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天气还是海水成分的问题，我去的时候是阴天，海天一色，都是灰的。小城的旅游季在盛夏，一月份这里寒风刺骨，冷得宽广透彻，海边一线浅浅的沙滩，沙地外沿铺满碎石子。没有人，浅海处漂着两只破败的小艇。
我在木头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椅子冷成了铁，半分钟后，我的屁股就成了两块冻火腿，迅速地麻了，在想走而动不了的时刻，一个初中同学发来消息，她帮我打听到了初中语文老师的电话。
蹒跚回到酒店，我坐在窗边拨通了老师的电话，非教师节联系几十年没问候过的老师，实在是尴尬，家传的冷漠这时候又发挥了用场，我跳过虚伪的寒暄，直接问老师：“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去的，您以为她姓江，您还记得吗？”
老师困惑地回忆着：“哦……想起来了，对的，有这么一回事情。你妈妈还好吧？”
“她还好，”我说，“黄老师，那位姓江的跟我妈妈长得像吗？”
老师说：“……粗看倒是不像，但细看看，又有一点，主要是那副眼神——”
“眼神？”
“就抬起头看人的样子，那时候我站在讲台上，你妈妈抬起头，我一看，一下就想到那张照片了。”
又是照片。
窗外黄昏将尽，玻璃窗变成了涂银的镜子，室外风景逐渐虚幻，我看着自己的脸映在窗上，轮廓越发清晰，没来由地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见的话，说的是人一辈子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面孔，我们看见的只是镜像、倒影、照片、录像。
一旦认识到这些图像是酷似本体而又非本体的拟相，人就获得了意识，混沌的思维中浮现出一个难以界定其概念，但又绝对确定其存在的，自我。
我的照片，与无字的信纸。
母亲的照片，与封死的衣服衬里。
黄老师说，她所说的照片是一张她从旁人手中见到的肖像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从实习老师当起。那时的城市尚属前现代的遗存，一辆皇冠面包车半小时能兜完一圈，上街碰到二十个人，其中十个人有点面熟，另外十个攀谈上三句话也能够沾亲带故。在那样一座城市失踪一个人，一个青年女教师，消息很快就在熟人圈子里传开了，过上一个休息日（那时还是单休），礼拜一重新上班，同行之间也在互相打听问询，有谁见过这位教语文的小江老师，她有两个礼拜没去学校上班，上周她父母开始寻人，到如今已经急坏了。
消息最后从火车站传回来，有人在那里看见过她，但调查下来，她似乎并没到窗口买过票。
小江老师的父母为了寻人，把小江老师的近照洗印了好多份，托人散发。
黄老师向我描述照片上的小江老师和我母亲的神似之处，说她在家长会上第一次看见母亲时，心中就泛起疑虑。我站在看不见夜色的窗前，听黄老师说“单眼皮”“长眼睛”“港台明星那种式样的耳环”“对的，椭圆形的”。挂了电话，我加上黄老师的微信，拍了母亲的小照片传过去，黄老师用语音回复我：“好像就是这么一张！”过了两分钟，又回：“不过真的记不清了，那时候的照片都是这样子拍的，拍出来都差不多，你要么还是问问你的妈妈……”
酒店落地窗正对一片海面，天擦黑了，我关上所有的灯，镜子的幻术结束了，我的脸庞与玻璃一起消失，我看见灰色的海水变成深蓝，变得墨黑，天上升起一钩弯月，浓云却飘过来，遮住月亮，再没有离开。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海边。
街灯昏黄如雨。人行道的铺路石呈长方形，表面有一种黑白灰交织的驳杂花纹，斑点状，在路灯的照映下粼粼反光，在干燥冰冷的夜晚营造出盛夏雨夜的虚幻氛围，使人越走越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幻：皮肤感觉是寒冬，眼睛却看到潮湿的夏夜。
沿着南北向的海滨大道，道路东侧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直通往海滩的砖砌坡道。
我伫立在马路对面。
我想到许多个夜晚，母亲牵着小狗，路况同我现在所见的一样荒凉，零星有车辆呼啸而过，不是骇人的货运大卡车，就是灰扑扑跑长途的小汽车，都开得飞快，母亲等这些车都过去，等到一个安全无虞的空档，才牵着小狗横过马路，走进那条漆黑看不到尽头的坡道。
坡道两旁是森森的树木，路灯参差其中，从枝桠间垂出白色的灯球。灯球的光照范围非常有限，反而把漆黑的道路映得更加幽深不可测。坡道向前延伸，也向下倾斜，因此站在我这一边，只能看到一小段入口，再往前就是纯黑色的天空。在城市里见多了被人造光晕染成深红或深紫的夜空，乍一看这里路尽头的黑色夜空，竟产生了不能够辨认的异质感，呼吸也憋闷起来，仿佛穿着宇航服观看外太空。
我脑海里始终上演着我假想的一幕：母亲站在镜前，把一头长卷发齐耳剪断。
这种想象时而滑稽，时而又真实得可怖，它自发地与记忆中母亲坐在梳妆台前贴双眼皮贴的画面重合到一起，使这个女人在江月华与夏招娣之间妖异地变幻不定。
那天我终究没有走入那条漆黑的坡道。
小城位于中国东面，它的旅游名片之一是中国日出最早的地方，夏季的游客定好闹钟，清早赶到海边与日出合影。
夏招娣却在夜里独自观赏伸手不见五指的海景。
我没有走入那条母亲夜里看海的道路。
沿原路返回时，粼粼的路面依然给我下雨的错觉，大车在耳边隆隆地开过去，从远处来，到远处去。
我在想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我曾梦见一个母亲抱着我上火车，另一个母亲在站台上追，站台上的母亲留着齐耳短发。
地上的水光不是真的水，踩上去的干燥回声总让人失望；来时的高铁上，在几十年不曾回味过的泡面与饭菜的浑浊气味、嘈杂的人声与一站站的停与走中间，我睡了好几觉；我想起我一度梦见站台上奔跑的母亲，随着她挥手奔跑，她的短发在风里生长，长成了一头披肩及腰的大波浪。
酒店里温暖如春，一瞬间的冷热替换让我打了个大喷嚏。
手机轻微地震了一下。我以为是黄老师的微信，翻开屏幕，却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语冰你好，我是周小菊阿姨，听说你妈妈过世了，我才知道这件事，你一切都还好吗？
周小菊阿姨。
父亲荣升区域总经理时，有一阵我发觉家里起了某种不大明显的变化，过了一阵子，我才琢磨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问母亲：周小菊阿姨怎么好久没到我们家来玩了？还有许玫华阿姨、唐惠阿姨，还有……所有母亲可以称之为“小姐妹”的阿姨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不再上门了。
母亲只淡淡地应了一声，我也就没当回事。
直到好几年后，大学暑假，我和同学约好去打电动，在约见面的综合商城门口，偶然遇见了同样在等我母亲的两位阿姨，她们热情地拉起我的手问长问短。那天晚饭桌上，我再一次问母亲，阿姨们怎么不来家里了，母亲回答：“你爸爸觉得那些阿姨档次太低，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父亲跟了一句：“还有她们身上有股味道。我早就想说了。”
那些阿姨此后仍旧不来我们家做客。
直到周小菊阿姨这次联系我，我才发觉多年过去，母亲和那些阿姨已失去了联络。
静谧的酒店套房里，我思考着，母亲是个很能忍让的女人吗？从《千里江山图》的窗帘，到对闺蜜下逐客令，她的平静让我在落地窗前抱起自己的胳膊，感到指尖有种陌生的、微微的战栗，我不觉得那是忍让，那是和忍让表面相似但实际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冷漠。
她在照片上甜美地笑。
她在我记忆里露出牙龈粗俗地笑。
我却才触碰到她一直未曾掩饰过的冷漠。
b5/b
假期过后，院里接到一个x市政府直委项目。国企拿这种项目不用招标，前期——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松散，但做起来以后一轮轮过审同样把人抽筋拔骨，连轴熬夜是常有的事；还要吃大锅饭，活多钱少，有时责任不清，同事跳槽到私企挣大钱是常有的事。但我不知性格里什么因素作祟，或者人生中何处被秘密植下了懒惰因子，竟从没想过换一碗饭吃，有新同事和我一起做过项目以后，说我熬夜时一副奔着猝死去的干劲，怎么不去私企，或者名下开个小公司挂靠单位——狠一狠，鸽笼变跃层？
我自己也深为奇怪。人对于自身真相的无知，在我身上仿佛尤为殊异。我爱钱，爱大房子，爱热闹的物质生活，否则何必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出卖血汗。因此工作上的这种懒于变化连我自己也弄不懂。
所谓的项目内容是x市的地标建筑，当地政府想模仿上海中心，也建一个x市中心，资金比较充裕，难的是地段和时间——如今疫情成了常态，对施工时间的要求变得比以前更苛刻，我做设计，建筑结构计算和施工尚不在业务范围内，疫情对我的影响还比较小。另一点却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批出来的地在x市中心，繁荣地带，附近有地铁、医院、学校，地皮本身还顶着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砖石结构大楼，在如此沸腾的油锅中央，先大拆，再大建。怎么拆和怎么建，要同“建什么”齐头并进地考虑。
项目初期总是看资料。
巨量的，开会后从甲方手里接到的放在移动硬盘里的资料。
这些还远远不够，自己还要各方面搜集。
看了十来天资料，我对x市历史人文的了解程度大致可以去竞聘当地导游了，从历史古迹到名人望族再到市花市容，心里有个模糊但脉动般跃跃欲试的念头，在思维的迷雾里生长。
甲方设计要求经常是大话：锐意、进取、新风尚，等等。
落到现实的设计上，却更像是和任何人、任何要求都无关，最后是从设计者自己身体里抽拔出一件东西，交付出去。
母亲去世的消息由周小菊阿姨在昔日的小姐妹圈里迅速传播，不多久许玫华阿姨就联系到我，她跟着儿子移居上海，母亲去世的消息勾动起她种种情绪，便想见我一面，我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
这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忽然醒了，掀被而起，在床沿呆了几秒钟，跑到客厅开电脑，有个设计想法在脑海里猝然冒出，又有点抓捏不住，需要翻看资料。
我在电脑的各个文件夹里搜寻。找一样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就像是抓挠不到的细微痒意。我从冰箱里拿了瓶苏打水，对着电脑屏喝下去半瓶，仍不能消解。我又跑进储藏室，模糊的冲动像大停电时大楼踢脚线上幽暗的逃生指示灯，引着我在创意诞生前的黑暗里向前奔走。这在做设计的过程中时有发生，我由着一种似我非我的意念指使，在储物间以前积攒的工作资料里翻找，睡意仍未完全退去，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打开母亲的遗物箱，从一个没有标记的牛皮纸袋里倒出一沓乱七八糟的票据、证件、老年卡，甚至还有健身广告，最后翻到一摞胡乱卷在一起、用皮筋绑扎的医院检查单，有一张——至少是二十年前的门诊手术化验单上写着，血型，b。
是和我一模一样的血型。
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茫然地想了一阵。
通电了，幽暗的设计念头倏忽浮出脑海，我忽然想到自己在找什么。我抛下化验单，回到电脑前，找到名为“历史”的工作文件夹，又找到该名目下的子文件夹“市博物馆”，在图册里翻，鼠标的滚轮不断地转动，直到看见x市博物院的宝贝之一，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剑。
图片上的剑丑得过分，锈蚀，甚至残缺，我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对文物展开专业性的想象力，触及它早已不存在的美。网上能找到当年的考古视频，这件了不起的古物当年出土的样子比这张图片还不如。它从一堆腐泥与污水中起出来，面上覆盖着棺木朽烂剥蚀的黑色残片，考古学家用精细的镊子挑去污泥，剥离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仍是一摊烂污。剑的长度也可笑，几乎是把匕首，武侠片里侠客拔剑，动辄一道白光闪过，现实里这把剑的规制却酷肖一把炒饭铲。
我打算再努把力，打开作图软件比比画画，然而x市中心是一盘群英荟萃、参差的建筑群，中西合璧，横贯古今，不仅有彰显本国历史的气度，甚至有囊括世界史的野心。在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再拔起一座恨天高的大厦，无论它像不像一把剑，最后都将成为刺向观看者眼珠的致命一击。
我找来各种器型的剑，试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全抹了。
盯着屏幕上的空白，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剑的历史？拉出来的线条怎么看都不对劲，是因为陌生吗？对剑的原初形制的陌生？我以为的剑实际是汉以后冶铁工艺发展的产物，而最初的青铜剑只有人小臂长度，短小精悍，“动辄一道白光闪过”是后来的演化。一件自己向来以为明确知道的东西，居然有着完全超乎想象的源头，这种感觉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几天，使坚固的客观世界像骤然沉入水下般不时呈现出动荡的幻影——人对一切已知的事物到底有多盲目？
细密的不安在蔓延。
我似乎应当去一趟x市博物馆，亲眼见一见古剑，寻找灵感，但当休息日来临，我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却收拾行李，开车来到小江老师曾经生活过的a城。
a城和我的老家b城相邻。根据黄老师的回忆，我找到小江老师工作过的小学（当年的小学随着城市发展经历了搬迁和扩建），联系上了一位退休教师，她曾和小江老师共事过，她又帮我辗转联络到小江老师的哥哥江伟国。
江伟国长着一张酷肖我母亲的脸。
后悔像胃酸一样顺着我的食管一阵阵地返流，把江伟国待客的绿茶变得苦涩难喝。我在猜江伟国是否也从我的脸上摄取到什么，但即便有，至少他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来。
江伟国年近七十，我假冒小江老师昔年的学生与他攀谈。言辞间，我感到江伟国对我的身份并不在意，他同意和我见面的缘由是可以与人谈一谈江月华——即小江老师，机会难得，他便不在意交谈对象是谁了。
他与江月华的父母业已去世，他自己如今三代同堂，正殷切期待着第四代。江月华于他日益像一个鬼魂，除他以外无人经见，于是他也不禁怀疑其存在的确实性——孤证不立，况且记忆正在消退。
在他的故事里，小江老师失踪后家里人的确下苦心狠找过一阵，后来打算报警，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收到江月华从b城寄来的书信，大意是说她已在b城立足，打算就这样生活下去，并附生活照一张。信的笔迹与照片都没有作假，寄信地址则不存在。类似的书信后来又收到一封，家里人只好接受这样的事实。自此以后江月华和家里人断了联络，但江伟国在儿子满月时收到过江月华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套礼物，是奶粉、婴儿服和婴儿被褥。十几年前他们的父亲去世，送别仪式上有人看见江月华，但等江伟国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也未知是否她真的来过。后来母亲去世，江月华没有来，或者来了但没被人发现。
江伟国不介意把当年的书信给我看，我拒绝了。
不管他是否怀疑我的身份，我维持着小江老师学生的身份结束了这次会面。
回到酒店，我点了外卖，晚饭过后，单位组员给我发文件，是我之前布置给他的任务，让他搜集那把x市博物馆青铜剑的资料。
剑的名字叫“太虡”，“虡”有人说是一种鹿头龙身的怪物。在这把剑铸造的时代，剑的名字大多以铸造者、拥有者的名字来命名，比如“干将剑”“莫邪剑”“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却拥有自己独立的名字，仿佛它不知怎么从物的身份脱离出来，拥有了自我意识。
当天夜里，我梦见x市中心破土动工，地基上，旧楼炸毁，新楼地基开建，连续墙的钢筋往地下打进去，这是地基的基础。地基支撑大楼，连续墙支撑地基，垂直往下的巨大力量悍然捅进地底深处，像参天怪树的可怕根系。与此同时，放大了亿万倍的太虡剑掀翻土层，向上暴长。梦里的我仿佛拥有另外一套知识，眼看着一下一上的力量把世界搅和得地动山摇，便领悟到盘古当年从混沌中撑开天地也是同样的过程。
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睡相极差，枕头被丢到了床头柜，被子一半蹬在地上。
我再次拜访江伟国。我想看一看江月华当年写给家里的书信。
书信内容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信息，我对着泛黄变脆的信纸看了两三遍，字迹娟秀潇洒，和母亲的笔迹不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笔迹经常被人误认为男性所写，笔画刚直，有时甚至显得粗俗，和她在b城时构建的那套身份相符，但信纸上某些熟悉的棱角、转折、撇捺，零星却眼熟，就像一听即知的脚步声——世界上只有这个人有这样的脚步声，世界上只有你听了出来。
两份相当简短的信，我在江伟国家里看了很久，久到江伟国又为我添了一次茶水。
看完后，我把信纸还给他，告诉他我是江月华的女儿，并拿出母亲的小照。
那天回酒店之前，我买了一包烟，一提啤酒。
晚饭依旧是外卖，饭后甜点是烟和酒。
江月华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上班路线穿过一片开放式城市公园，某个冬日，她帮学生画班级海报，走出校门时天已黑透，回家路上经过公园时，她被人拖进树林。
万幸没有被灭口，也没丢钱，仅受到一些皮肉伤。
报警了吗？
一开始要去的。
后来呢？
后来又觉得……
觉得什么？
后来就……没有去。
……哦。哦。
再后来……
怎么样？
再后来，那个人死掉了。
知道是哪个人？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被月华找到了。怎么找到的……我们也不清楚，月华说是那个人，原来就住在我们家隔一条弄堂后面。这种事情……也不好多问，月华说是，那我们就……这种事情怎么问呢？说是就是了吧！她讲那个人戴眼镜的，牙齿是这样子地包天的，还有讲话的声音，她路上碰到那个人，就把他认出来了，是她学校里的电工。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怕刺激她。但是么，戴眼镜的人，地包天的人，不是光那一个，对吧？声音么，怎么认得出来呢？那段时间她不开心，我们不好多说。大家都很难挨的。
那么，“那个人”就死了？
死了，月华走以后，报纸上登了这件事——
你们在报纸上寻人找她了？
不是的，是“那个人”死了的事情，上报纸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死的就是他，只知道河里捞起来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死的原来就是月华讲过的那一个。人都死了，我们就想叫月华回家来，一个人在b城有什么意思呢？她又晓得我儿子满月，肯定跟我们这里的人还有联系，不然怎么会知道？但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她到底跟谁在联系，问来问去，没问到，也就只好让她去了。
我问江伟国：“‘那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江伟国说在我母亲离开a城之后，后来又改口，说那是报纸上刊登报道的时间，仔细想想，倒有可能在母亲离开a城之前，或者是前后脚。
啤酒罐拉环开启的声音，打火机点火的声音，吸烟过肺的声音，酒精渗入血管在太阳穴一下一下搏跳的声音。
迷醉与眩晕在四肢百骸里流窜，交织成一座向上无限延伸的通天塔，塔里不通文明的光电，几十年前的树林在醉醺醺的想象里冲破钢筋水泥，黑魆魆的枝叶在塔中抽拔舒展，阴郁地掩藏住两道动作激烈的人影，好几个瞬间里，我看见厮打的手臂与腿脚猝然分裂出千百条，又收敛回人形。尖叫、嘶吼、谩骂、喘息，树林邪恶地静默着……
通天塔地基最深处的混凝土大底板迸出第一条裂隙。
黑色的火焰从裂隙里钻出来，顺着纵贯上下的消防井眨眼登顶。心火熊熊，江伟国在我脸上逡巡的目光倏忽闪现，如同防火总控的监测系统，一旦扫描到流窜的黑色火苗，便开启巨型水泵，刺骨的冰水从四面八方喷溅，水火炼狱里，我宁可放任自己在酒精与尼古丁里瘫软沉底，也不愿思考我身上另一半的组成是什么，那不是来自母亲的另外一半……
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太阳穴和眼皮说不好哪里的刺痛更厉害些，我头重脚轻地去了a城图书馆，扎进档案室几十年前的报纸堆中埋头苦找，终于在一堆复印件中找到当年的新闻：清淤船意外打捞出无名男尸。
卢某，某小学电工，素有酗酒史，于某某日失踪，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后报案。现经家属确认，河中无名男尸即为卢某……
档案馆里空旷阴凉，加上我在内一共三个人。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每隔一阵就要重新冒出来一次，往下蔓延到膝盖，往上一直爬到头顶。我不明白自己为何痴蠢地滞留在此，我早就应该在回沪的路上了，今天是工作日，科学发展、锐意进取的x市中心在等我虚构。
一直坐到中午，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好心地过来提醒：“需要的资料都可以叫我给你复印的。”她指指门口的复印机，示意我，“我们马上要午休了，你可以下午一点半再来”。
如果没有钢筋笼和混凝土的技术进步，现如今所有的摩天大楼全都要变成中世纪的堡垒——厚重窒息的砖石设计，只在墙上开几个枪眼似的小窗。一切玻璃的或者亚克力的外立面都将不复存在。
建筑史的知识我早已还给老师，依稀记得世界上第一幢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似乎是在英国。有了钢筋水泥的骨骼，砖石尽弃，充填在承重骨架间的血肉变成大而阔的凸窗，光线像冲刷出新世界的洪水一样灌注进来，那时是在课堂上，我看到那“第一幢”高楼，外扩的窗栅间玻璃光闪烁，如一只只无情绪的眼睛，无爱憎亦无喜怒，但始终睁得大大的，对世间的一切都不错过。
那一瞬间，脑海里本能地反映出母亲坐在窗台边看书的静态画面。
窗外是最普通的风景。
她手里拿着并不十分要看的书。
父亲去世以后，她一个人住在海边的房子里。我一个月给她打一次电话，有时工作忙忘了，她从不着急，等我电话打过去，她总是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事情，肯定只是忙。”有时过年她都告诉我不必去见她，“你难得放假，歇着好了，不用过来，我好得很”，她没有很多话讲，我如果问她过得怎样，她只是说“唔”，仿佛是因对话太无聊而开始走神。
现在我知道一切淡漠不是毫无缘由。
我在图书馆附近的咖啡店里坐了一个中午，那间咖啡店不仅卖松饼，还卖手工水饺，再翻过一页菜单，竟然还有鸭血粉丝汤。最后我要了一杯冰美式和一盘三鲜馅的水饺，我想，如果饺子难吃，我就回上海。
饺子果然很难吃。
咖啡的味道很像板蓝根。
我一路胃疼着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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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小王有一天看见我电脑屏幕上的方案草图，“啊”了一声，音调高而曲折。他是新招的毕业生，连施工图都还没上手，平时都在打杂。我之前让他搜集太虡剑的资料，他大约以为能一展眼界，看到多么精彩的设计，结果看到立面图一连三座中规中矩的大楼，式样同市面上大部分同类型建筑有着暧昧难辨的相似度。
中午他拿一个快递包裹给我，东西送到了还不走，蹭在我办公室门口期期艾艾地说：“老大，x市中心的方案有几个啊？”
我心里好笑，边拆包裹边回他：“你说呢？”
他手不自觉地往门框上抠：“那‘太虡剑’……”
包裹里是一条毯子，我拎起来看了看，做毛巾太大，浴巾又太小，摸了摸，还有夹层。
毯子底下是一条毛线围巾，像是手打的，还钩了几朵绒线花，我叫住小王：“你等等——”
我把包裹翻过来看了看，收件人的确是我。
“怎么了？”小王问我。
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以为是他送错了快递，但看来并非如此。
包裹的寄出地址是a城，寄件人“姚晴”，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名字。
除了毯子和围巾，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首饰盒，装着一枚足金的宝宝锁，最后是一只白信封，里面除了信纸，还另有一只年久泛黄、稍小一圈的信封。
“姚晴”在信上介绍了几件物品的来历：
围巾由姚晴的母亲手织，纯羊毛，是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宝宝锁是给我孩子的。
姚晴的母亲两年前死于癌症，临死前她嘱咐姚晴，如果有机会，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没有机会就算了，不强求。
江月华失踪的事当年在附近居民中间很有名。几天前，江伟国在老年大学碰到小时候的邻居，此人后来和姚晴的父亲是同事，两人谈起江月华，江伟国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也谈到了我。姚晴听闻后，从江伟国处打听到了我的地址。我离开a城前，江伟国要我的地址，要了两三回，我实在不想自己的住址被他知道，不得已留了工作单位的——房子不好轻易换，工作总还能跳槽。
姚晴通篇只讲她的母亲，没有提到一个“卢”字，使人无法猜测她们母女与溺死的卢某之间的关系，与我母亲的渊源又是从何而起。我看着发黄的没有封口的信封，终究没把手伸进去。
晚上下班遇到堵车。
一个红灯接一个红灯，等待变得越来越让人烦躁，很想下车跑到街边的便利店买烟和酒。我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盯着窗外横穿马路的行人，他们不紧不慢地走过斑马线，几位老年妇女手里不约而同拎着尼龙布的购物袋。牙根细微地痒起来，想吃口香糖，伸手翻包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的脸，目光阴沉，嘴角下撇。
回到家，腹内饥饿而没有食欲，我从冰箱里翻出一瓶来历不详的香槟，过期了一个多月，总比没有强。我想喝酒，但不想叫人送上门，也没有兴致下楼买——我在房子里转了好几圈，暴躁、困顿、无法安定。信就放在桌上。
心绪杂乱纷繁。
我拧开瓶盖，一口气灌下大半瓶香槟，甜得舌根酸苦，最后按着我坐下来的并不是那点微末的酒精含量，而是胃里沉甸甸的一大袋水，它暂时拖拽住心脏。
信纸薄脆，从信封里抽取时摩擦出嗤啦嗤啦的动静。
这之后我把信收起来，放好，到书房打开打印机，连接电脑，把太虡剑的图片打出来，又找来剪刀。把太虡剑从a4纸上剪下来之前，我抽空点了一份外卖，饥饿一旦回到身体里，很快就开始报复我之前对它的忽视，在我身体里凿出一个大空洞——简直像一口井，一口摩天大楼里的消防竖井，四壁光滑陡直，一落千丈地插进地底。我点了一大份蛋炒饭，加钱让店家多加两个鸡蛋，加葱，但不要玉米粒、火腿和胡萝卜丁，不要做成丰盛的扬州炒饭，要那种最老式的蛋炒饭，有的母亲绝对不愿意做的那种，即便做了也一定要添许多浇头，譬如虾仁、豌豆、肉丁，而我母亲的豪华版蛋炒饭仅仅是多加几个鸡蛋，再来点大小不匀的葱花。
饭送来时还热，揭开盖，蒸汽扑面，不锈钢勺子扎下去，掘起瓷瓷实实的一大块填进嘴里，热油浸炒过的米粒弹滑得近乎肉感。
我一直吃到整个人挺在凳子上，多一滴水都喝不下。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至今依然如此。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慢吞吞地在家里散步消食，一直走到呼吸的时候不再噎得翻白眼才挪回书房，拿起剪刀，把太虡剑剪出来，放在手里来回比画，又打开电脑，重新搜索当年的考古视频，对照已有的资料看起来。
我不记得我是几点钟打开绘图软件，一切动作仿佛是自发进行，客观的时间被卷入飞速运转的思维过程，创造外的一切皆为云雾。
人群不存在，过往不存在，我自己也只剩下思考的大脑与操作电子笔的手，五脏六腑与五官六感全都被回收进虚空。
画完草图，写好标注、备忘录，我看了眼时间，是早上九点多，我给组员打电话，让她暂时不要做先前那版方案的效果渲染。
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又是晚上。洗澡、吃饭，把草图发下去做平立剖设计图，如此昼夜颠倒，到夜里又睡不着，就吃两粒褪黑素，药物起效后我昏沉沉地睡过去。第二天闹钟把我叫醒，起床，洗漱，出门，在小区门口买一套煎饼馃子，加一根火腿肠，带到办公室，吃完，拿上平板电脑到领导办公室，给他看新的方案图，领导很意外，感情上接受不了，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吵了一架，领导同意。
之后的半个多月我忙得晕头转向，改图，做ppt，开小组会，出差到x市，实地考察，跟甲方开会，沟通扯皮，出施工图，计算审核，等等。有时熬夜太晚，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梦里都在跟甲方谈设计理念。
等我再一次来到海滨小城，已经是过年以后，春天都快来了。
海边依旧很冷，海风很大，吹透羽绒服、皮手套。
我带来了母亲的骨灰，并且把那封信也烧成灰，和在母亲的骨灰坛里。
我想象着母亲在漆黑的夜里站在这同一片水域面前，海水看不见，但听得分明，一阵阵潮涌引发的是她怎样的心绪，我将永远无法知道，但那些她留下的照片，有一两张我看见她的手向下，抚摸着她养的小狗，她的手指陷在雪纳瑞灰白蓬松的毛发里，也许就感到轻暖与柔软。
夜里的流水是她一生的友伴。
近四十年前的a城，她也是在同样的情景下遇到了——我始终不知该如何称呼姚晴的母亲，我也应该称她为“母亲”吗？或者就直呼她的名字，季红梅。
四十年前，a城市民公园外不远的护城河边，夜深人静，江月华遇到徘徊在此的季红梅。
现在即便知道了前因后果，我对整件事仍然说得上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江月华和季红梅怎样搭讪起来，谁先跟谁说话，动作、表情、心里的试探。我只知道季红梅在信上说的那些：她想跳河，遇到同样在河边徘徊的江月华。这时江月华就已经计划着要把强奸犯卢某诱骗出来，推进河里吗？还是她想的和季红梅其实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两人攀谈以后，计划才意外地改变了走向？季红梅在信里没有说，于是永远没有人知道。
季红梅那时在火车站工作。她有一个高大帅气的丈夫，人人羡慕。然而从怀孕开始，丈夫性情大变，搞外遇（那时候还叫轧姘头），揍她，女儿出生以后这样的日子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季红梅想要离婚，但丈夫扬言绝不会放过她们母女。
中间的过程空缺。
我所知道的是卢某被江月华约出来，灌了酒，推进河里。
季红梅利用火车站员工的身份，帮助江月华登上去b城的火车，当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有这样不成文的福利，可以使用工作证带一个朋友登上随便哪一趟火车而不用买票。因此无论江月华家里面还是警察都查不到她的行迹。作为交换，江月华离开a城的时候带走了季红梅的女儿。季红梅在三年后离了婚，关于这三年的细节她在信里也一样只字未提。但缺少了女儿作为人质，她总算得偿所愿。
至于江月华到了b城怎样变成了夏招娣，是否在当年到处招贴的办假证的小广告上得到启发，买来假身份乃至假的丧偶证明……探究的念头偶尔在我脑海里闪过，但从不停留太久。
我在海边来回走了几趟，对照母亲遗留的照片，找到了她总在夜里看海的固定地点。站在这个角度凝望大海，海的面目并没有更奇特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选择这个地方是出于习惯、回忆，或者仅仅是偶然。
晚上，我来到白天踩过点的地方。难怪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始终搞不起来，这里的海缺乏成为迷人海景的一应要素，海岸边是粗糙硌脚的碎石砾，一直走到离海水很近的地方才有一层浅薄的沙滩，海南的海水是一汪碧蓝，这里的海水是一滩铁灰，夜色下泛起的光泽只会让寒意更深。
我把母亲的骨灰连同烧化的信纸一起倒进海里，然后就用冻僵的手指撮起衣领，头也不回地小跑回酒店了。
x市中心破土动工了，据说施工方看见图纸以后问候了我列祖列宗，并且给建筑起了个外号叫“扎心大楼”，认为那把太虡剑与其说是气势恢宏地屹立在x市中心的土地上，不如说是一剑扎进他们的心里，给他们施工带来无数的难题。任何新的设计总要被施工方骂，这也算一种惯例。
我没有把x市中心设计成一把长剑直指云天的样子，反正高也高不过上海中心，经费摆在那里，更不用说国家的五百米楼高限制。我跟甲方说，配上周围那些古今中外的其他建筑，楼越高，越是像一把炒饭勺，支棱在一锅大杂烩里。
所以我绘制的x市中心，是一把重剑剑锋朝下，一剑扎进地底。风格是庄严、古朴、厚重，不是烂大街的全玻璃外立面，玻璃立面中间，六道水泥柱模拟原太虡剑的古老花纹，一路向上，汇聚到顶，又起装饰作用，又起支撑作用。不轻盈的确是不轻盈，但要的就是坐镇在那里，不指向虚无的高处，而是引导人们的目光向下，回到土地，回到自身，回到无言与深沉。
春天过完了，夏天到来以前，甲方的设计费到账了，我用奖金买了一张水床，据说这种床有一百种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我不信，我只是觉得躺在上面还算舒服。不光我这么觉得，巧巧也这么觉得，这只狗被我母亲养坏了，明明睡觉时看见它好端端地趴在垫子上，早上醒来不是蜷在我被窝里，就是横在我枕头上。它大概知道我狠不下心打它，狗是有这种本领，它知道语言之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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