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是一个畏寒的人，哪怕在夏天都时常觉得冷，三十度以上的气温才能让她感觉自在。只有夏季的克里米亚才有适合她生活的温度。但现在，她必须在德国隆冬零度以下的清晨里铲掉大楼门前的积雪。娜斯佳很有力气，只不过她的力量并没有储藏在她那双细长而纤弱的手里。吸尘、掸灰、拖地、熨烫她都会干，但握着沉重的铲子铲起更加沉重的积雪对她来说实在是一项过于艰辛的工作。她买了毛皮手套来御寒，但戴上之后握不住铲子，她只好重新换回旧羊毛手套。要不了五分钟，她的手指就会失去知觉。她用围巾绕在夹棉外套的风帽外面，挡住自己的脸，但她的牙齿仍在围巾下咯咯打战。尽管她穿着有衬里的厚实雪地靴，但站在雪地上没多久，她就感觉不到双脚的存在了。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刮来，雪穿透周遭的黑暗刺痛她的皮肤。繁重的劳动让她汗流浃背，但同时她的身体又比她毕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冷。

而且她陷入了新的恐惧。乌克兰的情况她是了解的，谁要是在积了雪的人行道上摔倒，责任全在他自己，不会有别人来替他承担。但阿希姆告诉她，德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在办公楼前的人行道上摔倒受伤，负责清理该路段的人员就必须承担责任。工作合同上签署的是她的大名，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由她，娜斯佳，来承担事故责任并且支付赔偿金，说不准要赔上一辈子。她一寸一寸地铲着人行道上的积雪，断臂瘸腿的路人、拄拐杖坐轮椅的伤员等各种形象不断从她脑海中冒出来。这个所谓走个形式的签名，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背上了如此重任。在这个离选帝侯大街不远的繁华地区，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办公楼前积雪覆盖的人行道上踏过，她必须对每一个人的安全甚至生命负责。

铲雪并不是工作的全部，她还得在门前撒满融雪盐。那些看起来和糖没什么分别的粉红色盐粒十分重，她的小桶每次也装不了太多，所以她只能迈着冻僵了的双腿一次次到院子深处的大桶前取盐，直到用一把小铲子把整段路都撒满。干完这些，她就跑回小鸡房子，花半小时冲个热水澡让自己暖和起来，然后飞快地擦干身子穿好衣服，灌下三杯黑咖啡，重新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匆匆奔赴这一天的清洁工作。

阿希姆现在拥有三台昂贵的电脑和好几台打印机。他声称自己未来的业务需要用到这些设备。他对新技术和奢侈品充满热情。他用娜斯佳给他的钱订购过价格不菲的数码相机、功能复杂的放映机，为他那辆几乎不怎么上路的奔驰车配真斑马皮座椅套，给自己买带有镀金表盘的劳力士。所有这些都是从那笔据说很快就会赚到的巨款里预支的，他不厌其烦地说服娜斯佳，他们马上就会有花不完的钱。娜斯佳不知道自己外出工作时他究竟在家里忙些什么，她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隔着一团烟雾坐在自己的技术设备前，像一个炼金术士造出的矮人，又像一只待在自己洞穴里的有攻击性的长毛动物，不知疲倦地努力孵化着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罐头水果和冰淇淋是他唯一的粮食。他几乎不再离开公寓，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只有不快和敌意。他只是每天去探望他的奔驰车，确保它仍然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

娜斯佳几次三番想一走了之，想直接逃回基辅，但每次她都得提醒自己认清那个事实：那里已不再有她的容身之地。再说和一个德国人结婚满六年才有可能拿到永久居留许可，而她还没坚持到一半。她还得熬上三年才能考虑离婚。到那时她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在那之前都不是。

有一天，娜斯佳在街上遇到了曾经的大学同学及同事安德烈。她没想到他也在德国。在基辅的那段日子里，婚姻之外的情感冒险对于娜斯佳来说已经成了常态，而安德烈就是她的外遇对象之一。安德烈，一个高大挺拔、长相英俊的男人，机智，幽默，举手投足也十分潇洒。娜斯佳一直以为他早就移民去了以色列，现在，他竟然出现在了柏林的大街上。就在她眼前。这样的偶遇同样也让安德烈十分意外。他们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还是立刻认出了对方。安德烈在乌克兰就患上了青光眼，如今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这个并不明显的瑕疵是他那张五官匀称、棱角分明的脸上唯一的缺陷。

他们是在一家咖啡馆门口不期而遇的，自然就走了进去。娜斯佳在柏林只下过两三次馆子，往咖啡馆里走的时候还带着轻微的局促，她不知道在一个德国咖啡馆里怎样表现才算得体。

他们在一个安静角落里找了张桌子落座。娜斯佳还记得，在乌克兰的时候安德烈就不怎么喜欢吃蛋糕。他点了一杯啤酒，她要了一杯浓咖啡和一小块贵得吓人的覆盆子蛋糕。今天就算是庆祝她的乌克兰之日了，庆祝这个与老朋友、与覆盆子重逢的日子。她想起了度假屋前的小花园，那儿到了夏季就会结满覆盆子，她总是用手把这些红色的小果子从枝条上抹下来，一把一把地塞进嘴里。

过去在基辅，她常常和安德烈一起开车去度假屋，共度几个小时的二人世界，现在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上，彼此都显得有几分尴尬，毕竟二十年过去了。安德烈仿佛不会变老，看上去还和当年一样，只是一头乌发染上了银霜，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少年人。两个乌克兰人在国外狭路相逢，场面总会显得有些古怪。他们穿行在西边的人群里，似乎和周围人没什么两样，谁也看不出他们的出身，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从世界上哪个不被注意的贫穷角落来到这儿的，但他们都骗不过对方的眼睛，骗不过那双能看到真相的乌克兰眼睛。他们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装模作样，仿佛同时陷入了一场骗局。

他们的关系结束之后，娜斯佳就不再会经常想起安德烈了。对于情人们来说，她不是一个忠诚的爱人，她的心一直只属于罗曼。现在，它不再属于任何人了，它悬在空中，它陷入了沉睡，它成了一颗古怪的无人认领的心。娜斯佳对自己在德国的困窘处境闭口不谈，她羞于在安德烈面前提起这些，她只想听他说说他的事。于是他给她讲了一个曲折又悲伤的故事。

他在乌克兰离了婚，然后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年轻俄罗斯女人，以及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女儿加林娜，一起移民到了以色列。他指望以色列的医生能挽救他的视力，因为青光眼已经开始袭击他的第二只眼睛。手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他和妻子玛莎也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国家，仅仅是那炎热的气候就让玛莎无法忍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待了两年，希望情况会有好转，但最终他们也没能适应那里。他们递交移民德国的申请后没多长时间，就获得了批准。那个时候柏林墙刚刚被推倒，他们在柏林有不少朋友，这座城市也因为那条即将彻底从世界上消失的东西轴线而显得格外诱人。说到这里，安德烈一时语塞。“要是我们一直留在以色列就好了。”他叹了口气。

德国的新生活开始得非常顺利。安德烈的妻子在一家俄罗斯旅行社找到了工作，他自己为在德国发行的俄语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十五岁的加林娜报名了德语课程，她打算参加德国的高中结业考试，然后选择摄影专业。他们对斯潘道区的宽敞公寓非常满意，透过家里的窗户直接就能看到哈弗尔河。他们常常在城市里漫游，看着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一头扎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里。他们并不富裕，但同时他们从未感到如此自由，他们在柏林找到了自己的乐土。只是加林娜的情况渐渐令人担忧起来。之前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以色列，她给人的印象都是个对人充满信任的开朗少女，总能飞快地交到新的朋友，总是满怀好奇心和求知欲地投入向她敞开怀抱的新世界。但是在柏林，她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一开始难以察觉，后来慢慢露出了蛛丝马迹。她常常很晚回家，一言不发就把自己关进房间。安德烈在她身上看到了不安和疏离。

本来她一直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跟爸爸特别亲的孩子，与安德烈心意相通，不论什么心事都愿意向他倾诉。而现在她只会粗暴地打断安德烈的所有提问。几乎一夜之间，她就失去了原先的稚气和温顺，仿佛变了一个人。安德烈绞尽脑汁猜测她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哪个德国男孩伤透了她的心？是这样的拒绝让向来都沐浴在家人的爱意和接纳中的她尝到了被逐出天堂的滋味吗？起初她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这样的表现似乎可以证实安德烈的猜想，要知道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她经常长时间不洗头，套着的衣服又皱又脏，体重明显下降，脸色也越来越苍白。安德烈千方百计劝她去看医生，但都遭到了拒绝。她变得更加封闭自我了，总是躲着安德烈和她的继母，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有的时候，她确实好像又做回了原来的自己。她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和大家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和父亲下棋，定期参加德语课程并且又开始鼓捣她的照相机。安德烈很欣慰，他以为自己的女儿回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暂的好转已经无法蒙骗他了。他已经可以确定，有一个恶魔会周期性地侵扰他们，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猜不出这个恶魔的名字。有时他甚至希望，毁掉他女儿的就是乌克兰人的通病——酗酒，这样的话事情似乎还有转机，但他不得不一再清醒地意识到，她身上从来都没有酒气，而且她的行为举止也与酗酒者完全不同。

安德烈在德国的生活原本如此美满，现在却变成了一场噩梦。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却完全找不到症结，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的女儿需要医生的帮助，但她执意不肯去，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该把她绑去诊所吗？为什么她会突然如此彻底、如此无情地对他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安德烈自责不已。他觉得，如果当初留在乌克兰，待在那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去试图扭转事情的走向，放弃追寻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是他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根基，或许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苏联并没有在当时的宣传里危言耸听，他本该警惕西方国家的污染和败坏。

另外，他有一种与几乎所有讲俄语的移民一样的病症：他的机体排斥德语。如果他们还在乌克兰，他一开始就会去加林娜的学校打听她的表现，会去拜访她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但在这里，他能做什么呢？他的女儿生活在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里，他与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结，他无法用俄语与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人交谈。他也下不了决心在加林娜离开家的时候偷偷跟踪她、监视她。这不是他的风格，他觉得这样做自己就会彻底失去她的信任，如果她对他还有一丝信任的话。

后来的某天，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手里拿着一本词典，来到了加林娜学习德语的学校。他不需要借助多少语言知识就从那里的老师口中得知，他的女儿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上课了，远不止几个月。她几乎已经被人遗忘。

不久之后，安德烈就接到了警方的来电。一个男声在确认了加林娜·某某是他的女儿之后，便通知他去某某街的警察分局领她回家。赶到那里的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毫无生气地瘫坐在椅子上，对自己的父亲视而不见。她脸色惨白，双眼凹陷，里面的光仿佛完全熄灭了。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敌人的真面目：他的女儿在科特布斯大街因购买海洛因被捕。

从那天到加林娜最终死去，中间隔了将近半年。她的毒瘾并不是从使用入门毒品逐渐发展起来的，她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落入了海洛因的魔爪。她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继而开始偷窃，开始出卖自己的身体。她以前从来没和男孩交往过，她的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在公共厕所里，对此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她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走出了卖淫这一步，这个时候她的戒断症状已经非常剧烈了，以至于她几乎感觉不到陌生人对自己做了什么。自那之后，做男人的生意就成了家常便饭。她非常漂亮，她那年轻的身体总能吸引到愿意花钱的人。很快，她就落到了每天都需要最大剂量的地步，她生活的全部就是不断地弄钱好度过下一次的戒断反应。

安德烈倾其所有想要找回来的那个加林娜已经不存在了。她在诊所接受了戒毒治疗后，立刻就复吸了。她已经被彻底摧毁，沦落为海洛因的奴隶，或者说完全被得不到海洛因而产生的症状所支配。安德烈再也救不回他的女儿。他试图带她回基辅找她的亲生母亲，好让她远离柏林的毒品圈，但再次遭到了她的拒绝。她住进了另一个瘾君子的公寓，通过为他赚取毒资来支付房租。

安德烈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黑夜里的街头。她从来没有给过他自己的地址，只同意在大街上这样的中立地带与他见面。安德烈等在一小块绿地前的约定地点，不敢相信眼前朝他走来的幽灵就是他的加林娜。才十七岁的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太婆。曾经令人艳羡的丰盈黑发，如今暗淡油腻地一绺绺垂在肩上，手臂细得像火柴棍，浑身疮疤，声音也变得嘶哑而陌生。安德烈恳求她跟自己回家，他保证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永远陪在她身边，会和她一起渡过所有的难关，他甚至向她许诺，如果实在别无选择，他会替她去买海洛因，只要她答应跟他回家，但加林娜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约十天后，她因使用受污染的注射器感染了败血症，最后死在了医院。

安德烈说自己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一个睁眼瞎，对早已充斥在自己周围的诸种迹象熟视无睹。他曾经在女儿的房间里看见过一次性注射器，也早就注意到她只穿长袖衣服来遮盖被针扎得惨不忍睹的手臂，甚至当他发现她从自己钱包里偷钱的时候，仍旧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他之所以对毒品如此无知，是因为他来自一个缺乏相关教育的国家，一切与理想社会图景格格不入的东西在那里都被扫到了桌子底下。毒瘾在乌克兰从来都不在公众的讨论范围之内，实际上他甚至都不确定，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加林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能做的只是盯着家里的墙壁发呆。但半年后的某一天，他买回来一本德俄大词典，并且报名参加了针对外国人开设的在线德语课程。一年之内，他不仅自学了德语，还读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毒品的文献。他开始参加讲座和研讨会，与专业人士取得联系，最终自己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之后他在一家戒毒咨询中心工作了几年，领着微薄的薪水，担任全德俄语客户的联络人。虽然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仍旧无法理解，但他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了救赎，他向沾染毒瘾的青少年的父母们提供指导，以免自己过去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他对后苏联世界里毒品问题的现状也有了深入的了解，那儿的人们仍旧对此讳莫如深，吸毒成瘾者不被视为病人而被当成社会渣滓、当成罪犯，父母们只能竭力隐瞒孩子的情况，背负着耻辱默默独自承受一切。对于国家的干预，他们从根里就极度恐惧。

打消父母的疑虑也属于安德烈的工作范畴。在这些移民德国的求助者中，绝大多数是忐忑不安、惊慌失措的母亲。他必须首先消除她们的不信任，必须让她们相信，德国的咨询机构保证履行保密义务，不会泄露任何数据，不论是警察、雇主，还是学校或是其他单位，都不会得到信息，他们的孩子不会有坐牢的危险，家人们也不会遭受到任何报复和制裁。他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一个斯拉夫母亲摆脱传统的行为模式。她们的过度关怀、自我牺牲和无限忍让，她们眼见亲骨肉受罪时的那种极度强烈的感同身受，与无节制的抱怨和责备，只会让她们与毒瘾的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他必须教会这些母亲，面对被毒瘾缠身的孩子，除了对他们严厉无情别无他选，而这绝非易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德语并不流利，就和不久前的安德烈一样。他们需要安德烈，不论是作为翻译员，作为启蒙老师，作为通往医生、戒毒诊所和其他援助机构的桥梁，还是作为日日夜夜的陪伴者，作为无助而绝望的父母们的心理治疗师。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付出远远超过了他的酬劳，与杀害他女儿的那个魔鬼作斗争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情结。

安德烈和娜斯佳交换了电话号码，之后他俩便会时不时见上一面。娜斯佳不能邀请他去自己家，因为阿希姆肯定会像对待她的亲戚一样把他赶出去，再说“小鸡房子”也不适合接待客人。考虑到他们的过往，安德烈和他妻子的公寓也不是一个理想的会面场所，尽管那些事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完全属于另一段已经过去的人生。说来也奇怪，一回忆起她与安德烈的幽会，娜斯佳记得最清楚的竟然是当时的那种羞耻感。让她感到羞耻的并不是赤身裸体，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尽量快速而不引人注意地脱光衣服，永远在黑暗中，永远心照不宣地背对着自己的情人。他们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脱衣服的样子，也不愿让这样的景象映入自己的眼帘。因为当时所有人都穿苏联式内衣，无论男女，那种东西似乎是专为妨碍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做那件事才生产出来的。内衣是性爱的幽灵：娜斯佳在乌克兰度过的大半辈子里，让她感到羞耻的从来都是她衣服底下的内衣，而绝不是她想要取悦的男人的目光。

娜斯佳和安德烈通常约在大街上见面。她让他轻轻地挽着自己的胳膊，领着他走过柏林的大街小巷。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每天坐车去戒毒咨询点工作。他在这条路上走过太多次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不过偶尔还是会撞到灯柱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障碍物，有一次他掉进了一个建筑基坑，直接摔断了腿。对上帝的忠诚混杂着斯多葛主义，构成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力量，支撑着他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包括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到来的彻底失明。

他在情感上对娜斯佳有一种很强的依赖，仿佛一直以来都对她保持着忠诚。他们定期在某个地方相会，然后并肩走过一条条街道，一个身材高大、几乎失明的男人和一个身材苗条、衣着朴素、背着背包的女人，各怀心事，却又深深联结，因为他们在另一个已经永远沉沦的世界里有着共同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