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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我的母亲去世了。她的遗物我一直没有好好整理，葬礼过后，我就把房子卖了，连同那些早就过时却被保养得过分精细的家具、电器、装饰摆件，只带走了那些不得不弄走的东西，它们仅占一个半纸箱，大部分属于母亲。我父亲十多年前就死于脑梗，到我母亲去世，我发现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比巧巧的还要少——巧巧是我母亲养的狗，一只娇气的雪纳瑞，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还以为她养的是只猫。
我和父母的关系虽然说不上好，但也不算是不好，只能说我的父母都比较淡漠，我认为在抚养我的过程中，他们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当然，母亲尽的总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过程健康、安逸而平稳。我的母亲是一位全职妻子，我的父亲曾是化妆品销售，通过个人努力在退休前坐上了区域总经理的位子。除了父母去世过早，令人惋惜，我的家庭可以说毫无特别之处——过分好的和过分坏的都没有。
卖掉父母的房子纯粹是为了减少麻烦。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的建筑设计院工作，此后再没离开。父母则在退休以后搬去了一座海边小城，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小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对我父亲的关节炎和偏头痛大有裨益；二是小城的房价比我家原来所在的城市低不少，父母用卖旧房的钱在小城买了一套精装修的两室一厅，买房后钱还剩不少，这些钱加上我自己的工作积蓄，够得上一套上海两居室的首付。
不急于整理母亲的遗物，一方面是因为那一阵我正好工作忙，经常深夜回到家，洗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闹铃一响，出小区门的时候门卫也才打着哈欠出来买早饭；还有就是我母亲虽然很爱惜物品，把家具和电器都保养出了古董的光泽，但对于物质本身她却并不执着，也看不出偏好，老年人常见的囤积癖在她身上一点影都没有，衣服够穿就行，首饰更少，严格说来只有一条珍珠项链，式样与成色都很一般。我父亲生前倒是有一套专用的紫砂壶茶具、两个他特别喜欢的打火机，定制西装、宝石领带夹、机械表、名牌墨镜也有一些。但母亲去世后我收拾那个曾共属于父母的家，父亲的宝贝却都消失不见，这种彻底的程度，别说是母亲变卖，就是直接扔掉也有可能。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兴起过电影里的那种念头，比如满怀思念地整理亲人的遗物，聊以慰藉之类。
如果不是国庆节的旅游计划因一点小意外而黄了，我可能真得十年后才能再次想起那些零碎，或者楼上装修把下水道捅裂了，水淹了我的储藏室，我才会去收拾那两个也不太占地方的纸箱子。
今年国庆，我好不容易把年假和节假凑到一起，凑出来十一天，因为疫情，出国旅游就不考虑了，我定了海南的酒店，打算彻底度一个放纵的长假，但可能是前一阵总熬夜的关系，肠胃被不规律的饮食和数不清的浓缩咖啡搞得太脆弱了，出门前一天晚上我吃了碗螺蛳粉，图爽快放了好多辣椒，结果当天晚上就在厕所七进七出，第二天天不亮又折腾两回，长假头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活活误了班机。
上吐下泻到中午总算止住了，吃了药，到下午基本痊愈，第二天一觉睡醒，又感到阳光、沙滩、海浪和泳裤帅哥的八块腹肌在召唤我，我查了下机票，时间都不合适，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订了一张高铁车票。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忌避这种交通工具的时间几乎跟我本身的年龄一样长，并且说不上原因。母亲生前倒是提过一句，说我小时候在火车上撞到过头，肿了好大一个包，从此以后看见长节的车厢就哇哇大哭，一开始连公交车都不肯坐。这事发生在我三岁以前，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了，不过十几岁的时候看见地铁还会感到不高兴，莫名想踹两脚。
票买了商务座，纯粹是为了让旅途尽可能顺利一点，商务座能从贵宾室直接走快速通道先上车。我在贵宾室里喝了杯速溶咖啡，其中的甜苦两味半点不兼容，从我舌尖一直撕打到胃里，一直到我进车厢坐定，它们还没完，甜得我舌根发腻，苦得我耳朵根发酸，我就在这种难以言喻的滋味里透过车窗，目睹后上车的人们乌泱乌泱地压过来。
等人陆陆续续都上了车，站台又安静下来，只剩几个老烟枪在抽最后一根，即将关闭车门的提示音悠长地响起，这时两三个迟到的乘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赶来。也许就是那几点不自在诱发了某种情绪，加上天生对火车的厌弃，我看着那几个人越走越近，看了大概有五六秒钟，等关闭车门的提示音第二遍响起，我到行李架把自己的箱子拖出来。列车员正好经过，问我有无需要，我说没有需要，便拖着行李出了车厢。
在站台边站了站，我转身走了。
这之后我打网约车回家，一辆别克商务，司机开得很稳，上了车我就低着头退订酒店，退海钓团、浮潜团，等都搞定了，我锁上手机丢回拎包，忽然一阵恶心猛地冲到喉咙口。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你还好吧？”
我捂着嘴摇头：“没事，有点晕车，不严重。”
然而我从没晕过车。
要不是这两天反胃和呕吐轮番上演，我可能都不知道一瞬间涌到喉咙口是什么感觉，说不定会以为是一阵奇怪的紧张，因为那种五脏六腑收缩又翻腾的感觉，胳膊上冒出来的鸡皮疙瘩，还真有点像人在恐惧状态下的身体反应。
接着我似乎听见沉闷的撞击声——老式闷罐车在轨道上行驶的声音，我不禁从车窗向外望，随即就意识到不可能，这里是市区内的宽阔主路，别说老式的铁轨，连新式的高铁架桥都离得很远，不过在汽车拐弯的时候我看到一片被蓝色铁皮围挡起来的工地，不知道在建什么，也许那一瞬间从耳边闪过去的哐当哐当的声音来自某种建筑器械。
回到家我感到很疲惫，尽管这两天什么都没干，却如同熬夜赶项目。到家我倒头就睡，梦里面母亲带我坐上一列闷罐车，“啤酒花生瓜子”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离，我感到很不舒服，列车内的臭气、闷热和妈妈敷衍的怀抱都让我浑身难受，我挣扎起来，把身体在襁褓里挺直，两手在空中乱抓，终于，列车一个摇晃，我一头磕在座位前的餐桌上，“哇——”
我醒过来，天竟然还没有黑，时间不到下午两点。
这个时间我本应在海南的遮阳伞下捧着大椰子，边喝个痛快，边物色艳遇的对象；我刚刚交掉一个项目，团队由我一手筛选组建，为了其中一两个骨干人选，还跟领导交涉了一番——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乱中有序，有目的，有手段，没有空窗。现在阳光直射在床脚的被面上，尽管灿烂，却不是海南，我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高铁车门前掉头就走是不是疯了。
我在想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有想，那时我仿佛一下变成了一个任性的青春期少女，甚至都不是我自己的青春期。我的青春期基本上同我之前、之后的生活一样，没有过叛逆的乱流，但今天上午站在高铁车门前，烦躁突如其来，一瞬间，我绝不愿再钻回到狭长密闭的运输工具里去，好在我早已成年，不会被心疼钱的家长揪着领子硬搡回去、摁进座位，因此我拉上行李箱，掉头就走。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并不在这一刻感觉到彻底的孤独，我不是那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我只是忽然特别真实地领受到了母亲的死亡，虽然我此刻坐在我的床上，和母亲去世前任何一个坐在床上的时刻都没什么两样，但对于母亲这个人而言，她却是彻底地消失了。
我给自己泡了杯黑咖啡，想到才上吐下泻过，往咖啡里扔了几粒枸杞，端着杯子进了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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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还在想，会不会发生那种情节：死去的母亲表面过着乏味的老年生活，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老太婆”，实际却怀揣着让人瞠目结舌的秘密，出轨、私生子，甚至另有一番热血事业。
但也只是想想。
整理遗物就是整理另一个人的私人物品，无趣凡俗的物品，别针、手绢、包（拉链生锈发涩）、多年不穿的呢子外套，衣料被虫蛀出小眼。别针是纪念香港回归的图案，我拿在手里想了一会儿那一年我在做什么，母亲在做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想起来，一点感慨都发不出。整理遗物实际上是在做垃圾分类。
分好类以后，该扔的扔，该烧的烧，送人的送人。衣服我大部分送给了公寓里搞楼道卫生的阿姨，我跟阿姨没有什么交情，她工作时上演一个人的群殴，天天如此，还不分春夏秋冬把楼道的窗开得直挺挺，谁讲都没用，三九天风从门缝钻进家里，吹得地暖只暖到地上三寸。衣服给她只是我懒得跑远，图省事。
但这个阿姨又很讲义气，我头天送她旧衣服，第二天她就掏出一个桃子给我吃，笑着说：“你以后还有旧衣服，我都要的哦！”
我愿意答应她，但不愿意要那个青黄不接的小毛桃，她便硬塞，塞完还往兜里掏，看样子桃子竟不止一个。我吓得直摁电梯，被她拉住不放，眼睁睁看她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心里不是桃子，是一个纸包：“衣服里面找到的，还给你喏。”
我有点意外，那些衣服的口袋我都掏过，却没掏干净。阿姨说：“这个是缝在衣服里面的，那件呢子的短上装，豆沙红的，你阿记得啦？有个内袋喏，缝死了的，我以为是假口袋，摸摸嘛里面又有点硬，我想是不是内衬老化了，就剪开来，一看，里面就是这个。照片蛮漂亮的。”
我把纸包带到公司，午间吃过饭，我把它拿出来，端详两眼，决定拆开。里面包着一张小照片——一寸宽，两寸高，人工着过色，现在褪了个七七八八，但的确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照片上没有照相馆落款，背面也光光的，没有留字。
我准备原样包好，行政的顾大姐走进我的办公室，自然而然把头凑过来：“谁的老照片啊？”
“家里的亲戚。”我说。
顾大姐眯着眼仔细看了看：“这种大波浪，那时候老流行的哦！”
我笑笑，把照片包好：“好像是的。”
顾大姐来找我们组的小王，他中秋晚会表演节目的礼品到现在还不领走，钉钉上留言也不回复，行政部都开始准备元旦活动了，账不能再拖。但这次仍然扑空，小王的工位空着，只好嘱咐我转达。
顾姐前脚走，小王后脚端着杯奶茶进来了，我让他去领礼品，他朝我扬扬手里的奶茶：“我排好久队才排到这个新款，饭还没吃呢，礼品不急。”
可是顾姐很急。我把桌上的毛桃塞给他：“先吃个桃子，去拿礼品。”
相片跟着我一阵手风落到地上，纸包散开，露出里面的人像。小王捡起照片：“夏姐，这是你妈妈吗？大美人哦！”比着照片又看看我，“长得和你真——”
他嘬了口奶茶。
又嘬了一口，咽下去，说：“夏姐，我猜你长得像你爸，对不对？”
我问他：“你风洞试验做完了，报告呢？”
他一缩脖子溜了。
我又一次把照片包起来。
母亲很少拍照，遗物里只有几张她用剩的证件照。不光不喜欢摄影留念，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冷淡是全方位的。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患上了小孩常见的异想天开症，忽然感觉自己曾经被人贩子骗走过，记忆自行编造了一段故事并且信以为真了，我仿佛真记得有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把我骗走，我母亲发现后追了上来，两双手把我夺来抢去，扯得我浑身疼。我揪着这个问题一遍遍地问母亲，我想一般的母亲一定会如临大敌，儿童的异常行为大多有深层原因。但我母亲仅仅是明确地回答我“没有”——“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此我甚至把故事重新给自己编了一遍，我想事情会不会是这样，母亲才是真正的人贩子，她把我从我真正的母亲手里抢过来，所以她才如此冷淡而坚定地否认这回事——“没有”。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忍不住悄悄地观察母亲，越观察，越觉得她真像个人贩子，怎么看怎么像，她——尤其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母亲经常把我抱到腿上端详。有些事情不想不觉得，一想起来处处都飘起疑云，我想起母亲曾把我抱在膝盖上，那盯看的眼神似乎并不能美化为“慈祥的母亲，爱怜地看着孩子”，而是真正地、仔仔细细地端详，仿佛检查一件器械，检查一个小机器人造得是否完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小瑕疵，是否能够骗过世人的眼睛，伪装成一个真的小孩。
不光如此。
这之后，母亲会拿起双眼皮贴，把她的单眼皮改造成双眼皮，又拿起眼线笔、眼影、睫毛膏，对着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描摹，边描摹，边不时地看我一眼。
我一度以为我的母亲是个极端爱美的女人，因为她曾经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地化妆，每天起床，刷完牙洗完脸，第一件事就是化妆，之后才是铺床叠被和烧水做早饭。
她开始领养老金之后过了两年，那时候她和父亲刚卖了房子，搬到海边小城，我去看望他们，发现母亲完全地素面朝天，连润唇膏都没有擦。一开始我以为是搬家累了，无心打扮，但那次我和他们住了四天，母亲一天都没有化妆，并且有一次我找牙线，把卫生间的镜柜打开，里面属于我母亲的化妆品只有一罐美加净面霜。新房里母亲连只梳妆台也没放，她早上起来，刷牙洗脸，拿梳子把花白的短发唰唰梳两下，把美加净拿出来，捻一坨在手心，往两边脸颊横竖一抹，就好了。
那时候母亲才六十出头，脸上皱纹不多，皮肤仍算饱满而富有弹性，但她忽然就不化妆了。
老照片上的母亲烫着大波浪，画着时兴的细长而深黑的弯眉，耳朵上戴着香港女明星一般的椭圆形镶水钻的大耳环，她是如此年轻而时髦，但她的单眼皮的眼睛上没有贴假双眼皮，这双眼睛狭长而微微上挑，是美丽而自知的一双眼睛，同嘴角一起微笑着。
而我年幼时那个在梳妆镜前打扮个没完的母亲，却用双眼皮贴、眼线笔和眼影把一双美丽的丹凤眼乔装成了双眼皮的圆眼睛，她画几笔，抬起女儿的脸看一看，最终把她的眼睛化得和我一模一样。
她画眉也不是把眉毛化成老照片上的样子，而是用刮眉刀把细长的眉毛刮短、加粗，把眉峰刮平，找新的位置画上新的眉峰，最后她端详镜子，确定这双眉毛和我的一模一样。
然后她扑粉，打阴影，把自己圆脸的脸颊两侧打出模仿高颧骨的阴影，把鼻头增大一些，下巴拉尖。
那时候我还小，旁观母亲化妆如观赏一场表演，我不知道她创造出的那副脸孔来自什么人。
化妆的时候，化妆之前和之后，她都不笑。画完以后，她盯着化妆镜，认真地检查，确认一项工程被精确地完成。
我的记忆里她也从来没有留过大波浪，她总是一头齐耳短发，用一个黑发卡把刘海别到头顶，过节时额外戴上她仅有的首饰，那条珍珠项链。
我从未见过照片上的母亲，也从未见过照片上她依偎着自己胳膊的温柔甜蜜的笑容——那个时代经典的拍照姿势之一，是城市里常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髦青年的流行pose，看的不是乡下露天广场的《英雄儿女》，是城里新上映的《庐山恋》。
而我母亲是从乡下进城的打工妹。
照片上的母亲绝不超过十八岁，而母亲说自己二十六岁才进城打工。
那十八岁以前她在乡下，不太可能拍一张如此洋气的影楼照。即便拍了，她笑的时候，也应当是我记忆里那种样子，一笑就露出牙花，两边颧骨往上耸，她一辈子都这样笑，不可能在十八岁的照片里笑得如此矜持而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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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于车祸。
事后回想，她的死亡颇具传奇性。
搬到小城十多年后，她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被一辆皮卡把她撞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是前因后果，命中注定。
探望朋友是不得不去，因为那个朋友确诊了胰腺癌，时日无多。她们年轻时是同一家工厂的工友。当年母亲带着我，还没和父亲结婚，为了贴补生活，她曾和那位工友一起批发了鸡蛋，下班后拿去菜场卖。她们把鸡蛋放在小竹篮里，一次只摆一篮，自称是附近农民，鸡蛋是自家母鸡吃五谷杂粮下的草鸡蛋，一天只得这一筐。一筐卖完，她们再装满下一筐，如法炮制。
前几年小米搞限量发售的时候，我就总想到母亲的那筐蛋。
钱是赚了一些的，但终究引起了同行的妒忌，别的蛋农——卖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和鸽子蛋的全都出离了愤怒，联合起来戳穿了她们的骗局，甚至当场打了一架，最后满地流黄，两个女人同另外几个男女撕扯一番，狼狈地被赶出了菜场，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敢去那里买菜。
这些事情连父亲也并不知道，他遇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是那家化妆品公司的出纳，她是自学考上的会计证，这样的能力在她的工友中间被目为天才，同她一起销售假冒草鸡蛋的阿姨就多次表达过钦佩，因为阿姨自己“看个报纸标题就能睡着了”，母亲当年的工友很多年后也依然在工厂当工人，大家一起经历下岗、买断和改制，时代的浪潮中，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总能帮助她很快找到新工作，但有一天她忽然决定在家里当全职太太，时机上正好也合适，父亲那时候升到中层，当上了销售部门主管，出差范围从全国扩展到全球，母亲全职顾家正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其实父亲在升职前就向母亲提过全职太太的建议，被母亲一口回绝，她甚至动作麻利地雇了一个家政阿姨，以免纷争。当她宣布辞工回家，家政阿姨已经干了好一阵，父亲也接受了这项安排——对自己的突然变卦，母亲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她的解释是“我想通了”。
父亲的回答是“真搞不懂你”，但好在结果是他所希望的，因此他也就欣慰地不再试图搞懂。
母亲的家务做得马马虎虎，烹饪水准则比家政阿姨差了一大截。父亲享受了一段时间“全职妻子”的照顾后，美式中产梦和日式贤妻梦双双破碎，不久就把家政阿姨又请回来了，这是后话。
在浮皮潦草地把家务糊弄完后，母亲全职在家的大部分时间在看书。
母亲很能看书。
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一次能借出三本，母亲每次抱三本书回家，几天就看完了。后来她把我的借书卡也拿去，还拿走父亲的身份证又办了一张借书卡。每次她的买菜兜底下放着沉甸甸的九本书，上面横着一把小葱，葱尖冒出袋口，邻居看见她，说：“语冰妈妈，买菜回来啊，买了这么多哦？”她便点头微笑。晚上我回到家，厨房里一尘不染，我就知道晚上又要吃母亲拿手的一分钟速成菜——炒鸡蛋，如果当天她竟然还有心去菜场买把葱装装样子，那就是葱炒蛋。
我正处在想象力旺盛的年纪，便把母亲倚窗阅读的样子当作素材，演绎出一个天才少女出身农村，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辍学的悲剧故事，这故事还有个尾声，就是少女自尊自爱，虽然没能读大学，却毅然考到了会计证，并且一有机会就如饥似渴地读书。
我把这样悲惨而动人的故事写到作文里，成为范文，获得了老师的点名表扬，并要求原型即我的母亲在下一场家长会时务必到场，当面接受赞美。
母亲却说：“不去。”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
“不想看见你们老师，不像好人。”
摸着良心讲，那位语文老师是真正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她耐心、宽容，体谅每一个人的难处，即便我的家长会从此以后全都是家政阿姨代开的，她在看到我的哭丧脸之后也再没有苛责过一句。
现在我回想母亲忽然宣布全职在家，似乎就是在开过一次家长会之后。
其中的关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场家长会没发生任何值得谈论的事，会后的自由交流部分有个传统，各科里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携家长到讲台前接受表扬或批评。新来的语文老师——表扬我作文好的这位——期待且鼓励地望向我，我转头寻找我的母亲，却发现她竟然趁会后人流混乱溜走了。
于是轮到我到讲台前，我就像个丢了尾巴的壁虎，感到自己又秃、又短、又难过。语文老师问我：“夏语冰，你妈妈呢？”
我说我不知道，刚刚还在的。
开会时家长都坐在学生的位子上，学生搬个塑料小凳子坐旁边，因此老师知道我母亲的确是出席了家长会的，我并没有撒谎。
老师也伸长脖子找了找，没找到，她拍拍我的肩膀：“没关系。”又问：“你妈妈是不是姓江？”
“没有啊，”我说，“我妈妈跟我一样，姓夏。”
老师没有再问别的。
那天回家，我打开家门，母亲便向我走来，样子像是之前正坐着，也许就坐在她常看书的窗边。
我很愤怒。
我说：“你干吗突然走了？所有同学家长都没走，就你走了！连挨批评的家长都没走，只有你走了！”
她没有说话，也不再向我走近。她转身去了厨房，不久，传来爆锅的声音。
我回到我的小房间，把笔袋、课本、练习册一样一样从书包里掏出来，乒乒乓乓往写字桌上砸。
厨房炒菜的声音均匀而恒定。
书包掏空了。
我把包往地上一摔，冲到房门口大喊：“我不是你女儿吧？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我听到“嗞啦”——一大把青菜扔到油锅里的声音。这个声音盖住了一切声音。
我昏了过去。
昏倒的原因是青春期贫血。
我醒的时候母亲在打电话，那时父亲刚下班，正巧没有开单位拨派给他的车回家，坐公交回来的，人刚到小区门口，我母亲尖声命令手机另一头的父亲拦截出租车。同时她的另一只手举着家里的座机听筒，在跟120急救中心交涉，要求他们快派急救车。
因此我和母亲的这场争吵就被随后的动乱给替代掉了。
等一切结束，从医院回到家，我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对母亲说：“赵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姓江。”
“你怎么回答的？”母亲问。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说你姓夏啊。”
“老师还问什么了？”母亲那时候在饭桌上整理我的看病收据，似乎只是随口问问。
我说：“没问什么。你反正走了，她还要跟别的家长说话呢。”
“那时候我摸到钱包没在身上，以为丢了，急得出去找。其实是没带出门，在家里。”母亲说。
“你去了哪里？”我问。
“马路上、家里，就是我今天去过的地方。”她说。
但我问的不是这个。
也许是昏厥的后遗症，头脑还没彻底清醒，或者醒过来以后又被医院抽了好几管血，加重了头晕。昏倒的时候，我仿佛回到小时候，有人抱着我坐在火车上，火车开起来，我看见母亲在玻璃窗外的站台上追着车跑，边跑边向我挥手，不知道是和我再见，还是要我回去。
因此在饭桌边和母亲说话时，一瞬间我有点恍惚，又想到了昏倒时做的梦，梦里面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火车要去哪里，母亲又会去到哪里，深深的困惑直到醒了那么久，似乎还缠绕在我身上，使我脱口而出，问：“你去了哪里？”我问的是梦里的人和旅程。
可能孩童的生活太简单了，对现实记得很泛泛，却对一个梦念念不忘。我后来也问过母亲这趟火车之行，母亲说她抱着我坐火车是真的，因此她在车窗外追我是不可能的，而我就是那次在火车上撞到了头。
但梦的感觉太真实了，使我一想起母亲，就会想起她在站台外奔跑挥手的虚拟形象，使得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从此和奔跑就密不可分了。后来，当我在上海接到电话，说母亲死于车祸，首先映入我脑海的，也是那个倾身向前、两臂在空中挥舞的形象，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了斑马线上，既动态，又静止，直到肇事的皮卡把她撞飞。
母亲的死亡是她和父亲搬到海边小城就注定了的。
那座城市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城市交通守则里有这样一条：一切车辆无条件避让行人。
因此那座城市里没有行人指示灯。
一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只要看到斑马线上有人，必定会减速让行，此规定适用于一切情况，无论是直行还是转弯。
在小城里住了十多年后，母亲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在过马路时，她下意识地遵循了自己日常的交通习惯，她没注意到行人指示灯正鲜红地亮在对面，她径直穿了过去，皮卡呼啸而来。
由亲人的死亡而产生的感慨如果不是悲伤的，仿佛就不能算是人话。
我的确是悲伤的，但悲伤之外，还感觉到如此意外而果断的结局竟和母亲一生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母亲死得好，我只是觉得这场悲剧虽说是意外，却让人有种幻觉，仿佛这不过是母亲一辈子所作所为当中的一件，一贯的干脆利落，没有解释。
我本人在上海工作，父母去世后就和小城再无交集，因此举办葬礼的同时，我一边整理父母房子里的遗物，一边挂牌卖房，价格定得比均价稍低一点，加上房子被母亲收拾得简单而干净，附赠大量保养得当的家具、家电和装饰摆设，很快就敲定了买主。
买主确定老人的确没有死在房子里以后，就彻底放心了，我们去房产中心办完托管过户，他开车送我回去。买卖敲定了，路上他和妻子才向我吐露真心话：“我看了那么多房子，你家是最整洁的，我们第一眼就看中了。”
我想说那是你运气好，赶上了我母亲讲卫生、爱打扫的阶段，但一闪念间，似乎的确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
一个人变老以后就变懒了，这是可以想象的。
一个人散漫了一辈子，即便全职在家也能心安理得地天天做炒鸡蛋，想到要多吃蔬菜就做个葱炒鸡蛋；父亲曾嫌干洗店洗衣服不细致，要把他一百二十支棉的高级衬衫在家里洗，母亲就把衬衫和买菜的尼龙袋子泡在同一盆肥皂水里。父亲去世前，母亲始终是这样的。
这次回小城兵荒马乱，使我忽略了那间房子有多整洁，也许是过于整洁明净了，润物无声，以至于等到别人提起，我才猛地注意到——家具大大减少了，摆设的位置却异常合理；床上四件套是白底撒碎花，花色粉蓝；窗帘由我父亲喜欢的《千里江山图》换成了浅灰色的细纹格。
“我最喜欢窗台上那盆碗莲。”买主的妻子说。
我想起那盆碗莲了，养在一只白瓷笔洗里，笔洗是仿宋造型，名师作品，父亲生前珍惜得不得了，放在酒柜里最显眼的位置，轻易不舍得碰。顺带着我想起父亲的酒柜，这次我压根没看到它，还有那些酒瓶和酒杯，似乎仅有一只江户切子，出现在茶几上，里面是几粒母亲出门前忘记倒掉的枣核。
那天我回到房子里，认真审视了一番母亲的布置，我想到很久以前母亲靠在窗边看书的样子，即便看书时她的表情也并不很享受，眉头微微蹙起，嘴抿着，说不清是不耐烦还是不舒服，我想到我那篇优秀作文错得有多离谱，世界上不会有哪个热爱阅读的天才妇女看起书来是这副表情。我还想到那个窗台——母亲固定用来看书的窗台，曾经家里布满生活的凌乱痕迹，但那个窗台周围半尺内的东西，都被母亲踢到一边，她看书的时候，就坐在那半尺见方的空旷之中。
最后收拾的地方是储藏间。
我把母亲囤积的洗衣液、新拖把头都理出来，留给买主，最后从吊柜最高一层的隔板上找到一只铁皮月饼盒，里面是一叠证件：父亲的死亡证明、他的大专毕业证、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父母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我的父母是重组家庭，母亲是带着我这个拖油瓶跟父亲结的婚，父亲样貌不佳，个子矮，向母亲求婚时尚未发达，这段婚姻是他权衡之后的最优选，并且我总觉得他和母亲没生一个孩子，不是出于他自愿，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至于母亲，她从来不提上一段婚姻，我也就从来没想到要问。结婚证翻开平平无奇，我看了一眼，把它和户口簿一起丢进收纳的纸箱，轻轻的啪的一声，白色的一角从户口簿里滑落出来，是个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打开来，先看见我穿着学位服的研究生毕业照。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信纸，展开来是一片空白。
这不太像是一封母亲写给我的信，在人生的暮年絮絮叨叨地给女儿写一封充满温情的家书，和母亲的脾气不符。信封上没有贴邮票，因此也无法判断要寄多远。只有照片确定无疑是我，正如那张老照片确定无疑是她。不过她自己的照片是一定不要人看见，因此缝进了呢子上装的内衬里面，我的毕业照却是要给人看的，要寄出去。
这个人是谁？
母亲一贯是个不多费事的人，她给人寄我的照片，那这个人一定很愿意看见我的照片。我却从来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很容易想到这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母亲的前夫，但关于这个亲生父亲我唯一知道的消息是，母亲嫁给我父亲前的婚姻状态不是“离婚”，是“丧偶”。
那还能是谁？
那天我捧着铁皮月饼盒，把里面的证件翻了个遍，又把堆好的两个纸箱全都翻乱，还在那一堆夹杂着杂志、报纸、超市小票和话费收据的废纸堆里大大翻检了一通，我想找到母亲往年的体检报告，哪一年的都行，我想知道母亲的血型。
我本人的血型是b型血，只要知道母亲的血型，再想办法弄清我亲生父亲的血型，这三个血型的匹配程度就能告诉我点什么，比如我母亲到底是不是个人贩子。当然这样说不对，我母亲不可能是人贩子。
但她是谁——我的母亲是谁？
我是谁？
真正生我的人又是谁？
信封放了很多年了，已经泛黄。所以很多年前，也许就是我拍这张毕业照的时候，照片一拍出来，我母亲就打算把它寄给一个人，只是最终又作罢了。
离奇的是，我在废纸堆里找到了母亲五年前配老花眼镜的视力检查单，找到了她没扔干净的父亲的一份体检结果，找到了她看养生节目记的笔记，上面写着“每天早上六点整拍脑门三十三下”，还有各种鸡零狗碎的票据和纸笺，唯独没有找到母亲的体检报告。仿佛在我心血来潮想找这东西之前——的很多年，母亲就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这么干。因此每一年的每一份体检结果，她都扔得干干净净。
这一切仿佛科幻小说里的认知过滤器，它向我层层施法：最开始我没注意到房子被收拾得这么干净，后来我没注意到自己竟从不知道母亲的血型，最后我没注意到这么多年，我始终在这些重大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平稳而安逸地生活，生活得如同童话，仿佛几十年前母亲把我抱上火车，我们就一起驶向了一个云遮雾绕的幻象国度。
这不是亲人死亡后你发现她原来过着你所不知道的精彩人生。
这更像是牛顿三定律宣告破产，人类发现地球竟然真的被一只宇宙乌龟驮在背上。
因此我的反应也同所有目睹异象的人类一样：那天我什么都不再找了，我卖掉了废品，收拾好一箱半的遗物，第二天上午办完水电煤气过户，下午飞机回了上海。回去后的第三天，遗物托运到了，我把它们搬进我自己家的储藏室，蹬了两脚，把它们扎扎实实地蹬进很深的角落，再也没去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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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我还是去了小城。
一开始买的是飞机票，后来又改成高铁，二等座。买二等座的时候，二等座变成了一样真实存在的东西，此前买商务座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只有商务座。
只坐飞机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没有高铁。
并且在高铁站，那种古老的闷罐火车也似乎早就不存在了。
坐进二等座车厢要等很久才能安定下来，因为要等前后左右的人都来了，把行李放好，把活泼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安排好，再从行李架上把吃的拿下来，列车开动，里侧外侧前前后后的人拿上茶杯出去，倒满水回来，中间列车员查票，一上车就想上厕所的人出去上厕所，列车员再回来把因为上厕所、倒水而漏查的人再补查一遍，之后才算安稳。
我仍无法确定上一次坐在商务车厢里的感觉是什么，仅仅是觉得强烈的、莫名的不对劲。那一次在我坐定以后，人群才涌向站台，迅速的动乱与商务车厢内部的安静平和形成对比，像两面巨大的镜子，它们互相映照，两边都不真实。
二等座车厢里没有社交距离，如果我把手肘搁在扶手上，那我的邻座就只能把他的手放在膝盖上；而当前座把椅背猛放下来时，我差点被自己的咖啡泼一脸。
“哐”的一声。
我听见几十年前我的头磕在火车餐桌上的声音。
不对劲的感觉被磕碎了，尽管仍然不舒服，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缩在我的座位里，在火车的行进中慢慢睡去，我梦见手里的项目出了问题，甲方一定要撤掉摩天大楼顶部的风阻尼器，理由是这个大铁球太丑，我不得不反复向他们解释楼越高越怕风的道理，说得口干舌燥，可他们是一群狂人，拒绝任何不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东西存在，工程眨眼动工，我急得发疯……
一连睡了好几觉，下车时脖子和肩膀都疼得不能碰，小城临海，我本来想当天去看海，结果到了酒店，往床上一趴就起不来了。
第二天下午我才出门，去的时候带上了母亲的手机。
手机里有几张黑乎乎的照片，乍一看像是误触了拍照键，前两天我想把手机格式化了卖二手，最后一遍翻相册的时候，这几张黑色图像来回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仰角向上，把鼻孔映得深邃无比，乍一看像脸上长了四只眼睛。相册里的照片大多是风景和花草，这些黑照片穿插在闲情逸致的风景照中，每隔十几张就出现一次，四只陌生的眼睛浮在照片上，盯着我，其中两只冷漠而困惑，另外两只不怀好意。
我终究是调出一张照片，把亮度调到最高，发现这并不是误触的照片，而是一张海边风景照。
所有的黑色照片都是海边风景，是夜里的海，照片里偶尔有一只毛发蓬乱的雪纳瑞，我母亲养的狗，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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