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了房间，没脱大衣和帽子，就坐到了桌前。他打开本子，开始记录他的想法，起初很慢，没什么条理，后来则快得像发疯一样，精神越来越集中，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一连工作了几个小时，没站起来过一次，背脊骨从上到下地痒，只有当太阳微露在地平线上，他累得都看不清纸上写的什么了，他才爬上床去，穿着鞋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嘴唇裂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头疼得像喝了一整晚的酒。他打开窗户，放了点冷空气进来，好让自己醒醒，紧接着就坐到了椅子上，迫切地想检查一下昨天灵光一现的成果。笔记翻着翻着，他的胃里就开始翻腾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从前往后、从后往前读了好几遍：全无意义。他看不懂自己的推导，不明白是怎么从上一步过渡到下一步的。而在最后一页上，他找到一个大致的方程，跟他要的那个很类似，可是跟前面的东西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就像有谁在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进了他的房间，把它写在那儿了，给他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题，就光光只是想折磨他。而前一天晚上的脑力风暴，他此生最激烈的一次，放到此时再看，也跟可悲的自大狂发作，或是业余物理学家的胡话没多大差别。他揉了揉太阳穴，想让神经稳定下来，顺便赶走在他脑中嘲笑他的德拜和安妮，可他难受坏了。他抄起本子就往墙上扔，纸页都从脊骨上脱开了，散落一地。他烦透了自己，就换了衣服，低着头下到了餐厅里，随便找了张空位子坐下。
叫服务员过来点咖啡的时候，他才发觉，这是重症病人吃饭的时间。
他对面坐着的老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她细长的手指，那显然是由数个世纪的财富和特权雕琢而成的，而在她端着的茶杯背后，那张脸的下半部分已经完完全全被结核杆菌给腐蚀了。薛定谔试图掩饰恶心，可他就是移不开眼睛，生怕自己的身体也会遭遇这样的变形，在少部分患者身上确实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们的淋巴结会肿得像一串葡萄。而这位夫人的不适传遍了整张桌子，只几秒钟的工夫，桌上半数的食客——和她一样被毁容的男男女女——都看向了这位物理学家，仿佛他是一条在教堂走廊上拉屎的狗。薛定谔正准备撤退，却感觉白色桌布下，一只手放上了他的大腿。这不是情色意义上的爱抚，却无异于一次电击，他立刻就恢复了镇定。他转头看向了手的主人——她的手指还在他膝头附近搭着，像只收拢翅膀的蝴蝶——见是赫维希医生的女儿。薛定谔没敢冲她微笑，怕吓跑她，用眼神谢过她之后，他就专心喝他的咖啡了，尽可能一动不动。与此同时，平和的气氛在他周围散播开来，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就好像那女孩不仅触碰了他，在同一时间还触碰了在座的所有人。当整个屋里只剩下碗碟轻柔的碰撞声时，赫维希小姐把手收了回去。她站起身，捋了捋裙子上的褶子，朝门口走去，仅仅停下问候了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是双胞胎，此刻都搂住了她的脖子，说不亲一下就不放她走。薛定谔又要了杯咖啡，可他没工夫品尝，就一直坐在那里。待所有人都走了，他到前台借来了纸笔，给赫维希医生留了个条子，说，帮他女儿补课这件事，他不仅愿意，而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为了不影响薛定谔的作息，赫维希医生提出，可以在女儿的房间里上课，反正两个房间是通的，其中一面墙上嵌了个门。该上第一堂课的那天，薛定谔打扮了一上午。他洗了个盆浴，仔细刮了胡子，本想让头发就那么散着的，后来还是梳了，他知道，自己又高又宽的额头常会给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简单用了顿午餐，到下午四点的时候，他听见门那边的锁头响了，接着是两下几乎听不见的敲门声，他突然勃起了。为此，他不得不坐了下来，等了几分钟，才转动把手，踏进了赫维希小姐的房间。
一进屋，薛定谔的鼻子火速充满了木头的气味，虽说墙上的橡木镶板几乎是被上面挂着的成百上千只甲虫、蜻蜓、蝴蝶、蟋蟀、蜘蛛、潮虫和萤火虫给彻底挡住了。它们或是用大头针钉着，或是装在小玻璃罩里，模仿着它们自然栖息的环境。而在这个巨大的昆虫馆中央，赫维希小姐正坐在一张书桌后面看他，仿佛他是她的又一个标本。这女孩放射出的那种威压感让埃尔温瞬间觉得，他才是那个羞怯的学生，而他迟到这件事让面前这位老师感到不耐烦了；他很夸张地朝她行了个礼，她忍不住笑了。物理学家得以窥见了她小小的牙齿和微微外分的门牙，而只有到了这一刻，他才看清她的真面目：她也就是个孩子。他一想到从餐厅偶遇开始自己萌生出的那些幻想，就羞愧不已。他拉了把椅子过来，紧接着就看起了入学考试的那些题。女孩思维很快，埃尔温惊讶于有她陪伴时的快乐，虽说他对她的欲望已经消散了。他们学了两小时，几乎没有说话，而等她解完最后一题，两人敲定了下一次课的时间，女孩倒了杯茶给他。薛定谔喝着茶，女孩就把她爸爸抓来、她负责制作和保存的昆虫拿给他看。而当她暗示说，她不想再多占用他时间的时候，薛定谔才意识到，天已经黑了。他是在门槛上跟她道别的，又像开始一样行了个屈膝礼，赫维希小姐也又笑了，跟第一次一样。再然后，埃尔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觉可笑极了。
他累坏了，可又睡不着，眼一闭，就会看到赫维希小姐伏在书桌上的样子，蹙着鼻头，用舌尖润湿着嘴唇。他只好起床，把前一天早上扔到地上的纸又捡了起来。他想把它们排好的，可连这个都大费了他一番工夫。他已经分不清是从哪个推出哪个了，唯一清楚的只有最后一页上的那个方程，它完美地捕捉到了原子内部电子的运动，尽管乍一看，跟前面写的没有丝毫的关系。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他怎么能创造出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呢？这也太荒谬了！他把那几张纸又夹回到了散开的本子里，把本子锁进了抽屉。然而，他还不想认输，就研究起了他六个月前开始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他在战争中碰到过的一个奇异的声音现象：一次大爆炸过后，声波在远离初始点的过程中不断减弱，可在约五十公里的地方，又突然变强了，像重生了一样，且力度比开始时还要大，就仿佛它在空间中前进，同时在时间轴上又倒退了。对薛定谔来说——他有时都能听见旁边人的心跳——已经熄灭的声音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让他十分着迷。可哪怕他再努力再用心，顶多二十分钟，他的思绪又会回到赫维希小姐身上。他爬回到床上，往嘴里塞了把安眠药。当天晚上，他做了两个噩梦：第一个，一波巨浪冲碎了他的窗玻璃，把房间整个儿都淹了；第二个，他漂在一片汹涌的海上，离海滩只有不几米，他筋疲力尽，勉强能把鼻子抬到水面上，可他不敢上岸：有位美女正在沙滩上等他，她皮肤黑得像炭，正在她丈夫的尸体上跳着舞。
虽然做了两个梦，他起来的时候心情不错，精力也充沛，他知道，十一点的时候，赫维希小姐会等他去。然而，实际见到她的时候，他就发觉，她的状态撑不了一节课。她面容苍白，眼窝发黑，说她几乎一整晚都在帮他爸爸观察，一只雌性蚜虫是怎么生下几十只幼虫的。很神奇，但也很可怕的是，女孩告诉他，那些幼虫，只过了几小时，就又能开始生育了；也就是说，当它们还在自己母亲体内的时候，它们的肚子里就已经在孕育下一代的幼虫了。三代蚜虫一代套着一代，像恐怖版的俄罗斯套娃，形成了一个超个体，展示着自然界生殖过剩的倾向。有些禽类孵化出的后代会多于它们有能力养活的，就逼迫大一点的雏鸟去杀掉它们的弟妹，把它们推出巢外。某些鲨鱼更糟，赫维希小姐说，比如小角鲨，他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是活的了，牙齿已经发育到了足以吞吃后孵化的那些幼鲨；这样的兄弟相残会给予它们足够的营养，撑过它们最初几周的生命，那会儿的它们还很脆弱，会成为某些鱼的肉饵，而等成年之后，它们会反过来以那些鱼为食。在她父亲的指导之下，赫维希小姐把三代蚜虫分装到了三个玻璃瓶里，瓶里被灌入了杀虫剂，后者会把玻璃染成一种美丽的蓝色，让人以为见到了天空的原色。那些虫子差不多是当场就死了，她做了一整晚的梦，眼前都是它们覆着蓝色粉末的小脚，所以几乎没有休息。她没法集中精力上课，她说，但有没有可能请薛定谔先生陪她绕着湖走走呢，看冷空气能不能帮她恢复点体力。
外边是一派冬景。湖的边缘冻了起来，薛定谔饶有兴致地捡着那些小小的冰粒，看它们慢慢融化在他温热的手里。绕到湖的最远端时，赫维希小姐问他在研究些什么。薛定谔跟她讲起了海森堡的想法与德布罗意的论文，又谈到了他来院里的第一天晚上那所谓的顿悟和他诡异的方程。乍一看，它很像物理学家用来分析海浪，或是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的方程，可是，要让它适用于原子内部，适用于电子的运动，薛定谔就不得不在他的公式中引入了个复数：-1的平方根。从实际上讲，这就意味着，他的方程所描述的波，部分脱离了三维空间。它的波峰和波谷位于一个只能用纯数学描述的高度抽象的王国，是在多维中旅行。正因如此，哪怕再美，他的波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新方程成功地把电子描述成波了，这点他很清楚，问题是，它是怎么他妈的动的呢？当他讲这些的时候，赫维希小姐已经坐到了湖边的一张长凳上。物理学家挨着她坐下，她打开手中的书，把其中一段念了出来：“鬼魂一个接着一个，像生与死的幻觉之海中的浪。生命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物质与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升降，而不可探知的真实永存。每个造物中都沉睡着无尽的、不为人知的隐秘的智慧，可它注定是要醒来的，撕碎感官思维的那张轻薄的网，搅碎它的肉蛹，征服时间和空间。”薛定谔听着听着，就发觉，这正是他痴迷多年的想法，而赫维希小姐告诉他，去年冬天，有个作家来院里住了段时间，那人在日本待了四十年，皈依了佛教，她东方哲学的第一课就是他教的。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薛定谔和她谈起了印度教、吠檀多和大乘佛教，热情高涨——两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当两人看见一道闪电照亮了远处的群山，赫维希小姐说，他们得赶紧回去院里，不然要被暴雨淋了。薛定谔想找个理由不让她走，这不是他第一次迷上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人，但赫维希小姐不一样，她身体里有种东西，让他原地缴械，卸下了他所有的自信，以至于到了院里的楼梯下面，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把胳膊伸过去给她扶，而他一犹豫，就在楼梯边缘滑了一下，扭到了脚踝。大家不得不用担架把他抬回了房间，他脚肿得厉害，是在赫维希小姐的帮助下才得以脱了鞋子上了床。
接下来的那几天里，赫维希小姐同时扮演着护士和学生的角色。早上，她会给他送饭、拿报纸、逼他喝下她爸开给他的药、借个肩膀给他，好让他跳着去上厕所。这短暂的接触让薛定谔心心念念，他一天能喝上三升水，只为找到个靠近她的借口，而这些无谓的移动所造成的痛苦都被他抛在了脑后。而到了下午，他们会继续上课。第一天，她是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脚，可薛定谔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看到她的练习簿，于是她就坐到了他边上，近得他都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热量。他几乎抵挡不了触碰她的渴望，可他还是竭尽全力一动没动，怕吓到她，尽管这种过分熟悉的感觉似乎完全未令她困扰。她一出房间，他就会自渎，他闭上眼睛，还能看见她坐在他身旁，但完事之后，他又会有种巨大的负罪感。没有她的帮忙，他走不到厕所，于是只能用藏在床下的一条毛巾略微清洁一下，像个和爸妈一起住的少年。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暗自发誓，第二天一定要跟赫维希医生说，把课给停了，还要给他老婆打电话，叫她来接他，他再也不到这疗养院来了，哪怕像流浪汉一样咳死在街上。怎么都比这幼稚的迷恋来得好，而两人在一起越久，这种情感就越强。当她把一本精美的插图版《薄伽梵歌》送给他时，他放胆向她坦白了研习《吠陀》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他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梦。
在那个噩梦里，伽梨女神像只巨大的甲虫，坐在了他的胸口，压得他无法动弹。她戴着她的人头项链，用诸多手臂挥舞着剑、斧和匕首，把舌尖的鲜血和从肿胀的乳房中喷出的乳汁都溅到了他的身上。与此同时，她还在摩挲着他的裆部。他经不住挑逗，就硬了起来，而就在这一刻，她斩断了他的生殖器，把它吞了下去。赫维希小姐面不改色地听他讲完了，又告诉他，这不是噩梦，是祝福：在所有女性形象的神里，伽梨是心最善的，因为她给予孩子们的是解脱，她爱他们，这种爱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她黑色的皮肤，她说，就是超越形体的虚空的象征，那是孕育了所有现象的子宫。而她的头骨项链则是她从身份认同的主要客体中解放出来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肉身。薛定谔被黑色地母所阉割，这是人能收到的最大的礼物了，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切断，他的新意识才能冒头。
每天被幽禁在床上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注意力的薛定谔在他的方程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随着它越来越接近最终版本，它的强大以及它涵盖的范围之广都开始显现了出来，而它在物理方面的意义也让薛定谔觉得愈发怪异和不解。在他的计算里，电子像云一样弥漫在了原子核周围，像波一样困在了泳池的四壁之间。可是，这种波是真实现象吗，还是说，只是个计算技巧，可以算出电子每时每刻都在哪里？而更难理解的是，他的方程不是一个电子对一个波，而是一个电子对着许许多多的波，且都是叠加在一起的。所有这些波描述的都是同一个客体吗，还是说，每个波都代表着一个可能的世界？薛定谔倾向于后者：这些波是对某种全新事物的一瞥，其中的每一个都标记着电子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时生出的宇宙的短暂的闪烁，它们会不断分出枝杈，直至无限，就像因陀罗网上的宝珠。然而这是不可想象的。他绞尽脑汁也没有搞明白，他原本的意图是那样的，怎么就偏成了这样。他本想简化亚原子世界的，他寻找的是万物共有的属性，却制造出了一个更大的谜团。沮丧让他无心工作，除了脚踝上的痛，他满脑子只有赫维希小姐的身体。她这两天都没有来上课，去帮她父亲准备圣诞节的庆典了。
平安夜，院里所有的病人，不管病成什么样，都会参加到一个庆典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庆典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涵盖了全欧洲甚至黎凡特以东的各种习俗、业已消逝的异教的小仪式，它们庆祝的不是基督降生，而是冬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半球最长最黑暗的夜晚已经过去了，光明得以回归。病人一成不变的作息中止了，他们像罗马农神节那样，半裸地走在走廊上，吹哨，敲鼓，摇铃，然后选择自己的化装，去参加一场盛宴。薛定谔讨厌这种庆祝，赫维希小姐回来上课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她抱怨这低能儿的狂欢制造出的地狱般的噪音弄得他整晚都睡不着。而在物理学家惊异的目光里，赫维希小姐把耳环摘了下来，拿到嘴边，从扣针上咬下了珍珠，用裙摆擦了擦，俯身把它放进了他的耳朵。她告诉他，她自己偏头痛时也会这样，让他留着，感谢他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薛定谔问她今年参不参加庆典，心里想着她裸着身子、戴着面具的样子，尽管他知道，她从来都不去。她坦言道，她讨厌圣诞节，院里死人最频繁的就是这个时候，连筵席的迷醉和舞蹈的狂热都不能让她忘记这么多的死亡。薛定谔想要回答她的，可她突然往后倒在了他的床上，仿佛有颗子弹射中了她的胸口。“知道我出去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她笑问道，脸上像在发光，“我要喝醉了，跟我能找到的最丑的男人上床。”“为什么是最丑的？”薛定谔问道，把珍珠从耳朵里掏了出来。“我希望第一次只属于我。”她转过头来，看着他的眼睛。薛定谔问她，难道她从没跟男人一起过吗？“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动物，没有鸟，没有兽，没有神，没有魔鬼，没有生物，没有灵体，没有那个，没有这个，也没有别的。”赫维希小姐一边念叨着，一边慢慢坐了起来，像具尸体渐渐回到了活人的世界。薛定谔再也忍不住了，说她是他见过的最迷人的造物，从她在餐厅里碰过他之后，他就被她彻底迷住了。他们共度的这一点点时间是他近十年来体验过的最大的幸福，只要一想到她，他全身就会充满能量，而回去苏黎世的念头让他十分恐惧，因为他确信她会通过入学考试，马上要开始她的寄宿生活，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赫维希小姐平静地听他说着，眼睛看着窗户；玻璃的另一边，一排无穷无尽的小光点正从山谷蜿蜒而上，去往魏斯峰顶，千万火把随着朝圣队伍的行进和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上而变得愈发耀眼。“小时候，我对黑暗有种无法控制的恐惧，”最后，她说道，“我会整晚醒着，看书，点上我爷爷送的蜡烛，只有天亮了才能睡着。那段时间我身体太弱了，我爸都不敢罚我，那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他告诉我，光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多了就没了，黑暗就将统治万物。出于对无尽的黑夜的惧怕，我熄掉了蜡烛，但与此同时，我也养成了一个更怪的习惯，我会在天黑之前上床。夏天不难，太阳很晚才落山，我全天都可以利用，可到了冬天，吃完午饭没几个小时就要上床了，而且一年到头，最糟的就是冬至这个晚上。院里就那么几个小孩，会一直玩到半夜，在走廊里跑啊、跳啊，而我呢，得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去捡他们在黑暗中掉到地上的糖果，用被踩过的装饰彩条编花环。到我九岁的时候，我决定直面我的恐惧。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对这扇窗户，我站着，看太阳坠落在地平线上，快得像被一种超越引力的力量所牵引，仿佛它厌倦了闪耀，要永远熄灭了。我正想钻到被子里去哭去，就看见了路上的火把。我还以为是我的想象呢，因为那段时间，我总把梦和现实混在一起，可随着那些光点越升越高，我看清了那些手拿火把的人的轮廓。只见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木雕点着了，男男女女都围着它跳起了舞。我打开窗，听见他们的歌声被山里冰冷的气流给送了过来，无比地清晰。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衣服，求我爸带我到篝火那儿去。他见我这么晚还醒着，吓了一跳，就把一切都丢下来陪我。我俩一起走了过去，手拉着手，我手心都出汗了，虽然很冷；后来我们每年都会过去，也不管天气如何，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仿佛这是个契约，我们得一次又一次地续签。而今天，将是我们第一次没有过去。已经不需要了。那团火已经燃烧在我心里，把以前的我给烧尽了。我对事物的感觉变了，我和他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纽带了，也没有需要珍视的回忆，或是催我前进的梦想。我爸，这个疗养院，这个国家，群山与风，从我口中说出的词句太远了，像一个死了千百万年的女人的一场梦。这具身体，你见它醒来、吃饭、生长、行走、说话和微笑，但除了灰烬之外，它什么都没有剩下。我对黑夜的惧怕已经消失了，薛定谔先生，您也应该这么做。”赫维希小姐站了起来，走向她的房间。她在门槛上定了一秒，把全身重量都压到了门框上，像是骤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薛定谔求她别走，想起身去够她，可还没等他迈出第一步，她已经过到了对面，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他耳窝里装着那对珍珠，忘不了女孩把它们拿到嘴边时的样子，咬开扣针时紧张的嘴唇，取下珍珠时晶莹的唾液。供认使他屈辱，失眠让他绝望，他把珍珠又挖出来拿到了手里，开始自渎。喷射的瞬间，他听见赫维希小姐呕出了一串似乎永无休止的咳嗽，他一瘸一拐地跑向了水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他一遍又一遍地刷洗着那对珍珠，求水流重现它们的光亮，又把它们放回到耳朵里，如今已不是为了对抗庆典的喧嚣了，而是为了阻挡隔壁止不住的干咳，他听了一整晚的咳嗽，都不知道这痛心的断奏是源自他深爱的女人的喉咙，还是他自己的臆想，因为都第二天早上了，他还能听见它，就像漏雨，规则而令人发狂，更有甚者，它像是潜进了他自己的身体，他开始一动就咳，以至气喘吁吁。
他再次遵循起病人的作息。
泡游泳池，裹着毛皮躺在户外，让山间冰冷的空气和桑拿炽烈的热浪灼烧着他的肺；精油开背，拔火罐，和院里的其他患者一起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严苛的重复性治疗成了他全部的生活，他却感到了一种安慰。而这一切给予他的唯一真正的好处是，他的脚踝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很快他就能不用拐杖自己走了，于是他就可以尽可能少地待在自己的房间；这让他轻松了不少，因为他是能听见隔壁痛苦的喘息和呻吟的，清楚得就好像跟她躺在同一张床上。到了晚上，他会去跟另一个女孩睡觉，她是院里泳池的救生员，病人们会付钱跟她上床，赫维希医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天没有治疗活动的时候，薛定谔会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在院里游来荡去，漫步在无尽的走廊里，不去想赫维希小姐，不去想他的方程，或是想他的老婆——这几周她肯定在不停交媾呢，而他却在幻想着一个少女。他想到一康复就要回去上课了，枯燥地重复那些东西，学生空洞的眼神，在手中慢慢解体的粉笔的肌理，突然间，他就像看到了未来所有的生活、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平行的场景、在所有可能的路径上不断分叉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一个分支上，他与赫维希小姐私奔了，共同开启了一段新生活；另一个分支上，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在疗养院中奄奄一息，淹死在自己咳出的血里；第三个分支上，他老婆抛弃了他，他的研究却开花结果；而在大部分分支里，他还是走着迄今为止的那条老路，维持着跟安妮的婚姻，在欧洲的某所不知名大学教课，直至死神降临。被郁闷击倒的他下到了一楼，来到院子里，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毫无心理准备，外边竟是这样一派荒凉的景象，仿佛有谁把整个世界都抹掉了。原本是湖的地方，周围应该有圈树的，还有远山衬着，而今所见却只是一块巨大的裹尸布，一层雪，这么白，这么均匀，风景的痕迹一点都没剩下。所有的路都堵上了。薛定谔想走也走不了。他只能又钻回到院里，怀着一种难忍的禁锢感与幽闭恐惧。
随着新年的临近，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被发热支配的他不得不中止了散步，转为卧床休息。他的皮肤变得尤为敏感，连被子的摩擦都会叫他难受。只要他一闭眼，就能听见餐厅里勺子的碰撞、游戏室里象棋的移动和厨房中蒸锅的嘶叫。他不仅没有回避它们，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上头，试图以此淹没赫维希小姐的气息；那小股的空气只能将将钻进她发炎的喉咙，都没法充满她的肺部。薛定谔只想推倒隔开两人的那道门，把那得病的女孩抱在怀里，可他得克制住那股冲动；他都凑不足体力去写下他正式提出方程的那篇论文的标题。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把它发表出来吧，让别人琢磨它的意义去，假定它真有什么意义的话。坦白说吧，他已经无所谓了：赫维希小姐每咳一下，他周身就会一阵控制不住的抽搐。这复发现象似乎影响的是整个疗养院，保洁员已经两天没来打扫房间了，而当他打去前台投诉时，人告诉他说，大家都在忙着处理更要紧的事情。今早死了两个孩子，就是薛定谔之前在餐厅里看到的那对双胞胎，吊在赫维希小姐脖子上的那俩。薛定谔无处发泄，只能请他们道路一能走了就通知他，他只想尽早离开。
次日，天降暴雪，薛定谔整个白天都躺在床上，看雪片在窗沿上越积越厚，看着看着就又睡着了。叫醒他的是两记敲门声。他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沾有食物残渣的睡衣就去开门，可门外那个男人的状况看着比他还要糟得多；赫维希医生就像是薛定谔见过的刚从战壕中归来的士兵，眼睛都是浑的，蒙着一层芥子气的雾。这位东道主跟他道了歉，说他房间这么乱也没人过来打理，这是不可原谅的，可疗养院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前台已经告诉他了，说薛定谔想走，他现在只不过是来转达他女儿的口信：他有没有可能在临走之前再给她上最后一堂课呢？医生讲这话时，眼睛是看着地的，仿佛他提出的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请求，而薛定谔几乎掩饰不住他的热切。当医生说，他真不想麻烦他，他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求得是太多了，薛定谔笨拙地就穿上衣服，说一点不麻烦，恰恰相反，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而且他现在就可以去，立刻马上，有五分钟梳梳头就好了，都不用五分钟，只要找到鞋子，该死的鞋子放哪儿了！看他跌跌撞撞地绊到这儿绊到那儿，医生面无表情，只有失去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的人才会摆出这样一张脸。对此薛定谔很不解，直到他看到了赫维希小姐。
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陷在一大堆靠垫里，它们围着她摆了一圈，像一朵魔花的花瓣。她看着太瘦了，薛定谔不禁自问，难道他俩的时间不一样快吗；就这么几天，一个人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吧？她脖子上的皮肤都变透明了，静脉清晰可见，薛定谔都能目测她的脉搏。她的额头上渗着汗，双手因发热而颤抖着，身形似乎缩到了九岁女孩的大小。薛定谔没敢进屋，他愣愣地站在门槛上，而赫维希医生就等在他身后。终于，女孩睁开了眼睛，向他投来了和第一节课时相同的责怪的目光。她对她爸爸说，让他们单独待会儿吧，又叫薛定谔坐下。
薛定谔正要去搬椅子，女孩拍了拍身边的床垫，示意他坐到床上。他不知道该看哪里好，他没法将自己一直梦想的那个女人跟眼前这个对起来。她请他看看她的作业时，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她把上次的题给做完了。薛定谔看着那些练习题，而他刚拿起那本本子时，仿佛都理解不了那些数字。他自己给她出的最简单的方程，学校里教的那种，他都解不开，就迷茫到了这种程度。为了掩饰，他找出了其中唯一有点难度的题，请她讲讲，她是怎么得出那个解的。赫维希小姐说她讲不出，解是自己跳出来的，她花了很大力气往回推导，才写出了这些过程。薛定谔坦白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毛病，但进了大学，为了满足老师的要求，就抛弃了这个靠直觉计算的习惯，只有到了最近，他才放飞直觉，结果它飞得太远，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赫维希小姐问他，方程有进展吗？薛定谔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步，讲起了他公式里最怪异的地方。
乍一看，他说，它很简单，应用在一个物理系统里的时候，可以描述它未来的演变，那如果用在像电子这样的微粒上呢，就可以展示出它所有可能的状态。问题就在于它的核心术语，即方程的灵魂，薛定谔称之为波函数，用希腊字母ψ来表示。人在一个量子系统中可能希望获取的信息全都被编集到这个波函数里了。可薛定谔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有波的形状，却又不可能是真实的物理现象，因为它的运动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一个多维空间里，又或者它只是数学的造物。唯一不容置疑的是它的强大，它能做到的事几乎是无限的。至少最一开始，薛定谔想把他的方程应用于全宇宙，作为其结果的波函数将把万物的演化都囊括其中。可他要怎么说服别人它存在呢？ψ是监测不到的。它不会在任何仪器上留下痕迹，最精细的设备都捕捉不到它，最先进的实验也不行。这是个全新的东西，其性质与我们可以毫厘不差地描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薛定谔也知道，这就是他渴望了一辈子的发现，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的研究没有建立在任何已知的事物上，这方程本身就是个开始，是凭空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的。而当他转过身去，想看看赫维希小姐跟不跟得上他冗长的演说时，他见女孩已经睡熟了。
薛定谔发现，她美得一如往常。他挪开了她身旁的靠垫，帮她把落到脸上的那绺头发往后拨了拨，突然忍不住想碰她。他轻抚过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锁骨，沿着她睡衣的吊带来到了她胸部小小的弧度，又绕着他想象中乳头的所在转了一圈。他下到了她的肚脐，在距离她阴部几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颤抖着，再不敢往前了。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听着赫维希小姐断续的喘息声；再次睁开的时候，她把她盖着的被子一掀，只见她已变身为了他噩梦中的那位女神，满覆着痂和脓疮的一具黑皮尸体，那骷髅头咧开了嘴，舌头耷拉在外面，双手则扒开了她萎缩的阴唇，在那儿，一只巨大的蜣螂被缠在了一丛白毛里，正扑腾着双腿。那幻觉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被子就又盖回到了赫维希小姐身上，她似乎一直睡着没有醒，薛定谔则落荒而逃。他收拾起他的文件，没付账就逃出了疗养院，拽着行李，顶着狂风赶往火车站，也不知道铁路是否仍因大雪而封闭。
四、不确定性的王国
在苏黎世，薛定谔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似乎冷不丁地就被天才附身了。
他拓展了他的方程，把它变成了一种完整的力学，仅用六个月就写成了五篇相关的论文，且一篇比一篇精彩。马克思·普朗克是第一个提出量子存在的人，他写信给薛定谔说，他读到那些论文时，是怀着一种“无比喜悦的心情，就像一个孩子，被一道谜题难住了好多年，终于听说了它的答案。”保罗·狄拉克就更过分了：这个古怪的、拥有传奇数学能力的英国天才说，奥地利人的方程几乎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物理学，以及化学——至少可以说基本是这样。薛定谔已经触到了天堂。
没有人敢否认全新的波动力学的重要性，虽说也有些人开始思考起了薛定谔在赫维希山庄里就曾思考过的问题。“这是真正美妙的一个理论，是人类发现的最完美、最精确、最美丽的理论之一。可它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好像在警告我们说：‘别太把我当真啊。我展现给你们的世界不是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所以为的那个世界。’”这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说的，他是最先对“波函数描述了怎样的现实”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与此同时，薛定谔在欧洲各地宣讲着他的观点，收获着掌声，直到他碰上了沃纳·海森堡。
慕尼黑的那个大礼堂里，还没等奥地利人讲完，他年轻的对手就冲上台来，擦起了黑板上的算式，继而用他可怕的矩阵取代了它们。在海森堡看来，薛定谔那套东西是倒退，是不可原谅的。人不能用经典物理学的手段来解释量子世界。原子不是简单的弹珠！电子不是水滴！薛定谔的方程可能是美，是有用，但他在根本上就错了，他没有认识到物质在这种尺度上的极端的怪异。让海森堡愤怒的还不是波函数（谁他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所有人都被奥地利人送来的这个工具迷倒了，可他知道，这是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让他们远离真正的理解。因为他们谁都没敢像他在赫尔戈兰受难时那样，用量子的方法思考，而不仅仅是用它计算。海森堡越喊越响，试图压过众人的嘘声，未果。而薛定谔则无比平静，他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完全控制了心智。他坚信他的研究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所以就让这个德国青年吵吵去吧，连给他挠痒痒都算不上。而在活动主办方应在场所有人的要求把海森堡推出去之前，薛定谔对他说道，这世界上无疑是有一些东西不能用常识性的类比来思考，但原子的内部结构不在此列。
海森堡挫败地回了家，但他没有认输。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在各种研讨会和期刊上攻击薛定谔的观点，可他的对手似乎更得命运的眷顾。作为两人缠斗中的致命一击，薛定谔发表了篇文章，证明了他的研究和海森堡的研究在数学上实际是等同的。如果应用在同一个问题上，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他们只是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去面对同一个客体，而他那种方法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直观地理解。要看到亚原子微粒，并不用像年轻的海森堡很喜欢说的那样：把眼睛挖出来。闭上它们就行了，让想象驰骋。“所以谈起亚原子理论，”文章末尾，薛定谔写道，仿佛在当着海森堡的面嘲笑他，“我们完全可以用单数。”
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是注定要被遗忘的，他在赫尔戈兰的顿悟都挤不进科学史的后记。感觉每天都有人发表新的论文，介绍的都是用他的矩阵求来的解，可惜都被翻译成了薛定谔优雅的波语言。当海森堡用自己的矩阵推不出氢原子的光谱，被迫求助于对手的理论时，他的仇恨到达了顶点：计算时，他把牙齿咬得吱嘎响，像是要把它们一个个地都咬碎了。
尽管他还十分年轻，他父母还是常给他施压，叫他别浪费才华了，就在德国谋个教职吧。海森堡去丹麦待过一阵，给尼尔斯·玻尔当助手，就住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学玻尔研究所顶上的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它的天花板是斜的，他走路得弯腰。日常提醒他，在那位丹麦物理学家面前，他永远是个“代孕的”——他父亲的话。
玻尔和海森堡有很多共同点：和这位学徒一样，丹麦人的名声也是源自他论证时近乎蓄意的隐晦。尽管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但也有许多人说，他的观点有个倾向，它们更像哲学而不是物理学。玻尔是第一批接受海森堡新假说的人，可他同时也是他助手的挫败感的恒久不变的源泉，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新原理，他称之为互补原理，把薛定谔的波和海森堡的矩阵拼到了一起。
玻尔不仅没有尝试解决两种力学间的矛盾，还同时拥抱了它们。他认为，基本粒子的属性产生于一种关系，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有效，所以无法缩减到单一的观点。用一种实验去测量，它们可能会展现出波的性质，而换用另一种，就可能表现为粒子。这两种观点是排斥和对立的，但同时也是互补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世界完美的反映，都只是它的一个模型。而把两者相加，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自然的图景。海森堡讨厌互补性。他确信，应该发展出一个单一的概念体系，而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为了做到这点，他怎样都可以；如果理解量子力学的代价是拆毁现实的概念，他愿意。
工作时，他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低着头，佝偻着肩，从这头踱到那头，而不工作时，他会跟玻尔争论到天亮。两人间的论战持续了好几个月，而且越变越激烈。当发现海森堡吼他吼得都失声了，玻尔决定把他的寒假提前，好躲着这位愤怒的学生，后者的固执只有他自己才能匹敌，而他也开始讨厌起了这种性格。没有了玻尔的反对，海森堡只能独自面对他的恶魔了，而他很快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会陷入长时间的独白，把自己一分为二，先是阐述自己的立场，而后是玻尔的，而且讲的时候是同样地慷慨激昂，很快他就能完美模仿他老师令人难以忍受的卖弄了，像是患上了多重人格障碍。他会背弃他自己的直觉，把他的数列和矩阵扔到一边，尝试把电子想象成一束波。薛定谔的方程如果应用在绕核旋转的电子上，究竟在描述些什么呢？不是一个实际的波，这点毫无疑问，要多出好几个维度了。或许它表示的是这个电子可能处在的所有的状态？它的能级、速度和坐标？而且还是同一时刻的，就像许许多多张照片，全都叠加在了一块儿。有几张聚焦得更好些，就是这个电子最可能的状态。那难道说，这是一个由概率组成的波吗？一个统计分布？先前法国人是把波方程翻译成了densitédeprésence。这就是用薛定谔的力学所能看到的一切了：模糊的图像，浑浊而不确定的幽灵般的存在，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的痕迹。然而，把薛定谔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观点放到一起思考，又会发生些什么呢？答案似乎很荒谬，又因此而变得十分有趣：一个电子同时是被限定在某一点上的粒子和一束在时间空间上延展的波。这么多的悖论把他搞晕了，没法打败薛定谔的理论，又很气，他决定出门，到大学周围的公园去走走。
他没有意识到已经午夜了，直到寒风逼他躲进了那个点儿唯一开着的地方。这家酒馆里聚集着哥本哈根最糟糕的波希米亚人，有艺术家，有诗人，也有罪犯和妓女；每当要买可卡因和大麻时，他们都会过来这里。这些年来，海森堡已经养成了一种近乎清教徒的节制，所以，虽然他每天都会路过这家酒吧，且他的好几个同事都是常客，他从没有进去过。一开门，烟味就像耳光一样朝他抽了过来。要不是因为冷，他肯定立马回去了。他走到最里头，在全酒吧唯一的一张空桌边坐了下来。他举手招呼了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想该是服务员吧，可那人不仅没给他点单，还坐到了他对过，睁大眼睛看着他。“今晚来点儿什么呢，教授？”那人说着，就从外衣里掏出了个小瓶。他还特地往后瞧了瞧，挪了挪屁股，叫老板看不见海森堡怯生生的示意。“您别管他，教授，这儿谁都欢迎，连您这样的也是。”他挤了挤眼，把小瓶放到了桌上。海森堡立刻对这陌生人产生了种抗拒，干嘛您呀您的，这人至少大他十岁。他还在设法引起酒保的注意，可那陌生人趴到了桌上，肩膀像头喝醉了的巨熊似的，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儿视野。“说了您也不信，刚坐在您这个位子上的是个七岁小孩儿，哭哭啼啼不带停的。大概是全世界最伤心的小孩儿了，我跟您保证，我这会儿还能听见他抽搭呢。这样谁还能写东西呀是不是？您试过大麻吗？没有吧，当然没有。这年头啊，没人有时间享受永恒。也就只有小孩儿，小孩儿和醉汉，您这样的正经人肯定不行，你们就要改变世界了，是不是啊，教授？”海森堡没有回答。他已经决定不参与了。他正要起身，却见那人手上有什么金属的东西在闪着光。“不急嘛教授，我们有一整晚呢。您放松，容我请您喝一杯的，不过给您嘛，是不是该来点儿更给劲儿的？”他把瓶子里的东西倒进了他自己那杯啤酒，又把杯子推给了海森堡。“我看您挺累的，教授。您该对自己好一点儿。您知道有心理障碍的人，正经出现的第一个征兆是什么吗？就是他对付不了未来。您想想这个，是不是能够意识到？我们竟然可以控制生命里的一个小时？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要控制我们的思想多难啊！就比如您吧，我看您就是被附身了。您被您的智力控制啦，就跟那些下三滥的人被女人给控制了一样。您是中邪了呀，教授，被您自己的头脑给吸干了。来吧，喝了它吧！别让我求您第二次啊！”物理学家朝后躲了，可那陌生人抓着他的肩膀，把杯子顶在了他的嘴上。他四顾想要求救，却见整个酒吧的人都在看着他，眼里没有一丝惊慌，仿佛在观赏着一个所有人都得经历的仪式。于是他张开嘴，把那绿色的液体一口气给吞了下去。男人笑了，往后靠到了椅子上，两手抱到脑后：“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文明人一样交谈了，教授，您相信我，这些事情我都懂。得让空间和时间交织成一股，得永远保持运动。谁能忍受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呢？石头可以，可教授您这样的不行。您最近听没听广播？我做了个节目，您说不定会感兴趣。是给小孩儿做的，不过是那些既好奇又勇敢的小孩儿，像您这样的。我会给他们讲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那些大灾难，所有悲剧，所有屠杀，所有的恐怖。您知道就上个月，密西西比发大水，死了五百个人吗？那水流的力量之大哟，冲垮了堤坝，人还在睡觉呢就被淹死了。那有人觉得，小孩儿不该知道这些，可我不担心这个。真正恐怖的不是那些浮在水面上的腐烂的尸体，那些肿起来的，从骨头上脱落的皮肉。不是的。真正残忍的是说，我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听到了这些事。我住在地球的另一边，就听说，我尊敬的威利舅舅和可爱的克拉拉舅妈，这对老狗屎，他们没被水冲走，因为他们爬到了一家糖果店的屋顶上。糖果店！要这不是黑魔法，那您告诉我是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了下来，又有什么重要呢？我说教授啊，今天我们全都是受害者。您是太聪明了，所以才毫无意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接电话的时候，我在我外公家，我妈从酒店打电话给我，她老去那儿度假，她觉得带我太累了。那我一听到铃声响，就抓起了听筒，把小脑袋凑到了喇叭上，什么都没法缓解那种暴力，我彻底败给了那里面的声音。我很痛苦，又感到很无助，眼睁睁看着我的时间观念、我坚定的决心、我的责任感和分寸感都被一并摧毁！这美妙的地狱，除了你们，还能归功于谁呢？请您告诉我教授，所有这些疯狂是从何时开始的？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理解这个世界了？”男人按着脸，使劲往两边抻着，五官都变形了，紧接着就扑倒在了桌上，仿佛突然支撑不住他身体巨大的重量。海森堡一见有机会，赶紧溜了出去。
他跑着，也看不见前方是什么，伸出双手在迷雾中拍打着空气，像瞎子一样。跑了会儿腿抽筋了，他就瘫倒在了一棵高大的橡树的树根上，感觉心脏要炸了。他已经来到了公园深处，再也看不见路灯的光了。那混蛋给他下的是什么药啊？他冷得直打哆嗦，口干舌燥，视野模糊，肾上腺素窜过他全身，他控制不住想哭。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回去他的阁楼，可他恶心得都站不起来。他一尝试起身，就天旋地转，且转速极快，他只得闭上眼睛，抱住了树干。
他再次把它们睁开的时候，只见有星星点点的小火舌在飘着，闪闪发光，像萤火虫的游行。他已经不觉得冷了，腿也不抖了。他很清醒，同时又很茫然，像在一个梦中醒来。树林已经面目全非了，树根像静脉一样搏动着，树枝无风摇摆，大地似乎在他脚下呼吸，而他丝毫没有紧张。一种巨大的祥和感将他笼罩，可海森堡觉得这太不寻常——考虑到他的现状——只怕这份平静随时都会变身为恐慌。为避免这种情况，他定睛观看起了那光的游戏：它们覆盖了整个空间，或从树冠上落下，或从地面的叶毯上萌发。其中的大多数都立刻消失了，但也有一些停滞在那里，留下了小小的残迹。海森堡的瞳孔都张大了，继而发现那些痕迹并不是连续的线条，而是一系列独立的光点。就好像它们是瞬间从一个地方跳跃到另一个地方的，并没有经过什么中间的空间。他被自己的幻觉催眠了，只觉思绪与他看见的东西融为了一体：那残迹中的每一个点都是无端生发出来的，而完整的痕迹只存在于他的脑子里，把那些点都编织在了一起。他把视线聚焦在了其中一点上，可他越是细看，那个点就变得愈发地模糊。他趴到地上，想捞起一个光点来，笑得像个扑蝶的孩子；可他刚要抓到，却发现，他被黑影军团包围了。
无数长着细长眼睛的男人和女人都在伸手想摸他，他们的身体都是用烟尘和灰烬雕成的。他们挤在他周围，也没法前进，正不住地发出嗡嗡声，像蜂群，被困在了一张无形的网中。海森堡见一个婴儿钻出重围，爬到了他的面前，便想牵住他的小手；可是突然一声炸响，那些人就全都碎成了粉末，也叫海森堡跪了下来。海森堡在叶子堆里翻找着，想找到些什么残余物，那些幽灵都留下了些什么。他只找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光点，唯一残存的那个。他无比小心地把它捡了起来，抱在怀里，开始往家走，大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鞭打着他外衣的褶皱。可他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让它灭掉的。他找到了公园的大门，直冲大学的宿舍楼走去，见到自己房间的窗户时，他感觉有个庞然大物在跟着他。他朝后看，只见有个黑色的人影，把一切都遮盖了。他慌忙跑了起来，脚下一绊，才发现那是他自己的影子，正是他手里的光往后投射出来的。他转回身去面对他的幽灵，伸出胳膊，摊开了手掌。光与影同时熄灭了。
玻尔度假归来时，海森堡告诉他，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有一个绝对极限的。
这位领导刚走进大学校门，就被海森堡拽着胳膊拖进了公园里，都没来得及把行李放下，或是抖抖大衣上的雪。海森堡把他自己的想法和薛定谔的一结合——他边说边走进了树丛里，一手拖着玻尔的旅行箱，对他导师的抱怨只当没听见——就明白了，是说，那些量子客体都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身份的，而是居住在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里。比如一个电子，海森堡解释说，它并不是存在于单独一个地方，而是许多个地方，它的速度也不止一个，而是很多很多个。那波函数展示的就是所有这些可能性叠加在一起的图景。海森堡已经彻底忘记了波与粒子间的该死的论战，他又一次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数字上，想找到一条路。通过分析薛定谔的数学和他自己的，他就发现，一个量子客体的某些性质——比如速度和动量——是成对存在的，且遵循着一种极其怪异的关系。其中一个性质对应的数值越是精确，另一个就越是不确定。还是拿电子来说吧，假如一个电子只处在唯一的位置，绝对确定地被固定在它的轨道上了，就像被大头针钉住的一个虫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速度就会变得完全不确定了：它可以是静止的，也可以光速移动，我们没法知道，而且反过来也是一样！那假如这个电子的动量是准确的呢，它的位置又会变得不固定了，可以在你手心里，也可以在宇宙的另一边。这两个变量在数学上是互补的：确定一个，另一个就消解了。
海森堡停下来歇了口气。他不停讲了这么久，还得在雪地里拖着那个旅行箱，他浑身都是汗。他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思路当中，都没发觉玻尔已经被他落在了后面，在几米开外看着地，极度集中地思考着。海森堡几乎可以听到他导师的大脑机制在吱吱嘎嘎地运转着，一遍遍地研磨着那些想法，最终提取出了它们的精髓。他朝玻尔走了过去，玻尔就问他，这种成双成对的关系只影响这两个变量吗？海森堡边喘边说不是，量子世界有许多方面都受这种关系的制约，比如一个电子处在一个状态的时间和它在这个状态下的能量。随后玻尔又问，这种关系会在所有尺度上发生吗，还是仅在亚原子的尺度？海森堡很确定地告诉他，这种关系无论是对一个电子还是对他们两个都同样适用，只是说，它在宏观客体上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而对于一个粒子，就会显得十分巨大。
海森堡把写着他新思想的数学推导的那几张纸掏了出来，玻尔坐到雪上就开始读了。他一声不吭地检验着那些计算，对海森堡来说，那一刻好像永久。而当他验算完了，他叫海森堡扶他一把，两人又走了起来：太冷了。一边走，玻尔又问道，这是不是一种实验上的限制呢，后人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是不是就能战胜它了？海森堡说不是，这是构成物质的要素之一，是事物构建的方式所遵循的一种原则，它似乎在禁止可观测现象同时拥有某些完全确定的属性。他最初的直觉是对的：一个量子实体是不可能被“看到”的，原因很简单，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身份。照亮它的一个性质就意味着叫另一个陷入黑暗。一个量子系统的最佳描述不是图像或比喻，恰恰就只是一组数字。
他们走出公园，来到大街上，还在探讨着海森堡的发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玻尔已经觉得，这将是一种真正全新的物理学的基石。在哲学意义上，他挽着海森堡的胳膊，说道，这是决定论的终结。所有相信牛顿物理学所承诺的发条宇宙的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击碎了他们的希望。决定论者认为，只要发现了支配物质的规律，就能认识最古老的过去，预言最遥远的未来。如果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前一状态直接的后果，那只要看看现在，再跑跑方程，就能获得神一样的知识了。而有了海森堡的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幻想。我们无法掌握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一个渺小的粒子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审视事物的根基，总还是会有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就好像现实永远只允许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见清晰的世界，用两只眼睛就不行。
海森堡陶醉在了自己的热情之中，同时就注意到，他们俩的公园之行几乎恰好是反向重走了他顿悟之夜的路线。他跟玻尔讲了，丹麦人立刻就把这个和他们讨论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一个电子在哪里、是怎么移动的，都没法同时知道，那我们就更不可能预测它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确切的路径了，而是只能知道它许许多多可能的轨迹。这就是薛定谔方程的天才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用一个单一的框架——波函数——就把一个粒子的无数种命运、所有状态和轨迹，叠加在一起，给表示了出来。一个粒子有许多种穿越空间的方法，可它只能选择一种。如何选择的？完全随机。所以对海森堡来说，已经再没有办法绝对准确地谈论任何亚原子现象了。以前是每个果都对应着一个因，而现如今，只剩下一堆概率。在物质最深层的基础之中，物理学找到的不是薛定谔和爱因斯坦心心念念的、被一位理性之神像提线木偶一样支配着的一个坚固不破的真实，而是一个神奇而瑰异的王国，一位用无数只手操弄着偶然的女神的肆意妄为的孩子。
路过海森堡那天落跑的酒吧时，玻尔说，都这样了，是不是值得喝一杯？老板刚开门，店里几乎没有人，可是听到这个建议，海森堡仍然有点反胃。他说还是找个咖啡馆吧，说不定有点什么热的可以吃。可丹麦人说，喝咖啡算什么庆祝，就一把把他推了进去。
他们又坐到了那晚的那张桌上，玻尔点了两扎啤酒，两人慢慢喝掉了，又点了两扎，都一口干了。到了第三扎，海森堡把那晚发生的事都告诉给了这位导师。他讲起了给他下药的那个陌生人，他的恐惧，放到桌上的那个瓶子，那男的像熊掌一样的手，刀刃还闪着寒光；又讲到了那种绿色液体的苦味，那男的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情绪是如何抑制不住地爆发的，后来他就吓跑了；接着，他谈起了外面的冷，他绝美的幻觉，搏动的树根，萤火虫之舞，他护在手心里的小小光点，和追到大学里的那个巨大的黑影；又讲起了他后来几周的生活，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在他头脑中掀起了一场脑力风暴，而正是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就被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情支配了。然而，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自己没法解释，想必也没法解释给玻尔听，因为他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明白——他没告诉玻尔死在他脚下的婴儿的事，还有在森林里围着他的那成千上万的人影，他们在那道致盲的闪光中被瞬间碳化了，仿佛是想警告他什么。
五、上帝与骰子
布鲁塞尔灰色的天空下，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个周一的早晨，二十五位物理学家一同穿过了利奥波德公园结霜的草坪，躲进了生理学研究所的一个会议厅，全未想到，五天后，他们将撼动科学的根基。
这个研究所是工业家欧内斯特·索尔维建造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尽可能地证明“生命的现象可以，也应当由统治宇宙的物理法则来解释，而我们可以通过客观地观察和研究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实来认识这些法则。”为了参加这第五届的索尔维会议、当时最负盛名的科学大会，老一辈的大师与革命青年们都从欧洲各地赶来了。这么多伟大的天才齐聚在同一屋檐下，这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十七人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就包括了保罗·狄拉克、沃尔夫冈·泡利、马克斯·普朗克和玛丽·居里——她已经两获诺奖，将与亨德里克·洛伦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主持会议委员会的工作。
尽管会议的主题是“电子和光子”，但所有人都知道，它真正的目的是分析量子力学，后者已经向物理学坐落其上的理论大厦的稳固性发起了挑战。
大会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发言了，除了爱因斯坦。
第二天早上，路易·德布罗意介绍了他的“导引波”新理论，把电子的运动比作是一个骑在波峰上的冲浪者。他被薛定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无情抨击了。德布罗意无法捍卫自己的观点，他看向了爱因斯坦，德国人一言不发。会议剩下的时间里，这位害羞的王子再没有开口。
第三天，量子力学的两个版本展开了对决。
薛定谔满怀信心地为他的波辩护起来。他解释说，它可以完美地描述电子的行为，可他也不得不承认，为了表示其中的两个，他需要至少六个维度。薛定谔甚至相信，他的波可能是种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概率的分布——可他没能说服其他人。等他一讲完，海森堡就饶有兴致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薛定谔先生认为，只要我们的知识更进一步，就能在三个维度内解释和理解他多维理论给出的结果。可是呢，从他的计算里，我一点都没看到这种希望。”
当天下午，海森堡和玻尔介绍了他们那个版本的量子力学，它将被后人命名为“哥本哈根解释”。
现实，他们对所有与会者说道，是不能脱离观测行为存在的。量子客体不具备固有的性质。电子不被测量，就不会处在任何固定的位置；它只有在那一刻才会出现。在测量前，它没有任何的属性；不经过观测，我们甚至都没法想象它。它只有在被特定的工具检测到时才会以特定方式存在。而在两次检测之间，问它是如何移动的，它是什么，在哪里，都毫无意义。就像佛教中的月亮，粒子也是不存在的，是测量行为让它转变成了一个真实的物体。
他们的突破太决绝了，照他们的讲法，物理学要关心的已经不该是现实了，而是关于现实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原子和基本粒子与我们日常经验中的物体不属于同一种存在。它们活在可能性的世界里，海森堡解说道：它们不是实体，而是概率。而从“可能”去往“真实”的转化仅仅发生在观察或测量中。因此，任何一个量子现实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在被当作波测量时就会以波形式出现，而在被当作粒子的时候，就会显现为粒子。
随后，他们又往前迈了一步。
这些局限都不是理论性的：不是模型的缺陷、实验的限制或技术问题。简单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科学可以研究的“真实的世界”。“在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的时候，”海森堡解释道，“我们讲的是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客观而独立的观察者，而是人与世界的游戏中的当事人。科学已经再也不能用和之前相同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了。分析、解释和分类世界的方法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它们的干预改变了研究对象本身。科学照亮世界的光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也改变了那些基本单位的行为。”科学方法与它们的对象已经密不可分。
“哥本哈根解释”的缔造者们用一个绝对主义的论断结束了他们的发言：“我们认为，量子力学是一个封闭的理论，其物理和数学假设已经没有修改的可能了。”
这是爱因斯坦所不能忍受的。
作为反传统物理学家的代名词，连他都无法接受如此激进的变化。“物理学谈论的不再是客观世界”这种说法已经不再只是观点的改变了，它是对科学之魂的背叛。在爱因斯坦看来，物理学应当谈论因果，而不只是概率。他拒绝相信世界的事实竟是遵循着一个如此违背常识的逻辑。人不能吹捧偶然，摒弃自然法则的概念。一定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一个隐藏的变量，可以驱散哥本哈根的迷雾，把隐藏在亚原子世界的随机行为下的秩序给揭示出来。他确信这点，于是，在未来三天里，他提出了一系列假想的情况，它们似乎违反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而后者正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推理的基础。
每天早餐时（与正式讨论并行），爱因斯坦都会给出他的谜题，而每天晚上，玻尔都会带来他的解答。两人之间的较量主导了会议，也把物理学家们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但最后一天，爱因斯坦不得不屈服：他在玻尔的推理中找不到一处不扎实的地方。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失败，并把他对量子力学的所有仇恨都浓缩到了那句话里，这句话将在之后的时光里被不断重提，而临走时，他几乎是把它唾在了丹麦人的脸上。
“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
尾声
爱因斯坦与德布罗意一起从布鲁塞尔回到了巴黎。下车时，他拥抱了他，叫他别泄气，要继续发展他的想法，他无疑走在正道上。然而，德布罗意已经在那五天里失去了些什么。尽管他凭借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物质波——获得了一九二九年的诺贝尔奖，可他向海森堡和玻尔的观点投降了，且在剩下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当着他的小教授，用一张帘幕将所有人隔开，那种羞耻感最终成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屏障，连他亲爱的姐姐都没有能够解除。
爱因斯坦则变身为了量子力学最大的敌人。他无数次尝试找到一条通往客观世界的归路，找到一种潜藏的秩序，从而把他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科学中最精确的一支，必须驱逐混入其中的随机性。“这量子力学的理论有点让我想起了偏执狂的那种成系统的胡话，还得是过分聪明的那类患者。就真像是一杯混杂了各种思想的鸡尾酒，可思想与思想间都没有关系的。”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竭力找到一个大统一理论，然而至死都没有成功，虽仍为世人所景仰，却与新一代格格不入。人们似乎已经最大程度地接受了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对爱因斯坦说的话。几十年前，在听到后者关于上帝和骰子的那句苦涩的抱怨时，玻尔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没资格教祂如何掌控世界。”
薛定谔最终也讨厌起了量子力学。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它给出的结果是一种看似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一只既死又活的猫。他的意图是证明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支持者们告诉他，他完全正确：这个结果不仅荒谬，而且矛盾。然而它是事实。薛定谔的猫就像任何基本粒子一样，都是既死又活的（至少测量前如此），而这位奥地利人的名字将永远与这次失败的尝试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帮助创造的思想，如今他想否定它，他没能做到。后来，薛定谔为生物学、遗传学、热力学，包括广义相对论都做出过贡献，但他再也没能创造出堪比他从赫维希山庄归来后——他再没回去过那儿——那六个月里的成就的东西。
名声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因肺结核发作在维也纳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的方程仍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尽管一百年来，谁都没能解开波函数的奥秘。
海森堡二十五岁时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教授，他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一九三二年，他因为创造了量子力学获得诺贝尔奖，而一九三九年时，纳粹政府命令他对核弹的制造开展可行性研究；两年后，他得出结论，此类武器是德国或任何一个敌国都无法企及的，至少是在大战中；当他听到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的消息时，他几乎不敢相信。
海森堡一生中还在继续发展各式各样挑战常识的想法，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
迄今为止，他的不确定性原理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