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
詹姆斯·鲍德温在他一九五四年的文章《身份问题》里写道：“相传，在巴黎这座城市，人人丧失理智和道德，经历至少一段浪漫的爱情，无论去哪里，基本不再会准时到达，对清教徒嗤之以鼻——简而言之，在这座城市，无人不因那优雅、古老的自由气息而变得醉醺醺。”
探索和解构上述传说，让不少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家获益匪浅，甚至包括鲍德温本人。
例如，在亨利·詹姆斯一九〇三年的小说《使节》的初始部分，浪荡子查德·纽瑟姆因在巴黎逗留不归而使他的母亲担心得要死，奉命将他带回去继承家业的兰伯特·斯特瑞塞自己开始品味起巴黎给予人的自由气息。在他抵达巴黎的第二日，这座城市，“这个巨大而灿烂的奢侈淫逸之都，在这个清晨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发光体，一块璀璨而坚硬的宝石，它的各个部分难以区分，其差异也难以识别。它忽而光辉闪烁，忽而浑然一体，有时好像一切均浮在表面，一会儿之后又变得幽深……一个人喜欢上了巴黎，但又不至于过于喜欢它，这可能吗？”
斯特瑞塞走进一栋三层楼的公寓，他知道查德住在那儿，他站在街上仰视，看见一个年轻人，不是查德，到外面的阳台上抽烟。当他们的目光交会时，斯特瑞塞发现这个抽烟的人“挺年轻，的确非常年轻。他显然太年轻，因此不可能会对正在观察他的那位中年人感兴趣，他也不会去关心这位中年人发觉自己被人瞧时会怎样想”。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正是这种看与被看的概念，以及一个年轻人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之间如此这般的交流，为小说提供了可观的张力。随着故事的发展，巴黎将逐渐令斯特瑞塞着迷，引诱他，最终发展到让他上当受骗、希望落空的地步。
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二六年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开头几章描写发生在巴黎的事，许多侨民在这座城市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里享受轻松自由的气氛。这个圈子很不祥地同《使节》里的描述如出一辙，正如查德在说“歌剧院一带的美国酒吧和银行里可怕的粗人们”时暗指的情形。海明威在这本书中还数次提到，在巴黎，男同性恋者来去自如，不掩饰自己的身份。在第三章里，美国人杰克站在一家舞厅门口，看见“一群年轻人，有的穿着运动衫，有的没有穿外衣”，乘两辆出租车而来。“门里射出的灯光下，我看清他们的手和新洗过的鬈发。站在门边的警察对我看看，微微一笑。”那个微笑表明，警察被这群年轻人给逗乐了，杰克此时注意到他们在“挤眉弄眼、比比画画、七嘴八舌……”对此他感到气愤：“我知道人们总认为他们是在逗乐，得忍着点，但我想揍倒他们一个，随便哪一个，来砸掉那种目中无人、傻笑中透着泰然自若的神情。”
詹姆斯·鲍德温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文章《发现身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和《身份问题》一样，从流亡巴黎的视角讲述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命运。鲍德温在该文一开始直接引用亨利·詹姆斯的话：“身为一个美国人，命运错综复杂，”接着继续写道：“美国作家在欧洲的首要发现，正是这种命运的错综复杂性。美国的历史、它的抱负、它特有的成功，甚至它更为独特的失败，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每一条都独一无二、根深蒂固，而不可更改，以致‘美利坚’一词始终如新，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完整定义、极具争议的专有名词。世上似乎无人确切知晓这个词的内涵，连数百万形形色色、自称美国人的我们也不知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岁的詹姆斯·鲍德温移居巴黎，很快他将在那儿遇见并爱上一个年轻的瑞士人吕西安·哈珀斯贝格尔。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的冬天，鲍德温和哈珀斯贝格尔一起待在瑞士，期间他完成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向苍天呼吁》，这本小说于一九五三年初出版问世。此后的两年中，他主要住在法国，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乔瓦尼的房间》。
鲍德温在一九八〇年的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乔瓦尼的房间》里的部分环境和氛围源自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他谈到他取材于某些他遇见的人：“我们大家在一家酒吧碰面，有个金发的法国小伙坐在一张桌旁，他请我们喝酒。两三天后，我在巴黎一份报纸的头条新闻里看到他的面孔。他被抓了起来，后来上了断头台……我看见他出现在头条新闻里，由此我想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塑造他这个人物。”
在那次采访中，鲍德温还坦言，他的这本书“并非围绕同性恋这个主题，而是关于当你内心的恐惧大到让你最终无法去爱时会发生什么”。由于《向苍天呼吁》是以纽约的哈莱姆区为背景，讲述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所以这部书稿让鲍德温的编辑吃了一惊，他居然写出一本人物全是白人的小说。“我绝不可能有办法——在我人生的那个时间点不行——兼顾另一个沉重的话题——‘黑人问题’。性与道德这个切入点不好写。我做不到在同一本书里处理两项议题，容纳不下。”他说。
可他的美国出版商克瑙夫出版社希望他再写一部有关哈莱姆区生活的小说。他们告诉他，他是“黑人作家”，他吸引了特定的读者群。“于是，他们告诉我：‘你承受不起疏远那些读者的后果。这本新书会毁了你的前途，因为你写的内容和采用的手法与以前不同，为你着想，我们将不予出版这本书。’”一九五六年，该书由美国的日晷出版社和英国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出版。
《乔瓦尼的房间》以一种严肃、近乎庄重的口吻开场。头几句话的措辞听起来胸有成竹，给人斩钉截铁的感觉，不像后来，叙述转成内疚或忏悔的压抑调子。那番话不是轻言细语，而仿佛是讲给众多观众听的，那腔调简直像在演戏，将单个演员在舞台上富有气势的念白与精确的舞台指示结合起来。“我站在这栋法国南方庄园大宅的窗前，此刻夜幕低垂，今夜过后，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清晨。”读完第一句话，人们不难想象这位演员准备转身面向观众。下一句：“我手里握着一杯酒，旁边还有一整瓶。”读来犹如一条剧本中的舞台指示。但接下来的那句话，降了一个调子，指示的对象是演员本人：“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反射在暗色的窗棂上面。”在这一段的结尾，演员面向观众，说明他祖先的来历，他们“征服了新大陆”，从而观众将知道，他是白人，完全掌控着这个文本自身沉重的节奏。
尽管鲍德温不承认他受益于海明威，但从接下来的叙述中——主人公大卫描述与女友赫拉见面的情景，简单的用词和具有催眠效果的重复，唤起一段轻松、无拘无束的欢乐时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文里透出海明威的影子。但还有别的影子，掺杂在一起，叙事口吻从快乐的回忆变成一种惋惜、疲惫、懊悔、觉悟的声调。大卫做好裁判自己的准备，也准备通过这些叙述，不但解释或夸大他的罪孽，而且尽其所能地给自己赎罪，尽其所能地表示忏悔。
《向苍天呼吁》讲的是一位少年传教士的故事；《乔瓦尼的房间》也含有宗教意味，散发出一种道德紧迫感。讲话的人既是在演戏给我们看，也是在向自己布道；他用雄辩的说辞让自己认清他所做的事。这是一场跟自我内心的对话，可又让人觉得，大卫对他所发的言论、他随心所欲的虚夸自白简直乐在其中。作为演员，他既在低喃，又在对着观众表演。
随着叙事的展开，大卫讲到少年时的一次恋情，行文变得艰涩起来，出现更多形容词和副词，句子变得更长。自此，更为复杂的回忆曲调取代了简单的场景设置，这一妙笔，为一切开始浮出水面营造了背景。慢慢地，这支曲调越来越激昂，直至仿效起基督教布道的语言或《旧约全书》的口吻：“那具身体的力量、暗示的东西和神秘感忽然让我害怕起来。”或是：“那张甜蜜的凌乱的床，为这一卑劣感做下见证。”
鲍德温创造了一种告解式的文体，突如其来的华彩辞藻和痛苦的领悟充盈其中，这种做法在别的文本里也能见到，这类文本的叙述者不断受伤或伤人，乖僻的动机需要精心解释，并会在一个被认为是风平浪静的时期里多次变换情绪。例如，大卫自我鞭挞的口吻近似于《自深深处》里的奥斯卡·王尔德，身陷囹圄的王尔德试图重现他和恋人的遭遇，重现是什么样的错觉、自欺欺人和缺乏应变能力导致他们的人生一败涂地。正如王尔德将自己比作受难的基督一样，《乔瓦尼的房间》里的大卫将感慨：“犹大和基督在我体内相会。”
鲍德温的这本书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好兵》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缓慢迂回地追溯往事，旨在对自己在性取向上的变节达成理解。这样比较不是为了暗示鲍德温受别的这些文本的影响，或者他恰好读过这些作品，而是想说明，告解这种形式本身，在一个对性和性动机多半保密隐瞒的时代里，能够具有独特而炽烈的艺术激情。它特别容易在语气上增强感情色彩，那种奋力表现出的自觉、自我认识的口吻，宛如经过一番挣扎后，真正第一次将事情说出口。
鲍德温用这部小说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可以出神入化地刻画亲密关系的阴阳两面，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将行文转成喃喃细语，描写大卫在惶恐中变得敏锐、彻悟，然后，以同等娴熟的笔法，生动地再现在一家拥挤的酒吧里，人人怀着对性的期望而形成的亢奋场面。他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演绎从无邪到危险的转变，把平凡无奇的事变成某些不祥之兆。例如，在大卫与乔瓦尼相遇的酒吧：“那些有着啤酒肚、戴眼镜、眼神热切而有时绝望的男人都在，还有那些瘦得像刀子、穿着紧身裤的男孩们也在。你永远也不能确定后者要的到底是金钱、血液还是爱。”这最后一句话听来有几分布鲁斯歌曲婉转、慵懒的味道，或像是爵士乐里的一个情感郁积、细腻而舒缓的连复段。话里同时饱含了讽刺与悲伤，并暗示出，正是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将逐渐成为摧毁小说中至少两个人物的主导因素。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的其他小说
《去见那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