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崖岩架上落下来的水仿若铅砣——如同一条粗重的白环串成的链子。在意大利，火车驶进一片陡峭的绿色草原，雅各看见条纹郁金香茁长，听见鸟儿一只啼鸣。

一辆满载意大利军官的汽车沿着平坦的马路疾驰，紧随火车其后，扬起一路尘土。树上藤曼盘绕——正如维吉尔所言。车站里，一场声势浩大的告别仪式正在上演，其中有蹬着黄色高筒靴的女人，和脚穿环纹短袜的苍白古怪的男孩们。维吉尔的蜜蜂在伦巴底第平原上飞来飞去。把葡萄种在榆树中间是老一代的习俗。而在米兰，翅膀锋利的亮棕色老鹰掠过屋顶，身影如梭。

午后烈日的暴晒下，这些意大利的车厢热得要命，没等车驶到峡谷顶端，当啷作响的链条就有可能绷断。火车向上，向上，向上，就像一节矿坑缆车一样。每座山峰都覆盖着形状尖锐的树木，神奇的白色村庄攒在岩架上。山巅总是矗立着一座白塔，平坦的屋檐镶了红边，一层薄纱垂落其下。在这片村野里，没有人会在茶余饭后散步。首先是没有草坪。整个山坡都将被橄榄树主宰。不过早春四月，树木之间的土壤就已经干成了土块。这里既没有台阶，也没有步道，既没有叶影斑驳的小路，也没有能在其内享用火腿鸡蛋的十八世纪带弓形窗的客栈。噢不，意大利到处都穷凶极恶、光秃荒芜，一切暴露无遗，身着黑袍的神父蹒跚地走在路上。同样奇怪的是，你永远也离不开乡下别墅。

然而，带着一百英镑独自旅行倒是件幸事。如果雅各把钱花光了，毕竟这很有可能，他就步行。他可以靠面包和红酒过活——装在带吸管的瓶子里的酒——因为游览过希腊后，他要去罗马随意走走。罗马文明无疑相当低劣。但博纳米仍然满口胡言。“你本应去雅典看看，”他回来时会这么跟博纳米说。“站在帕特农神庙上，”他会说，或者“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废墟会让人陷入相当深刻的沉思，”而他会把他的思绪详尽地写在信里。这指不定会成为一篇关于文明的论文。关于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对比，及对阿斯奎斯先生作一番相当犀利的抨击——文字充满吉本的风格。

一名肥胖的绅士费力地挤了进来，他灰头土脸、大腹便便，身上挂着金链子，而雅各看向窗外，遗憾自己不是拉丁人种。

想来还真是奇怪，经过两天两夜的旅行，你就到了意大利的中心。橄榄林中偶然出现几幢别墅；男仆们正给仙人掌浇水。黑色的维多利亚轿车驶进宏伟的柱子之间，柱上涂了灰泥层。这种转瞬即逝的景象展现在外国人眼前，则变得惊人地亲切。有一处孤零零的山顶从未被涉足，当我最近坐在一辆行驶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公共汽车上时，却看到了它。而我想要做的，就是走到田野里去，坐下来倾听蚱蜢的鸣叫，然后捧起一抔土——意大利的土，就像我鞋子上沾满的是意大利的灰尘。

雅各听到人们在车站里彻夜叫喊着各种奇怪的名字。火车停下后，他听见附近蛙声一片，他小心翼翼地卷起窗帘，便望见无垠的奇异沼泽，在月光下白茫茫的一片。车厢里充斥着着雪茄的烟雾，在罩着绿色灯罩的灯泡周围弥漫着。那位意大利绅士脱了鞋、敞着背心躺着，鼾声如雷……这次希腊之行似乎让雅各疲惫不堪——一个人住旅馆、看遗迹——还不如和蒂米·达兰特一起去康沃尔……“噢——，”雅各咕哝着，此时黑暗开始消散，亮光透了进来，在另一边，那个男人正越过他去拿什么东西——那个穿着胸襟、胡子拉碴、满面皱纹、大腹便便的意大利胖子，正打开门去洗漱。

雅各坐起来，在晨曦中，他看见一个消瘦的意大利运动员背着枪走在路上，倏然间那些关于帕特农神庙的念头都涌进他的脑海。

“啊！”他想，“我们肯定快到了！”他把头伸出窗外，让风迎面扑来。

让人极为恼火的是，你认识的人里有很多应该都能马上一针见血地说出在希腊旅行的感受，而你所有的情感都堵在了心里。在佩特雷的一家旅馆洗漱过后，雅各顺着电车轨走了一英里左右；又顺着它们往回走了一英里左右；他遇上了几群火鸡；几队驴子；在小道上迷了路；读了几份紧身内衣和玛吉炖肉汤的广告；孩子们踩过他的脚；这地方散发着一股坏奶酪的气味；然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就站在所住旅馆的对面。咖啡杯间搁着一份旧《每日邮报》；他拿起来读了。但是晚饭之后的时间该如何打发呢？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没有惊人的想象的天赋，那我们总体的境遇就会比现在糟糕得多。十二岁左右的我们，把洋娃娃弃之一旁，砸坏了蒸汽机，对法国，不过更可能是意大利，几乎肯定是印度，产生了过多的遐想。某某的姑姑去过罗马；所有人都有一个消失在仰光的可怜叔叔。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然而首先将希腊神话传开的是那些女教师。看那颗头（她们说）——鼻子，你看，直得像一支标枪，鬈发，眉毛——无一不符合男性之美；而他四肢的线条展现出完美的发育程度——希腊人不仅注重容颜，也注重体形。而希腊人画的水果逼真得连鸟儿都要啄几口。首先你得读色诺芬；然后是欧里庇德斯。某天——那是天赐的时机——人们说的都显得有些道理；“希腊精神”；希腊这个，那个，别的什么；不过荒唐的是，顺便一提，说任何希腊人都能与莎士比亚比肩。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就是在一种错觉中受的教育。

雅各无疑在以这种方式思考着什么，《每日邮报》在他手里皱成一团；他伸直了腿；显得十分无聊。

“但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他接着想。

一切在他眼中都变得索然无味。该想点办法了。因为情绪有些低落，他变得像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克拉拉·达兰特在一次派对上撇下他去跟一个叫皮尔查德的美国人聊天。而他千里迢迢来到希腊，离开了她。他们穿着晚礼服，废话连篇——该死的鬼话——他伸手去取《环球旅行家》，这是一份向旅馆老板免费提供的国际杂志。

尽管现在的希腊破败不堪，它的电车系统却高度发达，因此当雅各坐在旅馆客厅里时，窗户下来来往往的电车咣当作响、一个劲儿地响铃，要把挡道的驴群赶开，而一位老妇人死活不肯挪动半步。这显示出整个社会的不完善。

侍者对于这种现象也是十分漠然。亚里士多德，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对现在坐在那唯一一把扶手椅上的唯一的客人的身体抱有食肉动物般的兴趣，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放下手里的东西，稍作收拾，发现雅各仍坐在那里。

“明天一大早就叫醒我，”雅各回过头说。“我要去奥林匹亚。”

这种忧郁的心境，如此向围绕着我们的阴暗水域屈服，是一种现代的新鲜产物。也许，正如克拉坦顿所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仰。我们的祖辈无论如何还有点能够推翻的东西。那种东西我们也有，雅各想，把《每日邮报》揉成一团。他想进议会发表一些精彩的演说——但一旦你向那片黑暗的水域退让寸步，精彩的演说和议会又意义何在？事实上，对于我们内心悲喜的潮起潮落从来就没有任何解释。那种体面，和人们必须盛装出席的晚宴，和格雷律师院后面潦倒的贫民窟——某种扎实、稳固、怪诞的东西——就在它的背面，雅各猜测。不过还有开始困扰他的大英帝国；他并不完全赞成让爱尔兰自治。《每日邮报》对此有何见解？

他已长大成人，并即将为生活奔忙——就像那个在楼上清理他的脸盆、收拾散落在梳妆台上的钥匙、饰扣、铅笔、药瓶的旅馆女侍所切身体会的那样。

雅各已不再少年，弗洛琳达心里明白这一点，因为她能凭借直觉洞察一切。

而贝蒂·佛兰德斯甚至现在都对之存疑，她读了他从米兰发出的信，“在信里讲的，”她向贾维斯夫人抱怨道，“都不是我想知道的；”但她仍然记在了心上。

范妮·埃尔默心灰意冷。因为他总是拿起手杖和帽子走到窗前，在她眼中看起来心不在焉、神色凝重。

“我要去，”他总说，“博纳米那儿蹭顿饭。”

“无论怎样，我还能去跳泰晤士河，”范妮在匆匆走过孤儿院时嚷道。

“然而《每日邮报》并不可信，”雅各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到处找别的东西读。他又叹了口气，实则忧郁到了极点，仿佛阴郁已经占领了他的身心，随时都会使他愁容满面，这对一个享受生活的男人来说很是反常，也无法解释，但充满了浪漫色彩，原来如此，博纳米在林肯律师学院他的房间里想。

“他要恋爱了，”博纳米想。“跟某个鼻梁笔挺的希腊姑娘。”

雅各从佩特雷写的信是寄给博纳米的——无法爱上女人也从来不读庸作的博纳米。

佳作毕竟寡若晨星，因为我们不能把林林总总的史书、坐骡车去探索尼罗河源头的游记，或洋洋洒洒的小说算进去。

我喜欢把精华浓缩在一两页里的书。我喜欢哪怕千军横扫依然岿然不动的句子。我喜欢激烈的言词——以上便是博纳米的观点，这使他受到那些只会欣赏早晨新芽初长的人的敌视，那些人猛地推开窗子，看见阳光下罂粟盛开，就情不自禁地为英国文学惊人的丰饶欢欣雀跃。那根本不是博纳米的风格。他的文学品位影响了他的友谊，使他变得沉默、城府、挑剔，只有跟一两个与他见解相同的青年相处时才感到自在，以上便是对他的批评。

然而雅各·佛兰德斯与他的思想根本是大相径庭——天差地别，博纳米叹息着，将那几页薄薄的信纸放在桌上，又一次陷入了对雅各性格的思索。

问题就出在他这种浪漫气质上。“可还有他那愚钝，总使他陷入那些荒唐的困境，”博纳米想，“有什么事——什么事”——他叹口气，因为他喜爱雅各胜过世上任何人。

雅各走到窗前，手插在口袋里站着。他看见三个穿着苏格兰褶裙的希腊人；看见船上的桅杆；看见或闲散或忙碌的下层人民有的闲庭信步，有的大步流星，有的成群结队、指手画脚。他消沉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没有留意到他；而在于某种更为深刻的领悟——并不只他一人碰巧感到寂寞，所有人都是如此。

然而第二天，当火车在通往奥林匹亚的路上缓缓绕山而驶时，一些希腊农妇从葡萄树林中走出；几位希腊老汉坐在火车站中，抿着甜酒。即使雅各仍郁郁寡欢，他也从未想到孤身一人是那么自在；离开英国；自力更生；将所有事情抛诸脑后。去奥林匹亚的路上坐落着一些秃岭巉岩；它们之间的三角形空隙里露出蓝色海洋的一角。有点儿像康沃尔的海岸。而现在，整日踽踽独行——走上那条道，顺着它往上走，两边都是灌木丛——或者是小树林？——登上山顶，在那儿可以将这个古老国度的半壁江山尽收眼底——

“对了，”雅各说出声，因为车厢里空无一人，“看看地图吧。”责备也好，赞美也罢，但不能否认我们心中那匹野马的存在。想要纵横驰骋；筋疲力尽地倒在沙地上；感到天旋地转；有一种——没错——亲近岩石草木的冲动，仿佛人类已不复存在，至于男男女女，让他们见鬼去吧——这种欲望常常侵扰着我们，此乃无法改变的事实。

习习晚风掀动了这家位于奥林匹亚的旅馆的脏帘。

“我的心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爱，”温特沃思·威廉斯太太想，“——尤其是对穷人——对傍晚劳作归来的农民们。一切都很温柔、朦胧，十分伤感。实在是令人悲哀，心生戚戚。但一切都拥有意义，”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想着，微微昂首，看上去格外动人、悲怆、高贵。“人必须热爱一切。”

她手里拿着一本便于旅途中阅读的小册子——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蒙着面纱、一身白衣，站在奥林匹亚的宾馆的窗前。多美的夜色啊！她的美便是夜的美。希腊的悲剧便是所有高尚灵魂的悲剧。不可避免的妥协。她似乎领会了什么。她要把它写下来。于是她走向她丈夫正坐在一旁看书的桌子，双手支起下巴，想着那些农民，想着痛苦，想着她的美丽，想着不可避免的妥协，想着要怎样把它写下来。当埃文·威廉斯把书合上，放到一边，给刚端上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汤碟腾位置时，他没有说任何蛮横、乏味、或愚蠢的话。只有他低垂着的猎犬般的眼睛及结实灰黄的双颊呈现出他阴郁的隐忍，表达着他的信念：即便被迫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他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他认为唯一值得追求的任何目标。他的考虑是完美无缺的；他的沉默是不可打破的。

“凡事都似乎意味深长，”桑德拉说。然而那种魔力被她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她忘记了那些农民。只剩下对她自身的美的感知，所幸，她面前就有一面镜子。

“我真美，”她想。

她微微移了下帽子。她的丈夫看见她在照镜子；他承认美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无人能够对其视而不见。但美也是一种障碍；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累赘。于是他喝下汤；继续盯着窗子。

“鹌鹑，”温特沃思·威廉斯太太懒洋洋地说道。“然后是山羊，我猜；再有就是……”

“可能是焦糖蛋羹，”她丈夫以同样的声调说道，手上拿着牙签。

她将汤勺放在盘子上，喝了一半的汤便被撤了下去。她从未做过任何有失体面的事；因为她的仪态是英式的，充满希腊风情，只不过村民们向之行触帽礼，教区牧师对之尊敬有加；当她于礼拜天早晨从宽敞的阳台上下来，与首相在石坛边消磨时间只为了摘一朵玫瑰时，无论高级园丁还是低级园丁都挺直背脊，以表尊敬——或许，她正设法忘掉玫瑰的事情，因为她的目光在奥林匹亚旅馆的餐厅里飘忽不定，寻找着她放书的那扇窗户，几分钟前她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有关爱情、悲伤和农民的无比深邃的东西。

然而叹息的是埃文；既非绝望，亦非反抗。但是，作为野心最大的和性情最迟钝的男人，他仍一事无成；他玩弄英国政治史于股掌之上，因为与查塔姆、皮特、伯克、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过从甚密，禁不住把自己和自己的年龄同他们加以比较。“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需要伟人，”他习惯了自言自语，长吁短叹。这会儿他正在奥林匹亚的一家旅馆里剔牙。他剔完了。但桑德拉的目光仍在游移。

“那些粉红色的甜瓜肯定有危险，”他阴沉地说。在他说话的时候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着灰格子西装的年轻人。

“美丽而危险，”桑德拉说，在第三者出现时立即与她丈夫攀谈。（“啊，一个外出旅行的英国男孩，”她暗想。）

这一切埃文都心中有数。

是的，他无所不知；而他欣赏她。谈情说爱确实惬意，他想。但就他而言，因着他的个头（他记得拿破仑身高五英尺四），他魁梧的身材，他无法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人，恋爱是徒劳的。他扔掉雪茄，走向雅各，用一种雅各喜欢的诚恳态度问他，是否径直从英国来。

“好一副英国做派！”隔天早上，当侍者告诉他们那位年轻人五点就去爬山时，桑德拉笑了。“我敢肯定他跟你说了要洗澡？”侍者一听，摇了摇头，说得去问问经理。

“你不明白，”桑德拉笑道。“算了。”

在山顶上伸展筋骨，孤身一人，雅各感到无比自得。或许他一辈子也没这么快乐过。

而当晚用晚膳时，先是威廉斯先生问他是否愿意读读报纸；接着威廉斯太太问他（当他们在露台上抽着烟散步时——他怎能拒绝那位先生的雪茄呢？）是否看过那座剧院在月光下的样子；是否认识埃弗拉德·舍伯恩；是否读过希腊著作，而如果必须放弃一个（埃文悄悄站起来进屋去了），他是会选法国文学还是俄国文学？

“现在，”雅各在给博纳米的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去读她那本该死的书了”——他指的是她那本契诃夫，因为她把书借给他了。

尽管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似乎那些荒芜之地，那些乱石密布无法耕耘的原野，还有那片位于英国和美国之间海草飘摇的水域，比城市更适合我们。

我们身上有种蔑视资历的不受他人掌控的特质。正是这一点在社会上遭到嘲笑和曲解。人们聚在一个房间里。“很高兴，”有人说，“认识你，”而这是一句谎言。接着道：“现在我喜欢春天胜过秋天。我觉得，当人年纪渐长时便会如此。”因为女人们永远，永远，永远在谈论个人的情感，而若她们说“当人年纪渐长，”她们是想让你用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来回应。

雅各在以前希腊人切割用来建剧院的大理石的采石场里坐下。中午在希腊爬山实在是酷热难当。野生的红色报春花开了；他看见几只小乌龟从一个草丛蹒跚爬向另一个草丛；空气中有股浓烈的气味，又倏尔散发出甜味，阳光直射在锯齿状的大理石碎片上，十分耀眼。镇定、威严、傲慢、略微忧郁，无聊中带着几分焦虑地，他坐在那儿抽烟。

想必博纳米会说就是这种情况让他操心——雅各变得情绪消沉，像一个没事干的马盖特渔民，或像一个英国海军上将。当他陷入这种情绪时，你无法让他明白任何事情。最好让他一个人呆着。他整个人死气沉沉，容易情绪暴躁。

雅各起了个大早，带着他的旅行指南观赏那些雕像。

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一袭白衣，在早餐前用眼睛周游着世界，寻求一次新奇的历险或一种新鲜的观点，她的身材或许并不高佻，但极其笔挺——从桑德拉·威廉斯的角度看，雅各的头与伯拉克西特列斯的赫耳墨斯的头正好处于同一水平。这种对比对雅各完全有利。但没等她说一个字，他就撇下她走出了博物馆。

无疑，一位时髦的女士旅行时总是带着几套衣服，如果白色的那套适合早晨穿，或许沙黄色带紫点的那套、一顶黑色帽子，和一本巴尔扎克的书就适合夜晚。所以当雅各进来时，她就是以这副装扮站在露台上的。她看起来风华绝代。她双手交叠，沉思默想，仿佛在听她丈夫说话，仿佛在注视那些背着柴火走下山来的农民，仿佛在眺望那座由蓝变黑的山丘，仿佛在辨别真伪，雅各想着，突然双腿交叉，打量着自己极其寒酸的裤子。

“不过他的相貌十分出众，”桑德拉认为。

而埃文·威廉斯靠在椅子上，膝上放着报纸，对他们心怀妒意。他能做得最出色的事就是在麦克米伦出版他有关查塔姆外交政策的专题文章。但是这种膨胀、恶心的感觉真是可恶——这种焦躁不安、难以自控、怒火熊熊——这是嫉妒！嫉妒！嫉妒！那是他曾起誓再也不会产生的情绪。

“跟我们一起去科林斯吧，佛兰德斯，”他在雅各的椅子边站住，用比平常更多的气力说。雅各的回答，或是他说他非常愿意与他们一同去科林斯时那种坚定、直接、即使有点羞怯的语气，让他感到宽慰。

“这个小伙子，”埃文·威廉斯想，“或许很适合从事政治。”

“在我有生之年，我打算每年都来希腊，”雅各在给博纳米的信中写道。“这是我所知唯一能够让我远离文明世界的机会。”

“天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博纳米叹道。因为他自己从来不说蠢话，雅各的那些玄言晦语让他忧心忡忡，却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天性偏好明确、具体、理性的事物。

桑德拉从科林斯最高点下来时说的话再明白不过，她一直走在那条小径上，而雅各大步走在她身旁崎岖的土地上。她说她四岁丧母；还有公园很大。

“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从中解脱，”她笑道。当然，图书馆还在那里，还有亲爱的琼斯先生，以及对事物的看法。“我那时经常闯进厨房，坐在管家的膝上，”她的笑容里含着苦涩。

雅各想如果当时他在那儿，他就会救她；因为他觉得她那时的处境极其危险，而后，他自忖道，“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像她那样说话的女人的。”

她低估了山的险陡；他看到她短裙底下穿着马裤。

“范妮·埃尔默那样的女人就不会这样，”他想。“那个叫卡斯拉克什么的也没有这样；但是她们都装作……”

威廉斯太太向来直言不讳。他惊讶于自己对行为准则有多么了如指掌；一个人能说的要比所想的多多少；一个人对女人可以有多坦率；以及他之前是多么不了解自己。

到了公路上，埃文与他们同行；当他们驾车翻山越岭时（希腊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国度，却拥有着异常轮廓分明、株木不生的土地，你可以看见草叶间的土地，每一座山峰都被精雕细刻，常有波光粼粼的深蓝色海水映衬出它们的轮廓，皓白似沙的岛屿在地平线上漂浮，时而能在山谷中找到几丛棕榈树，零散的黑山羊及小橄榄树点缀其中，往往还有几处光影交错的树洞生在树干侧面），当他们驾车翻山越岭时，埃文沉着脸坐在马车一角，紧紧攥着拳头，指关节间的皮肤绷紧，汗毛直竖。桑德拉坐在对面，盛气凌人，像一个准备直冲云霄的胜利女神。

“无情无义！”埃文心想（而这并非事实）。

“愚昧无知！”埃文认为（这也并非事实）。“但是……！”他妒忌她。

就寝时，雅各发现他不知道该给博纳米写些什么。但是他远远地看见了萨拉米海湾和马拉松平原。可怜的老博纳米！不；有什么不对劲。他不能写信给博纳米。

“我无论如何都要去雅典，”他下定决心，神态坚决，愿望像钓钩一样牵动着他的心。

威廉斯夫妇已经去雅典了。

雅典那互不相称的市井百态依旧能给年轻人带来不小的冲击。它方才还平淡无奇；此刻便垂名千古。时而有廉价的大陆珠宝陈列在毛绒托盘上。时而有端庄的女人裸体站着，膝盖上方只有一片随风飘扬的遮羞布。一个烈日当空的下午，雅各随心所欲地走在巴黎式的林荫大道上，匆匆让开从此经过的皇家马车。摇摇晃晃的马车飞快地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车道上，戴着廉价常礼帽、穿着欧洲大陆服装的男女市民一律向它致敬；尽管一个身穿苏格兰裙、戴着便帽、打着绑腿的牧羊人差点儿把他的羊群赶到马车的车轮中间；与此同时，雅典卫城高耸入云、俯瞰全城，像一道凝固的巨浪，帕特农神庙的黄柱稳稳地树立其上。

帕特农神庙的黄柱终日牢固地树立在卫城上；而在日落时分，比雷埃夫斯港的船只鸣炮时，钟声响起，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敞着马甲）出现了；女人们卷起她们正在石柱的阴影里编织的长袜，唤来孩子，一群人匆匆下山回家了。

它们仍矗立在那儿，柱子、三角饰、胜利女神庙和厄瑞克修姆庙，屹立在一块被影子劈开的黄褐色岩石之上。清晨你一打开百叶窗，探出身子时，便听见下面的街道上马车声、人声、鞭子声。它们就矗立在那儿。

它们毫不含糊地伫立着，一会儿白得晃眼，一会儿变成黄色，在某种光线下又呈现红色，这让人不禁想到耐久性，想到由某种在别处消散于精细琐事的精神力量孕育出的事物。但这种经久不衰存在于我们的欣赏之外。即使这种美人性化得足以动摇我们，足以搅起脑海深处的沉淤——记忆、放弃、悔恨、情感付出——帕特农却与这一切互不相干；若你想想几个世纪以来，它如何整夜屹立不倒，你便开始将那种光辉（正午日光炫目，几乎看不到中楣）与或许只有美能够不朽的观念联系起来了。

除此之外，与起泡的灰泥、伴着乱弹的吉他及唱片机嗓音刺耳的新情歌、街上行色匆匆却微不足道的面孔相比，帕特农神庙的不动声色着实令人讶异；它是那么朝气蓬勃，与其说它行将朽木，帕特农神庙倒像是比这大千世界更长久的存在。

“希腊人很聪明，从不浪费时间润饰雕像的背部，”雅各说着，用手遮在眼睛上，发现雕像背光的那一面刻得马马虎虎。

他留意到台阶有些参差不齐的棱角，“希腊人的艺术感甚于数学上的精确度，”他的旅游指南里如此写道。

他恰好站在雅典娜的伟大雕像曾经竖立的地方，辨认出了下面的展览台上一些更加著名的标志性展品。

简而言之，他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却太过愁容满面。那些导游还总缠着他。这是周一的事了。

但在周三，他拟了一封电报给博纳米，让他立刻前来。然后他把它揉成一团，扔进排水沟里。

“首先，他是不会来的，”他想。“其次，我敢说这种事会烟消云散的。”“这种事”是说那种不安、痛苦的感受，有点儿像自私——人们简直希望这种事能终止——情况愈演愈烈，超越了人们可以想象的程度——“如果再这么下去，我就束手无策了——但如果有人同时也在经历这一切——博纳米被塞在他林肯律师学院的房间里——唉，真该死，唉，”——落日之际，站在帕特农神庙前，覆盖着粉色羽毛的天空、五彩缤纷的平原、黄褐色的大理石映入眼帘，海米特山、庞特力寇斯山和莱克贝特山耸立在一侧，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另一侧，让人觉得压抑。幸好，雅各很少联想到人的身上；他很少想起柏拉图或苏格拉底本人；另一方面，他对建筑十分痴迷；他喜爱雕像胜过绘画；他开始思考很多文明社会的问题，当然这些都已经被古希腊人出色地解决了，尽管他们的方法于我们毫无用处。周三夜里，他躺在床上时，那只钩子在他的心上猛地一拽；他用力一翻身，想起了他爱着的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

第二天，他爬上了庞特力寇斯山。

第三天，他登上卫城。天色尚早；此地几乎空无一人；天上可能打着雷。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卫城。

雅各打算坐下看书，他在近处找到一块鼓形大理石，从那儿可以望见仍处在阴影里的马拉松平原，而厄瑞克修姆庙在他面前闪着白光，他便坐在那里。看完一页后，他把拇指夹在书中。为什么不用该用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他又看起了书。

不得不说，坐在能俯瞰马拉松平原的位置上多多少少让他提起了精神。或是因为，一个海纳百川的迟钝头脑也有成熟的时刻。又或者，他在身居海外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对政治的思考之中。

之后他抬眼望见那鲜明的轮廓，他的思绪便备受鼓舞；希腊已经成为历史；帕特农神庙已是断壁残垣；而他还在那里。

（撑着绿色和白色的伞的女人们穿过庭院——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她们的丈夫会面的法国女人们。）

雅各接着读书。他把书搁在地上，仿佛受到读过的内容的启发一般，在纸条上着手写下关于历史的重要性——关于民主——的批注，这些不经意间写就的东西或许就是终生事业的基础；再者，二十年后纸条从书里掉出来，没有任何人将记得上面写了什么。这还真是可悲。还是付之一炬罢。

雅各写着写着；开始画一只挺直的鼻子；所有的法国姑娘在他下方把伞撑开又合上，望着天空大呼小叫，人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雨倾盆还是晴空万里？

雅各起身，信步走向厄瑞克修姆庙。那里仍然站着几个撑着伞的女人。雅各微微挺了挺身子；因为首先影响身体的是稳定性和平衡度。这些“雕像”真是煞风景！他瞪着她们，然后转过身，发现卢西恩·格雷夫夫人坐在一块大理石上，手里的相机正对着他的头。她自然跳了下来，即便她年事已高、身材臃肿、靴子紧脚——因为她的女儿已经出嫁，便整日穷奢极欲，身躯因为发胖变得奇形怪状；她跳了下来，但并非在雅各看到她之前。

“这些女人真该死——该死的女人！”他想。然后去捡他留在帕特农神庙地上的书。

“她们多煞风景，”他咕哝着，靠在一根柱子上，把书紧紧地夹在腋下。（至于天气，无疑风暴即将来临；雅典上空阴云密布。）

“就是这些该死的女人，”雅各说，语气中没有半分怨恨，反倒充满悲伤与失落，因为该来的永不再来。

（这种强烈的幻灭感通常出现在风华正茂、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不久就会成家立业、事业有成。）

在确认那些法国女人已经离开，谨慎地环顾四周之后，雅各漫步至厄瑞克修姆庙，有些鬼鬼祟祟地打量着左手边那尊支撑着屋顶的女神。她使他想起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他瞟了她一眼，然后看向别处。他瞟了她一眼，又看向别处。他感慨万千，于是他想着那只破损了的希腊雕像的鼻子，想着桑德拉，想着各种各样的事，在烈日炎炎下，开始独自攀向海米特山顶峰。

就在那天下午，博纳米为了谈论有关雅各的事，专程到斯隆大街后面的广场上与克拉拉·达兰特喝茶，在炎热的春日里，临街的橱窗上拉起了条纹遮篷，独自站着的马儿刨着门外的碎石路面，身着黄马甲的年长绅士们按响门铃，待女仆端庄地回答说达兰特夫人在家后，便彬彬有礼地走了进去。

博纳米与克拉拉坐在阳光充足的前厅，手风琴在外面奏着美妙的乐曲；洒水车一边洒水，一边沿着人行道缓缓行驶着；马车叮当作响，所有的银器、印花布、蓝褐相间的地毯、插满绿枝的花瓶，都有一道道颤动的柔黄光线照射其上。

这场交谈索然无味，无需引用原话——博纳米一直轻声细语地回答问题，同时愈加惊诧于挤压在一只白色缎鞋里的柔弱存在（与此同时，达兰特夫人正与某位先生在后屋高声议论政治），直到克拉拉灵魂的纯洁让他觉得坦诚；深浅尚不得知；若不是他开始相信克拉拉爱上了雅各，他或许就道出了雅各的名字——而他确实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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