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埃伦说。

“我出去——喝酒，”我父亲说，“现在我要睡一会儿。你介意吗？”

“你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比阿特丽斯，”埃伦说，“你总是在她那里，浪费掉你所有的钱、你的男子气概还有自尊。”

她成功地激怒他了。“要是你以为——你b以为/b——我会站在这里——站——站在这里——跟b你/b争论我的私生活——b我/b的私生活！——如果你以为我会跟b你/b争论我的私生活，那你就是疯了。”

“我根本不在乎，”埃伦说，“你做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我担心的不是你。只不过你是唯一可以管教大卫的人。我不能管他。他又没有妈妈。他只有为了让你高兴才会听我的话。你真觉得让大卫常常看到你醉得东倒西歪地回家是好事吗？别骗自己了，”她接着说，“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你去哪里，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你那些女人！”

她错了。其实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但自从那个晚上起，我常常想到那些女人。我再也没办法看着一个女人而不去想我父亲是否跟她有所“纠缠”，照埃伦的说法。

“照我看，”我父亲说，“大卫的思想不太可能比你纯洁。”

沉默，我父亲上楼时的那阵沉默，大概是我生命中经历过最糟糕的。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想知道他们看起来什么样子。当我早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你给我听着，”我父亲上楼上到一半时忽然说道，那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只期望大卫长大以后做个男人。我说的男人，埃伦，可不是主日学校的老师。”

“做个男人，”埃伦简短地说，“跟做个莽夫可不是同一回事。晚安。”

“晚安。”过了一会儿他说。

然后我听到他蹒跚地走过我的门前。

从那次起，我以一种只有很年轻的人才有的、很神秘又世故的强烈感情鄙视我的父亲、憎恨埃伦。很难说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使得埃伦对我的预言一一实现。她说总有一天没有人管得动我，连我父亲也不行。而那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在乔伊的事之后。我跟乔伊的意外事件使我深受震动，我因此变成一个神秘兮兮而又残酷的人，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讨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甚至无法对自己坦承；哪怕我从不去想，那个事件仍然盘踞在我心底，像具腐烂的尸体一样静止不动、一样糟糕。然后它变质，味道越来越重，使我思想的环境变得酸臭。很快，深夜蹒跚回家的那个人成了我，发现埃伦熬夜等待的人成了我，同埃伦夜复一夜争执的人成了我。

我父亲的态度是：这只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他就假装无所谓。但在他玩笑的、男性同盟的态度之下，他非常失落，而且有些害怕。也许他本以为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们的距离会拉近——然而当他想了解我的时候，我却从他身边逃遁。我b不愿意/b让他了解我。我不希望任何人来了解我。同时，我跟我父亲正经历着所有年轻人与长辈之间都要经历的事：我开始对他有所批判。这种批判的严苛令我心碎，虽然当时我说不出口，却揭示了我曾多么爱他的事实，而那份爱，正与我的天真一同消逝。

我可怜的父亲既困惑又害怕。他无法相信我们之间竟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能做什么，主要是他必须面对这样一种认知：还有一些事他尚未完成，某些最最重要的事。既然我们俩都不知道到底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而为了对付埃伦，我们又不得不结成默契的同盟，我们只好以相互掏心掏肺的形式求得安慰。我父亲有时候会骄傲地说，我们不像是父子，像好兄弟。我想我父亲有时当真这么认为。我从来都不信。我不想当他的兄弟，我想当他的儿子。我们俩之间那种男人与男人的坦率，让我筋疲力尽而且惊慌失措。做父亲的不应该在儿子面前完全赤裸。我不想知道——反正不想从他嘴里知道——他的肉体跟我的一样死性不改，知道那样的事不会让我觉得更像他的儿子——或是兄弟——那只会让我觉得像个入侵者，而且饱受惊吓。他以为我们很像。我不愿那样想。我不想认为我的生命会跟他一样，或者我的心智可以变得如此苍白，那么的缺乏棱角与敏锐度。他希望我们之间没有距离，希望我像看待自己一样看待他。但我要的是父亲与儿子之间一点仁慈的距离，那才可能让我爱他。

一天晚上，我喝醉酒，跟几个朋友从城外的派对回来时，我驾驶的车子被撞得稀烂。那完全是我的错。我醉得快不能走路了，根本不该开车；但其他人不知道，因为我是那种醉到崩溃边缘还能看起来清醒无事的人。我们的车在一段笔直平坦的公路上奔驰，我的反应神经出了状况，车子忽然失控。一根电线杆，一片泡沫一般的白色，忽然从漆黑中呼啸着向我冲来；我听到尖叫声，然后是一阵巨大轰然的撞击声。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猩红色，然后亮得跟大白天一样，然后我陷入一片陌生的黑暗。

我肯定是在他们把我们送往医院时醒的。我依稀记得自己被人移动，还有一些声响，但非常遥远，好像跟我没关系。过了一段时间，我仿佛在冬天的心脏醒来，这里有高高的白色天花板，白色的墙，还有一扇硬邦邦的、冰冷的窗像是要向我压来。我一定是想起身，因为我记得我的脑袋可怕地轰轰作响，我的胸部很重，一张大脸在我的面前。这张大脸跟胸部的重量压得我又往下沉，我高声呼叫我的母亲。然后又是一片黑暗。

当我终于恢复意识时，我父亲就站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在我看见他之前，他就站在那里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头转过来，眼睛慢慢对焦。他看到我醒了，小心地走近床前，示意我别动。而他看起来是这么苍老。我想哭。有好一会儿，我们只是四目相对。

“你觉得怎么样？”终于，他轻声问。

我到开口说话才意识到身体的疼痛，马上害怕起来。他一定在我的眼里看出来了，因为他马上用低沉的嗓音，语气痛苦但又异常坚定地说：“别担心，大卫。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好起来的。”

我还是无法说话。我只是看着他的脸。

“你们这些孩子运气很好，”他说着，想露出笑容，“你是撞得最严重的。”

“我喝醉了。”我最后说。我想告诉他一切——但是说话很疼。

“你难道不知道，”他问道，脸上极度困惑——因为这算是他允许自己困惑的事——“喝得那么醉不应该开车吗？你应该心里有数的。”他严厉地说，抿着嘴唇。“你们甚至可能送命。”他的声音发抖。

“对不起，”我忽然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歉意。

“不要对不起，”他说，“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他一直在拍打手里的一条手帕；现在他把手帕展开，伸过来擦我的额头。“我只有你了，”那时他说，腼腆地露出一个痛苦的笑脸，“小心点。”

“爸爸。”我说着哭了起来。说话已经很痛了，这比说话更痛，但我停不下来。

我父亲的表情变了。忽然变得极其衰老，但同时又绝对地、无可救药地年轻。我记得我极其惊讶，内心逐渐变成一个平静而寒冷的暴风雨中心，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我父亲一直在受苦，到现在还是。

“不要哭，”他说，“别哭了。”他用那条可笑的手帕轻抚我的额头，好像手帕有帮助痊愈的神力。“没什么好哭的，一切都会没事的。”他自己也快哭出来了。“没有什么不对吧，对不对？我没做错什么吧？”他一直用那条手帕抚摸我的脸，闷得我喘不过气。

“我们喝醉了，”我说，“我们喝醉了。”因为这样说似乎就解释了一切。

“埃伦姑姑说是我的错，”他说，“她说我没有好好管教你。”感谢老天，他终于拿开那条手帕，无力地挺了挺胸说：“你不是对我有所不满，是吧？有的话就告诉我。”

眼泪在我的脸上、胸口干掉。“没有，”我说，“没有。没事。真的。”

“我已经尽力了，”他说，“我真的尽力了。”我看着他。最后他笑了，说：“你得在这里躺一阵子，但你回家休养以后，我们再讲，嗯？想想等你可以走路以后，你到底要做什么。好吗？”

“好的。”我说。

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以后也不会，我知道他一定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回家以后他跟我讨论我的未来，但我已经做好决定。我不要上大学。我不要再跟他和埃伦住在同一屋檐下。我摆布我父亲太成功了，让他真的以为我要去找工作、自立，是因为他的劝告、他对我的教育。我一搬出去，当然，面对他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没有理由觉得我把他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因为每当我们谈到我的生活，我可以说他想听的话。我们处得很好，真的，因为我为父亲描述的我的生活，正是我自己迫切需要相信的。

因为我是——或者说我以前是——那种对自己的意志力引以为傲的人，能够做出抉择并贯彻到底。这项美德，跟其他大部分美德一样，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东西。相信自己意志坚强、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只有成为一个自欺的专家才能继续相信下去。他们的抉择根本不是真正的抉择——真正的抉择让人谦恭，因为他知道事情受到许多无可名状的事物的支配——而是一套精巧的逃避机制，都是幻觉，用意是为了让自己和整个世界改头换面。这当然就是很久以前，我在乔伊床上所下定决心的结果。我决定这个宇宙不可以容下任何使我羞耻或害怕的事物。我做得很成功——我不看宇宙，不看我自己，我让自己保持在行进状态。即使是行进状态也免不了偶尔碰上延宕，就像飞机也会碰上垂直气流。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在完全烂醉、污秽的情形下发生的，有一次非常吓人，是我在军队时遇到的，一个娘炮因此上了军事法庭，被开除。他所受的惩戒给我内心带来的恐慌太真切了，导致后来我有时看见另一个男人眼中的恐惧，就感同身受。

结果，虽然不知道厌倦意味着什么，我还是厌倦了这种状态，厌倦了无趣的、没完没了的喝酒，厌倦了直率的、浮夸的、真诚的、毫无意义的各种友谊，厌倦了游荡在一群迫切的女人堆里，厌倦了仅够我温饱的工作。也许，就像我们在美国说的，我想要找到自我。这是个有趣的说辞，就我所知，它在任何其他语言里已经过时，它代表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却透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怀疑，即有些东西放错了位置。如今我想，如果当初我得到任何提示，知道我要寻找的自我就是我一直在逃遁的自我，我会留在家里。但是我想，在我内心深处，当我搭上前往法国的船时，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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