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看起来本应是这样：我提着手提箱，走在一条碎石铺就的车道上。按响了门铃后，一个身穿黑衣的女仆为我打开了大门。就像电影和小说开篇时司空见惯的场景，我在飞机上，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一幕。我正是靠电影和书籍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但是我能说，我就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吗？
出于某些原因，事物从来不会像你之前凭空想象的那样发展。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变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么想象还有什么用？或许可给人以启迪，或许能描绘出愿景，仅此而已。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想象是上帝和我们玩的一场游戏，祂赐予人幻想和灵感，但绝不允许人去预测哪怕最平常的事件。祂给人的，好比锈蚀的刀子、纸糊的锤子、玻璃的钉子，徒有其表，却难堪其用。还有可能，想象以我们未知的某种方式耗尽了其降临于现实的力量，我们想象到的，注定无法实现。反之亦然，现实中发生的，都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事。这可能意味着想象与现实都出自同一个源头，一个被称为“实现等候区”的地方，就像底部连通的两根试管。
抑或，只有我自己的想象力如此低能。或许存在一些人，他们可以立即预测未来，洞若观火，退一步说，至少也能勾勒出未发生事情的大致轮廓。譬如先知或是纸牌算命大师的灵光一现。
某位女士，我们姑且称呼她为“苏格兰女士”吧，通过在伦敦的朋友们发了一份启事，希望招揽一位作家，以改善本地作家圈子过于沉闷的局面（作家们本就很沉闷），她将为应邀者提供保障写作工作的各类便利条件。她希望来的是位女性，是个波兰女作家。
以上就是我去那儿的前因后果。但是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反复无常的天气。”壁炉上摆放的一台小型收音机里，英国广播公司三台的天气预报播音员以不确定的语气小声嘀咕着，声音怯怯的，似乎自己都不相信播报的内容有什么说服力。在每次出门散步之前，我的手都会条件反射地向那把熟悉的伞柄伸过去。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见过晴朗的蓝天，哪怕是一次。刚才还在树梢后密布的乌云须臾之间占领了整个天幕，滂沱大雨不期而至。
“园丁断了腿，所以咱们用电炉取暖。”这是我听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当时我不明白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神秘的关联，但仅仅几分钟，炉子就给我的房间带来融融暖意。我当前所在的这个国家，到了六月还要给房屋供暖。
房间的布置由来已久，没有任何空间可供即兴发挥，所有物件从一开始就各就其位，从来没有挪动过地方。如果是在我的国家，这么多年来，室内的布局早不知道翻来覆去更换了多少遍，而在这里，这些东西似乎曾耐心地寻找过属于自己的地盘，一旦找到就筑下巢穴，雷打不动。那件中国玉龙雕塑，需要多少年才找到了自己该待的位置，一百年，还是两百年？钢琴上的小装饰摆件，仿佛已经在乐器表面的黑色烤漆上扎了根。墙上的画挂得似乎与墙壁合为一体，让人几乎注意不到那里还有一幅画。地毯完美地与木质地板融合，回归到脚下纯粹柔软的本质。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铜灯具，隐在自身散发的光芒之中。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两人在这儿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对往昔的回溯。我是因为突发了想写点什么的冲动：“我六岁，于明媚的阳光下漫步在广阔的奥得河平原，第一次从收音机中听到甲壳虫乐队的那首著名的《女孩》，惊艳于这美妙绝伦的天籁。”她，恐怕是感慨自己的年龄，当人活了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已经不太来得及响应此时此地的日常呼唤。
毕竟，我们俩的年龄相差半个世纪。这间古朴庄严的客厅似乎尝试着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座相互理解的平台。她的过往是我所难以想象的。她微微颤抖起来，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飘忽。
虽然可能不太婉转，但我还是开门见山地把话挑明了，不要太指望我能成为参与深度沟通的合作伙伴。如您所见，我的英语水平很差，我没有语言天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她似乎并不失望，还笑了起来。
早上，我去餐厅吃早饭，收到了前一天写在小纸条上预订的餐食——最寻常的煮鸡蛋、吐司、果汁和咖啡。她应该已经吃完了，也没准根本就不吃早餐，她就这样在旁边坐着，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吃。也许只是我自作多情，但我确实从她观察我晨起食欲的目光中感受到些许温柔。早上的我总是最健谈，话题从最新的报纸上信手拈来，科索沃战争的结果、伦敦的骚乱、爱德华王子的婚礼，海阔天空地聊。我只是尽量不在嘴里塞满食物的时候去阐述自己的世界观。
她个子不高，身材娇小，我认为她的头发也染过，这种明快的天然亚麻色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可一点也不常见。她爱穿长裙和羊绒毛衣，颜色非黑即灰。傍晚时，还在肩上披了一条苏格兰方格羊毛围巾。
我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写作，时间在我面前飞逝，除了自己的饥饿感之外，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打断我的工作。只有我的手腕因长期敲击键盘而酸痛不已时，我才会躺到地板上小憩片刻，回想写过的每个细节，构思起新的内容，探索如何尽一切可能利用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关于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写自己却会创造出别人。你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既是探寻者，又是探寻的结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才让每一部自传、每一本回忆录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虚假成分。
文学就是一种拥有豁免权的谎言，这种谎言可以不受道德谴责，还能被社会所认可，甚至收获崇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被写作所吸引，一直笔耕不辍。还存在什么不一样的吗，比如给人以不同的机会去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撒谎来改善现实，还能为文学想出其他可能性？作家是什么？广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天生的相对论者、真理的试验者、替代品的发明者。以上，就是她温柔地问我正在做什么时，我试图告诉她的。
我觉得，她的过去是黑白的，就像那些老电影，片中人们的动作看起来紧张兮兮，比实际速度快得多，一切都很粗糙，缺乏深度。
她本人看起来十分不真实，总像个无声无息出现，又消失在地下迷宫里的幽灵一样。
早餐后，我在自己房间里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打开窗户，因为她不喜欢烟味。我担心烟会飘到她那间很难找到的卧室里呛到她。我想象着她身穿睡衣，顶着一头烫发卷的样子，这让我心里得到了安慰，似乎和她贴近了不少。房间里很安静，几乎听不到公园里割草机发出的声音。中午时分，一只装着午餐的篮子出现在我的门前：一个保温杯灌满了茶水，另一个装着汤，还有一份三明治，以及用餐巾包裹的餐具。我一边阅读，一边吃了午餐。
最初的日子过得很别扭，我在机场发现自己的托运行李丢了，所以来到这里时，带着的只有随身的小包，没有旅行箱。好在笔记本电脑平安无恙，不幸中的万幸。玛格丽特，她是女仆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毕竟我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她给我带来了浴袍、牙膏和牙刷，以及女主人支援的黑色羊绒毛衣和一件雨衣。这些天里，我自己的唯一财产就是这台电脑了，它就像一个便携神龛一样在小桌上热切地闪着光。
我一直在写。从早上开始，思涌如泉，键敲如飞，吃午饭时几乎也不休息。我写作也不总是伏案，时不时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不时看看窗外，观察苏格兰变幻莫测的天空，时不时还抽支烟。我还开发了属于自己的门户空间，并把时间调回到某些自己的起点，将其命名为“难以记忆的画”。修道院，我想，这就和在修道院差不多，现实的意味变得浓厚了。事实证明，现实的唯一来源就是我自身，除了我自身之外，再无其他世界；描述世界的本质就是描述我自己，除了那句老生常谈的“去认识你自己吧”之外，别无他法，去写你自己吧，就写你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下午两三点钟，我带了把雨伞出去散一会步。住的时间长了，我也渐渐习惯了下雨。一路来到郁郁葱葱的公园，行走在雨后湿滑的小径上，一侧是奔流的河水，一侧是险峻的山崖，小径居于其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沿途随处可见浓密的杜鹃灌木丛和阴郁的金钟柏，老树干上缠绕着茂盛的常春藤。时而有野兔跳到我脚下，有时停在我脚前一米远的地方，用一只眼偷瞄我，似乎十分确信我看不到它。偶尔有飞往爱丁堡的飞机从头顶掠过，飞得很低，我甚至能通过五颜六色的机尾涂装将它们分清。
回来后，喝下午茶。玛格丽特用托盘端着茶，放在我门前的玄关上，还总不忘配一块小蛋糕。
直到晚餐时间，我们才再见面。餐桌是为两个人准备的，我坐一边，她坐一边。
“女士，您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邀请一个陌生人回家？”我问。
她直接回答了问题中隐藏的后一句。
“我一点也不孤独。”她说，“我这里平静恬淡，而你们需要平静，所以我就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们，仅此而已。”
所以说，我从礼物中得到了漫长的傍晚，无尽的傍晚。因为那里地处北方，六月天的白昼明显比波兰长得多，不论我起床还是就寝时，天都是亮着的。有时候我清晨醒来，天色已是大亮，让我误以为睡过了头，焦急地看过手表上的时间之后才知尚早，惊讶之余倒头再睡。
唯有浴室让我很崩溃，独立分开的冷热水龙头实在是个令人费解的发明，我感到十分无助。所以每次洗头我都不敢用淋浴，只能盆浴。躺身泡在浴缸中，抬眼看着墙纸上单调的图案，让我很容易进入一种近乎于冥想的状态。
在这里，时间不再带有任何属性，被一日三餐均匀而完美地分割成了几个部分，缠绕着自我。没什么其他可做的，没有突发的新鲜事，没有电话铃声的呼唤，也没收到任何信件，没有什么能打破我这种奇妙沉思的平衡。一切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带着不可阻挡的必然性。糖罐里从来不会缺糖，但绝不会冒出盐，也绝对洒不出葡萄酒。这座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机制，就像不知何时上了发条的古旧八音盒，它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固执演奏着，总是卡在同一个地方——冷热水龙头，直到这个微小的瑕疵被我当作整个秩序的一部分，开始慢慢被接受。每个小时都有相同的长度，每分钟亦如是。我是否应该觉得奇怪？似乎每条消息抵达这里时都受到了遥远距离的遮盖而改变了颜色，显得虚幻不实。它们听起来就像来自另外一个遥远世界的声音，某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子虚乌有。房子自然地一天天变得老旧，阁楼上的物件越积越多，在防尘罩的覆盖下沉睡。端庄古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中世纪的箱子默默静置，丝毫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提示来彰显自己的存在。苏格兰真可称得上是上帝工厂的完美杰作。
我们心无旁骛地吃晚餐，古董餐具发出叮咚的声响。她审视着自己，谨慎地发问，柔缓地打开坦诚的空间，从不直奔主题，从不强人所难。这让我对她由衷钦佩。这就是他们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吗，从本质上说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式冷静吗？给对方一个存在的空间、自我的空间，让人循序渐进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处理一件多么微妙的事情。于是，我有些惊喜地发现，我也能做到，能够同等地呼应她。当我想向她发问时，首先会在自己心里将问题翻译成英语，经过这个小手术，问题会变得离波兰语原版远了一英里。因此可以说，英文翻译就像一架反转了的望远镜，使用它，就能让问题看起来推远，而不是拉近。这便是彼此之间的交谈给我带来莫大乐趣的原因。譬如，每一句回答都以“那么……”两个字来开头，这个词能够把你后续想说的话都置于一个神奇的问号下，让每一个你意图表达的想法都变得相对化。一句“那么……”，能让每一场激烈的革命都消弭于无形，每一个宣言的理念都烟消云散。
有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不太能控制住身体，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夸张的表情和激烈的手势。
“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你的脸上了。”她不动声色地说道，平静地把杯子举到嘴边浅饮一口。
我没觉得她是在恭维，但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似乎对她有那么一点同情——她的脸上什么也没写。
她问我关于波兰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客厅里彬彬有礼地喝过咖啡后，我在地图上把我的故乡指给她看。她礼节性地做出了感兴趣的样子，扬起了眉毛。当我介绍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时，她只是平静地重复“是的，是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对她来讲无关紧要。她说自己觉得特别累，想早点睡了。
在我的托运行李——我用惯了的那些好东西——失而复得之前，她带我参观了书房。书房独立于整座房子的其他部分，需要穿过一个小庭院才能进入。其内收藏有1956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包裹着华美的深绿色皮革封套的精装版《世界散文集》，以及不少艺术类画册、拍卖目录、字典辞典，还有一些随机选择的哲学类书籍、几本世界历史和神话故事。因此，在我自己写的书问世之前，我就坐在书房的梯子上，一本一本地浏览翻阅。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居然有整整一个书架都摆满了有关波兰的书籍，我在其中发现了不少能让我提起兴致的。例如这本《波兰是个时不时从欧洲地图上弹出，但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两次的国家》。还有这本：格雷夫斯于1958年撰写的大部头作品《神话》——作者在书中信心满满地用英语写道，西里西亚是德国的。当我在其中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波兰集中营”这个说法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晚上，我跑到镇上的一个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以此来提醒自己：
我这个人还是真实存在的。大约在抵达苏格兰一个星期之后，我第一次踏上了外出旅游的征程。搭乘双层巴士仅需二十分钟，便可到达罗斯林。我的自助游指南里推荐这个小镇，是因为有座非同一般的教堂坐落于此。教堂的墙上悬挂的美洲植物图画，比哥伦布整整早了一百年，这标志着，苏格兰人更早发现了新大陆。我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历史对我而言似乎无关紧要。我想去参观的原因是前段时间听到这座教堂里可能隐藏着圣杯的传闻——可能至今尚在，也许是曾经收藏，如果圣杯真存在过。我在自己孤寂的房间中激动莫名，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就像爆炸”，这是借用了前一天晚上女主人对我说过的话。在罗斯林还有一家成功克隆了多莉羊的研究所。绵羊，羔羊，基督，基督的宝血、神躯、基因、染色体，永生不朽。所以，我发现自己竟不经意间处在了世界的中心，秘密的中心，一个小小的、苏格兰风格的、多雨的耶路撒冷。它是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中心，外围的中央；是隐藏在人们熟视无睹之处的宝藏，是绣着蕾丝、镶着宝石的宇宙终点。我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行驶在绿油油的地表，潮湿、平坦、对称而又单调。教堂的门票花了两个半英镑。
然后，我在一间小旅馆的酒吧坐下，点了一大杯健力士啤酒。教堂美轮美奂，我加入一群游客中，身穿传统苏格兰裙的导游声情并茂地解说，将游客们热切的目光引导到金库的方向。但是圣杯肯定不在那里，如果在，我必能感觉到。绵羊多莉是另一项科学实验，它神圣的身体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永生的奢望依旧渺茫。苦涩的啤酒有点上头，我冒雨返回了。
一直到午饭时，我都因那本写波兰的书而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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