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不久，我就听到一个不想听的消息：家人又替我找到一位新家教了。这一次是一位姓克拉夫斯基的人，若上溯他的祖籍，极端复杂，不过他基本上是英国人。家人告诉我，他人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鸟类极感兴趣，所以我们应该合得来。对于最后这一项消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兴奋，我碰到过许多自称对鸟有兴趣的人，结果（经过我仔细盘问之后）全是冒牌货，连戴胜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然就是连黑红尾鸲与普通红尾鸲都分不清楚。我确定这位家教的爱鸟嗜好也是家人编造出来骗我开心的伎俩，深信此人“鸟类学家”的头衔，只不过是他在十四岁时养过一只金丝雀自然衍生的结果，于是怀着最恶劣的心情，进城去上我的第一堂课。
克拉夫斯基住在城郊一栋方方正正、发了霉的老宅的最高两层楼上。我爬上宽宽的楼梯，故意示威似地猛敲几下装饰在门上的门环。等候间，我怒目圆睁，用鞋跟猛踹脚下酒红色的地毯。我正打算再敲一次时，门后传来轻柔的脚步声，接着前门大开，露出我的新家教。
我立刻认定克拉夫斯基根本不是人，而是一个乔装成人的小矮鬼：他穿一套式样虽然古老，却颇利落的西装；有一个蛋形的大头，两侧扁平，斜斜安在一个又圆又滑的驼背上，看起来好像永远都在耸肩，仰望天空；鼻梁很长很挺，鼻孔朝天，一对水汪汪的超级大眼睛是淡雪利酒的颜色，眼神非常遥远、安宁，仿佛眼睛的主人刚从冥想中醒来；又宽又薄的嘴唇同时透露出规矩和幽默，往后咧成一个欢迎的微笑，露出整齐但已变色的牙齿。
“杰瑞·达雷尔？”他像只求偶的麻雀点着头，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杰瑞·达雷尔是吧？进来，亲爱的孩子，快进来。”
他勾勾细长的食指，我擦过他身侧，进入一个阴暗的大厅，脚下的地板在肮脏的地毯下嘎嘎抗议。
“这边，这是我们上课的房间。”克拉夫斯基像笛子般唱着，推开一扇门，领我走进一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我把书本放在桌上，坐在他指给我看的椅子上。他那一双指甲修得十分美丽的手搭上桌沿，身体往前倾，有点儿含糊地对我微笑一下，我也回报一个微笑，不知他有何打算。
“朋友，”他兴高采烈地说，“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做朋友。我深信我们会变成朋友，你说是不是？”
我严肃地点点头，咬紧嘴巴，免得笑出来。
“友谊！”他狂喜地闭上眼睛想象这件事，呢喃地说，“友谊！这才是最好的东西！”
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祈祷——如果是，也不知是为他自己、为我，还是为我们俩祈祷。一只苍蝇绕着他的头飞，然后非常自信地停在他鼻头上，克拉夫斯基吓了一跳，挥手把它赶开，然后，对着我眨巴眨巴眼睛。
“对，一点儿不错，”他很坚决地说，“我深信我们会成为朋友，你母亲告诉我你热爱自然史，你瞧，我们这不是一拍即合吗……同好，嗯？”
他将食指及拇指伸进背心口袋里，拉出一个大金怀表，责怪地看了表一眼，叹口气，把怀表放回去，然后顺顺他的秃脑门。那块秃头好像一颗棕色的卵石，在地衣似的头发下闪闪发光。
“我是个养鸟人，算是玩票的吧，”他谦虚地承认，“或许你愿意看看我的珍藏，我确信在开始上课以前花半个小时和长羽毛的动物相处一下，对我们绝对有益而无害。而且，我今天早晨也迟了，其中一两只需要换水。”
他带我走上一道通往顶楼、会嘎嘎作响的楼梯，然后停在一扇绿色粗呢做成的门前，掏出一大把叮叮当当的钥匙，找到对的那一把之后，插进钥匙孔，向旁边一转，打开厚厚的门。刺眼的阳光从室内奔泄出来，令我目盲。随着阳光乍现的，是震耳欲聋的鸟鸣大合唱。克拉夫斯基仿佛在屋顶这道污秽的走廊尽头，打开了一扇通往天堂的门。阁楼非常宽敞，几乎占据整个楼顶，地上没有铺地毯，唯一的家具是房间正中央的一张木头桌子。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满了大鸟笼，成打的鸟儿在笼里拍翅、啁啾。房间的地板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鸟食，走起路来喀嚓喀嚓响，好像走在碎石海滩上，感觉很舒服。我目瞪口呆地沿着墙慢慢磨蹭，在每个笼子前面停下来观看，克拉夫斯基（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从桌上拎起一个大水桶，像跳舞似地从一个笼子跳到另一个笼子前，为容器加水。
我发现，自己以为所有鸟儿全是金丝雀的第一印象是错的。我很高兴地发现有鲜红、鲜黄、鲜黑画得像小丑的金翅雀以及黄绿相间像仲夏柠檬叶的绿雀；有穿着咖啡色与白色斜呢西装的红雀；有鼓着玫瑰彩红胸膛的红腹黑雀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鸟。房间一角有两扇落地窗，通向外面的阳台，阳台两侧分别搭盖着大鸟房。一间住了一只凤头鸫，羽毛像天鹅绒一般黑，配上一支华丽耀眼、香蕉色的黄喙；对面住着一只像画眉的鸟，全身披着异常美丽的蓝色系羽毛，奇妙地组合了从深蓝到乳白之间的各种色调。
“矶鸫，”克拉夫斯基突然从门内探出头，指着这只美丽的鸟说，“去年我请人从阿尔巴尼亚带来一只雏鸟，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替它娶到媳妇。”
他亲热地对矶鸫挥挥水罐，人又消失在门后了。矶鸫对我丢来一个无赖的眼神，把胸前的毛展开，发出一串咔啦声，听起来像一阵开心的暗笑。我艳羡地注视它好一会儿，转回阁楼，发现克拉夫斯基还在加水。
“愿不愿意帮个忙？”他心不在焉地瞪着我，手里的水罐流出一道细细的水柱，浇在他擦得锃亮的鞋头上，“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工作如果有两双手来做会轻松得多，现在请你提水罐……来……我把容器拿出来接水……好极了！这就对啦！我们马上就可以弄完。”
就这样，我把一个个陶土水容器灌满，克拉夫斯基小心翼翼地用食指与拇指捏住它们，再轻巧地塞进鸟笼，仿佛对准小孩的嘴巴塞糖果。他一边工作，一边兼顾着对我及鸟儿讲话，因为他的音调完全一致，使我有时候完全搞不清楚他讲话的对象是我，还是笼里的娇客。
“嗯，它们今天精神都很好，因为阳光好嘛……阳光一照进屋里的这个角落，它们就会开始唱歌，是不是啊？下一次你一定要多生几个……才两个，亲爱的，才两个！你说这算一窝蛋吗？交代不过去嘛，你喜不喜欢这种新饲料？你自己藏了一点儿吗？这地区有好几种非常有趣的食籽鸟类……不要这样弄干净的水……有些繁殖起来很不容易，不过一旦成功，你会感到非常满足，尤其是异种交配成功的时候，通常我做异种交配的成功率都很高……你只生两个蛋的情况当然除外……坏，坏！”
水终于加完了，克拉夫斯基站着环视他的鸟群好一会儿，兀自微笑着，用一条小毛巾仔细地把手揩干净，然后带领我参观房间，在每个笼子前停一下，对我介绍鸟的历史，它们的祖先是谁，将来他为它们做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正在一片满足的静默中检视一只又胖又红的鹭时，突然一阵尖锐的铃声盖过所有鸟语。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噪音似乎来自克拉夫斯基的胃。
“哎呀！”他惊恐地大叫，痛苦地看着我，“哎呀！”
他用食指及拇指戳进背心口袋，拉出怀表，按下一个小小的横杠，铃声就停了。铃声的源头如此普通，令我有点儿失望——如果你的家教每隔一段时间肚子里就会敲一阵铃，岂不大大增加课程的魅力？！克拉夫斯基急切地看着表，厌恶地把脸皱成一团。
“哎呀！”他微弱地重复着，“已经十二点了……光阴似箭啊……你十二点半走，对不对？”
他让怀表滑回口袋，用手抚抚秃头。
“嗯，”他终于开口了，“我想半个钟头也不能做什么学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下面花园去采些千里光给鸟儿当点心，很补的，特别是在它们下蛋的时候。”
于是我们就到楼下采千里光，直到斯皮罗的汽车喇叭声像一只受伤的鸭子一路传过来。
“是你的车吧？”克拉夫斯基很有礼貌地说，“我们利用时间采了不少蔬菜，你帮了很大的忙。明天，你会正点来吧？这就对啦，我们应该觉得今天早晨没有浪费，算是自我介绍，彼此认识，希望我们的友谊从此建立。对，这非常重要！那么，就明天见吧。”
我关上嘎嘎作响的铁门时，他有礼貌地对我挥挥手，然后转身走进屋内，驼背在玫瑰花丛间一上一下移动，身后留下一道千里光金色的小花。
等我回家之后，家人问我喜不喜欢新家教。我省略细节，只说我觉得他人很好，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至于被问起一个早上都学了些什么时，我挺老实地回答，我们整个早上都在上鸟类学及植物学，家人似乎很满意。可惜，我很快就发现克拉夫斯基先生工作时一板一眼，不论我对那些科目作何感想，他都决心要教育我。上他的课颇乏味，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大概只在18世纪中叶流行过。一大段一大段无法消化的历史，所有日期都得死背，我们俩坐在那儿，不断单调地复诵，好像无意识地在吟唱某种咒语，心里却各想各的。学地理时，我很烦躁地发现我被囚禁在不列颠群岛上，面对无数张地图，必须找出或填下一大堆州名及城市名，接着又得把这些州名及城市名死背下来，包括它们重要的河川、特产及人口数目，还有其他各种完全无用又无聊的资料。
“萨默塞特？”他会用颤音唱道，兴师问罪地指着我。
我会皱起眉头，死命想记起与该州有关的事物。克拉夫斯基看着我做头脑挣扎，眼睛会越睁越大。
等到事态再明显不过，表明我对萨默塞特的认识显然等于零，他就会说：“好吧，我们暂时撇下萨默塞特，试试看沃里克郡。沃里克郡的首邑是？沃里克！非常好！沃里克出产什么呢？”
对我来说，沃里克啥也不产，不过我还是会乱猜一样——煤！我发现，只要你能够锲而不舍地不断列举物产名称（别管问的是哪一州或哪一个城市），迟早你会猜中正确答案。每当我答错，克拉夫斯基就显得痛不欲生。当我告诉他艾塞克斯出产不锈钢的那一天，他眼眶里都涌出泪来了。当我偶尔奇迹般地答对时，他那股高兴劲儿，足可以补偿所有漫长的沮丧期。
我们一周折磨自己一次，花一个早晨学法文。克拉夫斯基的法文说得极美，听我屠宰法文，超过他的忍耐极限。他很快便发现，企图用普通教科书教我完全无用，于是我们只攻读三册一套的鸟类图书。但即使改用这个策略，上起课来仍然很吃力。偶尔，当我们第二十遍读完一段关于知更鸟羽饰的文字之后，一种凛然的决心会浮上克拉夫斯基的脸，他会冲到外面的大厅，用力把门甩上，过一分钟后再进来，头上戴一顶时髦的巴拿马帽。
“我想……如果我们出去散散步、兜兜风……应该可以提提精神。”他宣布，很不屑地看看《欧沙儿童赏鸟图鉴》，“我们可以穿过城中心，回程时经过游戏场，如何？好极了！那我们得争取时间，对吧？正好可以趁机练习法文对话，对不对？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不准讲英文，统统说法文，这才是学语言的正确方法。”
就这样，我们在几乎完全不讲话的情况下进城去。散这些步的妙处在于，不论我们朝哪个方向出发，最后总会走到鸟市场。我们就像走进镜子的爱丽思，不管多么坚决地朝相反方向走，不久还是会走到每个小摊上都堆满藤制鸟笼、空气里充满鸟鸣的小市场。一到这里，法文就被遗忘了，沉入地狱的边缘，加入代数几何、历史日期、州郡首邑等的行列。我们双目生辉、面色潮红，从一个小摊逛到下一个小摊，仔细检查鸟儿，凶巴巴地和小贩讨价还价，臂弯下的鸟笼越堆越高。
然后我们会突然被放在克拉夫斯基背心口袋里的怀表发出的轻巧铃声拖回现实世界，他会挣扎着取出怀表按停铃声，几乎把腋下叠罗汉的鸟笼都打翻。
“哎呀！十二点了！谁想得到呢？帮我提一下这只红雀，我好把表按停……谢谢……我们得快点儿，嗯？抱了这么多鸟笼，我看走回去一定来不及，还是叫辆马车吧，当然是浪费了点儿，但魔鬼总是趁人之危，对不对？”
于是我们冲出广场，把折腾的振翅乱叫的货品塞进马车里，带回克拉夫斯基的家。一路上马铃叮叮，马蹄嗒嗒，快乐地配上鸟儿的叫声。
我跟克拉夫斯基上课几周之后，才发觉到他不是一个人住。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做一个数学习题或背诵一连串州郡首邑之间，突然停下来，头往一边歪，好像在聆听什么。
“失陪一下，”他会说，“我得去见母亲。”
起先我有点儿困惑，因为我觉得克拉夫斯基已经够老了，怎么可能还有个妈妈活着。经过一番思索，我认定这大概是他说要去上厕所的文雅说法，我知道并非所有人对这种话题都跟我们家人一样，毫不避讳。我从来没想过，若真如我所假定的，那么克拉夫斯基大概是所有我认识的人里最常上厕所的一个。有一天早餐我吃了一大堆枇杷，上历史课时，肚子里简直翻天覆地，既然克拉夫斯基对厕所这个话题这么讲究，我想自己讲话也该委婉些，最好学着他讲。于是我坚决地看着他，说我想去看他母亲。
“我母亲？”他惊讶地复述我的话，“看我母亲？现在？”
我不懂他干嘛这么小题大做，只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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