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弗格斯？”
“学校里的。”
莱尔德曼摇了摇头。他不记得麦克阿德尔，他说。他不确定听过这个名字。“煤叔？”他问，“那是什么人？我从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看炉子的。我们管他叫‘煤叔’。”
“我完全不记得了。”
几个人先后走进酒吧。一个穿工作服的高个儿男人打开《爱尔兰时报》，侍者没问他就倒了一杯黑啤。一个老妇人和两个像是她儿子的男人。还有一位牧师，进来看了几眼就转身离开了。
“你不知道麦克阿德尔，因为你没住校，”博兰说，“当你整个周末都待在一个地方，你会注意到更多东西。”
“很抱歉我对你没有印象。”
“这很正常。”
她此刻应该正在揣测他们两人的对话，博兰忽然意识到。见面的地点是她提议的，似乎她觉得这间酒吧很适合这次谈话。“我想去城里找一趟菲莉丝。”她偶尔会说，后来这句话说得越来越频繁。菲莉丝是她在泰伦努尔区的女友，据说她的婚姻不太顺遂，身体也不好。当然了，菲莉丝无非是她的借口，最多是个愿意为她打掩护的朋友。说不定菲莉丝从没结过婚，说不定她的身体结实得像头牛。“给我打电话。”他会说。妻子顺从地点点头。她在电话里告诉他在都柏林的见闻以及菲莉丝的近况。毫无疑问，那时她就坐在威灵顿路那套有七个房间的公寓的床边。
“感谢你这么远开车过来，”莱尔德曼用道别的语气说，暗示这次见面即将结束，“我非常感激。下午我会给安娜贝拉打电话，告诉她我们都说好了。你不会介意吧，弗格斯？”
“完全不会。”
博兰经常无意打断他们两人的通话。他走进客厅，发现她蜷着腿坐在楼梯的第二级台阶上，话筒线从栏杆之间穿过。她若无其事地用她标志性的尖嗓子说话，朝他招招手，随即压低声音，用手拢住话筒。他常想，她是否真的以为他毫不知情，还是这段半遮半掩的地下情给她带来了特殊的满足感。安娜贝拉的问题在于，她早晚会厌倦世界上的一切。“我想听你讲，”她早晚会对莱尔德曼说，“早晨你出门后发生的一切。”那个可怜的家伙会从搭巴士讲起，说自己如何走进木芯板厂的大门，向打字员道早安，听工长抱怨一个不称职的员工，十一点整他就着咖啡吃了一个甜甜圈，味道不如昨日。之后当两人吵起架来，她会把这事翻出来，说有谁想听他讲甜甜圈的破事。她会冲他大嚷，双手十指张开，以便刚涂好的深红色指甲油能干得均匀。她喜欢在做指甲的时候吵架，因为前者让她觉得烦躁，需要别的事来分散注意力。如果指甲涂得不均匀，或者妆没有化好，或者头发不合心意，她都会觉得没法见人。
“我可以告诉她，”莱尔德曼略带得意地说，“你我之间一句气话也没讲。她会很满意的。”
博兰微笑着点点头。他想象不出妻子满意的样子，因为她几乎从不知足。他不明白莱尔德曼有什么好。他问过她，她说情人很风趣。他喜欢出国旅行，喜欢美食和绘画，他拥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幽默感。她没有提过他在性方面的表现，那种话她说不出口。“你可以把猫带走吗？”博兰问她，“我不想它们留下来。”她的情人会给这两只暹罗猫找个住处，她说。两只猫的名字都是“哈罗”。博兰不确定莱尔德曼是否知晓它们的存在。
“我想知道，”他说，“罗奇和‘死神’史密斯现在怎么样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说这句话，其实两人的对话已经接近尾声。他本应和莱尔德曼握手道别，或许添上一句“祝你好运”。他再也不用见这个男人。当他偶尔想到他的时候，他只会可怜他。
“‘死神’史密斯？”莱尔德曼问。
“一个大块头的恶棍，眼睛长得很奇怪。另外有个叫罗奇的律师，我常想会不会就是当年那个人。”
“这两个人我一个也不记得了。”
“罗奇经常穿着蓝色条纹西装走来走去。看起来像个大师。”
莱尔德曼摇了摇头。“我想我该走了，弗格斯。再次感谢你。”
“他们就是在马桶里给你洗头的混蛋。”
博兰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很多遍：莱尔德曼把她带走是件好事。他已经开始憧憬未来的单身生活，过去十二年被她的任性与谎言填满的房子终将恢复平静，仿佛进入一场安睡。他会逐步清除她的印记，因为她是绝不会自己动手的。成堆的杂志，空药瓶，丢弃的衣服，扔在柜子角落里的化妆品，被猫挠坏的窗帘和椅垫。他会叫莫罗伊把房间重新粉刷一遍。他会自己做饭，考格兰太太依然每天早晨来打扫卫生。她对于安娜贝拉的离开不会感到遗憾。
“我不知道为什么，”莱尔德曼说，“你老是提起上学的时候。”
“在你走之前，让我请你喝杯酒。给我们来两杯带劲的。”他朝侍者喊道，后者正在吧台远端听穿工装的男人聊天。
“不用了，说真的，”莱尔德曼摇手道，“真的不用。”
“来吧，兄弟。我们都需要再喝一杯。”
莱尔德曼已经扣上了黑色大衣的纽扣，也戴上了黑色皮手套。他把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摘下来。博兰看得出他的心思：为了心爱的女人，他甘愿再忍受她的前夫几分钟。
“这种事让你无法平静，”博兰说，“尤其是感情上的事。祝你好运。”
他们一起喝了一杯。听了他的话，莱尔德曼有些手足无措。他打扮得像个牧师，博兰想，他的黑色服装和穿搭方式。他想象他和她出国旅行，两人在一间法国餐厅里坐下，莱尔德曼用挑剔的眼光看着面前的食物，对它们的品相吹毛求疵。什么“让人无法抗拒的幽默感”，一派胡言。
“我总说起上学的时候，”博兰说，“是因为那是我俩唯一的共同点。”
“事实上，现在我是那间学校的董事。”
“啊，真的？”
“所以我说或许会送孩子去那儿上学。”
“真没想到！”
“我很乐意担任学校董事。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立刻就答应了。”
“当然了，谁都会答应。”
虽然这家伙有时很蠢，博兰暗想，但他刚才还算机灵，懂得如何绕开罗奇和“死神”史密斯的话题。要想在都柏林立足，你必须有点机灵劲儿。城里人都机灵得跟黄鼠狼一样。
“你不记得那件事了？”他不依不饶地问。
“哪件事？”
“厕所那件事。”
“听着，博兰——”
“是我说错话了。我不是故意想让你难堪的。”
“没关系，你没说错话。我只是觉得没必要扯到那事。”
“那我们聊点别的。”
“其实我刚才就该走了。”
莱尔德曼重新戴上手套，把黑色大衣的纽扣又检查了一遍。他忽然想起应该最后握个手，只得再次摘下右手的手套。
“非常感谢。”他说。
博兰再次惊讶地发现自己无法平静地结束这一切。他不知是否是威士忌的作用——他空着肚子一路开到这里，然后一杯又一杯地灌威士忌。早餐桌上空空如也，一片面包也找不到。“我会下楼给你做点炒蛋，再煎几片火腿，”昨晚她曾说，“你出发前肚子里得垫点东西。”
“我有点好奇，你说想把孩子送去那所学校，”他听见自己说，“你说的是你和安娜贝拉的孩子吗？”
莱尔德曼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他的薄嘴唇微微张开，满是疑惑。博兰不知他是想笑，还是面部痉挛。
“还能是谁的孩子？”莱尔德曼满头雾水地摇了摇头。他伸出手，但博兰没有握。
“我以为你或许在说别的孩子。”他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她生不了孩子，莱尔德曼。”
“啊，听着——”
“这是医院的诊断结果。那个可怜的女人生不出孩子。”
“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一杯接一杯地喝。刚才你对学校的事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醉了。安娜贝拉对我无话不谈，你知道。”
“她没有告诉你她会带两只猫去你家。她没有告诉你她生不出孩子。她没有告诉你她无聊的时候会脸色煞白。你在自己找罪受，莱尔德曼。这是过来人的经验。”
“她告诉我你没有一刻是清醒的。她告诉我爱尔兰的每个赛马场都禁止你入内。”
“我从不赌马，莱尔德曼。而且除了今天这种场合，我很少喝酒，至少远不及我们那位共同的朋友。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安娜贝拉是因为你才生不出孩子。她为你感到遗憾，但她并不怪你。”
“安娜贝拉这一辈子从没为谁感到遗憾。”
“听着，博兰——”
“听我说，兄弟。我和那个女人生活了十二年。我随时可以把位置让给你。但是我们没必要讨论离婚，莱尔德曼，无论在英国还是别的地方。我可以向你保证。她会搬进你那套七个房间的公寓，或是你要为她买的大房子，她会和你一起生活，但是就算你等到天国降临，也等不来一个孩子。你得到的只有两只会把你的皮挠下来的暹罗猫。”
“你太恶毒了，博兰。”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大概没想到安娜贝拉和我早就讨论过了。她预料到你无法接受。她知道你会心生怨恨。这我完全理解。所以我一直在道歉。”
“你只是个刻薄的卖木芯板的矮子，莱尔德曼。你的头就该被摁进马桶里。他们放开你之后，你是自己把头发拧干的吗？我可真想看看那一幕，莱尔德曼。”
“你他妈能不能小声点？你是想吵架吗？我心平气和地来跟你谈。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而且我也不是个圣人。但我不会站在这儿让你侮辱。我也不想听见你侮辱安娜贝拉。”
“我听说‘死神’史密斯后来做了兽医。”
“我才不管他做了什么。”
一眨眼的工夫，莱尔德曼就不见了。博兰没有回头，也没有做任何道别的手势。他盯着吧台后面的一排酒瓶，又点了一支烟。
他在原地站了半个小时，他的替代者的气息依然徘徊不去。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当年莱尔德曼的模样，那个因为一场恶作剧而无人不识的男孩。“煤叔”麦克阿德尔常把这件事当作笑料。有时教室的暖气太过微弱，住校生们会去楼下麦克阿德尔的锅炉房里取暖。他喜欢给他们讲荤段子，故事的主角全是舍监与厨娘，偶尔他也讲起莱尔德曼的事。莱尔德曼的形象在博兰的脑海里越发清晰：几乎毫无变化的五官，一张让人讨厌的嘴，外套口袋里总插着一支自动铅笔和一支钢笔。他有一辆自行车，博兰还记得，先是一辆旧车，后来换成了崭新的“金鹰”。“我们是在菲莉丝家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虽这么说，谁也不知道她的话里有多少水分。
博兰在酒店的餐厅里吃午饭，身边全是不认识的人，看样子他们是这里的常客。他决定不再喝酒，但女侍者压根没问他这个问题。桌上放了一只玻璃水壶，他想自己应该可以开车回家。
“鳕鱼，”他对侍者说，“嗯，来份鳕鱼。奶油芹菜汤。”
他记得学校主楼外有一间废弃多年的小屋，有一次十三个住校生一起砸碎了一扇窗玻璃。其实大多数玻璃已经破损，屋顶也早已塌陷，一堵墙开裂得很厉害，离垮塌已经不远了。孩子们都被禁止进入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住校生也不敢冒险。他们站在二十米开外，像玩打靶游戏一样朝残存的窗玻璃扔石头。他们并非存心破坏，但没想到这么间小破屋也算历史遗迹。第二天早晨，“腰带伯爵”煞有介事地在全校学生的面前杖责了他们。莱尔德曼大概也目睹了那一幕，博兰喝汤时想。莱尔德曼刚才完全可以提起此事，但那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莱尔德曼自认为风度翩翩，在他骑“金鹰”自行车的年龄即是如此。
博兰把面包捏碎了放在侧面的餐盘上，喝一口汤，吃几口面包。他看见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走进寂静的家。他看见一个夏天的傍晚自己推开客厅落地窗，步入花园，穿行在金钟花丛与苹果树间。他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一辈子，事实上他是在这里出生的。房子坐落在奥康纳车厂的对面，位于小镇的最边缘，外观平淡无奇，墙壁老旧发黄，但他依然钟爱它。
“您点的是鱼吗，先生？”女侍者问。
“是的，没错。”
他的婚礼是在都柏林举行的，因为岳父是都柏林的红酒商人。她的双亲如今仍然在世。“你娶了个大麻烦。”岳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但那时的安娜贝拉是个讨人喜欢的麻烦。博兰不知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女儿。
“盘子很烫，先生。”侍者提醒他。
“谢谢。”
当他带她回家时，亲朋好友都为他高兴。他们在街上拦住他，说他是个幸运儿。在他们眼中，他从都柏林带回了一顶宝石王冠。现在同样一群人会很乐意看见她离开。无法生育的不幸给她带来无限的痛苦，足以把美丽化为恶毒。这就是他婚姻的全部，仅此而已。
他慢慢咀嚼浇了欧芹汁的鳕鱼、白菜和土豆。谁也不会对他说什么，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对彼此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再婚。他不知道那是否会发生。虽然他若无其事地和莱尔德曼谈起离婚，但实际上他对爱尔兰的离婚手续一无所知。他隐约觉得婚姻应该慢慢枯萎，应该腐烂、死亡，它不该像癌细胞那样被一刀切掉。
他点了奶油苹果挞，随后咖啡也上来了。终于结束了，他长出了一口气。他来都柏林就是为了给过去的一切画上句号，在刚才两人的对话中，这个句号已经隐约浮现。一切尘埃落定，他接受了真相——除了他的妻子，他还需要其他人证实。最初她告诉他的时候，他以为那只是她编造的谎言，后来他依然心存侥幸。即使当他在巴斯韦尔酒吧等待时，他依然告诉自己，他很可能在等一个不存在的人。
去停车场的路上，他遇到了两个乞讨的流浪儿。他知道他们想要的不是零钱，而是他的钱包或是他们的小手能抓到的任何东西。一个流浪儿捧着纸箱，另一个的手上罩着毯子，朝他靠近。他见过这种把戏，没想到都柏林也沦落至此。“滚开，你们两个。”他用最凶狠的嗓音喊道。
他开车穿行在拥堵的街道。他想：一切的根源都是她的无所事事。从第一天起她就不属于这个小镇。一个没有孩子的小镇女人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来感受小镇的界限。她重新布置家具，更换全新的壁纸——直到暹罗猫把纸撕得稀烂。但她拒绝参加桥牌或网球俱乐部，常常抱怨没有影院和咖啡馆。他以为自己能够理解她。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他自己也曾屡屡碰壁，因此深知他把她带入了一个乏善可陈的世界。在她进城找菲莉丝之前，他也经常开车带她去都柏林。他早就感觉到她并不快乐，但他从未怀疑过她会出轨，直到她告诉他的那一天。
他在穆林加尔停车喝了杯茶。都柏林的晚报已经到了。《先驱报》上说，意大利政府在阿奇尔·劳罗事件之后已重新组阁，美元汇率再次下跌，科克市的肉类加工厂即将关闭。他把报纸翻来覆去，不想就这样回家。莱尔德曼应该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你干脆下午就开车来都柏林吧？”他也许会说。没准她一早就收拾好了行李，因为她觉得两个男人的见面只是走个过场。“他不会阻挠这件事，”莱尔德曼也许会说，“他甚至还愿意帮忙。”再没有什么可以挽留她了，这一点三个人都心知肚明。一旦她确定甩掉了他，她会第一时间离开——她就是那样的人。
咖啡馆里燃着一膛炉火。这些日子已经很少有商户如此慷慨了，他对接待他的妇人说。他拉了一把椅子到壁炉旁。“再来一杯茶。”他说。
他为她买的白色小型大众汽车此刻应该在去往都柏林的路上。她不会留下纸条，因为她觉得那是多此一举。如果她此刻恰好经过咖啡馆，她将不会在路上遇见他，这会让她有些纳闷。但她肯定不会注意到他停在咖啡馆外的车。
“这种天气你需要生火，”妇人给他端来热茶，“这个月的雾气真能把人冻死。”
“没错。”
他喝了三杯茶才上路，之后一路都在留意那辆大众车。当她看见他的时候，她会按喇叭吗？或者他会按喇叭？他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到时候再说吧。
他开了五十英里也没见到妻子的车。她显然不会今天下午就走，他想，那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她的东西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收拾好的。他开始猜想她到底会如何离开。莱尔德曼会开车来帮她吗？两人见面时并没提到这一点；假如莱尔德曼提出这个要求，他会断然拒绝。或是菲莉丝会来帮她？他倒不会介意她的出现。他越想越觉得安娜贝拉不可能自己搬走。每当遇到困难的事，她总会想办法找人帮忙。他想象她坐在楼梯的第二级台阶上，对着电话说，“你能不能……”当她有求于人时总会这样开口。
汽车头灯照亮了一个熟悉的路牌，上面用英语和爱尔兰语标明下个出口就是他的小镇。他打开收音机。“在黑暗中起舞……”一个性感的女声吟唱道——这让他想到妻子和莱尔德曼栖身的那个世界。如歌中所唱：禁忌之爱的震颤，两情相悦的舞蹈。“可怜的安娜贝拉。”他在歌声中大声说。可怜的姑娘，委身于乡下糕饼店主的儿子。傲慢的小个子莱尔德曼也算对她的某种补偿。歌声继续，他想象他们在空旷的街道上奔向彼此，如同电影里的情侣。他想象他们的拥抱，微笑照亮了彼此的双眼，然后是再一次拥抱。作为黯淡的第三者，画面中再没有他的位置，哪怕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然而，当博兰进入小镇，驶过前几栋房子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想错了。那辆白色大众今天没有把她送到莱尔德曼的身边，明天或者后天也不会，下周也不会。下个月不会，圣诞节后不会，二月不会，春天不会，永远也不会。莱尔德曼并不在乎他提起学生时代的恶作剧，也不在乎他提醒他说她是个骗子或者骂他刻薄——那不过是这种场合下可以预见的侮辱，是几杯尊美醇下肚后的正当发泄。真正致命的是：莱尔德曼这种小男人一定想要孩子。“那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她会在电话里说，而莱尔德曼会轻声安慰她。但安慰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徒劳。
博兰关掉收音机。他把车停在多诺万酒吧外，在车里坐了片刻，看着钥匙在拇指与食指间摇晃。最终他走进酒吧，点了一瓶加酸橙的史密斯威克啤酒。他与吧台前的熟人打招呼，坐到他们中间，听他们谈论赛马和政治。几轮酒过后，身边的人渐渐少了，博兰独自坐了良久。他一遍又一遍问自己，为什么无法让莱尔德曼将她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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