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死了之后，就是说在只有灵魂之后，他居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跟我交谈时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话也满怀诚意，整个人变得生气勃勃，有人情味了。居然说一个已死之人生气勃勃，这话听上去未免奇怪，可这大概就是，死亡反而把他从前深藏在心里的东西给解放出来了吧。”

“活着的子易先生心上包裹着的坚壳，被剥去了。”

“对，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添田说道，“就好像到了春天，积雪融化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下面露出了身子一样……我在结婚之前一直住在长野县松本市，对这片土地毫无所知。我丈夫虽然是福岛县人，却是在郡山市内出生长大的，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相识，只是碰巧在镇里的学校得到了教职，就搬到这里来了。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子易先生的了解都是来自间接的耳闻，是周围的人们点点滴滴告诉我的。其中还有一些仅仅是传言，有多少真实可信度，很难判断。不过，假如您觉得这种程度也无所谓的话，我倒是可以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子易先生个人的情况，讲给您听听。”

据添田所说，子易先生是这座小镇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家的长子，有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妹妹。他们一家代代经营酒厂，生意兴隆昌盛。从本地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了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他在大学里专攻经济学，但是对学业好像不太热心，留级了好几次。原因就在于，他本来是想专攻文学的，可是父亲却希望他继承家业，死活不同意，于是他迫于无奈，只得去学习经营管理。所以在大学就读期间，他对学业弃之不顾，跟朋友们组织了个文学社，整天埋头于同人杂志的活动，短篇小说也写过好几篇，其中一篇还被某家大型文艺刊物转载过。然而他最终未能作为小说家安身立命，大学毕业后在东京胡混了好几年，俨然一副文士派头，结果父亲忍无可忍，下了最后通牒（中断了每月的汇款），于是他不得不回到福岛的这座乡下小镇来了。

为了继承酿酒的家业，他在父亲手下修行，学做经营者。但是他跟只晓得工作的父亲格格不入，当然对经营酒业也就虚应故事，而这种乡下小镇的生活对他来说，绝非快心遂意。空闲时读读书，伏案写稿，便是他唯一的乐趣了。因为是大财主家的独生子，前来提亲的自然源源不断，可是他却不想结婚成家，长期一直保持独身。因为要顾及体面，再加上父亲虎视眈眈，所以在故乡小镇他倒也谨言慎行，但据传闻，他偶尔去一趟东京时，就仿佛要发泄平日的不满似的，相当地放荡不羁。

到了三十二岁那年，嗜酒如命的父亲因为脑梗死病倒后，卧床不起，实质上就由他来执掌经营一事了。话虽如此，实际业务却由在家里当差多年、忠心耿耿的老掌柜和一批老员工承当，所以他只消坐在大院深处的房间里酌情发出必要的指示，简单地查查账簿，出席一下同行们的集会，与镇里的实力人物聚聚餐，完成这类外交性质的事务便可。尽管日子过得缺乏刺激、枯燥无味，但毕竟整天唠唠叨叨的父亲已经行将就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经营——他甚至无须卖力工作也照样——平稳安定，状态良好。总之，不妨说是高枕无忧的境遇。

闲暇时他一如既往，看看喜欢的书，伏案写写小说，但是一度澎湃沸腾于内心的创作欲在过了三十岁之后，似乎便渐渐地淡了下来。好似一个旅人连自己都不曾留神，便已然越过了意义重大的分水岭。钢笔根本不曾从稿纸上滑过的日子，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小说……自己到底应该写什么，他如今不再是确信无疑的了。从前他可是连为这种事情烦恼的时间都没有的，文思喷涌如泉，生花妙句就像行云流水般地在眼前浮现不绝。而就当他在这山间的乡下小镇闭门索居期间，每天都有许多重要活动在东京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他感觉自己远离了最前线，失群落伍了。与东京的旧日文友之间的交流，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热情渐消，变得与他们渐行渐远了。

他就这么得过且过，几乎是尽义务般地应付着那些焦虑不安的日子时——此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他结识了一位小他十岁的美丽女性，刹那之间便坠入了情网，感受到了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激烈的心灵震撼。这种震撼深不可测、强不可估，从根底上令他混乱、动摇。他感到自己郑重其事地坚守至今的价值观似乎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毫无任何意义、空空如也的空箱子。自己迄今为止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在人世的？难不成是地球开始倒转了吗？他当真感到了惶恐不安。

她是他住在镇子里的熟人的外甥女，东京人，出生在山手线圈内，一直在那里长大。毕业于某教会女子大学法语系，法语流利，在不知是突尼斯还是阿尔及利亚的大使馆里做秘书工作，是一位知性的女性，聪颖机敏，还精通文学与音乐。聊起这样的话题来，不管谈论多久，她都不会意兴阑珊。与她相对而坐，亲切交谈，他便觉得自己心中很久之前似乎就已昏昏睡去的对知识的好奇心，又重新唤回了激情。这对他来说，是无可比拟的喜事。

有人把夏天来度假、在镇上小住的她介绍给了他，他们几度见面，几次交谈，变得熟悉起来后，他便创造机会远赴东京，与她约会（顺便提一句，当时他还不穿裙子，着装极为利索普通）。

经过几个月这样的交往之后，他鼓起勇气向她求婚了，可她却没有当场作答，而是说：“对不起，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随之而后的几个星期，她一直逡巡在深深的犹豫之中。

她非常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两人相处时很愉快，对于与他结婚一事本身，她并无异议（她在不久之前与此前交往的男友分道扬镳了，这对子易先生而言恰好是机缘巧合）。然而要放弃能够运用外语知识，又很有意义的专业，放弃在大城市独居的轻松快乐，来做一个酒厂老板的妻子、一个旧式家庭的媳妇，在福岛县深山老林里的小镇上终此一生，对她来说显然是一件令人踌躇不前的事。

最终，经过几度商议，二人之间达成了妥协，条件是结婚之后，她暂且继续现在的工作，只在周末与假期里来这个小镇，或者子易先生得暇便去东京。当然，在子易先生而言，这并非令他满意的决定，他也曾热心地试图说服她，可是她的决心十分坚定，而他又不甘心舍弃她，最终只得应下了这个条件。于是两人在他的老家举行了一场差不多仅具形式的简单婚礼，获邀列席婚礼的只有少数几位至亲好友，也没举办婚宴，镇上许多人甚至都没有察觉到他已经结婚了。

子易先生其实是很想把酿酒公司的经营等一切统统抛却，与这座古老的小镇彻底切断关系，与她二人在东京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婚姻生活的（假如当真能够那样，该是多么可喜可贺啊），但是任怎么说，他都不可能一意孤行，抛开多年的老员工、卧床不起的老父亲以及其他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一人身上的家人，离开小镇远去。不管喜不喜欢，他都有作为人的责任。虽说这是时势强加于他的，可是一旦接受了下来，就不能轻易放弃。

而且作为实际问题，已经到了这把年纪，手上也没有个手艺，既无工作经验，又不具备当个文艺作家谋生的才华（他已经不再确信自己具备这份才华了），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跑到东京去，又能在那里做什么呢？

因此子易先生不得不接受她提出来的“走婚”这一提案。没有办法，归根结底，他人生中的一切几乎不都是妥协的产物吗？于是这样一种不便、匆忙的婚姻生活，他坚持了将近五年。

她在星期五夜里，要不就是星期六的早晨，连换好几趟火车赶来小镇，在星期日傍晚返回东京。或者是他赶往东京，在那里度周末。夏天和冬天的假期里，两人可以一起度过一段完整的时光。无比古板、守旧的老父亲如果健康的话，肯定会对这样一种夫妻生活痛加责备的吧，可他（唉，也许该说是万幸吗？）几乎无法开口说话。母亲又是个天生的老好人，把息事宁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而妹妹与子易先生的新婚妻子年龄相仿，话谈得来，脾气也合得来，早已结成了年轻闺密的亲密关系。因此子易先生没被周围的任何人抱怨过半句，大致顺利圆满地度过了将近五年这种不合惯例、不安定的婚姻生活。

而实际上，对于这种在世间一般看来难以称之为寻常可见的生活方式，子易先生倒是自得其乐的。哪怕每周只有一两天的见面机会，可是能够见到她，就令他无比喜悦，与她二人共同度过的时光笼罩在无上的幸福感里。或者毋宁说，也许正因为与她相见的时间受限，他的幸福感才变得更深刻、更辽阔。而见不到她的日子，他便梦想着周末与她相见时的情形，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期待感，在等待中度过。

子易先生去东京时，有时候乘火车，有时候自己驱车前往。其实他并不擅长开车，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能与她（妻子）相见，握着方向盘就丝毫不觉得痛苦，孤独的长途驾驶也不使他感到疲劳了。单是想到自己正在一公里一公里地接近她所居住的城市，就足够令他心花怒放了。简直就像青春再来一般。话虽这么说，其实他在青春时代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无条件地爱过谁。

这样一种有违常规，却也其乐融融的日子宣告终结，是在他迎来四十岁生日之后不久的事。她怀孕了。两人原来没打算要孩子，一直注意避孕，但是有一天突如其来，发现她怀孕了。如何应对这一意料之外的状况？二人面对面，或是在电话里，经过长时间认真商谈后，她希望避免堕胎的意志最终得到了尊重。尽管两人都对要孩子一事兴趣不大（他们充分满足于专属二人的世界），但又觉得既然小生命已然诞生，便很愿意善待这一流变。商谈的结果是，她从供职多年的北非的大使馆退职，来到他居住的福岛县的小镇上安顿下来，并在那里等待将要到来的分娩。

她之所以觉得不妨辞去大使馆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此前相处和睦的大使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被更迭，而她与继任的新大使又性格不合。因此，她对工作的热情也就相当淡薄了起来。加上每周在东京与福岛之间来来往往，她也开始感到疲劳，亦是理由之一。尤其是有孕在身，这般来回奔波只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且，盼望和他在同一屋檐下过上安定的夫妻生活的这种心情，也在她的内心日渐强烈。她与他的亲戚们如今好像也已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尽管那是个非常保守、狭隘的小镇，但应该还是可以风平浪静地平安度日的。就算有个一差二错，丈夫也肯定会为自己遮风挡雨。她对子易先生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信赖感。自始至终，她对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热烈的爱，未若说更近于总体人物评价。她要求人生伴侣提供的，相比于熊熊燃烧的激情，毋宁是一帆风顺、安安定定的人际关系。

子易先生也好，他的家人也好，打心底欢迎她移居此地，作为妻子安顿下来。子易先生在离父母家不远之处特意新建了一幢小巧舒适的住宅，两人便生活在这里。至此，他方才有了终于与她做上了正常夫妻的真实感，松了一口气。“走婚”固然颇具刺激性，然而担心她不知何时便会离开自己而去的不安，却始终缠绕在他心头。因为子易先生对自己的男性魅力并无多少自信。

子易先生看着妻子一天天变大的肚子，又用手掌温柔地轻轻抚摩着，心里反复想象着两人即将出生的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而这个孩子又将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拥有怎样的自我、拥抱怎样的梦想呢？

子易先生并未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本人的存在意义，但他油然觉得这些已经都无所谓了。自己从父母身上继承了一整套信息，然后自己又在上面进行了一些增删修改，再把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归根结底，自己无非就是一个通过点而已，是延绵不绝的长长链条上的一环而已。可是，这又有何不可？纵使自己在这场人生中没有做成有意义的事情、足以向人称道的事情，那又怎样？自己可以像这样把某种可能性——即便那仅仅是可能性而已——交托给孩子。仅凭这一点，自己活至今日不就是有意义的吗？

这样一种视点，对他来说完全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是迄今为止连想都从未想到过的东西。不过这样思考下去，心情就变得轻松了许多。迷惘和忧愁消失了，他几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他把迄今为止暗藏在胸中的一切野心，抑或说是近乎梦想的希望束之高阁，作为地方小城市中坚酒厂的第四代经营者，开始了安定宁静的生活。生气勃发的动向、耳目一新的嬗变，这样的动静在周边几乎看不到，但他对此也并不特别地感到不满。那种担心自己是否已被社会新潮流抛在后面而张皇失措的焦躁感，不知不觉间也烟消雾散，不知所终了。他有扎实的生活基盘，有小小的斗室可归，有爱妻和她肚子里健康成长的胎儿在等待着他。

一言以蔽之，他双脚踏进了与视野开阔的高台相似的中年期了。

他专心致志地考虑给即将降生的孩子取名。从前那种一心要写出惊世骇俗的小说来的激情，暂且从他的内心消失了。给孩子起名，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具有至为重要意义的“创作行为”。妻子则乐得把这项工作全权交托给他。“我负责生个健康的孩子，你负责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咱俩就这么分工吧。”她说。给孩子取名，不属于她擅长的领域。

查阅了好多文献，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举棋不定，三翻四覆之后，子易先生终于得出了坚如磐石般的可靠结论。

如果是男孩，就叫“森”；如果是女孩，就叫“林”。对，对一个诞生在自然风光横流漫溢的山间小镇的孩子来说，这名字岂不是太般配了？

子易森

子易林

他把这一男一女两个名字用墨汁大大地写在白纸上，贴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每日晨昏，他望着这两个名字，在心里想象将要到来的孩子的面庞。

“我觉得这两个名字特别好。”妻子也认可了这个方案，“这两个字看上去的感觉令人喜欢。要是生下一对龙凤胎就好了，可瞧这肚皮大小，好像不大可能。那你说哪个好呀？男孩？女孩？”

“哪个都一样好啦。”子易先生说，“总之，只要平平安安地出生，把这个名字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甭管男孩女孩，都无所谓。”

这是子易先生的由衷之言。不管男孩女孩，哪个都好。只要那孩子是能够将子易先生自己的可能性作为他的可能性继承下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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