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雨季将至时来到这个以两姓命名的村庄的。我和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整年的林兄完成交接。我记得在物品移交清单上签完字时，林兄脸上露出欣快的表情。几分钟后，他骑着那辆由外界捐赠的摩托车，一阵烟地消失了。很明显，摩托车是赠给志愿者这个岗位的，而非赠给他个人。按理说，它应该一起移交给我。次日，村里有人将摩托车推回来。它被扔在几公里外的水田旁，是链条脱落了。同时扔下的还有一只较沉的包裹。

村里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二百六十五人，村庄距离最近的小学有将近三十公里。多年来，都是依靠前来支教的志愿者对这里的孩子进行教育。如果能够摆脱咯血的折磨，本村的民办教师木太枝也会参与到教学中来。场地就在村公所。这里有一半的房屋是土砖垒砌而成的，村公所也是这样。在村公所的屋脊上，架着一只由林兄不远万里背来的铁锚。我估计他的意思是想启发这里的孩子，世界不只有村子这么大，还有远方与大海。不过，村里人都把它当成一只预示着交配和丰收的铁犁。在村公所前有一块平整的场基，村里的人常过来，从屋里掇出孩子们念书所坐的板凳，坐下来聊天。

有一回，聊天围绕着村里半痴呆人老四（大名叫木俊）正在挖掘的一块石碑进行。老四是在翻地时发现它的。起初他以为是块石头，随着将周围的土挖开，他明白这是一块碑。老四量了它的宽度，有三掌半长。至于长度，因为碑体埋在土里，就不清楚了。这也成了两个接近六十岁的老人木太权和麻政德打赌的内容。木太权兼过大队会计，他认为，一块碑的宽度在三掌半，约合六十四厘米，那么从美观角度考虑，碑长应该有一百六十厘米，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的身高。这样是合乎比例的。麻政德是从本地经济水平考虑的，穷山僻壤的，石碑不会造得太大，应该偏正方形，长度不会超过宽度很多。“五掌顶多吧。”麻政德说。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木太权咬着牙齿说。

“拭目以待。”麻政德说。

“可要等老四挖出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他又不让别人插手。”木太权说。

差不多在我来的时候，太阳失踪了。也许这么说有点绝对。我记得在和乡政府的带路人作别、拐进通往村庄的隐蔽道路时，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缕一缕的乌云从纸片般的太阳面前飘过。那一刻我恍如置身月夜。从此我就再也没见到太阳。天气逐渐变得阴沉，日间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按照木柳桥的说法，老天的这张脸硬是跟要哭一样。我必须说下这里有一座百里地内罕见的大坝。几乎在进村的那一刻我就注意到了它，也可以说，是没办法不注意到它。我贪婪地看着它，无法想别的事情。直到林兄亲切地迎过来。“可等到你了，这一路上辛苦吧。”他说。林兄不但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还帮我铺好床，烧好开水，甚至给我备好一支牙刷，在上面挤上了牙膏。大坝建造在两座山之间，也可以说是建造在一座山的两翼之间，或者说是豁口那儿。坝体陡峭，近乎直立，高七十米，由土料和石料抛填、碾压而成，外层是砂壳。坝体上的字已经脱落，只能依据残留的痕迹判断它写了什么。因为距离太近，大半个村庄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我虽然隐隐感到害怕，还是着魔一般，时常走向它。它的双腿就像插在大地里。我的目光沿着它的身体曲线上行，在每一处微微隆起的地方停留。作为庞然大物，它的存在是如此清晰明白，然而一切又付诸寂静。

在体质和精神都较孱弱的女人那里，我看见大坝所施加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压力。这种压力，随着雨季临近变得越来越大。她们心烦意躁，接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眼神呆滞。有的猛然在庭院中号哭。有的发出既为宣示惊恐又为提醒别人的喊声。有的好比身陷噩梦，张大嘴巴却喊不出来。有的跌跌撞撞，将左脚向右踏，右脚向左踏，好比是醉酒了。有一件事说出来让人羞惭：一名老妪忽然脱光衣裳，将它们弃在路边，然后张开枯瘦的双臂，一边喊“好吓人啊，吓死人啊”，一边朝山腰的薯洞跑去，并且在那里躲起来。在少数男人那里我也看见这种软弱。他们开口说话时声音是清晰洪亮的，说到一半，声气就变得不像是他的了，很多字也念错了。他越是憋红着脸要把它说清楚，它就变得越含糊不清。村庄的主力，那些大老爷们，变得越来越健谈，仿佛不受此影响。可是我没办法不对这种反常的健谈产生怀疑。正常情况下人是没有这么多话的，对吧？因为天昏地暗，他们离开场基，走进村公所，把孩子们的课桌拼在一起，按照次序坐好，然后一天到黑不知疲倦地交换意见。

村公所里有一张单人沙发，是外界捐赠进来的。有一次被麻远文坐了。木太权自认是本村最为尊贵之人，那天来得有些晚，一看沙发让人占据，抬抬手，说“那你们就自己做主吧”，转身回家了。大家分三次去请，才将他请回来。我现在记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村公所内的蚊虫都特别多，那些参与讨论的人将烟灰弹到地上，不时空出双手，去拍死那些粗大的蚊子。木柳桥还用两只赤足夹死过蚊子。木柳桥是不取悦他人就不安生的人，兼之惧内，在村里没什么人瞧得起。讨论时他只能坐在外围。每当内圈有人去解手，他就迅速补到空位上去，然后在别人回来时又早早让出来。现在想起来，是啊，现在想起来，他们还跟活着一样。现在想起来，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成百上千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以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他们讨论的是迁徙。

麻新文说：“出去做什么呢，话都听不懂。”

麻吉文说：“在外地还容易沦为三等公民，一切都要重新奋斗。这边的基础，不是一代人，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打下的。就这么放弃了，真有点于心不甘啊。”

木智说：“在外地还容易受到歧视。这也不能怪人家。人同此心，你想啊，人家要是来我们这边，我们不也得嫌弃人家么。毕竟资源只有那么多。”

上门女婿周拥军说：“我听在港口的一个朋友说，他晚上基本不出门，实在出门就带十元保命钱。治安状况很差。”

木强说：“吃也吃不惯。外地人据说不吃米，光吃面。面有什么吃头呢。”

麻政芳说：“一切事情，都是为本地人准备的啊。外地人连狗都不如。”

木太权说：“你怎么看呢，政德？”

麻政德说：“父母亲戚没有着落，自己把户口迁走，是对他们不负责任。”

木太权说：“是啊。迁移过去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

木柳桥说：“缴几多的税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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