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记得我了。”男人说。
他的口气更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而非问一个问题。格拉妮娅记得他。当她看见酒杯上方那张微笑的脸就立刻认出了他。他是一个她本以为今生不必再见的人。十六年了——从一九七二年的夏天到现在——她尽力不去想他，并以为已经成功忘记了他。
“不，我还记得你，”她说，“当然记得。”
他的酒杯里漂着一片柠檬，她猜那是一杯金汤力。杯中有冰块，杯壁上附着微小的气泡——应该是新鲜的汤力水。但多半不是没掺金酒的汤力水，因为上次见面时他喝的就是金汤力。“我喝得有点多。”当时他说。
“我总在想，”他说，“我们再次见面会是什么样子。失眠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这种事。”
“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了。”
“我知道。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对吗？”
“当然。”
她不知他为什么要回来，也不知他准备待多久。她估计他住在普伦德加斯特家，和上次一样。十六年来，她一直避免踏上通向普伦德加斯特家的那条路。路的尽头是敞开的院门，门两侧是起伏的绿色铁栅，门房里空无一人。
“你不知道海蒂·普伦德加斯特去世了吧？”他说。
“不知道。”
“她死了。前天死的。”
两人的对话发生在塔拉酒店的酒吧。格拉妮娅和丈夫德斯蒙德每月来这里吃一次晚餐，同行的还有网球俱乐部的其他夫妇。月度聚会是丈夫们提议的，只为了让妻子们偶尔可以不做晚饭。
“你介意和我说会儿话吗？”他说，“我就一个人。”
“当然不介意。”
“我得知死讯就赶来了。我刚去过普伦德加斯特家，现在过来和奎尔蒂夫妇吃饭。”
“今晚，你是说？”
“他们快到了。”
奎尔蒂是律师。他和妻子海伦也是网球俱乐部会员，他们几乎从不缺席每月在塔拉酒店的瑞德·巴特勒厅举行的晚餐。老海蒂·普伦德加斯特的死显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格拉妮娅可以想象海伦闷闷不乐的模样——她一定不愿取消提前安排好的保姆，自己留在家里为英国来的陌生人做晚餐，再看着他和丈夫在家里谈生意。“我们请他去塔拉酒店吧。”奎尔蒂安慰妻子。海伦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每次她的愿望被满足时都是如此。
“你还在打球，格拉妮娅？”
“随便玩玩罢了。”
“你还是那么年轻，你知道吗？”
这句奉承太过俗套，甚至没有反驳的必要。老夫人的葬礼结束后他就会离开。上一次葬礼他没有回来，那是十年前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葬礼。未来不会再有普伦德加斯特家的葬礼，因为这一家人已凋零殆尽。她不知道那栋房子将如何处理，也不知那对每周五开车来为老夫人打理家务的夫妇能得到些什么。她没有问这些问题，只是说：“我们一群朋友定期在这里聚餐，也包括奎尔蒂一家。我不知道他们告诉你没有。”
“你是说今晚？”
“是的。”
“他们没告诉我。”
他朝她微微一笑，呷了一口酒。他长了一张长脸，颧骨高耸，一头灰发从蜡黄的前额整齐地往后梳。他蓝绿色的眼珠纹丝不动，也不怎么眨眼，似乎总在盯着你。她很清楚地记得这双眼睛，此刻再次被同样的目光笼罩。她当时问他是谁，他说自己是普伦德加斯特的远房侄子，从英国来。
“我时常想起网球俱乐部，格拉妮娅。”
“俱乐部一点也没变。只是我们老了。”
德斯蒙德走过来。她向他介绍身边的男人，并提醒他两人曾见过面。她介绍他的时候顿了一下，因为她不知道他姓什么。“普伦德加斯特。”她含糊地说。其实她不确定他是否也姓普伦德加斯特。没人告诉过她。
“海蒂去世了，我听说。”德斯蒙德说。
“我刚刚告诉你的妻子。我是来料理后事的。”
“请节哀顺变。”
“奎尔蒂夫妇邀请我参加晚餐会。”
“非常欢迎。”
德斯蒙德长了一张粉红色的大脸，发际线上移，发色多年前就已经褪成了浅棕色。他的衣服无论格拉妮娅多仔细地熨烫，只要一上身就变得皱巴巴的。他是个好脾气的人，做事不紧不慢，唯有到了网球场上，他的灵活与狡黠让人眼前一亮，仿佛换了个人。
格拉妮娅从他们身边走开。梅维斯·达迪坚持说自己上回欠她一杯酒，把她拉到吧台点了两杯马提尼。“那是谁？”她问。格拉妮娅说灰发男人从英国来，是普伦德加斯特家的亲戚，但她也不太清楚他叫什么。他曾来过网球俱乐部一次，她说，那次梅维斯不在。“来参加老海蒂的葬礼，对吧？”梅维斯说。格拉妮娅接过一杯酒，点了点头。
他们这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网球俱乐部始终是他们的社交中心。冬季有些人爱打桥牌和高尔夫，其他人却不感兴趣。但到了夏季的下午和傍晚，所有人都热衷来网球俱乐部聚会，其中也包括佛朗茜·麦吉尼斯和哈顿夫妇这些不再下场打球的人。网球俱乐部承载着他们共同的记忆，他们在这里分享悲喜好恶，也会偶尔捧起老照片唏嘘一番；有些友情日益深厚，有些在时光中淡漠。比利·麦吉尼斯的性子丝毫未变，到四十五岁还是那个好胜的十四岁少年。他的妻子佛朗茜也是个好胜的人，她在比利即将迎娶翠西之际捷足先登。翠西只得嫁给了汤姆·克罗斯比。网球俱乐部里也不乏争吵：一九六一年德斯蒙德的父亲曾为了筹钱新建一块硬地球场大闹了一番，最终怒气冲冲地退出了俱乐部；十年后莱弗蒂与蒂莫西·斯威尼医生大吵了一架，两人也双双退出，起因只是一个捡球器。俱乐部里充斥着流言蜚语，有时出于嫉妒，有时出于怨恨。这些年来，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受命运的眷顾；俱乐部成员的子女常常被拿来比较，比学校的成绩，也比未来的前景，当然这些都是私下里的话题。五月到九月间每个星期六下午，妻子们准备下午茶，丈夫们准备酒、洗杯子。俱乐部成员的下一代都是在这里第一次品尝到鸡尾酒——比利·麦吉尼斯拿手的“白色佳人”或“侧车”。
俱乐部里有几个主妇自儿时便是好友：格拉妮娅、梅维斯、佛朗茜、海伦、翠西。她们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学生时代，也更胜青年时代，因为她们不必再为嫁给同一个男人而明争暗斗。她们彼此倾吐秘密，坦言过去的遗憾乃至人生的重大失误。她们的存在是对彼此的慰藉，在谈笑间各自淡忘了生活的不如意或者深藏的愧疚。翠西在学校里总担心自己的胸太小，而海伦担心自己的脸太瘦、嘴唇太薄。佛朗茜曾在骑车时被卡车撞飞，差点死掉。梅维斯苦苦纠结了几个月才同意马丁·达迪的求婚。当她们还是女孩的时候，她们总是抱团瞧不起圈子外的女孩，这一点在成为家庭主妇后仍未改变。
“我听说过他，”梅维斯说，“原来长这样。”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那个星期六，他骑着自行车来到网球俱乐部。当时他穿一身白球衣，自行车的横梁上系着一支球拍。后来他告诉格拉妮娅，球衣是海蒂·普伦德加斯特为他找的，球拍也是她借给他的。海蒂说自己和丈夫多年前都曾是俱乐部会员。“当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她说，“其他地方也一样。”他推着车走进大门，站在场边观看一场双打比赛，并不急于把球拍从横梁上解下来。“那人是谁？”有人问。十五分钟后，格拉妮娅朝他走过去——身为俱乐部干事，她多少感到有些责任。
格拉妮娅喝着梅维斯为她买的马提尼，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她刚一开口，他便转过头望着她，脸上露出微笑。她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原本想说的话忘得精光。“很抱歉，”他说，“打扰你们了。”
那年格拉妮娅二十七岁，与德斯蒙德结婚快八年了。今年她四十三岁，清澈的棕色眼眸依然与美丽的嘴唇交相辉映——德斯蒙德有一次告诉她，自从她十二岁那年他就一直憧憬着她的双唇。十二岁那年，她的褐色头发编成辫子，后来留成时髦的长发，如今剪成了短发。她的身材不算高，假如再高挑一些会更好，但她至少不用减肥。在陌生人出现在网球俱乐部的那个星期六下午，她还不是个母亲。但那时的她很快乐，心里深爱着德斯蒙德。
“艾诗琳好像在和一个注册会计师约会，”梅维斯说起了自己的女儿，“马丁气得直跺脚。”
奎尔蒂夫妇到了。格拉妮娅看见他们加入德斯蒙德和英国人。德斯蒙德去吧台为他们点酒。奎尔蒂点了一支烟，他个头矮小，总让她联想起猴子。格拉妮娅的注意力回到眼前的对话中。马丁为什么生气？她好奇地问。她从梅维斯的口气里听出，她自己对此事并无不满。
“他比她大九岁。今天早晨我们收到艾诗琳的信。马丁说要跟她好好谈谈。”
“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如果他和你提起这件事，你能把这句话对他再说一遍吗？你知道，他听你的。”
格拉妮娅说好。她相信马丁·达迪会提起此事，因为他总喜欢把烦心事告诉她。多年前，在她与德斯蒙德订婚前夕，他还吐露过对她的爱慕。
“那帮人挣得很多，”梅维斯说，“注册会计师。”
几分钟以后，他们纷纷走进瑞德·巴特勒厅。格拉妮娅还记得这间酒店的前身“奥哈拉商务酒店”，那时奥哈拉夫妇还在世。他们去世没多久，他们的儿子们就重新装修了酒店，并把店名改为“塔拉酒店”，之前以数字命名的房间也有了各自的名字，比如“阿什利”“梅拉尼”。酒吧被称为“斯嘉丽厅”。而在“贝尔厅”会定期举办迪斯科舞会。
“奎尔蒂两口子旁边那人是谁？”佛朗茜·麦吉尼斯问。格拉妮娅告诉了她。
“他是来参加海蒂·普伦德加斯特的葬礼的。”
“上帝啊，我还不知道她去世了。”
和往常一样，侍者在餐厅中央拼好一条长桌。餐桌上没有固定的座位，从酒吧进来的人们成对落座。翠西的妹妹尤娜虽然未婚，却常与自来水厂检测员配成一对，今晚也不例外。长桌的一端空着，那是安吉拉的座位——她和尤娜、玛丽·安·哈登一样，不属于格拉妮娅的闺蜜群，她也总是迟到。餐厅的角落里有两位散客就餐。他们邻桌的客人刚离开，侍者正忙着收拾。
“大概是星期一。”佛朗茜询问葬礼的日期，格拉妮娅回答。
她希望这次他也能迅速离开。上次那个星期六，他抱怨普伦德加斯特家无聊透了，要不是亲戚关系他才不会来，今后更不会来。他当时说那些话并没有特殊的用意，但之后她不可避免地回想起来。事情过去之后，她在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努力回忆他说过的每一个字。
“你还记得可怜的老海蒂吗？”佛朗茜说，“她来俱乐部喝过一次茶。很多年前的事了。”
“嗯，我记得她。”
在她们的印象里，她身材矮小，看上去很虚弱。佛朗茜还记得威廉·克尔食品公司的货车倒车时撞了她的莫里斯轿车，惹得她大发雷霆。“我以为她早就去世了。”佛朗茜说。
她们各自落座。格拉妮娅注意到，海伦坐在他的一侧，奎尔蒂坐在另一侧。他们或许想在餐桌上把生意谈妥，葬礼结束后他就可以动身。
“你还好吗，亲爱的？”马丁·达迪在她的左边坐下。德斯蒙德坐在她的右边——他总喜欢挨着她坐。
“我很好，”她说，“你还好吗，马丁？”
“说实话不怎么样。”他伸了个懒腰，用胳膊拦住经过的侍者，“给我来杯尊美醇十号。”
“艾诗琳像是怀孕了，”他凑到格拉妮娅的耳边说，“我的上帝啊，格拉妮娅！”
他是个建筑师，全郡甚至这个地区最乏味的民居都出自他之手。他和梅维斯曾在西班牙度过了一个绵长的冬季，用来“寻找自我”。虽然他最终没能成功，但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在此后若干年里改变了故乡的模样。人们说他设计的洗手间还比不上旧时的式样。
“你说真的，马丁？你确定吗？”
“老牛吃嫩草的混蛋。我要拧断他的脖子。”
他已经有些微醺，即使不听他讲话他也察觉不到。他根本不给她插话的机会，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对方的回答一句也听不进。艾诗琳很可能没有怀孕。
“老海蒂把房子留给他了，”德斯蒙德在她身边说，“他准备搬进去。诺拉，”他招呼女侍者，“来杯葡萄酒。”
马丁·达迪握住她的胳膊，让她继续听他讲话。他的脸凑到她的面前：短平上翘的鼻子，鼓鼓囊囊的脸颊，额头和下巴上挂着大滴的汗珠。格拉妮娅扭开头。在餐桌对面，梅维斯正在听比利·麦吉尼斯说话，她的蓝眼睛闪烁着周六晚餐特有的光彩，迷人的嘴唇微微张开——无论从哪方面看，她的相貌都比她的丈夫强出一大截。佛朗茜正在听检测员说话。玛丽·安·哈登烦躁地拨弄着叉子，每当她感觉被忽视时便会这样；她的长相不算出众，多少有些自卑。海伦·奎尔蒂正和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交谈，她的大嘴快速地开合着。半个月前宣布戒烟的佛朗茜点燃了一支烟。比利·麦吉尼斯的圆脸上忽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梅维斯也大笑起来。
女侍者记下德斯蒙德点的酒，转身离开。玛丽·安的镜片上反射着灯光。“啊，我才不信呢！”佛朗茜大声说，尖厉的声音刺透了餐桌上纷杂的对话声。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依然礼貌地听着。翠西是主妇中最年轻端庄的一个，她朝着科维·哈登不住点头。后者嗓音干涩，表情也同样干涩。
瑞德·巴特勒厅里还浮动着两张面孔，那是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的大幅海报，分别印在带斜纹的镜像玻璃上。画面截至两人的肩部，一个穿着低胸晚礼裙，另一个穿着褶边衬衫。克拉克·盖博的海报挂在略微显著的位置。在斯嘉丽厅，两人同时出现在一面玻璃上，画面里的两人正在争吵，他怒气冲冲地退到背景里，她盛气凌人地站在镜头前。
“你说的是那个男人？”格拉妮娅一找到机会就问丈夫。其实她已经知晓答案，因为继承人非他莫属。她既希望晚点确认，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他自己说的，”德斯蒙德说，“你介绍他的时候，我都记不清他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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