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查尔斯去了维也纳，我们住的是花费极少的老牌匈牙利国王酒店，这家酒店至少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存在了。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吃早餐。总是同一家咖啡店，同样的早餐：好喝的咖啡、新鲜的水果、酥脆的面包卷配上黄油和果酱，以及一个半熟水煮蛋。完美。始终如一。每天早晨如此。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有了变一下的念头，于是照做了。当那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服务员穿着无可挑剔的黑西装来到桌边时，我示意还要平常的早餐，但不要鸡蛋。
他似乎没明白，考虑到我的德语水平，可以理解他的费解。我重复了类似“keinei”或者“ohneei”的发音。
他回得很慢，语气震惊：“ohneei？”
让他困扰了，而我冷酷无情。是的，我说，不要鸡蛋。
他沉默地站了好一会儿，试图应对这份震惊。很显然，他强迫自己不要恳求，或极力主张，抑或表明他不赞同。他是一名服务员，一名训练有素、业务精练的维也纳服务员，必须遵从最执拗的客户。“不要鸡蛋，夫人。”他轻声说，几乎不含责备，然后走开去为我拿没有鸡蛋的早餐。他带着沉痛的肃穆端来早餐，放在了我面前。
我们仍会笑着回忆起这桩近六十年前的小插曲，但它之所以活在我的记忆中，也是因为我有一丝愧疚。首先，1954年，在维也纳，鸡蛋意义重大。那座城市刚刚走出非常糟糕的时期。它仍处于被占领状态，被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分割。大教堂已然重获生机，被炸成瓦砾的歌剧院正在重建，但破坏与摧毁随处可见，大街上，人们的面孔与身体清晰地反映出物资匮乏的影响。在一座经历过饥荒的城市，食物供给绝非小事。
而且，我还蓄意且毫无必要地打乱了那个服务员的宇宙秩序。维也纳咖啡店的早餐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但它稳定、有序、完善。最好不要改变已然至臻卓越的事物。而且，要求一个终其职业生涯都在维护这份卓越的人去损害它，去做一些在他看来明显错误的事，这是不善良的。毕竟，我完全可以让他把鸡蛋拿来，只要不吃就好了。他过于擅长自己的工作，以至于不会注意这些，只可能温和且满腹同情地想“夫人今天早晨没有食欲吗”。有一个鸡蛋且不吃掉它，这是我的特权。拒绝他把鸡蛋拿来，是干涉他的特权，而这份特权就是给我端来一份完整像样的维也纳咖啡馆早餐。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是想笑，也仍旧感到一丝内疚。
几年前，我开始每天早餐吃一个半熟水煮蛋，一成不变，事实上就是吃了一顿维也纳咖啡馆早餐，自那时起，我的内疚感与日俱增。
我弄不到那种可爱、轻盈又酥脆的欧洲面包卷。（为什么这个国家的面包手艺人认为面包皮就得又厚又硬呢？越是像皮革，就越有手工艺感？）但是托马斯的英式松饼相当不错，所以我吃这个，配上茶、水果和三分熟的水煮蛋，像在维也纳一样，从蛋壳里挖着吃。
为了做半熟水煮蛋，我会把蛋放在一口小锅里，没入冷水，高火煮至水沸，然后立刻关火，翻转煮蛋计时器（一个三分半钟的沙漏），开始烤英式松饼。沙子漏完就把蛋从水里取出，放进蛋杯。
如你所见，其中囊括一定的小心和仪式感，这就是我想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蛋杯很重要。
如果你敲开一颗半熟水煮蛋后把它倒进碗里，味道一样，但又不一样。太容易了，太无聊了。可能还不如全熟水煮蛋。半熟水煮蛋的意义在于吃它的难度、所需的注意力和仪式感。
所以，你要把刚刚煮好的蛋放进蛋杯。但不是人人都熟悉蛋杯。
在这个国家，蛋杯通常是沙漏状的，一端的凹槽或碗大于另一端。小的那端刚好可以放下鸡蛋。你可以用这一边从蛋壳里挖蛋吃，但大多数美国人会取出蛋，翻转蛋杯，敲开鸡蛋，倒进大一点的碗里，搅拌然后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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