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心容不下懦夫。
——d. 安托瓦内特·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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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得意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我作为心理治疗师开设的私人诊所营业的第一天，我已经用学到的知识武装好自己，深谙的规则也让我胸有成竹。接下来，就等那些有待我来“解决问题”的病人上门了。
我太天真了。
好在我当时对临床心理学这一行有多复杂还一无所知，不然的话，我可能就选择去做理论研究了，至少各种研究对象与变量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每周鱼贯而来的全新信息，学会如何灵活应对。开业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心理治疗并非由治疗师来解决问题，而是治疗师与来访者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面对面交流，争取获得某种彼此能够达成共识的心理真相。
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劳拉·威尔克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介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全科医生在电话录音留言中说：“等她自己告诉你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劳拉和我相比，谁对此更加畏怯。我在不久以前还是身穿牛仔裤与t恤衫的学生，转眼便按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着装礼节换上了丝绸衬衫，以及垫肩厚度堪比橄榄球中后卫的名牌西服，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人士。端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后面的我，看起来仿佛是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与演员琼·克劳福德的合体。幸好我二十多岁就早早长出白发，这恰如其分地为我的举止增添了几分庄重。
劳拉身高不过五英尺，身材玲珑有致。她长着一双大大的杏眼与两瓣饱满的嘴唇，要是我在三十年之后见到她，肯定会以为她的嘴唇注射过肉毒杆菌。她一头浓密的挑染金发长及肩膀，肌肤如陶瓷般白皙，与乌黑的双眼形成鲜明对比。她双唇鲜红，五官在精致妆容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标致。她身穿定制款丝绸衬衫、黑色铅笔裙，搭配一双细高跟鞋，看起来特别时髦。
她说自己二十六岁，单身，在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她一开始是秘书，后来受到提拔进入人力资源部门。
我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到她，劳拉却坐在那儿久久地凝视着窗外。我等她告诉我问题何在。我所面对的这种持续等待便是所谓的“治疗性沉默”——来访者置身于这种不自在的安静中时，更容易吐露真相。终于，她开口了：“我得了疱疹。”
我问她：“带状疱疹，还是单纯疱疹？”
“生活不检点才会得的那种。”
“性传播的那种。”我帮她翻译道。
当我问起她的性伴侣是否知道自己患有疱疹时，劳拉说，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艾德对此矢口否认。不过，她回忆说在对方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药瓶，和她配的药是同一种。我对此提出疑问后，她却表现得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说：“艾德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狠狠说过他了，还能怎么办呢？”
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表明，劳拉对于自私与欺骗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她说，她之所以被转到我这儿来看病，是因为连最强效的药物都无法控制病情，医生认为她需要接受精神科的帮助。但劳拉明确表示不希望接受心理治疗，她只想快点儿治好疱疹。
我解释说，对于有些人而言，压力是潜伏的病毒发作的主要诱因。她说：“我知道‘压力’这个词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不觉得自己有压力。我就是一天天地过日子，身边全是愚蠢的乡巴佬。”劳拉告诉我，她这辈子没遇到过太多困扰，不过她也承认疱疹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让她放心，我告诉她，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人之中，每六个人就会有一个得疱疹。她的回答是：“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深陷泥潭，自身难保。”我改换策略，告诉她我理解她为什么难过。一个声称爱她的男子背叛了她，而且这病疼痛难忍——事实上，她几乎都没法坐下来。最难受的则是羞耻感，从今以后，她不得不告诉所有和她亲密接触过的人自己得过疱疹或者是疱疹病毒携带者。
劳拉也这么认为，但对她而言最糟糕的是，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原有的家庭环境，自己却还是像家人那样，深陷在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就像是流沙。”她说，“不管我多么努力地试图爬出这滩污泥，还是不断往下陷。我自己清楚，我已经尽了全力。”
我请劳拉谈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不想细说“那些烂事”。她说自己很务实，只想减轻压力——无论其来自何处——这样一来，疱疹带来的疼痛也能有所好转。她只打算来这么一次，希望我要么给她开点药片，要么就“治好”她的“压力”。我不得不给她泼冷水，告诉她压力或者焦虑有时很容易缓解，有时却很顽固。我向她解释，我们需要预约好几次会面才能搞清楚她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她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压力源自何处，然后再寻找缓解的办法。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忙着对抗压力，就没有余力再去对付疱疹病毒了。
“真不敢相信我会经历这种事。我原本以为自己是来拔牙的，结果一不小心，整个脑袋都被连根拔掉了。”劳拉一脸不悦，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好吧，再帮我预约一次吧。”
无意寻求心理治疗的来访者特别难办。劳拉只想治好疱疹，而且在她看来，心理治疗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她也不想细数家族史，因为她不觉得这跟疱疹有什么关联。
从事心理治疗的第一天便发生了两件我没有料到的事情：第一，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呢？第二，我读过数百个案例研究，看过许多心理治疗的录像带，参加过几十次大型巡诊，其中没有一个病人会拒绝提供家族史。即便是我在精神病院值夜班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迷失的心灵安置在医院深处的病房里——也从未听到病人对此有任何异议。甚至像某位病人那样，仅仅透露自己来自以色列的拿撒勒，父母分别叫作约瑟夫与玛利亚，那也算是家族史。可现在，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却什么都不肯说！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遵从劳拉的奇怪路数，配合她的节奏循序渐进，不然她就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在写字板上写下：“第一桩任务：让劳拉打开心门。”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一个名叫“移情”（transference）的概念，指的是来访者对心理治疗师逐渐产生感情。在他看来，这是心理治疗的基石。相应的，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的过程则被称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经营私人诊所十多年以来，我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喜欢上来访者、没有给予其支持，来访者都会察觉，而治疗也注定失败。来访者与心理治疗师之间存在一种化学纽带，只不过，这种纽带可遇不可求。有的心理治疗师也许不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我很走运。我一开始就与劳拉有所共鸣。她矫健的步伐、断然的语气和严肃的态度都让我想到自己。她每周工作长达六十小时，却依然坚持去上夜大，一门一门课业逐个攻克。当时二十六岁的她正在攻读商业学位。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劳拉带着四本有关压力的书走了进来，书上贴满了黄色的便利贴。除此之外，她还费力地拿着一个硕大的挂纸白板，上面是她精心制作的彩色图表，最顶上写着：“压力？”下面分成好几栏，红色的第一栏标题为“应付浑蛋”，底下则列出了一些“浑蛋”：第一个是她的老板克莱顿；第二个是她男友艾德；第三个则是她的父亲。
劳拉告诉我，开始阅读这些有关压力的书籍后，她便试着寻找自己生活里的压力来源。她整个星期都在忙着制作这张图表。当我评论说这里面没有任何女性时，她仔细打量了一番说：“有意思。确实如此，我不认识什么浑蛋女人。即便我认识，也能躲开或者避免自己因为她们而生气。”我指出我们距离查明她的压力来源越来越近了，随后让她就这些男性登上这一栏的原因举一个例子。“他们不把任何规矩放在眼里，不在乎任何事情的成败。”她向我说道。
我说，考虑到她的父亲也在这份名单上，我希望能对她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有一个大致了解。她听了之后，白眼翻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我继续说下去，问劳拉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她立即说起自己四岁时从滑梯上摔下来，脚被一块锋利的金属划破了，父亲温柔地将她抱起，带她去医院缝针。他们在候诊室的时候，一位护士说劳拉伤得如此厉害，却像个真正的勇士那样一声不吭。父亲搂住劳拉拥抱她，说：“不愧是我的女儿，真是让我骄傲。一声不吭的，就像马一样强壮。”
劳拉那天接收到一条对她影响深远的信息，她自此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坚强不吭声才能赢得爱与关怀。我指出其中的一体两面性后，劳拉说：“所有人被爱都需要理由。”显然，无条件的爱——即无论孩子做了什么都会得到双亲的爱——这样的概念对她来说相当陌生。
我问起劳拉的母亲，她说自己八岁时母亲便已去世。我接着问起她母亲的为人。劳拉只说了两个词语：“疏远”和“意大利人”。这在我听来有点儿不太寻常。她想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追问下，她也仅仅提起自己四岁时母亲把一个玩具炉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她。在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母亲笑了。
至于母亲是怎么死的，劳拉也不太确定。我为此不得不提醒她说得再具体一点。“她早上还好好的，等到我和弟弟妹妹放学回家后却没有午饭吃。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于是推门进到父母的卧室。我发现母亲在睡觉，于是推了推她，然后把她翻到面朝我的方向。我至今依然记得雪尼尔床罩在她脸上留下的印子。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上班，因此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让弟弟和妹妹回学校去，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找到劳拉的父亲后，用警车把他送回了家。“他们用毯子盖住我母亲的面孔，毯子上还印着‘多伦多东部综合医院财产’的字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记得这个。”她说，“然后那些人用轮床把她抬下楼，她的遗体就这么消失了。”
“没有守夜或者举行葬礼吗？”
“我记得没有。我的父亲出门去，接着天就黑了。那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没有人给我们做饭。”劳拉意识到，现在得由她来做晚饭，还要告诉弟弟妹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说了之后，六岁的妹妹哭了，五岁的弟弟却毫无反应，只是问劳拉是不是现在开始会成为他们的母亲。
她母亲的家人既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向外孙和外孙女伸出援手。“我母亲从未提起过他们，但我从父亲的冷嘲热讽中大体可以猜到，他们基本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劳拉解释说，“他们都是真正的意大利人。你知道，就是只在小意大利一带走动，整天都穿黑衣服，像是一直在为别人服丧一样。我的母亲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她十岁以后便不被允许出门，必须待在家里做饭打扫。她无法单独上街，唯一的外出机会便是陪她母亲去购物，连每天上学放学都得由其中一个兄弟陪同。”
尽管家教严格，劳拉的母亲还是在十六岁时怀孕了。劳拉的父亲是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人。在这家意大利人眼中，他就是搞大他们女儿肚子的十七岁小流氓。劳拉母亲的兄弟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还说如果他不和她结婚就要杀了他。婚礼那天之后，劳拉母亲的家人就再也没来看过她。
劳拉的母亲在婚礼的五个月后生下劳拉，二十个月后产下她的妹妹，过了一年，又迎来了她的弟弟。我问劳拉是否去小意大利看望过外祖父母，她表示对此毫无兴趣。
我好奇劳拉的母亲是否患有抑郁症，并因此陷入情绪无能的状态。童年时被用拳头说话的男性家人保护得密不透风，长大后又嫁给一个无意与其结婚的男子，而且后者不仅没什么能耐，还可能对她施加了情感及身体上的虐待，因为记恨她而对她不理不睬。就算没有发展成精神创伤，试问谁不会因此陷入抑郁？她的父母也和她断绝了关系，从未对她让家人蒙羞的行为释怀。她因此无路可走。我询问劳拉她母亲是否死于自杀，她说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她所知，警方没有进行尸检。
难以置信的是，劳拉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四年时间里关于母亲的回忆唯有这个玩具炉子。在此期间，我与劳拉尝试自由联想法，让她写下关于母亲的日记，去拜访母亲的坟墓，可依然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劳拉的父亲身上。劳拉告诉我，他曾是一名汽车销售员，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失业了。劳拉的父亲一直为酒精、赌博和“误解”所困。尽管他金发碧眼，既英俊聪明又富有魅力，却还是日渐落魄。
劳拉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多伦多东北面的鲍勃坎基恩。劳拉认为他是为了躲避在多伦多找他麻烦的那些人，不过她也不是很确定。为了谋生，父亲搞来一辆餐车，向来此地消暑的人们贩卖薯条。劳拉会在一旁开汽水罐、递送薯条，她的弟弟妹妹则在停车场里玩耍。劳拉因此成为父亲口中的“得力助手”。他们一家住在镇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木屋主人那家人的地皮上有好几间简陋的小屋，这些屋子四散在树林各个偏僻的角落。
劳拉九岁那年，她和弟弟妹妹都在九月开始上学了。度假的人们离开以后，卖薯条的生意便难以为继。他们为这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买了个小小的暖炉，然后全都挤在炉子周围。劳拉记得，有一次，两个男人出现在家门口讨要餐车的钱，她的父亲则躲在厕所不肯出面。驱赶这两个人成了劳拉的职责。
后来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亲说要开车去镇上买烟，结果一去不回。三个孩子没有吃的，衣服也只有两套。劳拉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没有表现出恐惧、愤怒或任何其他情绪。
由于害怕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她不希望有人知道他们遭父亲遗弃，因此还是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这些位于湖区森林深处的小木屋的主人是一个五口之家。劳拉和他们的女儿凯西一起玩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格伦达一直对她很好；那家的父亲罗恩不多话，经常会热心地带着劳拉六岁的弟弟克雷格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去钓鱼。
劳拉的妹妹翠西“一直在抱怨”，劳拉特别烦恼地说道。翠西想去格伦达和罗恩那儿跟他们说有人带走了父亲，还想知道是否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
劳拉和弟弟妹妹不同，她意识到父亲已经抛弃了他们。“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欠别人钱，天知道还欠了什么。”她说。几个小孩在母亲去世后难以管束，父亲便威胁说要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去。劳拉明白他不是在吓唬他们。她只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让生活照常继续下去。当我问劳拉被遗弃后有什么感受，她看着我，就好像我在危言耸听。她说：“我父亲并没有彻底抛下我们，他知道我会打点一切。”
“你当时九岁，身无分文，孤零零地住在树林里。你会如何形容这样的生活呢？”我说道。
“我想，从表面上看，父亲确实遗弃了我们，但他离开鲍勃坎基恩是情非得已，他其实不想跟我们分开。他别无选择。”
我到那一刻才认识到劳拉和她父亲有多亲密，而她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感到失落。动物和人类都有建立情感纽带的倾向，都想要亲近父亲或母亲，当对方在身边时会感到安全。劳拉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她有的全是“计划”。换句话说，她让生存本能接管了一切。毕竟，在加拿大冬日的荒野里她要让两个小孩吃饱穿暖。劳拉之后依然会对我不断询问她的感受嗤之以鼻，并且不止一次表示，感受是那些生活无忧又——用她的话来说——不用“动脑子”的人的奢侈品。
我明白劳拉说的计划与感受的区别。我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逆境时，也没有时间去琢磨感受；我有的无非是应对的工夫。我儿时家境优渥，但在十几岁时，我那位极其明智的生意人父亲开始显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我们后来发现他脑部有肿瘤，且已经无法手术。我打电话给父亲的会计后得知他已经彻底没有钱了。于是，我不得不边上学边打两份工来养家。我和劳拉一样，根本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当时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应对生计。
我在一开始为劳拉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同行督导小组。小组里都是心理治疗师，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案例并为彼此提供建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止步于她的心理防卫”，没有充分挖掘劳拉的感受。我意识到，为了确保我对创伤的反应不会影响到此次心理治疗，我必须深入探究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的同行很可能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曾遇到过众所周知的那堵壁垒：如果没有时时刻刻聚焦于现实生活，便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存需求更能让人集中精神的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法深入了解劳拉的感受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我很快认清自己的首要工作并非诠释她的感受，而是进行挖掘，随后再加以诠释。
我在总结第一个月的心理治疗时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此次的来访者无意寻求心理治疗，对曾经和自己相处八年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这一点在文献中闻所未闻；她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却希望能将其摆脱，她在自己遭遗弃时也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劳拉继续讲述她的遭遇。很明显，她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她发现大多数木屋都在越冬前打扫过了，于是带着弟妹搬到最偏远的屋子，因为那里到春天才可能开放。他们还带上了暖炉。她知道他们必须保持原先的生活习惯，不然就会有人察觉。因此，他们每天会走将近一英里的路去坐校车。劳拉会跟其他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像是他已经回到了小木屋；她让弟弟和妹妹也这么干。
“所以说，你们在九岁、七岁和六岁的年纪被孤零零地留在小木屋里过日子。”我说，“如果你要搜集造成压力的事例，可以把这一件写进去。”
“首先，一切都结束了。再说了，我没有被打倒，”劳拉反驳道，“九岁不小了。”
“你们这样生活了多久？”
“六七个月吧。”
那次来访结束前，我总结了自己对这一情况的看法。“你一直都很勇敢。你的遭遇听起来相当艰难，有时还很可怕。被遗弃后你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单独住在森林里，而你又年纪太小，无法担起家长的职责。”我说，“你经历了《糖果屋》里的种种危难，还没有面包屑指引回家的路。”
她呆坐了足足有一分钟才开口。在近五年的心理治疗过程中，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双眼湿润的时刻，只不过，她涌出的是愤怒的泪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质问道。
我说我是在表达同理心，她断然驳斥了我。“这是有人去世时才会说的话。听着，医生，如果我还会回到这里，我绝对不希望再听到你这么说，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随便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吧。”
“为什么？”我问她，由衷地感到困惑。
“你谈到感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扇门开了，门里全是妖怪。我永远不会踏进那个房间。”她坚决地说道，“我得不断朝前走。我要是开始沉溺——哪怕就一次——就会淹死。况且，这也不会让事情有所起色。”
我点头的时候，她又说：“在我今天离开之前，你必须保证再也不会说这些。不然我可没法接着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永远不希望从我这里感受到任何善意、同理心或同情？”
“正确。如果我想要同情，买贺曼百货公司的贺卡就能拥有，要多少有多少。”
要记得，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我可不希望在她的病态需求面前做出妥协。不过，我看得出她是真的想要退出心理治疗。我的那一丁点同理心对她来说不堪重负，让她感到害怕。这成了目前心理治疗中的大忌。
我如果是个更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就会把我感受到的难处摆在她面前。我们可以按照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的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的方法，用他提出的“此时此地”原则（the here and now）来解决这个问题。皮尔斯相信，治疗师及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建立起的互动关系，跟来访者自身及其面对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致的。我其实可以这样说：“劳拉，你是在要求我表现得像你的家长那样，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你已经习惯于没有人回应你的悲伤。但我不想成为那样的角色，我现在觉得很为难。”
但我当时说的是：“你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我会尊重你的意愿，接受你的要求，我也希望让你感到自在，这样才能顺利进行下去。不过，我不会在整个心理治疗过程中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又带着各种书籍出现，还指出她的工作场所是压力来源。“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我的老板克莱顿来得很晚，还会跟和他有外遇的秘书花两个小时吃午餐。”她解释说，“他五点下班，所以说，我上班时间比他早，下班也比他晚好几个小时。”
“你跟克莱顿谈过这个吗？”
“当然了！我甚至都朝他大喊大叫，但他根本不理睬我。”
“所以说，你承担了太多工作。”
“我实在没有选择。我得干他的活儿和我自己的活儿。”
“感到别无选择确实会让人压力很大。”我总结道。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应对克莱顿的问题。实际上，劳拉没有看出他有任何转变。就像她男友艾德说的那样：“克莱顿过得好着呢，为什么要改变呢？”
“有意思，这话居然是艾德说的。”我说。
“为什么？”她问我。
“你看，艾德也会把问题推到你身上。克莱顿把工作推给你，艾德则把疱疹传染给你，他就这样让你去处理问题。你对他生气的时候，他拒不承认自己携带病毒，当你发现他也在服用治疗疱疹的药物时，他还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说自己以为这病不会传染。这样认为的人要么来自另一个星球，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
“至少艾德道歉了。他寄了两打玫瑰到我公司，随附的卡片上还写着‘因为我爱你’。”
她觉得这样就能原谅他把疱疹传染给她这件事吗？我当时说的是：“艾德不是在捷豹经销商工作吗？你跟我说过，每当有女的去试车，他第二天都会送去玫瑰花。这并不难办。”
“你是想让我生气吗？”
我向她保证我无意激怒她，我说我只不过想知道她对艾德的行为作何感想。
“那我该怎么办？永远都不原谅他吗？”
我指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艾德对克莱顿的评价，而这两个人里，前者不太靠谱，后者也不怎么靠谱。艾德认为由于劳拉包揽了一切，所以克莱顿才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我希望劳拉能明白这样的话由他说来是有多讽刺。可劳拉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我问劳拉，她与艾德的恋爱关系里谁付出得更多。当她承认是她自己时，我沉默了。最后，她问我到底是在针对谁。
“艾德老是迟到、拈花惹草，还把疱疹传染给你，你都不跟他计较。”我直言道。沉默了好一阵后，我问她为什么不期待男性能做出得体且成熟的行为。
“至少他道歉了。这已经比我父亲强了。”接着，她望着窗外说道，“而且，我父亲在当父亲这件事上也没那么糟糕。他在我母亲去世后没有把我们丢开，很多男的会直接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
“不过，他确实把你们扔在了北面鲍勃坎基恩冰天雪地的小木屋里。”
“我已经说过，我们应付过来了。”她的语气不屑一顾，就好像我喋喋不休地反复在絮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采用的心理技能叫作“重构”（reframing），指的是赋予某一概念新的定义，以此改变其中的意义。她把我眼中的疏于照管进行重构，并将我的担忧视作“过度保护”。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说起‘生活中的那些浑蛋’，我们能不能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劳拉看起来很茫然，于是我改换措辞，“你所说的浑蛋是不是那种一味索取却从不付出的人？就是只顾着满足自身需求的人？”
“所有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是我父亲的座右铭之一。”
“他是想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乎情理。有多少父亲会出门买烟然后一去不回？”
“肯定有这样的父亲。我是说，世上有孤儿院。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进入儿童保护协会？因为父母抛下他们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
“职场上有多少当主管的因为有助理加班打掩护，即便偷懒还是能保住工作？”我问道。
“好吧，你看，如果我把克莱顿逼得太紧，他也许会开除我。”
“有多少人在得疱疹这么可怕的事情上被男友欺骗？”
“可能跟花冤枉钱看心理医生的人一样多。”
劳拉一边气愤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边摇着头喘着粗气说：“我语气是重了点，但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得听这些没用的废话。”她随后补充说，除了“几次失误”，父亲在她的生活里一直没有缺席。实际上，她大声强调，她经常和父亲见面聊天。
劳拉依然是个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而我也依然是个操之过急的新手治疗师，一心想要卸下她的防备。我逐渐发现，我是否知道来访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来访者是否知道问题何在。如果我们用力过猛，他们就会关上心门。劳拉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搭建起这样的心理防御，要将其一层一层卸下势必需要时间。
我有我自己的心理困境。我需要锻炼自己身为心理治疗师的耐心，可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a型性格。人的性格分为两类：a型和b型。a型性格的特点是有野心、侵略性和控制欲；而b型性格则比较闲散且与世无争。（这是比较宽泛的概括，大多数人其实介于a型和b型之间。）a型性格的人急于求成，而这种内心的欲望有时会转化为压力。事实上，这些特征往往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有关。比如，劳拉的压力就导致了她的疱疹病情加重。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类型与生俱来，这意味着我们天生就拥有特定的倾向，并不会随着成长而改变。当然，无论我们是哪种性格类型，我们的出生顺序、父母的教养方式乃至社会变量都会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很有限。换句话说，一旦你是a型，就永远是a型。劳拉和我都是a型性格。好的一面是我们都工作勤奋、有所成就；不好的一面则是我们都缺乏耐心和同理心。我们往往会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伤害到他人。因此我要格外注意，避免与劳拉发生a型性格之间的对峙。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就得学会收敛这样的性格。耐心——a型性格人群的短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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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经常会在心理治疗中提到各类文化典故。他们讲述的梦境里会出现——比如说——电视剧角色，或者自己在梦里成了政治人物，或是遇到新闻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以为我对这些内容也很熟悉，可我其实往往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整整二十年里几乎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我上大学时家里没有电视机，而且因为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忙于各种工作，也根本没时间看电视。接着，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生下一个儿子，一年之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我丈夫也还在读书，我们俩带着孩子住在一家商店的楼上，狭小的空间里还摆着一辆三人座婴儿推车，外加三个婴儿汽车座椅。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因此那时会把闹钟定在清晨四点半，围绕婴儿的作息安排工作。我丈夫和我都没时间看电视或听广播，我们把空余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了照顾孩子或工作上。我也因此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我对十九世纪的科学了如指掌，尤其是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有关的内容，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文化则一窍不通。许多年以后，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遗憾，我有书看就足够了。
不过，我倒是会每年前往纽约电视和广播博物馆朝圣，那里收录了有史以来所有电视节目的拷贝（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youtube）。公众可以在阅片室里挑选并观看节目，我就是在那里补剧，了解我的来访者们提到的电视节目以及帮助他们塑造性格的各种角色。知晓一部电视剧之于某位来访者的意义后再观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充分得到过家长的引导，因此，电视剧与电影中的人物互动方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劳拉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她的电视剧梦为心理治疗带来了全新的转机。跟往常一样，要让她讲述梦境特别困难；我问她做过什么梦的时候，她便说自己从来不做梦。不过，她难以抑制自己的上进心。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她脚踩高跟鞋来到诊所，带着一份手写的近期梦境报告，上面还用荧光笔高亮标出了关键词句。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梦见了波特上校。”
“你有亲戚在服役吗？”我问道。
她说：“哦，天哪！你不会不知道他是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里的上校吧？”她看我一脸茫然，于是说，“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波特上校。我可不希望遇到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心理治疗师。”
她说这是一部情景喜剧片，讲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医疗队。波特上校是一名职业军官，也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他本人还是一名外科医生。劳拉说他很善良，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白痴，他都不会妄加评断。
“所以说，他是个可敬又可靠的人。”我注意到，这是她的老板、男友和父亲都不具备的两个特点。
“我梦里的波特上校戴着飞蝇钓爱好者的那种帽子，上面挂满了鱼饵。”她说，“我穿着病号服一瘸一拐地走在医院走廊上，他则朝我走来，身上的装束和电视剧里的军装一样，只是帽子是飞蝇钓的帽子。我继续跛着脚朝前走，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什么也没有说。我醒来后感觉特别开心。”
“波特上校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哦，我可不想聊这些，我的天！我为自己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个梦肯定和那段时间有关。”
我知道劳拉喜欢明确又实际的解决方案，于是说：“我知道你想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羞耻感像是凝固汽油弹，不仅黏稠、会灼伤人，还会一直黏附在人身上。如果可能，最好一点一点将其剥下。”
“羞耻感和压力是一回事吗？”劳拉问我。她还是在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希望能为压力找到归属，借此摆脱痛苦的疱疹。
“要我说，羞耻感自然会带来压力。”我回答道，“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羞辱或悲痛的感觉，其成因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的社会视为禁忌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感让人觉得自己不会被爱。羞耻感比内疚感更有害，因为后者是一种关于自身行为的痛苦感觉，而前者则是关于自身作为一个人的糟糕感觉，因此在心理层面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劳拉听了这话扬起一边的眉毛，然后点了点头，像是意识到自己得好好琢磨一番。
“那么，”我继续说道，“我们继续聊聊你九岁时和七岁的妹妹、六岁的弟弟一起在小木屋的生活吧。”
她说：“这就像面对冰冷的湖水，最好的办法是一头扎进湖里游起来。所以说，你不要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讲下去。你听完会说：‘怪不得她会得疱疹，她活该。’”她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内疚与羞耻的结合，因此听起来显得她十分厌恶自己。
劳拉看着窗外，一边避免与我有视线接触，一边开始以一成不变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父亲离开后过了几天，我意识到我们得吃饭。此外，克雷格的老师还跑到我的班上，问我他为什么没有带午餐。”她描述了克雷格是如何哭泣的。其他学生让出一些午餐，老师则注意到他会把饼干放进自己的口袋。“她问我家里的情况好不好。我说一切都好，而且我父亲那天就会拿到工资。她想往我家打电话，但我跟她说我们家没有电话。”老师于是让她叫母亲致电学校。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牛奶箱里偷钱的。”劳拉接着说了下去，“大家把牛奶箱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钱放进去，我却把钱从里面拿了出来。我拿得不多，不然会被发现。等到放学后，我就把钱给翠西，让她去杂货店买点几便士的糖果。她分散店员的注意力时，我就去偷火腿罐头和其他各种食物。我偷起来特别拿手，还会光顾镇上的不同商店，这样就没人会怀疑我了。”
随后，劳拉讲述自己是如何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让弟弟妹妹有干净的衣服穿的。“我们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迪士尼奇妙世界》，因此，我会让他们在迪士尼之夜洗澡，把他们的脏衣服都扔掉，然后赶在周末来临之前的星期五去巨虎折扣商店偷星期一穿的新衣服。我和父亲一样是个了不起的小偷，我猜这是遗传。我曾经看过帕蒂·麦科马克主演的电影《坏种》，电影里的那个人就是我，外表漂亮善良，内心却狡诈险恶。”
在劳拉讲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格外注意避免用自己的见解打断她。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聆听。
“我感觉翠西一直在哭，克雷格则除了嚷嚷饿之外什么也没说。但他尿床了，我一开始会对他大喊大叫，后来就不再理会，任由他睡在被尿湿了的床上。最后我还想到一些办法，比如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抱怨或者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抛下他们不管了。这招很有效。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母亲。”
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过，就连克雷格的老师后来也没有跟进。
劳拉低头看着地板，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羞愧。她一般不会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我看得出来，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我不是个好母亲。我不允许他们提起父亲或他离开的事。如果他们开始哭闹，我就说我们必须这么过下去。谁开始哭我就揍谁。”
电视上播出的《陆军野战医院》圣诞特别单元让劳拉懂得了如何对弟妹更有同情心。“波特上校说，只要大家拥有彼此，有没有礼物其实不重要。”劳拉出于绝望，开始听从波特上校给手下年轻士兵雷达的建议，“他就像是雷达的父亲，我也把他当作我们的父亲。我假装他去打仗了，我们得通过电视获得他的消息。我告诉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照做。我把他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就能对自己说：‘波特上校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做？’”
劳拉就是这样应对克雷格尿床的问题的。“我把克雷格当作雷达，把自己当作波特上校。我说：‘说吧，孩子，你哪里不舒服？’”克雷格没有回答，劳拉于是伸出胳膊搂住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没过几天，他就不再尿床了。
“后来我开始跟波特上校说起我偷东西的事。他会跟我说：‘等战争结束了，你可以把偷窃的金额都补上。’他会说我不是坏人，说外面在打仗，我们只是迫不得已。他还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爱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劳拉随即开始用同样的话来安慰翠西和克雷格，“我告诉他们，我们都会长大，然后会找到波特上校那样的人，他会爱我们，永远为我们着想。这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劳拉至今依然会梦见波特上校，基本上都是在她感到孤独或陷入困境的时候。
她靠回座位看着我，“好了，这下子你是唯一知道这一整出离奇往事的人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是个小偷，不过，这是否也说明我是个疯子呢？”她问我，“每当我在哪里看到别人写到疯子的脑袋里会冒出声音，我就感到害怕。认为波特上校是自己的父亲，还想象他对我说话，这样寻求慰藉简直太像个疯子了。”
接下来轮到我来“重构”这段经历了。“在我看来，你一点也不疯狂。实际上，我觉得你非常足智多谋。你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生计，你希望让家人都待在一起，而且做得比大多数九岁的孩子都要好。我认为你特别英勇。”
劳拉没有听进去。她见我没再往下说，便挖苦我说：“别跟我来罗杰斯先生那一套。”儿时很少得到表扬的来访者在成年后往往不太相信他人给予的正面评价。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在童年时期形成，在此期间获得的自我概念需要经过长期的正面肯定才能扭转过来。
“我到现在还记得偷火腿罐头时的恐惧，而且依然能闻到店主放在地板上吸附雪水的湿润硬纸板的气味。”她坦言道。
“你做这些是为了让弟弟妹妹活下去。我认为波特上校是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我们都会向榜样学习。这比其他形式的学习都更有效。你很聪明，找了一个让自己乃至弟弟妹妹都能学到东西的榜样。”
“可我对待他们时脾气很差。”
“你比较务实，不可能一味地哭泣抱怨，否则你们都会完蛋。你管得很严，可一旦你学会像波特上校那样处事，很快就解决了克雷格尿床的问题。”
劳拉并不这么认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好母亲。翠西和克雷格都过得很糟糕。翠西高中都没毕业，现在住在乡下的某个破地方，在工厂里摘火鸡内脏。她跟一个名叫安德鲁的勤杂工勾搭上，两个人都不太懂人情世故，根本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跟彼此相处。我的弟弟克雷格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没有跟孩子的母亲住在一起，还整天游手好闲。他只干一些季节性的杂活，比如扫雪，平时则整天抽大麻。”
“你知道自己担起家长的责任时才九岁对吧？”
“那又怎么样？很多女孩都在九岁时当家长了。她们都做到了。”
劳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显然是建立在“九岁时就应该当个好母亲”的错觉之上。人们最大的痛苦往往就是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说：“她们并非没有人帮忙。你被迫去做一份自己毫无头绪的工作，失败在所难免。”
遗憾的是，劳拉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的错觉：她认为自己没能成为弟弟妹妹的好家长。她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个小女孩且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现实。
我在多年来的心理治疗中发现，每当儿童在小小年纪就担上成年人的责任且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他们在长大成人后便会一直为此感到焦虑。他们似乎永远无法接受自己当时年纪太小无法胜任的现实，于是会将这种失败藏在心底。劳拉纠结于自己作为家长的失败，却很少提及被遗弃的创伤。她从不认为父亲疏于照管，而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为了说明劳拉当时年纪有多小，以及她与她父亲的期望有多不现实，我带她去看学校里九岁的孩子。我的一位当校长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学三年级的实地考察。劳拉看到一群穿着紧身裤袜和罩裙的八九岁小女孩后惊呆了。不过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并没有在离开后说她对自己太苛刻，而是说：“天哪，她们那么稚嫩。”我带她看了三个不同的班级。最后，她在回家的路上说：“八岁和九岁的年纪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
我想，她坚如磐石的防线在拜访过小学之后出现了些许裂痕。在她存有差错的记忆之中，生活在小木屋的自己是个成年人，但她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年纪有多小。这足以说明我们无意识中的需求会如何悄悄渗入记忆并对其进行篡改。劳拉在父亲的引导下相信自己是个成年人，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在当时的生活里需要一名成年人，所以她才会这样看待自己。
这是我的第一个个案，而我们当时正处于心理治疗的第一年。慢慢地，劳拉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的迥然不同。有一次她提起曾经收到一份生日聚会的邀请，当时三年级的所有人都收到了。她对过生日的女孩说，自己的父亲会在那天带她去看棒球比赛。冬天的加拿大自然没有棒球比赛，因此那个女孩的母亲很可能有所察觉。这位女士在生日聚会的第二天来到学校，给劳拉带来一块蛋糕、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氦气球，还有一个装满小礼物的糖果袋。劳拉来到学校时，这些东西就已经摆在桌子上了。她惊讶于这位母亲的举措，但同时又感到不安。直到多年以后她才体会到这是出于善意的举动。每当劳拉看到那位母亲在操场边上等待接女儿放学时，她就会躲在厕所，直到她们离开。我问起原因时，她说：“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劳拉无疑在生存模式下应对自如，面对人类的善意却不知所措。
劳拉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心理治疗而产生重大改观，相反，她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块巨大的拼图。一些拼图碎片会时不时地落在正确的位置，但这尚不足以让她看清整个画面。
之后的那次来访中，劳拉描述了他们在小屋里如恐怖童话般的生活是如何告终的。“我搞砸了。我在巨虎折扣商店为克雷格偷内裤时被抓到了。”当时是四月，这几个孩子已经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我将她所形容的“搞砸”重构为一场胜利。“也就是说，九岁的你带着弟弟和妹妹在加拿大冬季的十一月到四月靠自己成功地活了下来。”
“警察抓到我们后，把我们带回了小木屋。”劳拉回忆道，“他们特别震惊，连连摇头，随后敲开木屋主人格伦达与罗恩的家门，问两人愿不愿意在他们联系上儿童保护协会或者我们的父亲来安顿我们之前帮忙照看。”（他们的父亲直到四年后才重新露面，不过，这一点留待之后再细说。）
格伦达和罗恩有三个孩子。劳拉看得出来，翠西和克雷格喜欢待在他们家，这让她很难过。“我还以为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而且，我不习惯听从他人。我们三个人里，我最难以适应。”
他们跟这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掩饰住自己对于这家人收留三个孩子的惊讶，问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挺好的，我觉得”是劳拉的回答，她说在他们家要有纪律有秩序。“翠西和克雷格依然把他们视作家长，还会在圣诞节时去看望他们，我则不然。当母亲的格伦达有一堆规矩，她希望我们都按照她的方式做事。”
当我问起她的弟弟妹妹比她更容易适应的原因时，劳拉说，因为她父亲最宠爱的是她。“父亲从来都不会亏待我，我也是对他最忠诚的一个。他不理睬翠西，对克雷格则很刻薄。”她的父亲曾把身材瘦弱的克雷格称作“妈妈的乖宝宝”。
相比之下，收留他们的那位父亲态度就好多了。“罗恩平和又善良。他常常带克雷格去钓鱼，也从不在他口吃的时候不耐烦。”（克雷格在母亲去世后便开始结巴。）“自从和他们一起生活，克雷格的所有烦恼都消失了。我得承认，不用担心温饱是一种解脱。”
我问起劳拉与格伦达之间的关系。
“翠西和克雷格觉得格伦达无所不能。而她也投入大量时间来安抚翠西的不安。”劳拉说完，坦言自己是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一直和我父亲很亲。”
“你和母亲从来都不亲吗？”
“是，从来都不亲。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母亲关爱是什么感受。”劳拉停顿了一下，笑了，“嘿，你听听！我变得跟你一样了，我在诠释自我！”
劳拉描述自己是如何抗拒格伦达的关心。“格伦达会说：‘外面很冷，你要戴顶帽子。’我不明白，到现在都无法明白。把我当孩子为时已晚，我已经懂得如何持家。我们以沉默的方式针锋相对。”
不过，她对罗恩心存感激。“他过去一直带男孩们去钓鱼。他有一顶那种钓鱼时戴的帽子，上面别着各种鱼饵。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任何鼓励的话，但他偶尔会对格伦达说：‘别管劳拉，格伦达。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指出，她梦中的波特上校也戴着一顶有鱼饵的渔夫帽。“你梦见的男子会不会一部分是波特上校，一部分是罗恩呢——是一种善意的综合体现？”
劳拉看起来很惊讶。“嗯，有可能。现在想来，我梦见的就是罗恩的那顶帽子。”她微笑着说，“我有时会幻想自己长大有钱了之后，给罗恩买一艘能乘风破浪的大船。他一直想买却买不起。”
我与劳拉第一年的心理治疗接近尾声。我需要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还要规划好实现的办法。劳拉非常依恋父亲，但这种依恋却令人担忧。劳拉原谅他的过失，现在还照顾他，简直成了他的家长，而且并不认为父亲需要为他自己的疏忽与自私负责。劳拉已经被遗弃过一次，因此紧紧抓住他不放，成了这段关系中的拯救者。家中没有担责任的成年人，为了一家人能生活下去，劳拉便承担起了这个角色。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却由于成长迟滞，停留在了不负责任的青春期阶段。劳拉不得不支持父亲，而她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活下来的可能。
劳拉是这个家庭里真正的英雄，但问题在于，她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也同样承担起了拯救者的角色。她以为这很正常，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她任由男友艾德与老板克莱顿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认为一如她对父亲那样，拯救他们也是她的职责。而我的职责就是要让她意识到，她的无意识深处埋藏着想要成为拯救者的念头，以及她是如何下意识地选择像她父亲那样软弱自私、需要得到拯救的男性。
识别模式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劳拉的案例中，软弱——且有可能精神变态——的男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模式。不过，要让劳拉看清这一点很困难，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她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治好疱疹，而非化解童年的心理问题；其次，她一心一意爱她的父亲，甚至拒绝与善良的养父母建立感情。尽管劳拉的父亲失踪了，而且长达四年都没有跟孩子联系，但她与父亲的情感纽带却始终紧密。而劳拉挽救家庭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仅有的那一丁点爱。人们为了爱会做出几乎任何事情，因此，这样的关系很难被瓦解。在家庭中，无论我们因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获得爱，都会一直扮演下去，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尽管劳拉认为她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失去了母亲，是一个遭到遗弃、背叛和利用的孩子。显然，劳拉和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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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拉进入第二年的心理治疗，我担任治疗师的第二年也开始了。当时我对于心理治疗过程之难以预料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在开诊所前，我并不知道理论与实际的来访者之间竟会有如此之大的偏差。我很快认识到，纯粹的理论完全是学术上的奢侈。身为心理治疗师，我不管在什么学科里找到什么武器，都会拿来使用。
然而，即便我受过必要的知识培训，还是偶尔会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劳拉有满腔怒火要发泄，她会花大把时间表达愤怒，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启发。我引导她的方式也远不够巧妙——这项技能要加以学习才能掌握。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眨眼之间：不假思索的决断力》一书中描述了我们的直觉判断是如何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而成，这可是任何书籍里都学不到的内容。随着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也学会了如何聚焦于疗愈所必需的东西。
圣诞节过后不久，劳拉告诉我，艾德送了她一床黑色缎子床单当礼物。当我问起艾德的礼物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什么意义时，她说：“知道吗，你对老好人艾德挺苛刻的。”还说他是个优秀的伴侣，“我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发现他在房间里点了一圈蜡烛。他还会给我买内衣、跟我跳舞。他特别希望我过得开心。”
“这件礼物很有趣，其中富有性意味。”我反驳道，“艾德正是通过性行为把疱疹传染给你，辜负了你的信任，从而对你造成莫大的伤害。”
“哇，你是不是从来都不放过别人？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说过：‘嘿，那是昨天的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选择放他一马。疱疹的事让他心里难受极了。”
艾德失去捷豹经销商的工作时，劳拉维护他，说他被解雇是因为另一名竞争不过他的销售陷害了他。接着，艾德为了保住自己的豪华公寓，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卖起了可卡因。
我和劳拉谈过不少关于心理边界（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的问题。人们确立这样的界限，好让他人以安全合理的方式与自己打交道。一个人的边界感越强，心理也就越健康；他或她就能向别人表示自己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很明显，艾德已经越过了劳拉的个人边界。她不赞成酗酒、贩毒和当个无业游民，但她没法直接说：“艾德，你传播疱疹、贩卖毒品又没工作，这些行为我无法接受。我们分手吧。”即便艾德的行为给她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她却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要求他改变。几个月过去了，艾德并没有找到工作。我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而是希望随着我们对边界有更多的探讨之后，劳拉也能为自己确立一些界限。
劳拉对自己生活中的窝囊废男子三人组忠心耿耿。我认为其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她的老板克莱顿。如果要让她立场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从拯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那克莱顿就是首选。劳拉无法改变他，但可以改变自己在面对他时做出的行为。她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再为克莱顿打掩护。
由于劳拉从未学会如何建立心理边界，面对克莱顿施加的压力，她会在他的心理操纵下感到焦虑和内疚。她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完成克莱顿布置的工作，怀疑自己对他置之不理是不是太过残酷。她不知道得体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付出与索取这样的正常行为显得虚伪造作。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原则，她表示不解：“既然每个人都能践踏边界任意妄为，最后只剩一堆废墟，要原则有什么用？没有人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他们为什么非得那么做呢？”劳拉的描述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什么是无力感，而人际关系中的无力感正是压力或焦虑的主要成因之一。
人在心理上做出改变也会引发焦虑。当我们对某种行为模式习以为常，不管它有多不健康，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手段，因此改变相当困难。我们的无意识很强大，会拼尽全力保持原来的模式。
劳拉通过拒绝帮克莱顿完成工作打破了自己的模式。身为部门经理的克莱顿随后因为怠工且薪酬过高遭解雇。劳拉不仅随之颠覆了原有模式，还被提拔到克莱顿此前担任的高薪职位。“他们责备的真的是他！”她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件事不仅让她学到很多，还让她有了干劲。
大约在同一时期，劳拉出席了一场婚礼。她在婚宴上意外遇见了一位醉醺醺的伴娘。“我看你是跟艾德一起来的。”女子说，“他也把疱疹传染给你了吗？”
听劳拉说完，我就这么看着她，扬了扬一边的眉毛。事到如今，她已经清楚我在想什么了。“我知道你希望我离开他。”她说，“但有谁会要我呢？好男人是不会跟得了疱疹的人在一起的。”
她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也指出这是比较不寻常的因祸得福。“你一直很漂亮，享受性爱，却总是害怕亲密。”我温和地指出，“这下你得先培养亲密的情感关系，然后再发生性关系。能够在跟你发生关系之前接纳你所有缺点的那个人，势必非同一般。”
“吉尔迪纳医生，”她回答说，“你有没有接触过现实世界啊？”
一个月后，劳拉来会面时宣布：“好了，我做到了。我知道艾德有外遇，但我不知道他把疱疹传遍了半个城市。我跟他说我们结束了。”我问起艾德的反应，她说他哭了，“他说他很抱歉，然后说想娶我。我跟他说：‘艾德，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对我撒谎、对我不忠、传染疾病给别人，而且以贩毒为生的人结婚呢？有个这样的男朋友已经够糟糕的了。’我这是在大扫除吗？我正在摆脱生活里的所有浑蛋。”她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为她感到骄傲。
“浑蛋三人组”——按照劳拉的说法——里头唯一剩下的就是她父亲了。这一位要棘手得多。他跟克莱顿和艾德不一样，他是劳拉最钟爱的人，将永远在她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揭示劳拉与父亲的情感关系发生转变的是她的梦。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显意识扼制住了无意识的冲动或本能，比如性欲或攻击性，而我们置身的文明社会也不希望我们意识到其存在。因此，这些欲望受到压抑、否认与升华之类的防御机制的层层防护。无意识欲望渗入我们意识的一种途径就是梦境。在梦中，无意识中的内容伪装成了各种符号。不过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些符号进行解释与自由联想，就有可能弄清楚其试图透露的是什么。如果梦境伪装得太好，就难以诠释；如果伪装得不够好，就成了噩梦。弗洛伊德有句话说得很对：“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所以说，梦在心理治疗中至关重要。
劳拉和我通过诠释梦境取得了一定进展。一天，她把梦境日记紧紧抱在胸前说道：“尽管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很浑蛋，他在有关梦的问题上确实有所建树。我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梦，醒来以后心脏怦怦直跳。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这些真实发生过。
“我站在舞台上，观众席里有好几百人。我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涂口红，感到很难为情。台上有一只纸糊的巨大黑猫。毒药乐队演奏新歌《看看猫拖来了什么》时，我不停朝猫的嘴巴踢去，直到把猫踢散架为止。观众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但我感觉很糟，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忍不住这么去做。”
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劳拉说要弄清音乐的出处并不难，因为她最近刚在妹妹家听到过这首歌。我问她“看看猫拖来了什么”这句话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的脸色随即一沉，“我父亲在我去监狱探望他时说过这句话”。
我对于她的父亲坐过牢的消息感到惊讶。劳拉读懂了我的面部表情，没等我开口便说自己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坐牢。“去监狱要坐十三个小时的巴士。我当时十四岁，为了去一趟要存好几个月的钱。我走进监狱时男人们吹起了口哨，我父亲却只是笑着说：‘哎哟，看看猫拖来了什么。’”
“说得好像你是问题所在？”
“他一个劲地笑。我想冲他发火，但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很落魄了，所以我忍气吞声，不想把局面搞僵。更何况，回去的巴士要隔天才有。当我告诉他我只能在巴士站过夜时，他说：‘嗯，你这身打扮正好合适。’我那天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水洗牛仔裤，他看不惯那种装束。那是我最后一次去监狱看他。”
“我想你应该很生气。在梦里，你愤怒到朝猫的嘴踢了过去。”
“我本想说：‘我来让你见识见识猫拖来了什么。’于是在梦里摧毁了那只纸糊的猫。”劳拉的脸色再次沉了下来，“真是个自私的蠢货。而且其他犯人都在不怀好意地朝我抛媚眼，他并没有说‘这可是我的女儿，都给我滚开’，而是用他那蹩脚的方式当着一群败类的面油嘴滑舌。他的伟大形象就此崩塌。”
“你眼中的他曾经特别伟大，看到他变得如此渺小，一定很难过。”
她叹了口气。“我想他从来都不伟大，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罢了。”
这是劳拉头一回表达对父亲实实在在的愤怒与失望，也是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拼图里的一大块完成了。
“所以说，你去监狱看他，用课外打工挣到的钱买车票，在十四岁独自出远门，结果他侮辱你、嘲笑你，也没有在其他囚犯面前维护你。你觉得自己很狼狈，而他的狱友则色迷迷地打量你。在梦里，‘没有涂口红’和‘观众’代表的是你暴露在其他囚犯的目光之中，没有得到父亲的保护。在梦里，你愤怒地踢着的那只猫就是你的父亲，可你还是感到内疚。观众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另一些人则没有。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生他气的时候感到内疚，但我知道你希望我对他发火。但话说回来，探监那次是他唯一一次批评我。”
我纠正说，我是希望她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他。这样一来，她才能建立一段对他们二人都有益的关系。我说他们无意识中跳起了探戈舞——他不负责，她则太过负责。
“你和世界上的所有女儿一样，和父亲建立了情感纽带。达尔文指出，所有物种中都会出现情感纽带。你与父亲之间的联系不仅正常还很必要。然而，我认为你将这种情感纽带误认为是爱。情感纽带并非一种选择，而是生理的必然性，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爱则是一种选择。当你遇到一个缺乏关心又不中用的男人便立即对其产生好感，这是因为你对他们的行为太过熟悉。你磨炼出了照顾男性的能力，并且因此得到过爱。可是，爱是相互照顾；是欣赏所爱之人的特质，而非保护其免受现实世界摧残。你照顾父亲，因此他尽己所能地爱你。但有些男人会爱上你的所有特点，而不仅仅是能为他掩盖错误的那些特质。”
劳拉听完似乎松了口气。“我以前觉得这就像罗杰斯先生会说的话，但近几个月来，我心里有一小块地方开始渴望这样的爱。”
在心理治疗中，当病态的防御开始瓦解，来访者会提起更多此前一直悉心守护的往事。忽然之间，治疗之初想不起来的回忆浮现了。劳拉一心维护父亲的时候屏蔽了许多关于他的负面记忆，然而现在，经过两年的心理治疗，这些痛苦的记忆如同滚烫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劳拉和弟弟妹妹住在鲍勃坎基恩的时候，格伦达、罗恩及儿童保护机构曾试图寻找他们的父亲而未果。罗恩一家后来不再寻找，还收养了这几个孩子。那几年孩子们都过得很不错，劳拉、翠西，尤其是克雷格，都茁壮成长。克雷格跟罗恩相处融洽，还跟后者学习如何当勤杂工。他话变多了，夜里则会在窗前耐心等待罗恩回家。
孩子们被收养后第四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罗恩打开门，外头站着的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据劳拉说，他走进来开口说道：“嘿，孩子们！我再婚了，是时候收拾东西回家了。”他见没人有反应，又欢快地说：“你们有新妈妈了！”
劳拉说到弟弟妹妹当时宁愿待在寄养家庭时，突然显得很难过。坚持要他们离开罗恩和格伦达的人正是劳拉。“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特别糟糕，简直毁了他们的人生。我父亲从来就不喜欢他们。克雷格有罗恩这样一直充满关爱的父亲在，过得很开心。”她的双眼湿润了，这是她接受心理治疗以来第二次涌出泪水。
一家人之后搬去了多伦多。父亲当时已经穷困潦倒，他住在一片破旧地区里一间脏兮兮的酒吧楼上，而且常年酗酒，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几个孩子走上昏暗潮湿的楼梯，面前站着一个比劳拉年长不足十岁的年轻女子。她骨瘦如柴，头发漂成金色，发根处则是深色的。她身穿一件涤纶金银线透视上衣，里面是黑色蕾丝胸罩。这个叫琳达的女人那年二十一岁，劳拉的父亲则是三十多岁，不过在年幼的劳拉看来，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他们一家人出门时，别人都会把琳达当成第四个孩子。
琳达踩着高跟鞋蹒跚地走向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说道：“嗨，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新妈妈。”翠西与克雷格都跟她打了招呼，但十三岁的劳拉却只是瞪了一眼这个二十一岁的对手，随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她不得不与弟弟妹妹们共用一间卧室，房间没有门，有的只是从印着水渍的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珠帘。
接下来的两年里，琳达大部分时间都醉醺醺的，她不像劳拉的母亲那样沉默，喝醉酒会变得特别刻薄。她会大喊大叫，说自己可以跟世上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结果却被一个糟老头缠住。劳拉的父亲喝醉后会殴打琳达，劳拉则会为她被打伤的嘴唇或眼睛敷冰块。
一天晚上，劳拉的父亲与琳达在连续三天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吵了起来。劳拉描述了接下来势必会发生的一幕：她的继母会嘲笑她的父亲，把跟其他男人睡觉的经历拿来跟他比较。“她知道他会发火，然后，如同钟表走时一样，我父亲也一直会赶点发作。”劳拉回忆说，“她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嘴，因此付出了代价。父亲不停叫她闭嘴，不要自找苦吃。”
听到击打声、东西摔碎以及楼梯间骚动的声音时，劳拉正在房间里读青少年小说《上帝在吗？我是玛格丽特》。翠西与克雷格留在了房间里，劳拉则跑了出去，看见琳达躺在楼梯最底下蜷成了一团。她的父亲穿着一件破衬衫，双手抱头坐在厨房餐桌旁，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劳拉跑下楼去，楼梯的两面都是墙壁，狭窄得如同隧道。“琳达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她的脖子扭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劳拉摸不到她的脉搏，于是跑上楼打电话报警。她接着看向父亲，意识到可能是他把琳达推下了楼。“我叫他脱掉衬衫。我把那件衣服藏到我的房间，又找了一件给他穿上。我擦干他手臂上被琳达抓出的血迹，还告诉翠西和克雷格，等警察来了之后说没有人吵过架。”
“你父亲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我问她。
“他醉得不省人事。”
急救人员抵达后，宣布琳达因颈部骨折而死亡。劳拉跟警察说是她自己摔下了楼。当他们问起为什么她看起来遍体鳞伤时，劳拉解释说，她摔下去时脑袋在每一级台阶上都磕了一下。“当地人都知道琳达是个会在酒吧滋事的酒鬼，因此她就这么被抬走了。”劳拉面无表情地说道。
“第二天，我父亲酒醒后叫大家上下楼梯要当心，说有些踏板松了，很危险。克雷格找来一把锤子，修好了橡胶踏板。家庭传说就此变成琳达自己摔下了楼梯。”
“传说？”我问道，想知道劳拉是否承认是她父亲把琳达推下楼梯。
“我到今天都不确定是父亲把她推下楼去的，还是她自己摔下去的。没有人看见。”
“但她跌下去的速度快到足以致命。”我指出。
“没错。”劳拉说，接着补充道，“但她个子很小，体重大约八十五磅。而且，人们自己从楼梯上摔落致死的事情经常发生。”
“你对于琳达去世及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感受？”
“老实说，我从来都不喜欢琳达。她既自私又难伺候，还是个刻薄的酒鬼。她从来没做过一顿饭。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难以相处的人而已。”
“不过，这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创伤。这是你第二次因为父亲的妻子去世而报警。一次是自己的母亲，另一次是继母。”
劳拉说她不觉得这构成创伤，认为不过是多了一件需要应付的事情而已。
“只不过是一件分内事吗？你是否曾经对父亲感到怀疑、愤怒或者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