们在有意暗示他那古怪的性情——这在他们之间已经流传很久了。

“不过有时候，那种性格的男人需要的就是克拉拉那样的女人……”朱莉娅·艾略特小姐会这么暗示。

“嗯，”鲍利先生则会回答，“也许吧。”

无论这些流言会传多久，无论它们怎么在描述受害者时添油加醋，直到其人格变得像在火上烧烤的鹅肝那样鲜嫩，它们永远也下不了定论。

“那个年轻人，雅各·佛兰德斯，”他们会说，“仪表不凡——只是笨手笨脚的。”然后他们就起劲地讨论起雅各来，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他带着猎狗骑马打猎——技术一般，因为他身无分文。

“你们听说过他的父亲是谁吗？”朱莉娅·艾略特问。

“听人说，他的母亲与罗克斯比尔家有点来往，”鲍利先生答道。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累垮自己。”

“他的朋友们很喜欢他。”

“你是指狄克·博纳米？”

“不，不是说这个。那显然是雅各的另一面。他正是那种一头扎进爱河里，然后终生后悔不迭的年轻人。”

“噢，鲍利先生，”达兰特夫人说着，乍然向他们傲慢地走来，“你记得亚当斯太太吗？嗯，那是她的侄女。”鲍利先生站了起来，礼貌地鞠了个躬，把草莓拿了过来。

于是我们只好回过头看看那另一面是什么——俱乐部和内阁里的男人们——因为他们说描绘人物性格是种毫无意义的炉边艺术，让人如坐针毡，精致的外表裹藏着内部的空虚、花哨与纯粹的胡乱涂抹。

战舰在北海上成射线状排开，精准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距离。信号一出，所有大炮一齐瞄准目标（炮手长拿着表读秒——到第六秒时，他抬起了头），而其立即腾起烈焰，烧成碎片。十二个正值盛年的年轻人个个无动于衷、泰然自若地沉入海底；（即使娴熟地操纵着机械）一起神情漠然、毫无怨言地窒息而死。这支军队像一套锡兵一样，走过谷田，爬上山坡，停下脚步，往左右轻微摇晃了几下，然后跌倒在地，只不过通过望远镜，可以看见有一两片仍在上下浮动，如同折断了的碎火柴梗。

据说，这些战争，连同银行、实验室、官署和商号不间断的生意来往，是将世界划向前去的桨。参与战争的男人们的脸部轮廓与在拉德门广场执勤的那位面无表情的警察一般圆润。但你会注意到他的脸远非是吃得浑圆，而是因意志的力量变得生硬，因努力保持这股意志变得消瘦。当他抬起右臂时，血管内的所有力量从他的肩膀径直流向指尖；没有丝毫分散到心血来潮的念头中、多愁善感的懊悔中、过于琐碎的区别里。巴士准时地停了下来。

人们说，我们正是因此活着，被一种抓不住的力量驱使着。他们说，小说家从未能捕捉到它；说它猛然撞向他们的网，把其撕成碎片。这就是，人们说，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这股抓不住的力量。

“那几个士兵呢？”吉本斯老将军说着，环顾了一下客厅，这里每到周日下午都会挤满衣着考究的人。“炮在哪儿？”

达兰特夫人也扫了一眼。

克拉拉以为她的母亲要见她，便走了进来；然后又出去了。

他们在达兰特家议论德国，而雅各（被这股抓不住的力量驱使着）快步走过赫尔默斯街，正好碰上威廉斯夫妇。

“噢！”桑德拉呼道，带着一种心中蓦然升起的热诚。埃文补了句，“幸会！”

他们在正对着宪法广场的那家酒店请他吃了顿丰盛的晚餐。镀金的筐子里装了新鲜的面包卷。还有真正的黄油。肉食几乎不需要那么多浇了酱汁的红红绿绿的小菜来点缀。

不过，说来奇怪。用黄丝线绣着希腊国王的姓名首字母组合的红地毯上，每隔一段距离摆着一张小餐桌。桑德拉吃饭时照样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埃文回过头东张西望；沉着而灵活；时而发出一声叹息。说来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在五月的一个夜晚齐聚雅典的英国人。雅各自顾自地吃着饭，明智地应答问题，虽然语调有些不对。

威廉斯夫妇第二天一早要去君士坦丁堡。

“在你起床之前出发，”桑德拉说。

也就是说，他们会留下雅各一个人。埃文稍稍转身，点了份什么——一瓶红酒——为雅各斟上，带着一种关切，一种父亲般的挂念，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一个人被撇下——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不算坏事。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男人。他叹息着。

“那你去过雅典卫城了？”桑德拉问。

“去过了，”雅各说。随后他们一起走到窗前，而埃文在叮嘱领班早点叫醒他们。

“难以置信，”雅各沙哑地说。

桑德拉微微睁开双眼。可能她的鼻孔也张开了一点。

“那就六点半，”埃文说着，向他们走来，仿佛在面朝背向窗户站立的雅各和他的妻子时看见了什么。

桑德拉冲他微微一笑。

然后，当他走到窗前，无话可说时，她断断续续地补充道：

“呃，但是多美好啊——难道不是吗？雅典卫城，埃文——你是不是太累了？”

埃文听了这话，便注视着他们，或是因为雅各当着他的面，几乎无礼地盯着他的妻子看，眼神中流露出愠怒却又有些痛苦的情绪——虽然她不会可怜他。无论他做什么，无情的爱神也不会停止它的折磨。

他们走了，他坐在吸烟室里，窗外就是宪法广场。

“埃文独处时更自如些，”桑德拉说。“我们已经不读报纸了。嗯，人们最好能够心想事成……自从我们相遇，你已经看过了万千风景……印象如何……我以为你变了。”

“你想去雅典卫城，”雅各说，“就在这儿了。”

“人们一辈子都会将之铭记在心，”桑德拉说。

“是啊，”雅各说。“我希望你是在白天来的。”

“夜幕下的卫城更好看，”桑德拉挥了挥手，说道。

雅各茫然地张望着。

“但你应该在白天看帕特农神庙，”他说。“明天你来不了——是不是太早了？”

“你一个人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那儿今早来了些讨厌的女人，”雅各说。

“讨厌的女人？”桑德拉重复道。

“法国女人。”

“但还是发生了些很美好的事情，”桑德拉说。十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那就是她的全部时间。

“是啊，”他说。

“在你这个年龄——在少年时。你会做什么？你会坠入爱河——噢，就是这样！但是别太仓促了。我年纪比你大多了。”

她被游行的人群挤出了人行道。

“我们还往前走吗？”雅各问。

“我们走吧，”她坚持道。

因为她无法停下来，除非她告诉他——或听见他说——抑或是她想要他有所行动？她在遥远的天边觉察到了这一点，便不得安宁。

“你永远也无法让英国人就这样坐在外面，”他说。

“永远不会——不。你回英国后也忘记不了这种事——要么就跟我们一起去君士坦丁堡吧！”她突然喊了起来。

“但是那样就……”

桑德拉叹了口气。

“当然，你必须去得尔斐，”她说。“但是，”她扪心自问，“我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可能是我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你大概会在晚上六点抵达那里，”她说。“你能看见那些鹰。”

在街角的灯光下，雅各看上去神情呆滞，甚至有些绝望，但依然十分冷静。也许，他正忍受着煎熬。他很容易轻信别人。但他性格里有点儿刻薄的成分。他在心中种下了强烈的幻灭感的种子，这种幻灭缘起于中年女人。可能当一个人努力登上了山顶时，他就不会幡然醒悟了——这种缘起于中年女人的幻灭感。

“这家旅店真够呛，”她说。“上一批客人连脏水都没倒就走了。总是有这种事，”她笑着说。

“我们总是遇到畜生一样的人，”雅各说。

他的愤慨一目了然。

“写信告诉我，”她说。“告诉我你的感受和想法。告诉我一切。”

夜色如墨。雅典卫城就像一座嶙峋的土丘。

“我十分乐意，”他说。

“我们回到伦敦后，还会跟你见面的……”

“嗯。”

“他们应该没锁门吧？”他问。

“我们可以翻过去！”她夸张地说。

云翳自东向西飘游，遮蔽了月光，使卫城陷入黑暗之中。云浓雾密，飘忽的薄纱凝滞了，堆山积海。

雅典此时天昏地暗，只能在街道上看见几缕轻薄的红光；以及宫殿正面被电灯照得惨白一片。码头在海面上突显出来，正是那一个个隔开的白点；海浪已无法辨认，海岬和岛屿就像晦暗的圆丘，其上几点灯光明灭。

“我想带上我弟弟，如果可以的话，”雅各喃喃道。

“之后等你母亲来伦敦时——”桑德拉说。

希腊大陆漆黑一片；在埃维亚附近的某个地方，准有一块云团触上了层层海浪，使其飞珠溅玉——海豚绕着圈子，游入深海。狂风在希腊和特洛伊平原之间的马尔马拉海上呼啸而过。

在希腊，以及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的高地上，风冲刷着沙砾尘埃，挟裹着厚厚一身干燥的尘粒。随后它猛地冲向清真寺光滑的穹顶，吹得缠着头巾的穆斯林墓碑旁的柏树树叶翻飞，嘎吱作响。

桑德拉的面纱随风旋舞。

“我把我的那本给你，”雅各说。“这本。你想要吗？”

（这是一本多恩的诗集。）

时而有浩荡的风揭露出一颗疾驰的流星。时而重返茫茫黑暗。眼下，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大城市——巴黎——君士坦丁堡——伦敦——暗得就像散落的岩石。航道依稀可辨。英国的树都枝繁叶茂。此处，南方的某个树林里，或许有一位老人点燃干燥的蕨草，惊飞了鸟儿。羊群发出一阵动静；一朵花微微垂向另外一朵。英国的天空比东方的更加阴沉，带着更浓的乳白色。某种轻柔、潮湿的东西从青草覆盖的山岗里飘进长空。咸涩的急风吹打着贝蒂·佛兰德斯的卧室窗户，而这位寡妇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嗟叹一声，仿佛意识到了无边岁月带来的忧郁，但仍愿意再逃避一会儿——噢，就一会儿！

但还是回到雅各和桑德拉身上来。

他们已经消失了。雅典卫城矗立在原地；但他们走到那儿了吗？石柱和神庙历久不坍；世人瞬息万变的情感年复一年地冲刷着它们；而这些情感还有几分残存？

至于走到雅典卫城，谁又会说我们曾经做到过，或者说在雅各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找到了某种坚固耐久、永世长存的东西？他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君士坦丁堡了。

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醒来时，必将在她的梳妆台上找到一本多恩的诗集。这本书会被放在英国乡间别墅的书架上，日后赛莉·达根的诗《达米安神父传》就与它放在一起。架子上已经有十多本小册诗集了。桑德拉于黄昏时分走进屋中，她会翻开那些书，双眼变得炯炯有神（但不是因为书上的字），她会慢慢坐回扶手椅里，把那一瞬间失了的神回过来；或者，有时她会坐立难安，便把书一本接一本地抽出来，荡过她生命的整个空间，就像杂技演员从一根杆子荡到另一根杆子上。与此同时，楼梯口的那口大钟滴答走时，桑德拉听见时间在累积，就会问自己，“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桑德拉会边说边把书放回去，然后走到镜子前，按按头发。而用晚餐时，正张开嘴吃烤羊肉的爱德华小姐会被桑德拉突然的关切吓一跳，因为她问道，“你快乐吗，爱德华小姐？”——这是锡西·爱德华多少年来从未想过的一件事。

“为什么？为什么？”雅各从来不问自己这种问题，从他系鞋带的方式、刮胡子的方式、他在那个大风胡乱掀动百叶窗、五六只蚊子在耳边嗡鸣的夜晚也照睡不误判断得出来。他还年轻——一个男人。桑德拉对于他迄今仍易上当受骗的判断是正确的。等他到了四十岁，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他把多恩诗集里他喜欢的句子都标了出来，都是些野性十足的诗句。然而，你大可将莎士比亚的几节最纯洁的诗篇放在其旁。

而风正将黑暗滚转过雅典的街巷，滚转着，人们会以为，带着一种肆意摧残的情绪的力量，它不许对任何个人的情感做过细的分析，也不允许仔细查看其特征。一切脸庞——希腊人的、黎凡特人的，土耳其人的，英国人的——在黑暗中看起来大同小异。最后，石柱和神庙泛白、发黄，变成玫瑰红；金字塔和圣彼得大教堂显露出来，临了，迟缓的圣保罗大教堂逐渐显现。

基督徒有权以他们对一天的意义的诠释唤醒大部分城市。随后，不同教派持异见的人吵吵嚷嚷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修正意见。轮船轰鸣着，如同几只庞大的音叉，它们陈述了那个上古的事实——冰凉的青绿色海洋在外面汹涌着。现如今能召集起最多人的，却是那烟囱顶部冒出的一缕白烟中微弱的职责的呼号，而夜晚不过是槌击之间一声漫长的叹息，一次深呼吸——即便在伦敦的中心，你也能从一扇敞开的窗户中听见它。

但是除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的人，或者站在芸芸众生之上的某处悬崖上、以手遮眼的思想家们，谁能像透过血肉看见骨架一般看待事物？在瑟比顿，骨骼是由血肉裹着的。

“这水壶在这种阳光明媚的早晨从没烧开得这么合适过，”格兰迪奇太太说着，瞥了眼壁炉台上的钟。那只灰色波斯猫在窗台上伸了个懒腰，用柔软的圆爪子扑打着飞蛾。早餐还没吃到一半（今天他们迟了），一个婴儿就被放到她的腿上，她还得看着糖缸，而汤姆·格兰迪奇正读着《泰晤士报》上评论高尔夫的文章，呷了口咖啡，抹了下胡子，然后就去上班了，在办公室里他是外汇业务首屈一指的权威，因步步高升而备受瞩目。骨架好好地裹在肉里。当风卷着黑暗滚过伦巴第街、脚镣巷和贝德福广场时，就连这种漆黑的夜也躁动起来（因为时值夏季，且是酷暑时分），梧桐树上闪烁着灯光，窗帘为房间遮挡住曙亮。人们仍呢喃着在楼梯上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或在闹钟铃声大作时，在梦中挣扎着不愿醒来。当风在一片树林中徜徉，无数枝桠便瑟瑟颤动；它掠过蜂巢；昆虫在草叶上摇晃；蜘蛛迅速爬上树皮中的褶缝；空气如呼吸般震颤；如细丝般富有弹性。

只有在这里——在伦巴第街、脚镣巷和贝德福广场——每只昆虫头上都顶着一个世界，森林中的网是为顺利处理事务而制成的设计图；蜂蜜则是各方各面的宝藏；空气的骚动是不可名状的生命的躁动。

然而色彩又回来了；爬上了草梗；吹进了郁金香和报春花；密实地在树干上划上纹路；填满了薄纱般的空气、草地和水塘。

英格兰银行显现出来；同样还有竖着满头金发的伦敦大火纪念塔；灰的、枣红的和铁褐的马拉着运货车跨过伦敦桥。市郊车冲进终点站时，发出一阵翅膀扇动的呼呼声。晨曦攀上一幢幢密不透亮的高楼的表面，滑过一道缝隙，涂抹着光洁鼓胀的红窗帘；绿酒杯；咖啡杯；和东倒西歪的椅子。

阳光照耀着刮脸用的小镜子；和锃亮的黄铜罐；照亮了所有平日里用来消遣时光的物什；灿烂的、好奇的、全副武装的、辉煌夺目的夏日，早已战胜了混沌；晒干了阴郁的中世纪的迷雾；排净了沼泽里的水，在其上竖起玻璃和石头；用一种武器库装备我们的头脑和肢体，使仅是忙碌着日常事务的肢体动作带来的感官享受，也胜过昔日军队在平原上排阵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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