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基调继续在滔滔不绝的雄辩、情节的高潮和朴素的描述之间来回切换。在大卫与乔瓦尼邂逅的那一幕，人们可以再度见出海明威的影响：“我看着他移动。然后我看着他们的脸，看着他。然后我开始害怕。我知道他们刚才在看，一直看着我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开端，不看到最后是不会罢休的。过了一段时间主客终于易位，现在我在一个动物园里，他们看着我。”
但紧接着，他可以很快写出纯属鲍德温风格的语段，这些语段具有绮丽而无畏的色彩，与内心隐秘的认识和痛楚相调和，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鲍德温做好准备，要成为他那一代美国人中最杰出的散文风格家，比如在第二章的结尾，大卫回忆起乔瓦尼：“一直到我死去为止，那些时刻都会存在，仿佛麦克白的女巫顷刻间由地底蹿出，他的脸会出现在我面前，脸上记录着一切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几乎要胀破我的耳朵，他的气味将充斥在我的鼻孔。在未来的某些时刻——如果上帝允许我活着体验那些时刻：在灰暗的早晨，嘴里满是酸味，眼睑干涩而泛红，发丝因暴风雨般的睡眠潮湿打结，我面对着咖啡与香烟，昨夜那个无法穿透的、没有意义的男孩将如烟一般短暂浮现又消失，我将会再见到乔瓦尼，如同那一夜，如此鲜明，如此令我臣服，那条昏暗的隧道里所有的光都会环绕在他的头上。”
小说里这种语气上的转换与其他视角的变化呼应配合。例如，我们跟着大卫看到书里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那样腐朽，有些教人不齿，他们像年迈体衰的动物似的，为了爱或性而猎艳。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大卫与他的朋友雅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同性恋者，有一段对话，他对雅克说：“你的生活的确是有很多可鄙之处。”雅克回道：“我也可以跟你说相同的话。要当可鄙的人方法很多，让人头都晕了。但真正可鄙的是藐视他人的痛楚。你应该可以了解你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比你还年轻，他是逐渐成了今日悲惨的状态。”
顷刻，道德中枢变了，落到这位年长的男士手中。鲍德温继而仿效《使节》里核心的转折点，上了年纪的斯特瑞塞不知不觉在巴黎与一位比他年轻，同样是美国人的男子展开对话。在一节堪称詹姆斯所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段落里，斯特瑞塞告诉他的同伴：“你可要尽情享受人生，如果不这样就是大错特错。重要的不在于如何享受人生，只要享受人生便行。”此刻，在讨论大卫与乔瓦尼的关系时，雅克对大卫说：“爱他吧，爱他并且让他爱你。你觉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真的那么重要？”
渐渐地，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暧昧不明，矛盾和障碍重重。每次，前一刻大卫觉得自己深爱着乔瓦尼，后一刻，他会看见另一名男子，一个陌生人，会对他产生同样的感觉。接着，当爱情的温存与不忠纠葛在一起时，他和这份感情相去得越来越远。“我感到悲哀和羞耻，恐慌而极度苦涩。”跟着这句话往下几行：“我开始对乔瓦尼产生恨意，那恨跟我的爱一样有力，来自同一根源。”
随后，他将几乎在同一时刻既对乔瓦尼有好感，又厌恶他。“他的碰触总是引起我的欲望，但他温热微甜的口气则让我作呕。”在另一幕中，他说：“我想甩掉他也想拥他入我的怀里。”大卫一边“半带着笑”，一边又“很奇怪地，隐隐约约害怕着”。当他仔细回想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时，他能“感知到那段日子里美丽的东西，在那时都像折磨”。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一种感情是稳定不变的，作者试图借助一组对立的意象，找到一个可以最终道出某些真相的契机，即便为时晚矣。最怪异的是，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想从矛盾统一中寻求治愈的做法对事情本身不起作用，所以它益发必不可少，语气也更紧迫。随后，在故事走向尾声时，大卫将承认自己的巨大困惑：“我不知道我对乔瓦尼是什么感觉。我对他没有感觉。我感到恐惧和怜悯，还有油然而生的欲望。”如同《使节》里的斯特瑞塞和《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杰克一样，《乔瓦尼的房间》的叙述者将因自己不懂怎么去爱而受苦，这强化了他局外人的身份，使他能够更加敏锐地观察他人，越发给自己制造痛苦。乔瓦尼对他说：“你才没有爱任何人！你从来没有爱过人，我敢确定你以后也不会！”
大卫遇见的那些人也活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包括跟他上床的那个姑娘。在他们分别之际，他注意到“她脸上有我所见过最奇怪的笑容。像是痛苦而怀恨在心、感到羞辱，但又外行地带有一丝小女孩般的兴高采烈——僵硬一如她松垮的身体之下的骨骼”。
和在《使节》里一样，正当“家”这个概念对大卫而言变得越来越充满讽刺时，在《乔瓦尼的房间》里也有一位身在美国、希望他回“家”的父亲。在该书的第二部里，大卫在街上看见一个水手，他令他“想起家——也许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状态”。
当他们擦身而过时，这个水手还使他回到另一个“家”，回归他既隐匿又昭然的性取向。“我们靠得很近，仿佛在眼里看到泄露秘密的恐慌，他对我轻侮而猥亵地投了一个表示理解的眼神。”假冒异性恋的做法，与内拉·拉森一九二九年的小说《冒充》（ipassing/i）有异曲同工之处，那本小说戏剧化地描绘了非裔美国女子假扮白人的做法，在故事关键的转折处，拉森将笔墨集中于神情、注视的目光和认出彼此的瞬间，《乔瓦尼的房间》亦然。
在《冒充》里，克莱尔·肯德里一直假扮自己是白人女子，而艾琳·雷德菲尔德仅偶尔为之。许多年后，她们在芝加哥不期而遇，这次邂逅始于一个注视的眼神：“她徐徐地环顾四周，目光与邻桌那位黑眼睛、穿着绿连衣裙的女士对视。但她显然未曾意识到，她流露出的这般强烈的兴趣可能会教人尴尬，她继续盯着看。她的举止好似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决心牢固而准确地将艾琳的样貌巨细无遗地印刻在她的记忆里，永久保存，连被人发现她在不停打量对方时也未显出丝毫不安的痕迹。”
这种注目不仅是老朋友之间的一次相认，也是两个冒充白人的女子在一家豪华酒店里认出彼此的真实身份。与之相呼应的是后来克莱尔的丈夫在街上遇到艾琳、认出她时所投去的目光。在他眼里，她将是一个如今终于被他洞穿了秘密的人。隐瞒与暴露是《乔瓦尼的房间》的核心主题，叙述者从不是同性恋或看似不是同性恋，变成同性恋或看似是同性恋，再变成两者皆是或看似两者皆是，由始至终，他既有所准备又毫无准备地凭借一瞥、一次注视、一个精准识别的瞬间，揭示自己的身份或透露他的困惑。
揭露和识别这个主题之所以格外耐人寻味，是因为每个小说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掩饰伪装。小说作者设计一个替身，这个替身在某些方面像是作者的影子，在其他方面与作者相异。我们凭想象创造的这些人物进出于我们的情感轨道，成为我们隐秘自我的变体，代表着我们梦想的“非我”中被掩盖的部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创造了化身博士，奥斯卡·王尔德创造了道林·格雷，亨利·詹姆斯在《私人生活》和《欢乐角》里创造了与他分裂对立的角色，约瑟夫·康拉德在《秘密的分享者》里创造了与他重合的人物，事实上，每个小说家，但凡创造了一个人物，便是把某个只有小说家才可能完全而清晰识别出的人，变成一个活在小说家自我中的新生的自我，似真似假，摇摆徘徊在两者之间的如梦地带。男小说家可以刻画女性，当代小说家可以刻画过去的人物，爱尔兰小说家可以刻画德国人，小说家可以刻画自己，异性恋的小说家可以刻画同性恋，非裔美国小说家可以刻画美国白人。
每个小说家都可以一步步地改造自己，结果是，人物浮现于纸面上，继而出现在读者的想象中，一切仿佛顺理成章。这样的创造叫作自由，或用詹姆斯·鲍德温在另一语境下的话来说，创造的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历史”。
在《乔瓦尼的房间》里，读者首先看到大卫开始察觉出不只自己还有他人身上的暧昧反应、分裂的情感。例如，赫拉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发现：“她的笑容既明亮又忧郁。”他明白：“我们之间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同时一切也都不同了。”在书的近结尾处，乔瓦尼也开始做出分裂不一的反应，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或更具微妙之处。例如，在乔瓦尼说大卫不爱任何人的那一段里，大卫描写乔瓦尼“抓住我的领子，边扭边爱抚，既刚且柔”。未几，在他们准备分别之际，乔瓦尼得以成为做出百感交集的反应的一方：“我看到他在发抖——因为愤怒，因为痛苦，或是两者皆有。”稍后，大卫在想象乔瓦尼和纪尧姆——那个将死于他手的老雇主——在一起时，也让他做出一个别扭的反应：“他回给纪尧姆的微笑快要让自己作呕。”
在该书的最后章节，文风回复初始的简朴。经过了此前鲍德温在描述性的段落和沉思分析的段落里一概使用的浓墨重彩、繁复笔调后，不加修饰、不带感情的句子显得更为有力。对爱情不可能再做出意味丰富、暧昧、热切的反应，已无爱的可能。如此一来，使用的措词须是清晰的陈述，不容赘言：“她开始哭。我抱着她，我完全没有感觉。”
此外，临近结尾，赫拉在与大卫对质时，道出一个不可能不曾被亨利·詹姆斯注意到的问题——他专门刻画在欧洲不得善终的美国人——甚至连写《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估计也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本书里，美国人一边浪迹欧洲，一边惹是生非。赫拉说：“美国人不应该来欧洲，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快乐了。如果不能快乐当美国人有什么好的？我们有的也只是快乐。”美国人受损的纯真和美国人虚幻的快乐将成为鲍德温下一部小说《另一个国家》以及此后他撰写的许多杰出文章的主题。在这些作品里，他举起一面无情的镜子，让他的祖国那个被玷污的灵魂可以从中瞥见自己，这是洞悉、诚实、富有风险而令人不安的一瞥，如同《乔瓦尼的房间》让人看见被遗失和浪费的爱情一样。
张芸译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的其他小说
《去见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