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我责备的是自己。我真正的创伤——既然你喜欢用这个词语——是把克雷格和翠西强行带回多伦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我父亲什么也做不好。我早该料到的，不应该给他带来那么大的负担。”
“所以说，你责怪的是自己给他带来过多压力，而不是他可能谋杀了琳达？”
“我在两年的心理治疗后知道这种逻辑不对，但那就是我的真实感受。”
身为一名心理治疗新手，我对于劳拉的极力否认感到惊讶。不管她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有多了解，都仍然不愿意让他担起责任。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正在开凿的不是一块冰块，而是一座冰川。
劳拉第二年的心理治疗快要结束了。虽然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但仍然需要深入探究劳拉与她父亲的关系。“踢猫”的梦无疑表明，她开始以更现实的角度看待她的父亲。我担心她在停止维护父亲以前会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重蹈覆辙。
就现实层面而言，我也开始怀疑这位父亲是否谋杀了琳达及他的第一任妻子，这显然更像是个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倒霉的酒鬼。我好奇劳拉封锁住有关母亲的全部记忆是不是为了保护父亲。她在无意识层面对生母死亡的了解，是不是比她意识到的更多？
b4/bb./bb /bb真/bb相/b
心理治疗师可以基于特定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多种方式帮助来访者。在执业生涯早期，我主要依循弗洛伊德的范式，即假设无意识真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更加不拘一格。我会采用格式塔疗法的技术，比如角色扮演法，并关注“此时此地”的经验，通过观察咨访双方的互动，了解来访者会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冲突。我还实践了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疗法，以来访者为中心。这种疗法强调来访者是解决自身困境的专家，而治疗师主要充当参谋。
简单来说，我发现拘泥于单一的疗法局限性很大。我需要思考每个案例，权衡对每一位来访者而言什么方法最好。有时候来访者并不善于内省，难以借助弗洛伊德式的自由联想法感受自己的情绪。因此，我会从这种以洞察力为导向的方法转为更直接、更有冲击性的角色扮演法，使来访者重新体验某个情境，不得不做出回应。比如说，如果她生老板的气，我就假装成那个老板，来访者的真实情绪便会在扮演过程中浮现。或者，要是一个人极度匮乏关爱，童年时从没有人好好聆听过他的需求，我便会采用卡尔·罗杰斯的方法，单纯以倾听的方式为对方提供成长所需的养分。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反复评估，如果来访者心理上未表现出改善，就有必要采取别的方法。据说爱因斯坦就说过这样的话：“疯狂的定义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并期待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运用社会学模型比心理学模型更有帮助。如果从社会学角度重新看待劳拉的情况便会发现，她的父亲属于酗酒者群体，她则属于“酗酒者的成年子女”这个群体。匿名戒酒会组织认为，酗酒者都有一定的特征，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母酗酒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专门的组织帮助在酗酒家庭长大的成年人。
我于是把美国心理学家珍妮特·沃伊提兹（janet woititz）写的《酗酒者的成年子女》（ia/iid/iiu/iil/iit/ii /iic/iih/iii/iil/iid/iir/iie/iin/ii /iio/iif/ii /iia/iil/iic/iio/iih/iio/iil/iii/iic/iis/i）送给劳拉。我希望她看看众多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共同特征，尤其是长女，其往往会成为家中的代理家长。
下一次来访时，劳拉对自己符合清单上的所有特征感到很不安。她又做了张活动挂图，还以一副军队中士点名的架势将每一条都高声念了出来。“酗酒者成年子女会做出以下这些事情。”她开始了：
1. 猜测正常行为是什么样子。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让一个九岁的孩子充当家长很不正常。”
2. 毫不留情地自我评判。
“我因为当不好家长和得了疱疹而十分厌恶自己。”
3. 很难玩得开心。
“开心？我几岁啊，难道还在念幼儿园吗？我有工作。”
4. 对待自己过于一本正经。
“同事和父亲都说我开不起玩笑。”
5. 难以建立亲密关系。
“既不让人靠近，也不让人同情。因为那会带来这本书里说的亲密感——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对于自身无法控制的改变反应过度。
“为什么不会呢？所有改变都很糟糕。要么是谋杀，要么是警察要我们搬家，或者是得躲避追债的人。”
7. 不断寻求认可与肯定。
“我会不断付出，寻求艾德、我父亲以及克莱顿的认可，哪怕他们都是浑蛋。好吧，我的父亲不完全是个浑蛋，但他有时确实挺浑蛋的。”
8. 感觉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都还在玩沙子呢，我做过的事情他们可想象不出来。”
9. 超级负责。
“我会为完成工作鞠躬尽瘁，而且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做得足够好。我还会在夜里醒来，为第二天的工作犯愁。”
10. 极度忠诚，即便有证据表明不值得这么做。
“好吧，这一点太明显了，根本用不着说。我对克莱顿、艾德和我父亲这些分属不同年龄段的年度浑蛋奖获得者都很忠诚。”
这本书和这份症状清单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劳拉的世界。她觉得这些描述是如此贴切，仿佛作者已经看透了她的内心。
读了这本书，她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特殊。她念完清单，抬高嗓门道出自己的发现：“我就是酗酒家庭的产物。我现在明白了。”
有一个星期，劳拉透露自己的祖母去世了。我对她说节哀顺变，她却说没这个必要，因为她的祖父母一直都很“白痴”。她沉默了几分钟后接着说：“我肯定最清楚，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琳达去世后，我父亲被卷入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因此被关了起来。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被送到欧文桑德跟爷爷奶奶一起过。”
她的祖父母住在旅行拖车停车场。她说，“他们像电线杆子一样蠢，还搞坏了住在旅行拖车里的垃圾白人的名声。他们能走到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两个人的疯狂程度简直不相上下。我要是不愿意做他们要我做的蠢事，他们就会发疯。”有一次，劳拉从商店回来时拿的是奶油玉米而不是玉米粒，结果不仅被他们用皮带抽了一顿，还被锁进壁橱里关了二十四小时。（狭窄空间与樟脑丸的气味至今依然让她喘不过气来。）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一边打她还会一边数落，说她的父亲也好她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劳拉其实对身体虐待与言语辱骂很陌生。她父亲即便在与琳达一起生活时也从未对她动粗，而且他也谈不上是纪律严格的人。实际上，他经常表扬劳拉。疏于照管才是他的毛病。
她提到祖父对待她时“异乎寻常地露骨”。我让她具体讲讲，她说，“爷爷会说我看起来跟我母亲一样像个‘意大利妓女’，说如果不是因为她勾走他们的儿子，毁了他的人生，他本来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每次我约会结束回到家，他都说要检查我还是不是处女。直到有一天我举着刀子说，他要是敢碰我，我就打电话给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那样一来，警察就会上门把他跟他儿子关在一起。我爷爷太蠢了，根本看不出我是动真格的，但我奶奶明白得很，她说：‘让她去，我们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这是劳拉第一次提起含有性意味的不正当行为。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来访者还隐瞒了其他事情。
“你能告诉我你的祖父还说过其他什么带有性意味的话吗？”
她不屑一顾地摇摇头：“他从来都只是说说，骨子里是个懦夫。我奶奶才是那个会把恶心人的想法都付诸行动的人。”
我试图谨慎对待，避免灌输任何想法，但我还是告诉了她，经历过混乱生活的人往往更容易遭受性虐待，因为他们没有家长保护，更容易受到伤害。此外，他们对正常行为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说“不”。
“我可不会。谁要是靠近我，我就割开他的喉咙。我觉得男人们能感觉到我做得出这样的事情。”
劳拉曾经受到伤害，但她从未扮演过受害者的角色。这也正是她的英勇之处。多年来一直在奋斗的她，每天起床时依然会下决心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过，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她是个英雄，但她拒绝面对痛苦也存在问题。她无法感受到被埋藏的真实感受——恐惧、孤独与被抛弃感——能感觉到的只有愤怒。此时的愤怒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防御机制。当我们因为过于痛苦而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就会用愤怒来抵抗。我的工作就是让劳拉对她的经历产生真实的感受。
我从劳拉的案例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心理治疗师不能说三道四。每个人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爱褒贬，这是人类辨别与评估形势的方法。我可以将劳拉的父亲说成是“在青春期阶段成长停滞且酗酒成瘾的反社会者”，或者可以直接用外行的话，说他很自私。然而，当我听说了他虐待狂式的母亲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变态父亲，我意识到他也过得很艰难。没有人教导过他如何面对成年生活。实际上，他在为人父母方面做得比他的父母更好。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做过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榜样、心理治疗或是其他任何办法，但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希望用他极为有限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系。
在治疗的第三年半，一些来自过去的信息浮现，对治疗产生了巨大影响。劳拉的妹妹翠西过去几年过得并不好。她两岁的儿子在前一年得了脑膜炎，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病愈后留下了轻微的脑损伤。最近翠西又生下一对双胞胎。她的丈夫没什么能耐，而且是低功能的抑郁症患者。劳拉有好几个周末都曾前往翠西位于乡下的家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宝宝。
后来劳拉得知，翠西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了。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后，翠西坦言自己无法独自抚养双胞胎。
“翠西问你要什么？”我试图搞明白。
“帮助。我会帮她的。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她那间破烂的农舍帮忙。唉，我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忙个不停，还得帮她买尿布，因为她连尿布都买不起。老天，她真的是应付不过来。”
“我也认为她需要你的帮助。有你帮她太好了；没有人比你更会打理或者更勤劳的了。”我试探性地问道，“那么，情感上的帮助呢？”
“我只要没在讨论具体的事情，她就一个劲地哭。”
我提醒劳拉，她妹妹也经历了与她相同的失落：母亲的离世、父亲的抛弃、琳达的横死，还有父亲的牢狱。我指出她们的父亲最宠爱劳拉，对翠西却不怎么过问，还叫她“爱哭包太太”。劳拉是她聪明又漂亮的姐姐，有着令人钦佩的钢铁意志。翠西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温和地提示说，她也许需要劳拉的情感支持。
“我会尽力的。我已经跟她说过，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
劳拉描述的是鼓励而非亲密。我决定再次引入这个话题。我们虽然讨论过“亲密感”（intimacy）这个词语，她也读了相关的书，但我认为她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含义。我知道她依然牢牢保护着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我得慎重推进，要不然，她反而会紧紧锁住心门。我提示说，也许劳拉应该与自己的妹妹分享内心的感受，随后指出她已经进行了三年的心理治疗，翠西却没有。“你跟翠西说起过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吗？”
“天啊！没——有！”
我提醒劳拉，她来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与焦虑，并且确实有所起色。她不仅疱疹发作减少了，还更了解自己，懂得如何改善生活质量。不过，她依然需要深入探索。“你读到过一种被称为‘亲密感’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我斟字酌句。
“我当然知道。我可不是欧克星球来的。”
可是，劳拉还是显得很茫然。我于是说：“亲密感指的是你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会将你的感受，你的恐惧、羞愧、希望乃至喜悦与另一个人分享。”
“老天！干脆脱光了上街跳舞算了。”
我不予理会。“你一开始会感到困难，是因为你小时候从来没有人对你表达过感受。”我说，“实际上，你不得不封闭自己的内心，以此应对生活。这样学习起来确实很难。”我解释说，进行亲密交谈就像学习另一种语言，会越说越熟练。
劳拉非常注重实际，非要我举一个例子。
“你跟我说疱疹让你感到无比羞愧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说起她第一次参加心理治疗时，根本不允许他人表达同理心。
她点点头笑了起来，仿佛那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要是人们用我分享的感受来对付我呢？”她问道。
“这样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你应该只对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表达亲密感。这是加深信任的基础。要建立亲密关系，你得冒点风险。”
“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儿危险。但我明白了。这要么会拉近彼此的距离，要么就会给人当头一击。”
“人们分享感受之后会感觉好一些，压力和焦虑感都会减少。你要是打算与他人成为生活伴侣，那么在生理上的亲密感消退之后，使你们长久维系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感上的亲密感。”她皱了皱脸，表示这个概念有点儿牵强。
劳拉和我练习如何展开亲密对话。我试着告诉她一些可以用到的词汇。我说：“翠西可能跟你一样，不知道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她的抱怨就像是你的愤怒，是一种防御机制。”劳拉告诉过我，翠西发现她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下谁会来帮助我？”却没有说过失去爱人之类的话。翠西和她的伴侣犹如两颗迷失的心灵，就亲密程度而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劳拉在边界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要谈论亲密感之类的基本内容。她依然十分厌恶这样的概念。毕竟，她最初的记忆就是父亲在她伤到脚后表扬她很坚强。在劳拉看来，分享痛苦就是坚强的反义词。而我现在正要求她放下防备。这与她二十多年来在家庭与学校遭遇的磨难中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在拳击场上，没有人会叫拳击手放下左手停止防守。
劳拉取消了接下来的那次心理治疗，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她把治疗视作“救命稻草”。几个星期后她来了，表面上显得挺高兴，但我从她的脸上就能看出她遇到了问题。
我说我察觉到房间里有股危险的暗流，还补充说，她上一次没有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了。有那么几分钟，她就坐在那里望向窗外。终于，她如同子弹连发一般飞快说道：“我尝试了你异想天开的想法，试图与我的妹妹拉近距离。我就知道，我从不聊亲密感这么伤脑筋的话题自有其中的道理。”她用拳头猛击椅子的扶手，还以责难的目光看着我。我不作声。她继续说道：“我去了翠西家。半夜里，我正喂着翠西的一个孩子，她在喂另一个。我们坐在配套的摇椅上，周围几乎一片黑暗。我说起我们小时候过得很不容易，说这是我在心理治疗中才明白的事。听到我这么说她很惊讶，因为她一直爱哭鼻子，而我则不允许她哭哭啼啼。她说她以为我很幸福，因为我‘什么都不缺’。”
劳拉不仅告诉翠西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还说她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父亲并非完美的家长。“他也许尽力了，但这还是不够。我告诉她我意识到艾德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帅气、富有魅力，但他把疱疹传染给我，背叛了我。”
劳拉随后直视我的眼睛说：“是的，吉尔迪纳医生，意外吧——我还说了疱疹的事。后来我说到艾德连工作都跟父亲的相同，总是干一些不合法的勾当。我说我一直为艾德找借口，就像我为父亲找借口那样。翠西看起来很迷惑，我于是把关于建立情感纽带的整个复杂过程都说了一遍。我有一整晚的时间，不是吗？”
劳拉也向妹妹坦白，她在当翠西与克雷格的母亲时做得很糟糕，只想着如何活下去，不考虑他们的情感健康，她因此内心备受煎熬。“我告诉她我有多抱歉。接着停顿了一下，”劳拉静静地说着，“我想我是希望她要么原谅我，要么像你经常对我说的那样，说我只是个孩子，已经尽力了。
“她并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我有点儿生气，觉得自己真情流露，她却像一辆生了锈的报废汽车那样一动不动。最后，我催促她说：‘翠西，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躺椅摇晃时发出的嘎吱声清晰可闻。终于，她以一种完全不带情绪的语气说道：‘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我……’”
这下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可没料到这样的事。我跟当时的劳拉一样震惊。劳拉见我如此惊讶，示意我等她说完。“我就坐在那里，手里晃着奶瓶等她说下去。她再也没有开口。我真想尖叫，说她在撒谎。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耳朵里只听得见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根本无法思考。我默默地坐了很久，直到我的内脏不再翻腾。”最终，翠西开口了。“有一次，我们的亲生母亲打开门时撞见了我们。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没一会儿便关上了门。”她对劳拉说道。
劳拉问她，为什么自己跟她睡在同一房间却不知道。翠西说她们的父亲是在没人的时候下手的，有时也会铤而走险。
“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劳拉说完，陷入了沉默。
她看起来并不难过，而是很生气——确切来说，她看起来很愤怒。最后，我问她翠西如何作答。
“她只是像平时那样没精打采地耸了耸肩膀。然后说：‘你不会相信我的。你认为他像耶稣一样能在水上行走。’无论我说什么，她都没再开口。”劳拉回忆道，“然后我想起你说过的关于同理心的话，于是没再追问细节，而是告诉她我有多抱歉。她于是哭了起来，眼泪落在她怀里孩子的脸上。我不得不用干尿布去擦。”
“你一定特别震惊。”我说，“你得知真相后有什么感受？”
劳拉没有回答，而是说起自己如何请了三天假北上去找父亲谈话的。他和一位名叫琴的老师——是位富裕的寡妇——一起住在苏圣玛丽。
“他跟以前一样，看到我特别高兴。他问起我的近况，听到我升职了很兴奋，听说我跟艾德分开则表示遗憾。他觉得艾德‘生龙活虎’。”劳拉说，“他的打扮简直像个中产阶级——就差没穿成学院风格了。而且他喝健怡可乐时用的竟然是玻璃杯，里面应该没有掺酒。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站稳脚跟的，反正也不会长久。”
劳拉向琴解释说自己想讨论一些家务事，于是琴便去探望她妹妹了。琴一走，劳拉便平静地问她父亲：“你有没有性虐待过翠西？她说你做过。”
她的父亲气坏了。“老天啊，没有！我可不愁找不到女人。我永远不会对我的孩子下手。那太变态了。无论发生什么，翠西永远是受害者。她就是气我跟琴不愿意跟她一起住，帮她照顾孩子。她这是自作自受。”劳拉的父亲还说他不想把琴拖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帮助一个不管别人为她做什么都还是稀里糊涂的人”。劳拉说，他接着把手重重拍在桌子上，她感觉玻璃杯都要被震碎了。“他说：‘我知道她会报复，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她那个丈夫受够了她扮演受害者的把戏，上吊自杀了，也许他是想挑明：你看，现在谁是受害者？’”
“他在屋子里迈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还大声嚷嚷：‘翠西要是想陷害我，那就让她去。尽管去说。我就是希望你看清楚翠西一直以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她母亲永远是受冤枉的一方。问克雷格去，他会告诉你这是在胡扯。’”
“克雷格跟这件事没关系。”我说。
劳拉继续说了下去，告诉我她拿起手提包准备离开，走的时候，她对父亲说“这件事还没完”。
我等待劳拉接着说，她却看向我摇了摇头，用气愤的语调说道：“我知道你认为我在维护他，但是老天做证，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他待在一起过，而且她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她随后模仿翠西哭哭啼啼的语气：“‘为什么丈夫自杀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得脑膜炎的是我的孩子？’”
我问劳拉，她为什么能断定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父亲待在一起过。劳拉有很多朋友，她经常出门参加聚会或是由母亲带去跟别的小朋友玩耍，而翠西则被丢在家里。
她皱了皱脸，勉强承认我说的属实。
“重要的问题在于：‘翠西是个会撒谎的人吗？’”我继续说道，“她撒谎说自己是受害者了吗？不，她没有。事实上，她的丈夫真的自杀了，而她的孩子也确实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病倒了。”
劳拉厌烦地摇了摇头说：“在奶奶家的时候，如果没人约她出去，她就会说是因为我们跟疯子一起住在拖车里。可是约我出去玩的人有很多。小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收到生日派对的邀请是因为我们的母亲从来不跟其他母亲交谈。可我还是收到了邀请。她永远有借口，而且永远都不是她的错。”
“那不算撒谎。”我澄清道。
“她一直嫉妒我跟父亲的关系。可能翠西在以一种很可悲的方式跟我竞争，像是在说：‘看，我也跟他很亲近。’吉尔迪纳医生，你不认识她。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还想把双胞胎交给儿童保护协会呢。我不得不告诉她，她能够成为好家长。我说我们可不希望家里好几代人都是遭遗弃的孩子。”
“正如你说的那样，她做得肯定不够好。但这算不上撒谎。”
“说真的，我相信他。我知道你的下一个问题。不，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这样的事，从来都没有——一点儿苗头也没有。人们说我漂亮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予置评。”
“除了在监狱里，当你觉得他利用了你的美貌的时候。”
“天啊，你说起话来真是步步相逼。我是在证人席上，还是在接受心理治疗？”
她说得对。我得后退一步，专心寻找心理上的真相，而非字面意义的真相。
我们其实无法知晓真相。诚然，翠西既没什么能力又很依赖人，刚好是那些“掠夺者”会选择的施虐对象。父亲知道劳拉绝不会容忍，她会拿着菜刀追着他砍。但归根结底，如果我暗示劳拉不相信翠西是为了保护父亲，那我就是在偏袒一方。继续讨论那件事是否真实发生过，超出了我身为心理学家的职责范围。心理学家的工作是指出来访者行为中的模式。我也确实提醒过劳拉，她的模式就是袒护父亲，无法客观看待他。我已经把工具交给劳拉，现在轮到她来决定真相是什么。
那一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翠西描述她的母亲是如何打开门又轻轻关上，并且从未提起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想象那个可怜的母亲无处可去，又得知自己的孩子遭到了侵害。她想必极度抑郁，或者单纯是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勇气或力量来保护女儿。我再一次怀疑她是否死于自杀。警方没有对此展开任何调查，也不认为发生过任何犯罪活动。我在听闻劳拉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的死讯时怀疑过劳拉的母亲是否也死于丈夫之手。我始终都没弄明白为何劳拉只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希望给劳拉灌输什么想法。我从事心理治疗已经有三年，但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我也必须牢记，心理治疗的重点不是寻找真相，就像杰克·尼克尔森在电影《好人寥寥》中喊出的那句著名台词：有时人们“难以接受真相”。确切来说，这其实在于要让我们的无意识不再去控制意识。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要让人不再如此防备，这样才能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接着，我俩都陷入了治疗中会出现的那种沉默。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让我们在后半段时间里都沉浸在不同以往的沉思之中。终于，大约十分钟过后，劳拉开口了。她声音里的怒气消失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不对？”
我摇摇头，表示不会。
我又将话题转回她与翠西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有一件事千真万确地发生了：翠西和你一样，也希望建立亲密关系。她无疑需要帮助。不管她是否遭受过虐待，她都认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说可以去翠西家附近的医院，找一位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生。遗憾的是，翠西只去了几次。我后来又为她找了个互助小组，但她只去了一次。我又联系上一个为双胞胎母亲提供帮助的团体，还安排了人员接送她，可翠西临行时却拒绝出席。
我感觉到自己在翠西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她不但不是我的来访者，而且对心理治疗或任何形式的帮助都很抗拒。我也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如此迫切地探寻真相是为了满足我自身的需求，而这并非我的来访者的需求。我得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劳拉在心理治疗中很用心，她并不害怕花精力去改善自己。其次，她说得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三年的心理治疗就此收尾确实有点儿糟糕，但这件事还是得由翠西和她父亲去解决才行。
b5/bb./bb /bb没/bb有/bb活/bb儿/bb干/bb了/b
我感觉我们已经来到最后阶段。劳拉最初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解决频繁发作的疱疹，如今疱疹一年只会发作一两次，这足以证明她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焦虑。劳拉在职场与个人关系中都已经确立了心理边界。她不再允许自己一边被他人激怒一边又不作为。她正在努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并施以同理心。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并不健全，因此专注于成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
尽管如此，她还是会遇到挫折与反复。有一个星期，劳拉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进来，我看得出她当时正在气头上。她一旦感觉到受威胁，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就会变得极度愤怒。我当时早已学会不去介入劳拉与她无意识中的恐惧。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都充满斗志。有天夜里，她独自站在地铁站台上，一名男子试图偷走她的手提包。她一脚踹中对方的腹股沟，把他一下子撞到了铁轨上。她随后按下站台的通话装置告诉工作人员：“铁轨上有个混蛋。”最后搭出租车回了家。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她说这一个星期“很难堪”。她先说起凯西——她的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的女儿——如今在多伦多当小学老师，凯西的男友则即将获得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劳拉邀请凯西与其男友来吃晚饭，这位男友带了一个朋友，名叫史蒂夫，史蒂夫刚刚获得了同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劳拉告诉我她之所以觉得丢脸，是因为凯西显然是要把他介绍给劳拉。“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既不合适又丢面子，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她说。
劳拉平时没那么戏剧化。她描述自己生母与继母去世时都只是平静地用了一句话。
“第一个层面是？”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首先，我当年可是学校里的舞会皇后，用不着在校乐队里吹大号的凯西来满足我的约会需求。我可不是个可怜的孤儿。”
“第二个层面？”
“这家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看起来像是在华生家长大的。”（典出一部名叫《华生一家》的电视剧，讲述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一个贫穷家庭。这家人亲密无间、充满爱心，有着高尚的品德。剧中的明星是家中的长子，名叫约翰小子。）“他想当个‘好好先生’，凯西的男友为我修理电视、凯西借用我的缝纫机时，他收拾起了桌子。我告诉他不用收拾盘子，他说：‘现在就收拾了吧。大家白天都还要上班。’接着，”她愤慨地说，“我明明说了我来洗，他还是不停地把盘子给端了出来。”
“这么做不好吗？”我问道。
“哎呀，谁会这么干啊。”
“如果波特上校看见他妻子做了一顿三道菜的餐点，而且时间已经不早了，她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波特上校会不会帮忙呢？”
劳拉顿了几秒钟，“嗯，也许吧。但我是把波特上校当成父亲来喜欢的，而非伴侣。”
“那么，让我来理理清楚。”我说，“一个男人进入了你的生活，他在竞争激烈的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因为知道早上疲惫是什么感受所以帮你收拾餐盘，而且还很得体地通过收拾来感谢你的招待。这样的男人是什么？一个窝囊废？你把我搞糊涂了。”
“我是说，他没有让我感到刺激，他不爱冒险。”她说。
“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是在帮这个名叫史蒂夫的家伙说话，但我需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利用他举止善良的例子来否定他。”
她坐着不吭声，我禁不住补充了一句，“而且，你又怎么知道他不爱冒险呢？”
“我知道艾德有很多缺点，但他一直会有各种疯狂的想法，懂得如何找乐子。”
“比如把疱疹传染给你，还丢了所有的工作。你父亲就像你说的那样‘让人感到刺激’，但他的疯狂和刺激中不包含照顾自己的孩子、遵守法律，也不懂得营生。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竞争需要勇气和头脑。”我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了。我见劳拉执着地将她父亲视为榜样有点儿气急败坏，因此话也说得刺耳。我为自己不再诠释而是咄咄逼人向她道歉。
劳拉的眼里冒着怒火。“你越说越起劲了，那就尽管说吧。至少这次让我的钱花得值这个价。”
“劳拉，每次当我离你的痛苦太近，你都会将我推开。你大可以下半辈子都守着这些痛苦，但这样并不会有助于你改善。”
“不好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你已经对你父亲那样的行为习以为常。你失去了母亲，因此不得不忍受他。你能做什么呢？又能去哪儿呢？你在荒野中开辟出一条小径，这十分了不起。你没有双亲照顾，没有人应当经历这种没有双亲照顾的生活。你能把谁当作榜样呢？没有人。然而你足智多谋又顽强，你发现了波特上校，还机智地把他视为自己的榜样。没有多少人能如此灵机应变，在需要时创造出一个家长的形象。”
“真遗憾啊，你没法为我颁发紫心勋章。”她讽刺地说道。
劳拉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然而，她还是有一个顽固的问题需要解决：她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她依然喜欢坏小子，也就是那些她称之为“刺激”而非“病态”的男性。如今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一名男子帮她收拾餐盘时她便从情感上拒绝了人家，因为对方让她无法像往常一样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我对她的顽固感到沮丧，因此打算就她对待客人的态度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对史蒂夫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也许不用去拯救他。”我接着停顿了一下，用激烈的语气说道，“这下你没有活儿干了。”
劳拉像是被人击中了胸口一样朝后靠向椅背。我追问道：“为什么你父亲最喜欢的人是你？”
“因为我照顾他。我的家庭就像古巴的那些老汽车。我就是不断用我能找到的任何备用部件不停地修补，哪怕找到的是口香糖。”
那次会面临近尾声时，我要求她思考一下，如果一个男人不需要她而只是爱她，她会怎么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劳拉开始定期与史蒂夫见面。她买了自己的第一双登山靴，周末时，二人还会烹制精美的菜肴招待客人。她在学习正常的亲密关系如何运作。史蒂夫很忙，但如果他要迟到了，就会打电话知会劳拉。劳拉起初会嘲笑这种行为，觉得他有点儿强迫症，而且过分讲究。我指出成年人之间就是应该这样相互体谅，史蒂夫把劳拉的时间看得和自己的一样重要。由于劳拉缺乏参考基准，因此将我当成了她了解亲密关系中正常行为的一扇窗户。
劳拉不管跟谁在情感上建立亲密关系都很困难，但她还是试着与史蒂夫分享了自己的过去。他似乎接受绝大部分事情。他从不催促劳拉跟他发生关系，尽管他们除了最后一步之外其他都尝试过了。劳拉说她快要找不到借口了，她准备告诉对方疱疹的事。劳拉甚至还考虑过和他分手，这样就不用等到他提出分手时蒙羞了。但她后来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说了她是疱疹病毒携带者这件事。史蒂夫静静地坐着，劳拉看得出来，他动摇了。史蒂夫没过多久便离开了，说他得想一想。劳拉一个星期都没收到他的消息，接着又是一个星期，最后到了第三个星期。
史蒂夫漫长的沉默持续到第四个星期时，劳拉说：“看来约翰小子临阵脱逃，回到华生家里去了。”尽管她取笑这部电视剧，但她还是看了。她研究华生一家善良与高尚的行为举止的架势，简直像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分析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有关猴群的节目。
我问她对史蒂夫的离去作何感想，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松了口气。”当我问她原因时，她说：“这下我不用努力当一个正常人了，这太辛苦了。而且他很小气。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要去看电影，他做了爆米花。我说我可不要带着自己做的爆米花去电影院呢，老天。
“不过，他刚有了第一份工作，还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了学生；他和他的父亲还会在夏天的每个周末去修葺那座乡间小屋。对于一个第一年工作的人来说，他其实很富有。
“没错。可是啊，他特别抠门。我们去小屋的时候，要从黎明忙到黄昏。只要气温超过六十华氏度，他就不会开暖气。”她头靠椅背，像躺在躺椅上那样抬起双腿，长叹了一口气，“再会了，水手！”
“劳拉，你的解脱与故作自信的背后是什么？”
她坐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手表说：“我们的时间不是到了吗？”
我摇摇头表示否定。
经过三年的心理治疗，劳拉已经学会如何挖掘自己的无意识。我希望她此刻能够这么做，即便这是一道新的伤口。我提示说，伤口包扎如果没有足够的透气性会溃烂。
终于，她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既伤心又羞愧。就像我第一个星期来这里时一样。我的垃圾家庭让我蒙羞，他也因此想离开。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教授工业美术，还是他曲棍球队的教练。他们家的后院有个溜冰场，他和他父亲每天晚上都会为场地冲洗浇水，而且他们一直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的父母和蔼可亲，是真正的波特上校。我永远都没法把他们介绍给我那些一团糟的家人认识。”
“谁都会感到伤心的。”我说着，对她表示同情，“重要的是，你已经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想，我大概是希望他在乎我。我们真的很喜欢一起在小屋忙碌。他欣赏我对布置的想法，我也很擅长那一方面。我们两个天生就像工蜂一样。”
“他也许确实在乎你，但疱疹这道障碍过于庞大。或者，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还在考虑要怎么办？”
“不至于吧！”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冲动。你已经对你所谓的‘随性所致’习以为常，但如果你反过来换一个角度想想，这其实也意味着不计后果。有些人在做出重要决定前需要花时间仔细权衡。”我接着问道，“如果你的父亲或艾德是疱疹病毒携带者，他们会告诉别人吗？”
“艾德没有说，我父亲也不会说。”
“你看，你说了，这意味着你和你父亲以及艾德不一样。记住，你能控制的永远都只有自己的行为。”
“嗯，我今年只发过一次疱疹，还不算太糟。每次发疱疹都跟压力有关，真是太让我吃惊了。”
“史蒂夫知道关于你家人的所有事情吗？”
“嗯，所有的烂糟事都知道了。我没有说起父亲和翠西乱伦的事，因为我不相信。我同样不认为是我的父亲杀了我的母亲，关于琳达的死我也说不准。”
我很理解劳拉。她十分坦诚，却遭到了拒绝。她花了那么长时间敲击通往正常状态的大门，她肯定会感到疲惫。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来了。她坐下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回——来——了！”她解释说，史蒂夫之前一直在等待跟医生见面，医生给了他很多关于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的信息，“他得考虑如何负责任，这需要时间。”
他们顺利地度过了几个月，直到情人节那天史蒂夫只送了一枝玫瑰，这让劳拉大发雷霆。史蒂夫说他们家里会把钱存下来买经久耐用的东西，礼物只会象征性地送一下。他认为自己家人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他念了大学四年的本科，还读了研究生。
劳拉找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她多年来一直在攻读大学学位——但她对于一个男人也有长期目标并不习惯。她认为挥霍金钱就某种程度而言……充满男子气概。她将这种慷慨视作浪漫爱情的表现。然而史蒂夫却将其视为浪费。
史蒂夫像往常一样没有道歉。他说那不是他的作风，而且要是他们今后结了婚，他现在拥有的那两座房子和乡间小屋也将属于她。
劳拉对我说：“那真是扯淡。他就是抠门。我父亲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丁点儿钱，也会用来给琳达买她想要的名牌手提包。”
“是在你父亲有可能杀了她之前还是之后？”我忍不住说道。
“那是场意外——整体上而言。要知道，你简直是个毒舌女王。”
她说得没错。
劳拉与史蒂夫度过了情人节的玫瑰风暴，接下来是那年的圣诞节。劳拉去拜访了史蒂夫的父母，他们住在多伦多北部名叫帕里湾的小镇上。史蒂夫的母亲给劳拉织了一件毛衣，据劳拉说，是电视剧《草原上的小屋》里的人会穿的衣服。
“能有多难看呢？”我说，我知道劳拉特别时髦。
“我就等着你问我呢。”她敞开外套让我看个究竟。她身穿一件鲜红的圣诞毛衣，上面绣着唱颂歌的人们。每个人都戴着用毛毡、天鹅绒以及某种粗布做的帽子，形状各不相同。他们站在一根路灯柱下唱歌，手里还捧着白色毛毡制成的歌本。我禁不住笑了起来。“我能在史蒂夫面前取笑这件毛衣吗？”劳拉期盼地问道。
“他见过你的家人吗？”
“嗯，除了克雷格都见过了。”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负面的话？”
“一个字也没说过。”
我等她说下去。
她坐在那里思考了大约一分钟。“我跟这件毛衣再也分不开了。这成了我每年十二月跟他在一起时的行头了。”
劳拉慢慢学会了如何适应中产阶级的生活。她开始理解可靠、长远目标与积蓄不断增长的好处。史蒂夫则欣赏她的工作原则，喜爱她活泼又随性的幽默。
让劳拉烦恼的是，史蒂夫从没有夸过她漂亮，她对此很不习惯。我解释了沟通的必要性，说有时处在正常关系中的人也需要告诉伴侣自己需要什么。她说她可不想为了获得赞美卑躬屈膝。我告诉她，希望感到被爱再正常不过了。
劳拉说了之后，史蒂夫表示自己常常感到她有多么美丽，可是，史蒂夫来自一个不爱“奉承”的家庭。劳拉说，如果是真实想法就不算奉承。史蒂夫学得很快，现在经常会告诉劳拉自己有多爱她，她又是多么漂亮。“挺滑稽的，他说的时候似乎真的是这么想的。”她说。当时二人同居已经将近一年。
一天，劳拉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她在椅子边沿坐下，说史蒂夫离开了她。她根本不知道史蒂夫已经忍受到了极限。“他抱怨的时候没有抬高声音，我于是以为他没有那么生气。”
我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劳拉说她正要准备晚餐，看到冰箱里的一个保鲜盒里装着吃剩下的意大利面酱。她于是烧水煮意大利面。但等她打开保鲜盒，却发现史蒂夫只盛了一汤匙酱汁。她对他高声嚷嚷，还把装着酱汁的保鲜盒朝墙上扔去。史蒂夫平静地说要离开一个星期，还说劳拉需要好好想想是否要继续以这种令他无法容忍的方式表达愤怒。如果她还打算那么做，那他们面临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我问劳拉她多久发一次脾气。“一个星期一到两次，但这不算多。我的意思是，真是的，谁会把一勺酱汁放在盒子里啊？”劳拉看着我，由衷地感到困惑，“你说说，吉尔迪纳医生，要是你的丈夫这么做，你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是个人都会发脾气的。”
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劳拉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心理治疗的一大缺陷就是，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了来访者的筛选，而来访者本人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即便来访者说一切顺利，那也只是就其单方面的角度而言。在这一案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她的情绪失控了。在劳拉家里，大家都通过喊叫、对峙继而不予理会来应对各种问题。奇怪的是，当劳拉把父亲的酒倒进下水道并砸碎酒瓶时，或是当她去父亲所在的酒吧并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对父亲大喊大叫时，她都从未受到过惩罚。劳拉的管束似乎让她父亲感到解脱。如今劳拉想要掌管晚餐，却不明白为什么史蒂夫不听话，也没有对盘子里有食物感到高兴。
我提议用波特上校来考察什么才是正常的行为。每当劳拉想起他，都能完美地想象出他会说些什么，从而理解正常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让她进行角色扮演，于是，她用波特上校的口吻说：“史蒂夫，不要把一丁点儿食物放在冰箱里，这样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一整顿餐点。我明白你不希望浪费，但这样做会让我搞混的。”
角色扮演的问题在于，劳拉的这一小段演讲像是蹩脚的电视剧，跟伴侣之间的真实互动毫无关联。我接着告诉了她两件事。首先，假装自己能做到，久而久之就真的能够做到。我提醒劳拉，由于她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因此正常的行为会让她感到尴尬与不自然。但要是她坚持下去，慢慢就会感到越来越自然。其次，我告诉她，每当她愤怒时都要记住，愤怒是一种防御而非感受，她需要分析愤怒所掩盖的是什么感受。
劳拉告诉史蒂夫，他要是回家，自己不仅会尽最大努力控制脾气，甚至还会穿上圣诞毛衣。史蒂夫回到家后提出一个条件：劳拉必须在应对挫折的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
另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很快出现了。当时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的史蒂夫想和其他计算机分析师一起创业。劳拉害怕风险。对她来说，变化永远意味着破坏与失去。在劳拉的童年时代，新鲜事物——八所高中、寄养家庭、在北方无依无靠的生活、刻薄的祖父母乃至不断搬家——都意味着痛苦。除此之外，她父亲愚蠢的商业创意都因为计划不周以失败告终。而现在，史蒂夫希望在离开自己的可靠工作前获得她的支持。
最终，劳拉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在会面期间，她想搞清楚，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中埋头苦干的史蒂夫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指出史蒂夫没有冒不必要的风险，他面对的是值得一试的风险。他并不鲁莽，而且有足够的信心去创建自己的公司。换句话说，他做事非常沉稳。如果一个人来自健全的家庭，便会把父母当作榜样，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将正常的行为方式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过我也安慰劳拉，说她学东西很快，并鼓励她想想自己从五年前第一次进行心理治疗至今的长足进步。
劳拉终于逐渐达到被她称为“正常状态”的生活。她工作顺利，史蒂夫还向她求婚了，他们即将于圣诞节结婚。这下劳拉不得不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史蒂夫的家人认识，这一情况也导致了她当年唯一的一次疱疹发作。她邀请两家人到他们家参加感恩节晚宴——同时期望她的父亲不会喝醉、克雷格不会嗑药上头，而翠西也不会牢骚连篇。考虑到劳拉、史蒂夫以及史蒂夫的家人为婚礼支付了费用，劳拉的父亲坚持要带火鸡来（这在他看来算是公平交易）。劳拉说他很晚才到，当时距离开始用餐还有十五分钟，而他就这么把一只冷冻火鸡丢在桌上。
“哦，不是吧！”我说道，可以想见她有多尴尬。
“我也许变得更加正常了，”劳拉说，“但我可不傻。我的烤箱里已经有一只塞满填料的火鸡，随时可以吃。我向他表示感谢，把他带来的火鸡塞进冷冻柜后便继续用餐去了。”
我一直等到劳拉结婚后才告诉她，我们的心理治疗就要结束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她也点头表示同意。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也是我治疗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有时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并且随着我们在各自身份中的成长，一起分享了种种欢笑与成长的烦恼。
在最后一次来访中，劳拉跟我都显得特别客气。她走之前还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等到我一小时后来到等候室，却看到她坐在那里抽泣，身边有一大堆面巾纸。她拥抱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松手迈开步子离开。我的眼里也含着泪水。
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忘记自己的第一位来访者。这就像是生第一个孩子——不管是谁、不管做了多少功课都无法帮我们做好准备。这是一片未知的水域。我们曾经是宇宙中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如今却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身份走到一起：我们各自都拥有了新的身份。当我们看到第一位来访者坐在对面，看见其满怀期待与希望，我们都会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中肩负的责任所震撼。我们手握着生命，我们的工作就是使其得到改善。
劳拉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位但并非最后一位英雄。九岁时的她设法带着两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在森林里生活了六个月。她生活中没有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给予指引。然而她并没有放弃，她从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中找到波特上校，研究这个人物，继而仿效他的行为。这需要聪明才智与想象力兼具，实在是难能可贵。有意思的是，劳拉选择的丈夫史蒂夫与波特上校惊人地相似，他也很文静，而且既沉稳又自信。
劳拉的坚韧，外加她与生俱来的力量以及无论遇到什么打击都不退缩的勇气，使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她同时也具有天赋，其中包括美貌、头脑与好斗的性格。除此之外，出生顺序也对她有利：作为最年长的孩子，她不得不成为母亲，主动担起责任。她知道如何应对她父亲的过错，也懂得如何得到他所能给予的那一丁点爱。不管这份爱多么有限，她都有办法过下去。
心理治疗结束后，劳拉便开始时不时地给我写信。后来，我在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六年后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篇关于波特上校的新闻报道：
洛杉矶讯——周三，西洛杉矶地方法院一名法官驳回了对演员哈里·摩根殴打妻子的刑事指控。该法官此前承诺，如果这位《陆军野战医院》的主演完成针对暴力的心理咨询疗程，他将撤销此案。目前哈里·摩根已经完成为期六个月的针对家庭暴力与愤怒管理的心理咨询疗程。
劳拉在新闻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我的眼光真是好啊。”
那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巨大的渔船照片。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
我昨天听到电台里播放“悲哈”乐队的《鲍勃坎基恩》，想起养父罗恩以前会在黎明时分带我们去钓鱼，我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会看见星座与星星露了出来。我想你要是知道我给罗恩买了这条船会很高兴。梦想真的可以实现！
我最后一次见劳拉是为了告诉她，我在一本有关心理学意义上的英雄的书里写到了她。我们约在餐馆见面，她一走进来我就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妆容与发型都很完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然魅力十足，在餐馆里引人回眸。她坐下来的时候，我俩的眼眶都湿润了。
我们聊起她的家庭情况时，她告诉我，她与史蒂夫的婚姻依然很幸福，而且史蒂夫后来在计算机行业大获成功。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从常春藤盟校的工程学专业毕业，如今在美国开了自己的公司，另一个则在多伦多当诉讼律师（我说我知道他的辩论才能是从哪儿来的。）
劳拉的父亲大约在四年前死于癌症。她边哭边告诉我，她在苏圣玛丽的医院连续待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一个月里，他只认得出她来。她在断断续续的抽泣中说，当他去世时，她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随他一起离开了。劳拉随后抬头看着我，大概是读懂了我的表情，她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如此依恋他太疯狂了。我知道他有很大的缺陷，但我选择视而不见，他能给予什么我都照单全收。”她顿了顿，然后以我所熟悉的冷酷语气补充道，“我生来就是个斗士，我通过奋斗把他留在了我的生活里。”
当我问她为什么不管她父亲做了什么事，她都依然与其如此亲近时，她再次回忆起了童年时去医院那天的情形。她的父亲当时传达给她的信息是：他爱劳拉是因为劳拉十分坚强，对于受伤的脚没有吭声。“我对自己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能坚强应对，我永远会得到他的爱作为回报。他是不是一直都是最好的父亲呢？不是。他是不是一直爱我或是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的爱都给了我？是的。”
劳拉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心理治疗，她可能会嫁给一个跟她父亲一样不可靠的人。她也就不会与史蒂夫结婚，无法体会他无条件的爱。“史蒂夫是我的依靠，他一直说我不必完美无缺，也无须把所有的旧账都翻出来。他说他爱的是真实的我，我努力工作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
我问劳拉是否有什么遗憾，她说她希望自己没有那么迅速地长大，也希望自己没有臣服于如此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求完美让人精疲力竭，劳拉知道自己很向往两个儿子所拥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不过她说，就算有机会从头来过，她也不会希望有任何改变。
“真的吗？”我表示怀疑。
她举起手表示抗议。“你只要听听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做了些什么，就会明白我的意思。让我从我弟弟克雷格说起。”她说克雷格独自生活，最后在四十六岁时于睡眠中静静地去世，死因不明。“他这一生过得很悲哀。”
单亲母亲翠西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其中一个还有轻微智力障碍，她后来喝酒成瘾，完全依靠社会救助过日子，体重不足九十磅。她在孩子们的父亲自杀后便一直住在乡下的那间屋子里。
一天，翠西在收集柴火时被一根钉子划伤了腿。她没有处理伤口及随之而来的感染，后来得了坏死性筋膜炎，失去了双腿。她几年后同样在睡梦中去世了。“医生说她由于酗酒和吸烟而心脏肥大。”劳拉说，“我觉得她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全家人里只有我还活着。”
劳拉与史蒂夫收留了翠西那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需求”，劳拉花了大量时间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脑损伤的患者筹款。”劳拉说，“你知道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就像咬着骨头的狗一样不愿撒手。我在那个领域的工作获得了各种奖项，史蒂夫坚持要挂在房间里，我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说，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很高兴自己过上了一种需要工作并且事有所成的生活。我从小就知道没有人会替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有一些企业赞助商是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签到的。我从来都不放弃，他们这才决定加入！”（我意识到自己真希望那些抱怨童年琐事的来访者都能听到她的这些话。）
我们等候结账期间，我详细讲述了我为什么将她视为英雄。但劳拉打断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把我称为英雄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她随后讲了一个故事。在公司晚宴上，她丈夫的一位同事说她“靠结婚上位”真是幸运。“这实在是让我心烦。”她以自己惯常的爽快语气说道，“我以前一度觉得被人看穿，还会因此感到羞愧。现在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了。”她说那名男子家境十分优渥，父母不仅资助他读完私立学校，出钱让他去欧洲旅行，还供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也难怪他会成为ceo。“你也知道，生活就像是丛林，他是坐着教皇专车一路穿越过去的。而我则手拿斧头生生开辟出一条路，步行穿过最黑暗的区域，还深入充满水蛭和鳄鱼的沼泽。”她说，“关于这片丛林，我知道的可比他多得多。我还不得不独自穿行，不断走错方向，直到我对其了如指掌，并最终活着走了出来。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办。这也许算不上英雄事迹，但也是种成就。所以啊，永远不要说我靠结婚上位，伙计！”
我问她：“你过上了幸福生活，而你的弟弟妹妹却没有，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她思考良久。“我想我生来就有点儿专横，父亲对我的这种特质加以打磨，尽他所能地付出，我猜这就足够了。别忘了，我在他喝醉后摆平一切，还得到了他的表扬。不管什么表扬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我最年长，因此会察言观色，自取所需。你在五年间给我的帮助让我有了改变。在接受心理治疗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在驱动我。”她的眼睛随即湿润，“老实说，你就是我从未有过的母亲。克雷格和翠西只是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留在养父母罗恩与格伦达那里，生活也许会好很多。”
我们走出餐馆，置身于凉爽的秋风中，秋天的树叶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劳拉说：“哦，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去年发生的一件稀奇的事情，当时我有那么一刻想到了你。史蒂夫的公司在多伦多的一家大型剧院赞助了一场活动。豪华轿车载着高管与他们的伴侣从餐厅来到剧院后打开了门，车外有好几百个看戏的人在排队，还有乞丐跑来讨零钱。其中一个头发油腻又蓬乱的人看上去十分眼熟。”她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是艾德。我径直朝前走，避免与他有眼神接触，以免让他难堪。后来一位摄影师召集赞助商们一起拍摄宣传用的照片，拍完之后我偷偷朝他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但他已经不见了。”
劳拉沉默了几秒钟。“我一方面对于这次偶遇感到猝不及防，一方面又觉得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