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薛定谔方程的物理意义，我越想越觉得恶心。他写的东西几乎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一坨屎！
——沃纳·海森堡写给沃尔夫冈·泡利的信
引子
一九二六年七月，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去了慕尼黑，去宣讲从人类大脑中生出的最优美，同时也是最怪异的方程式之一。
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国际巨星：他找到了一套能够描述原子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简单的方法。他所用的公式和几百年来人们用来预测水波运动的公式极其相似，做到的却是一件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在量子世界的混沌中建立起秩序，照亮原子核周围电子的轨道。这个方程是如此强大、优雅和奇妙，热心的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形容它为“超越时空”。
可它最有魅力的一点还不是它的优美，或是它能解释很大一批自然现象。它之所以吸引了整个科学界，是因为它能让人看到现实世界的最小尺度内在发生些什么。对志在探究物质基础的人来说，薛定谔的方程就像普罗米修斯之火，可以驱散亚原子王国里不可逾越的黑暗，把直至此刻都隐藏在神秘面纱后的世界给揭示出来。
薛定谔的理论似乎确证了，基本粒子的行为是近似于波的。如果它们真有这种性质的话，就会遵循那些为大家所熟知和理解的规律，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也就都应该能接受了。
都应该能接受，除了一个人。
沃纳·卡尔·海森堡是问人借了钱，才得以参加薛定谔的慕尼黑讲座的。在买完火车票之后，他都差点不够钱住进那家脏兮兮的学生旅社了。但海森堡不是普通人，他年仅二十三岁时就被认定为天才：他是第一个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解释了跟薛定谔试图解释的相同的事的人，比奥地利人还要早六个月。
这两种理论的差别不能再大了。薛定谔只用一个方程就描述了整个现代化学和物理学，海森堡的思想和公式却格外抽象，在哲学上堪称革命，同时又极其复杂，只有极少数的物理学家知道怎么用它，甚至就连他们见到海森堡这套东西时也头疼不已。
慕尼黑的那个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海森堡被迫坐在走廊上听薛定谔的演讲，一边还在咬着指甲。他没能忍到结束，薛定谔刚讲到一半，他就跳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到讲台前，高喊道，电子不是波，亚原子世界根本没法视觉化，“它比想象的怪多了”！在场的一百来名听众狠狠嘘了他，哪怕薛定谔本人请求，让他讲讲看，也没有一个人要听他讲话——这个年轻人上来就要求大家忘掉脑中任何关于原子的图像。要像海森堡那样看待事物是需要心理准备的，而没有人做了这种准备，所以，当他把反对薛定谔理论的一条条理由写满了黑板时，人们把他推出了会场：他要的实在太多了。要抵达物质的最小尺度，就非得抛弃常识吗？这个年轻人就是嫉妒。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薛定谔的思想让他的发现彻底黯然失色了，也否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然而，海森堡知道，他们都搞错了。电子不是波、浪或者微粒。亚原子世界不像他们所认识的任何一样东西，这点他十分确定，并且深信不疑，只是落不到言语上。因为它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是无法解释的一种东西。海森堡已经感知到了位于事物中心的那个黑暗的核，要说这番景象也是假的，那他遭遇的一切不就全都是徒劳了？
一、赫尔戈兰之夜
慕尼黑讲座的一年之前，海森堡变成了个怪物。
一九二五年六月，他还在哥廷根大学工作的时候，花粉过敏扭曲了他的脸，严重到人都认不出来他了。他的嘴唇就像烂桃子，仿佛下一秒就要爆开，眼皮肿得都看不见了。这样的春天，他一天都忍不下去了，为了尽可能远离那些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微粒，他登上了一艘船。
他要去往的是“圣地”赫尔戈兰，德国唯一一个在远海的岛屿，那里的气候又干燥又恶劣，树干几乎都只能贴着地长，岩石中开不出一朵花来。整个旅途中，他都把自己关在客舱里，又晕又吐，而在踏上赫尔戈兰岛红土的那一刻，他感觉无比的凄凉。他花了很大力气才没让自己将头顶七十多米高的崖壁视为他生理和心理诸多疾病的最顺畅的解决办法。自从他下定决心要揭开量子世界的奥秘，它们就一直在困扰着他。
海森堡的同事们都在享受着物理的黄金时代，研发着更复杂的应用，进行着更精确的计算，而他不同。让他深受折磨的是被他认定为是物理规则基础上的一个根本性缺陷：从艾萨克·牛顿以来就在宏观世界完美运行的定律，放到原子内部怎么就失效了呢？他只想知道，基本粒子究竟是什么，从而把连结所有自然现象的根源给挖掘出来。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渴望——他是背着他的导师研究的——却将他消耗殆尽。
他在一家小旅馆里订了个房间，女主人初见他的时候，几乎掩饰不住她的惊奇。她坚持要帮他报警，这年轻人想必是被哪个喝醉酒的海员给揍了，而当海森堡最终说服她，他这只是过敏所致时，罗森塔尔夫人发誓要照顾他到痊愈。她真这么做了，把这位物理学家视作了自己的亲儿子，不管几点，她都有可能闯进他的房间，逼他喝下什么臭烘烘的所谓的神药，而海森堡会强忍着胃痉挛，假装把它吞下去，待那个女人终于放他清静了，再从窗口把它吐掉。
到赫尔戈兰的头几天里，海森堡遵循着一套严格的体育锻炼计划：一醒来就跳进海里，一直游到绕过那块巨岩，据旅馆老板娘说，全日耳曼最大的海盗宝藏就埋藏在那里。他只有游到精疲力竭，快淹死了才会回到岸边。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那时，他常跟兄弟们比赛，看谁能绕着紧挨着他父母家的那片池塘游上更多圈。而海森堡在研究的时候也抱着相同的态度，一连几天都处在深度入神的状态，废寝忘食。要是他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他就会濒临崩溃；而要是他得到了，则会陷入一种类似于宗教狂喜的极度的兴奋。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渐渐对此上瘾了。
从他旅馆的窗户看出去，是漫无边际的海洋。他目送着海浪奔流、继而消逝在地平线上，不禁想起了他的导师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话。后者告诉他，望着致眩的大海而不用闭上眼睛的人，可以够得到永恒的一部分。前一年夏天，两人去爬了哥廷根周围的那些山，而海森堡觉得，他的科学生涯在那次漫长的散步后才算真正开始。
玻尔是物理学界的巨人，二十世纪上半叶唯一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拥有同等影响力的科学家，两人亦敌亦友。一九二二年时，玻尔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且他很善于发现杰出的人才，并将他们纳入麾下。他对海森堡就是这么做的：山间漫步时，他说服了这个年轻人，说在谈论原子时，语言只能当诗用。所以，跟玻尔走在一起的海森堡就有了他最初的直觉：亚原子世界是极端另类的。“如果一粒微尘中就有亿万个原子，”一边攀登着哈尔茨山脉，玻尔就对他说，“那怎么才可以站在这么小的东西的意义上谈论问题呢？”物理学家，就像诗人一样，要做的不是去描述这个世界上的事实，而是创造隐喻，创造思维上的联系，仅此而已。于是，从那个夏天开始，海森堡就明白了：把诸如位置、速度、动量等的经典物理概念用到亚原子粒子上完全是无稽之谈，自然界的这一面需要新的语言。
在赫尔戈兰静修期间，海森堡决定把限制推到极端。一个原子内部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里，他能真正知道些什么呢？每当有一个核外电子改变能级时，会释放出一个光子，即光的微粒，而这点光，他是可以用锌板记录下来的。这就是他唯一能够直接测量到的信息了，从原子的黑暗里透出的唯一一点光。海森堡决定抛却其他所有东西，就用这么一小撮的数据，推导出规制着这个尺度的规则。不用任何概念、任何图像、任何模型。他要让真实说话，让它自己说出足以描述它自身的句子。
当他的过敏稍有缓解，可以工作了，他就把这些数据排到了无穷无尽的一系列表格和栏目里，组成一个复杂的矩阵网。他花了好几天工夫来把玩这些东西，像孩子在拼拼图，仅是享受把零件拼到一起的乐趣，因为盒盖没了，猜不到它真正的形状。渐渐地，他开始分辨出了其中一些微妙的联系，对他的矩阵进行加和乘的方法，揭露出了一种越来越显抽象的新型的代数形式。他漫步在赫尔戈兰错综蜿蜒的小道上，两眼看着地面，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往的是哪里。他在计算中每前进一步，就愈发远离现实世界，矩阵操作越复杂，他的论证也就越显得隐晦。这些数字的表格和组成他脚下散落石块的分子有什么关系呢？要怎样才可以从他的表格——比起物理学家，更像是从哪个小出纳的本子里摘出来的——回归到一种好歹有点像样的东西，更贴近于当时对原子的认识？原子核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而环绕着它的电子就像行星：海森堡厌恶这个图景，觉得它既天真又幼稚。在他看到的那个原子中，这些结构都消散了：小太阳熄灭了，电子不再绕圈，而是消解在了一团无形的迷雾里。唯一剩下的就是数字——多么贫瘠的风景啊，就像分隔赫尔戈兰两端的这片原野。
一大群野马经过，用马蹄凿穿着土地。海森堡不明白，这么荒芜的地方，它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就循迹走了一段，却来到了一片采石场。他在那边晃了一会儿，敲碎了几个石块，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化石，赫尔戈兰的化石全国有名。而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把一块块石头扔到了采石场底下，它们在那儿碎成了一千块，预告着——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而且尺度也微缩了——英国在“二战”后对赫尔戈兰施行的暴力：他们把用剩下的弹药、鱼雷和地雷都堆在了这个岛上，一起点了，造成了史上最大的非核爆炸。英国人的这场大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六十千米外的窗户，用三千米高的黑色烟柱为岛屿戴上了冠冕，也将二十年前海森堡爬上去看日落的那个山坡轰成了齑粉。
他快爬到悬崖边缘时，一团浓雾降临在了这个岛上。海森堡决定返回旅馆，可是一转身，他就发现，来路消失了。他擦了擦眼镜，四处寻找着好让他安全离开悬崖的参照物，可他彻底失去了方向。等到雾略微散了些，他感觉自己看到了前一天下午想攀上的那块巨岩，可刚迈出一步，他就又被雾气包围了。就像所有优秀的登山者一样，他也知道许许多多以悲剧收场的徒步旅行的故事：只要一只脚放错地方，就可能落得个头破血流。他试图保持冷静，可周围的一切都变了：风冰冷地吹着，尘土从地上扬了起来，刺扎着他的眼睛，连阳光都透不过那浓雾。他仅能看见脚边的那些东西——风干的马粪、海鸥骨骼、皱巴巴的糖果包装纸，这些让他感觉有种奇怪的敌意。寒冷噬咬着他手上的皮肤，虽说半小时前，他还因为太热，把大衣都脱了下来。既然没法向任何方向前进，他干脆坐下，翻起了笔记本。
直至此刻，他所做的一切都像无意义一样。他给自己设的限制太荒谬了，把原子放在这样一团漆黑里，还能怎么照亮它呢？他感觉到一波自我怜悯从胸中升腾起来。一阵风暂时吹散了雾气，为他指明了回镇上的道路。他一蹦站了起来，跑着想要往那儿跑上两步，但雾气去得快回来得也快。我知道路在哪里，他在心里说，只要慢慢逼近它就行了，看准离我最近的那寸土地的细节，先走十米，去到那块碎石跟前，再走二十米，就会看到那堆碎玻璃瓶子，而一百米开外呢，则是那棵枯树弯折的根系，虽说他只要看看周围，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法知道，他正在逼近的是小路还是深渊。他本想回去坐下，只听周围一声轰响，撼动了大地，连他脚下的石子都像获得生命一样地跳起了来。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一队黑影，恰在他的视野之外全速移动着。是那些马，他对自己说，试图控制住自己的心跳，是那些马，在雾中盲目地奔跑着。然而，当天空完全放晴时，他怎么找也没能发现它们任何的踪迹。
接下来的三天，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不眠不休地工作着，连牙齿都不洗。若不是因为罗森塔尔夫人，他还会这么继续下去，前者不容分说地闯了进来，把他推了出去，说房间里闻着像死了人。海森堡下到了港口那儿，闻了闻自己的衣服。他有多久没换衬衫了？他一边走着，一边眼睛看着地面，极力回避着其他游客的目光，刹那间，他几乎是直直撞在了一个意图吸引他注意的女青年身上。他有好久没跟除老板娘之外的人类产生过互动了，所以他花了好大工夫才反应过来，这个有着明亮眼睛的鬈发女孩只是想卖他个救济穷人的徽章。海森堡翻了翻口袋，里面一马克都没有。女青年朝他弯出个微笑，脸红了，说不要紧的，可海森堡的心却是窝在了胸口：他在这屎一样的岛上干嘛呀？他目送她跑向了一群醉醺醺的公子哥，他们刚从船上下来，在游来荡去，怀里搂着他们的女友。海森堡想到，很可能他是整个岛上唯一的那个单身汉。他转了回去，只觉被一股抑制不住的怪异感所侵袭。海滨长廊的店家就像被巨大的火炎风暴刮过，成了烧焦的废墟。人们在它周围游逛，皮肤上都带着灼伤的痕迹，而那团火焰，只有他才能看见。孩子们奔跑着，顶着冒火的头发；情侣们像焚尸堆的柴火一样燃烧着，齐声大笑，纠缠着的手臂好似火舌，从他们体内钻了出来，伸向天空。海森堡加快了步伐，试图控制住双腿的颤抖，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炸响撼动了他的鼓膜，一道光闪穿透云层，在他脑中钻出了一个洞。他奔向旅馆，实实在在地被光闪瞎了双眼，偏头痛也发作了。他只能强忍着恶心和从眉心蔓延至耳朵的疼痛，脑袋像被劈成了两半。当他终于能够爬上楼去时，他昏倒在床上，因发烧而颤抖着。
他开始吸收不进东西了，但他仍然没有中止他在岛上的步行。他像动物一样标记着领地，蹲地上拉屎，拉完扒几块石头埋了，心里十分确定，在某一刻，一定会被人撞见自己光屁股的样子。他确信那位老板娘之所以逼他喝补药是想毒死他，可见他又吐又泻，体重一天天地减了下去，她的补药勺也换得越来越大了。当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脚搁出床外时（那张床，他稍一伸腿就睡不下了），他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用五条毛毯把自己裹住，想“捂”走热度——这是他从他妈妈那儿学来的偏方，就直接给用上了，也没有怀疑过它到底有没有效果，他坚信自己可以承受任何痛苦，只要不落在医生手里。
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背了一整天的《西东合集》，前一位住客落下的一本歌德的诗集。他大声把它朗读了一遍又一遍，某几句句子得以逃出他的禁闭室，回荡在旅店空荡的走廊里，听着像是幽灵的胡话，叫其他客人摸不着头脑。歌德是一八一九年写的这部作品，深受苏菲派神秘主义者沙姆斯·丁·穆罕默德·哈菲兹，简称哈菲兹的启发。这个德国天才读的是上面那位十四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的一个很糟糕的德语译本，坚信是神的旨意让他读到了它。他彻底代入了哈菲兹，完全变了个声音，和那个歌颂着主的荣耀与四百多年前的美酒的男人融为了一体。哈菲兹曾是个豪饮的圣徒，既是神秘主义者，又信奉享乐主义。他把自己献给了祈祷、诗歌和美酒，而到了六十岁，他在沙漠里画了个圈，在里面坐了下来，发誓不触碰到唯一全能的真主安拉的思想就坚决不起来。他在沉默中度过了四十天，经历了日晒风吹，没有收获任何的结果，而当他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时，找到他的人递给他的那杯酒打破了他漫长的禁食，也唤醒了他的第二意识，后者几乎是立即压倒了他原本的意识，并向他口述了五百多首诗。歌德在创作《合集》时也得到了帮助，虽说灵感不是源自神祇，而是源自他一个朋友的妻子，玛丽安娜·封·韦勒美尔，她也和他一样痴迷哈菲兹。他俩共同写就了那本书，在满溢着情色的长信中修改着草稿。在其中，歌德幻想着自己咬着她的乳头，将手指插入她的身体，而她梦想着鸡奸他，虽然两人只见过一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兑现了这些幻想。玛丽安娜借哈台姆的情人苏莱卡之口谱写了《致东风》，可她参与创作这件事，直到她去世的前一晚她才向人坦白，她一边还在念着那些诗行，而此刻海森堡也读到了这里，并因发热而颤抖着：缚住天空的颜色在哪里/灰雾让我失明/我越看越看不到。
即便是生着病，海森堡也还在研究他的矩阵：就在罗森塔尔夫人给他冷敷降温，劝他去看医生的当儿，他还在大谈特谈振荡器、光谱线和束缚态电子，他坚信自己只要再撑几天，他的身体就将战胜病魔，而他的大脑也会找到他所处的迷宫的出口。虽说他连翻页都快翻不动了，他还在读着歌德的诗句，每一行都是一支箭，直指他的胸膛：我只珍惜渴望死亡之人/在火焰中爱拥抱我/在灰烬里我心中的每一个形象。睡着的时候，海森堡会梦见苦行僧在他房间中央打转，哈菲兹在爬着追他们，喝醉了，光着，像狗一样朝他们吠叫。见没法闹醒他们，他只能一个个地对着他们撒尿，在袍子上留下了黄蜡蜡的图案，海森堡好像在这图案中看到了他矩阵的秘密。他伸手去抓，可那些黄渍又变成了一长串的数字，在他周围跳舞，继而缠住了他的脖子，越缠越紧，叫他喘不过气来。而这样的梦魇之于他的情色之梦还算是个挺值得欢迎的休息，因为后者只会愈演愈烈，叫他失去力气，像青春期一样梦遗在床上。虽然他试图拦阻过罗森塔尔夫人，不让她给他换床单，可她一天不彻底打扫干净就一天不舒服。海森堡实在羞耻不过，但也拒绝自渎，他深信体内所有的能量都得妥善保存，好留给工作用。
半夜里，他因发热而不堪重负的思维会建立起奇怪的联系，让他在没有中间过程的情况下直接得出答案。在失眠的谵妄中，他感觉他的大脑一分为二，两个半球都在独立工作，无需与另一半交流。他的矩阵打破了普通代数的所有规则，它们遵循的是梦的逻辑，“一”也可以是“多”：把两个数加起来，只要顺序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三加二等于五，而二加三可能等于十。他太累了，没力气再去质疑那些结果了，只能算下去，算到最后一个矩阵。解开它的同时，他跳下床来，大喊，不容观测！无法想象！不可思议！把全旅店都吵醒了。罗森塔尔夫人进到他房间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一头栽倒在地上，睡裤上都是屎。而待海森堡终于冷静了下来，她把他塞回被子里，跑去找医生，也没管他在哼唧些什么，他还在他的幻觉中进进出出。
坐在他床尾的是哈菲兹，他递给他一杯酒，海森堡接过来，咕咚咕咚地喝了，淋湿了胡子和胸口，紧接着才注意到，里面有诗人的血，而此刻的诗人正在愤怒地手淫着，手腕上血流不止。所有这些吃的喝的，把你变得又胖又蠢！哈菲兹唾骂道。但你还有希望，只要你别吃别睡。快别坐那儿想了，来浸没在神之海吧，只沾湿一根头发是不会获得智慧的。见到神的人不会再有疑问，你的大脑和眼睛都是纯净的。海森堡的头还晕着，昏昏沉沉，就听从了这位幽灵的指示，可他的烧又起来了，动都动不了，牙齿在不停地打颤。待他终于清醒过来时，他感觉到了针头的刺痛，只见老板娘正趴在医生肩上哭，而医生说，都会好起来的，只是发烧没注意罢了，他俩都没看见的是，此时此刻，歌德正跨坐在哈菲兹的尸体上，后者的血已经流干了，但还保持着辉煌的勃起，而那位德国诗人正试图用嘴唇为他注入活力，像在吹着一堆行将熄灭的炭火。
海森堡半夜醒来，他的烧已经退了，头脑格外地清醒。他下了床，机械地穿上了衣服，感觉自己完全脱离了身体。他走到桌子跟前，打开笔记本，见他的所有矩阵都完成了，其中一半都不知道是怎么构建起来的。他抓起大衣，走进寒风之中。
天上没有星星，只有被月亮照亮的云。他在屋里关了这么久，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完全可以安全行进。他沿路朝悬崖走去，不觉寒冷，到了岛上的最高处，看到了微露在地平线上的光亮，尽管距离日出还有几小时。那光并非源自天空，而是来自陆地本身，海森堡想，或许是哪个巨大的城市吧，可他十分清楚，最近的城市距他也有几百千米远。那光是无法触及的，可他看得到它。他坐了下来。迎着海风，他打开了本子，开始验算起他的矩阵，很紧张，接连犯着一个个错误，不得不从头再来。发现第一个矩阵是正确的，他渐渐恢复了知觉，而到了第二个，他的手开始冻得发抖。铅笔在纸上，在他的算式上下留下了一个个小小的印记，仿佛他用的是什么未知语言的符号。他所有矩阵的逻辑都是清晰的，他成功塑造出了一个量子系统，而基于的仅仅是那些可以直接观测到的事物。他用数字替换了隐喻，从而发现了规制原子内部行为的规则。这些矩阵使他可以描述某一个电子，它每一刻都在哪儿，以及它和其他微粒是如何作用的。海森堡仅用纯数学，不借助任何图像，就在亚原子世界复制了牛顿曾对太阳系做过的事情。虽说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得出那些结果的，可它们就在那儿，且都是他亲手写的：假如它们是正确的话，科学都不仅仅是理解了，而是可以在最根本的尺度上操纵现实。一想到这种性质的知识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一阵强烈的晕眩就朝他涌了过来，他不得不克制住把本子扔进海里的冲动。他觉得，他已在透过各类原子现象望向一种新的美。他激动得不想睡觉，就走向一块直插大海的岩石，跳了上去，爬到尖端，就那样双腿悬空地坐在那里，听海浪拍打着崖壁，等待日出。
回到哥廷根大学后，海森堡殚智竭力，试图把他的顿悟经验浓缩成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可最终得到的结果，不说荒谬吧，至少让他觉得渺小、疲弱。那几页纸里，没有讲到轨道或轨迹，也没有提到位置或速度，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格又一格繁复的数字给取代了，还有成套成套的数学法则，乱得让人厌烦，最简单的计算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连他自己都解读不出他的矩阵和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可它们用起来却是对的！他对那篇文章毫无信心，不敢发表，就把它交给了尼尔斯·玻尔，后者把它撂在了桌上，放了好几个星期。
一天早上，丹麦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事做了，就翻开它看了看，随后一遍遍地重读了起来，一遍比一遍着迷。他完全沉浸在了海森堡的新发现里，以至于夜不能寐。这个德国年轻人所做到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他相当于是把温网所有的规则，包括穿白色球服，球网应该拉到多紧，都推导了出来，而基于的只是偶尔打出场外的那几个球，场内发生过什么他一眼都没看过。玻尔努力尝试了，也没能解开海森堡创造矩阵时古怪的逻辑，可他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发现的是一种极其根本的东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爱因斯坦，“海森堡的新文章马上就要发表了，我看完一片茫然。很像是哪个神秘主义者写的，但无疑结果是对的，而且很有深度”。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海森堡在第三十三期的《德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论的重新解释》，这也是量子力学的第一个表述。
二、王子的波
海森堡的想法让人一片哗然。
虽然爱因斯坦本人是把矩阵力学视为一张藏宝图，也花了些心思来研究它，可里面总有些什么东西让他尤其反感。“海森堡的理论是近期这些成果里最有趣的了，”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米凯莱·贝索，“可就是要像魔鬼一样不停地算，里面包含了无限多个行列式，用的还是矩阵而不是坐标，而且要推翻它很难，因为太复杂了。”爱因斯坦所厌恶的还不是那些神秘兮兮的公式，而是比这重要得多的一件事：海森堡发现的世界是违背常识的。矩阵力学描述的不是正常的客体——哪怕它们小得无法想象——而是现实的一个方面，用经典力学的概念和词汇甚至都没法给它命名。而对爱因斯坦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位相对论之父是个视觉化的大师，他对时空的思考都源自他对最极端的物理情境的想象力。因此，他还没准备好要接受这位德国青年所提出的限制，后者为了看得更远，似乎把眼睛都抠了下来。直觉告诉爱因斯坦，如果有人把这条思路贯彻到底的话，那么整个物理学都有可能被黑暗所感染：要是海森堡成功了，世上各种现象的基础就将遵循一些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的法则，就仿佛有种无法控制的随机性在物质的心脏部位筑了巢。所以必须有人制止他。必须有人把原子从他的黑盒子里放出来。而在爱因斯坦眼中，这个人就是彬彬有礼而又羞涩古怪的法国青年，路易—维克多·皮埃尔·雷蒙德，第七世德布罗意公爵。
作为法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后裔，路易·德布罗意是在他姐姐保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的。她爱她弟弟超过一切，在回忆录里，她把他描述为了一个苗条而纤细的男孩，“头发像狮子狗一样卷，小脸笑眯眯的，眼睛里装满了坏点子”。小路易在童年时就过着奢侈的生活，享受着各种特权，尽管他父母对他完全是不闻不问的。这种爱的缺失被他姐姐弥补了，她会为他的每句俏皮话喝彩：“他会在餐桌上讲个不停，人吼他都不听，就是控制不住那张嘴。可他发表的那些评论可真是让人难以抗拒呢！他是在孤独中长大的，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生活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里。他记忆力惊人，可以整幕整幕地背诵经典戏剧，而且乐此不疲。可是，面对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也有可能会害怕到发抖：害怕鸽子，害怕猫狗，听见爸爸上楼的脚步声也会陷入恐慌。”少年时期的他对历史和政治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年仅十岁时，他就能背出第三共和国所有部长的名字），可正当他家人都觉得，他会走上外交官的道路时，他却被他的哥哥、实验物理学家莫里斯·德布罗意的实验室深深吸引了。
那个实验室覆盖了他们家族一处大宅的大部分面积，且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夏多布里昂街的整一个街角。之前是纯种马入梦的马厩，如今在其中嗡嗡作响的却是巨大的x射线发生器，把它们和主实验室连结在一起的粗大的缆线穿过了客用浴室的瓷砖与莫里斯书房墙上无价的哥白林挂毯。父亲死后，小王子就被交给这位兄长照管。最终，路易去学了科学，并在理论物理界展示出了和他哥哥在实验物理界同等的天赋。当路易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他哥哥在担任第一次索尔维会议——欧洲最负盛名的科学大会——的书记员时所做的关于量子物理学的笔记。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不仅永远改变了他生命的走向，也让他的性格发生了奇异的转变，以至于她姐姐保琳从意大利度假回家时都差点没有能够认出他来：“让我的整个童年都过的无比快乐的那个小王子彻底消失了。现如今，他成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埋头于那本数学课本，天天都是这样，重复而僵硬。他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严酷的人，过着修道院一样的生活。他的右眼皮本身就有点耷拉着，如今几乎是全部合上了，这样一来就很难看，我觉得还挺可惜的，这只会让他心不在焉、有点女子气的那种形象更加凸显出来。”
一九一三年，路易错误地选择了工程兵部队作为他的服役机关。不久之后，“一战”就爆发了。他作为报务员，在埃菲尔铁塔上待到大战结束，做的工作主要是维护那些截取敌军信息的设备。身为一位天生的懦夫与和平主义者，军中生活是他难以承受的；战后的那几年，他总在苦苦抱怨那场遍及欧洲的灾难对他的大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它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
在他所有的战友当中，唯一和他继续来往的是一位青年艺术家，让—巴普蒂斯·瓦塞克，这也是德布罗意打小以来交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同在塔上的那烦心的几年里，瓦塞克的陪伴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而退役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着紧密而亲昵的关系。瓦塞克是个画家，但他同时也搜集了大批被他统称为原生艺术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诗歌、雕塑与绘画，而创作他们的，有精神病人、流浪汉、智障儿童、吸毒者、酗酒者、性变态，一应俱全，因为在瓦塞克看来，他们扭曲的视像正是孕育未来神话的培养液。德布罗意虽然从来不觉得让—巴普蒂斯口中“最纯粹状态的创造力”会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可是，瓦塞克对艺术的执着和他对物理的狂热十分相似，他俩可以在德布罗意府邸的某个大厅里整晚整晚地聊天，或是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不觉时间的逝去，对外面的事情充耳不闻。
只有当他朋友自杀时，德布罗意才意识到自己多爱他。对此，瓦塞克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给他留了张条子，请他“最最亲爱的路易”保存好他的收藏，如果可能的话，继续扩大它的规模；路易严格照做了。
德布罗意放弃了他的物理学研究，把他非凡的专注力都聚焦在了如何延续他那逝去的挚爱的项目上。他跑遍了全法国的疯人院，去了欧洲各地，用他自己那份遗产收购着那些病人所能完成的任何艺术品。还不仅仅是那些已经完成的，他还出钱请他们创作，把材料交给院长们，并用贿赂——钱，或是从他妈那儿要来的珠宝——磨平他们刺耳的答复。这还不够：待疯人院走遍了，他创立了一个智障儿童基金会，等到连孩子都没了，他又专给暴力犯和性犯罪者设立了一个艺术奖学金。最后，他去了教会的慈善机构，出资办了个乞丐收容所，包吃包住，以换取他们的一首诗、一幅画、一张乐谱。而当存放这些作品的殿堂里再也塞不进一张纸了，他举办了个盛大的展览——“人类的疯狂”——并将策展人的荣誉记到了他朋友的名下。
开幕式来了许许多多人，警察被迫对挤在门口的人群进行了疏散，以防踩踏致死。批评家们被分成了不可调和的两半：谴责艺术界已经彻底堕落的和为新艺术类型的诞生而喝彩的，后者甚至认为，相形之下，达达主义者的实验都好像是装腔作势的闲人的沙龙游戏。甚至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法国人对他们仅存的贵族的癖好都见怪不怪了——这场展览都是让人费解的；德布罗意王子为了向一位情人致敬，大肆挥霍家财的流言也在上流社会里风传一时。当路易读到一篇无情嘲笑让—巴普蒂斯的画作的文章时（德布罗意为他单辟了一个展厅），他把自己和全欧洲的疯子的作品一起锁到了一栋楼里，三个月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除了他姐姐，她会每天给他送饭，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那堆盘子，就那么把它撂在门外了。
保琳确定路易是想绝食自尽，就去求他哥哥。莫里斯敲了二十分钟的门，见没人回答，就一枪打飞了门锁。进去的时候，他带了五个仆人，想的是把他弟弟拖到疗养院去。他们边走边喊，走过了垃圾雕像遍布的走廊与大厅，头一次见证了蜡笔画一处处地狱般的图景，最后，他们来到了主展厅：坐落在那里的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件完美的复制品——包括每个滴水嘴的线条——全是用大便捏的。莫里斯怒火中烧，大步迈向了顶楼的卧房，心想，小路易必定是蓬头垢面，营养不良（或者更糟糕地，已经死了），而正因如此，当他最终进屋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弟弟穿着一件蓝丝绒礼服，头发和胡子都是新近修剪过的，叼着个小烟斗，笑得很灿烂，眼珠子跟小时候一样亮堂。
“莫里斯，”他弟弟递给他一捆稿纸，十分自然地，就好像两人昨天下午刚见过面，“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
两个月后，路易·德布罗意提出了最终让他载入史册的那个观点。他把它写在了一九二四年的那篇博士论文里，论文的名字和他本人一样朴实：《量子理论研究》。答辩时，大学评委会的老师们是彻底茫然的。他的语调平得叫人犯困，而且讲完就离席了，也不晓得有没有通过，因为评委会的人在听过这些东西后，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如今的物理学里有一些错误的教条，给我们的想象力施了暗魔法，”德布罗意说道，用他尖细的鼻音，“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现象被我们分成了两块：作为实体物质的原子与粒子，和在光以太之海里传播的无实体的光波。然而，这两个系统不能继续被分开来看了，我们得把它们统一成同一个理论，从而用它解释各种各样的变化。踏出第一步的人是我们的同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在二十年前，他就提出，光不仅仅是波，也包含了带有能量的粒子。这些光子不过是聚合起来的能量，却可以随着光波一起去旅行。许多人都怀疑这种说法，还有些人则选择闭上眼睛，不去看它揭示出来的那条新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在讲的是物理学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这是光啊，它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形状，还把装点着银河系旋臂的星星和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核心展示给了我们。然而，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所以，我们不是试图用条条框框给自然界所表现出来的无数形式分类吗？光超越了这些类别，它既是波也是粒子，同时居住在这两种秩序里，拥有像两面神雅努斯的脸一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也跟这个罗马神似的，它同时表达着连续和离散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它是局部也是个体。反对这种启示的人中有这么说的：接受这种新观念，就意味着背弃理性。而对他们，我想说：其实所有物质都有二象性。不仅光有这种分裂，神用来创造宇宙的每一个原子都有这种分裂。你们手中的这篇论文就证明了，每种物质粒子，不管是电子还是质子，都有一种对应的波可以带它们穿越空间。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会质疑我的推理，我就坦白说吧，这都是我闭门造车造出来的。我也承认它很诡异，万一哪天被证伪了，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可是，今天我要绝对肯定地告诉你们，任何事物都在以两种方式存在着，没有什么是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牢固的。孩子们手里的石头，哪怕瞄准的是懒洋洋的站在树枝之间的麻雀，也会像水那样从指缝中溜走。”
德布罗意疯了。
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提出光有“波粒二象性”时，所有人都觉得他走得太远了。不过，光毕竟还是非物质的，批评家们说道，会用这种怪异的方式存在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可物质就不同了，一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拥有跟波一样的表现呢？不可想象，没有比这更对立的两样东西了。归根结底，一个物质粒子就好像一小粒金砂，仅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在世界上只占据着唯一的位置。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可以确切知道它每分钟都在哪儿，因为它的质量是集中的。所以如果有谁把它扔出去，中途撞到什么了，就会弹回来，且着地也是在一个定点。而波呢，就跟海水一样，是广阔而浩大的，在一个巨大的表面上延展。正因如此，它同时存在于很多个地方，海浪打在岩石上的时候，也会绕开它继续前进。如果两个波浪遇上了，也会冲抵、消失，或是不受影响地穿过对方。而且，假如有个波浪拍上了海岸，也会遍及海滩的许多个地方，且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时间。两种现象从本质上就是相反和对立的，表现截然不同。可德布罗意说，所有原子都和光一样，同时是波与粒子；时而是前者，时而是后者。
德布罗意的这个观点和当时普遍的认知是背道而驰的，评委会不知道怎么评价。一篇简简单单的博士论文就要求他们用全新的方式来看待物质，这是极为罕见的。组成评委会的有索邦大学的三盏长明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让·巴蒂斯特·皮兰、著名数学家埃利·嘉当和结晶物理学家夏尔·维克多·莫甘，外加一名特邀教授，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保罗·朗之万，可他们谁都理解不了德布罗意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革命性的想法。莫甘拒绝相信物质波的存在，而在给莫里斯·德布罗意的信里——他迫切想知道路易能否取得博士学位——皮兰写道：“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弟弟很聪明。”朗之万也一时语塞，但他寄了份副本给爱因斯坦，看这位物理学教皇能不能读懂这位法国翘鼻小王子都说了些什么。
爱因斯坦是几个月后才回他的。
耽搁了这么久，朗之万都以为他那封信寄丢了。在索邦大学的一再催促下，必须要做出最终裁决了，他只得又给爱因斯坦去了封信，问他有没有抽空读过那篇论文，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意义。
回复是两天之后到的，德布罗意一下子就被捧上了神坛。在他那篇论文里，爱因斯坦看到了物理学的一条新路的起始：“他掀开了大幕的一角，量子世界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困境了，而这是其中的第一缕微光。”
三、耳中的珍珠
一年后，德布罗意的论文落到了一位优秀却失败的物理学家手里，物质波在他脑中不断延展，被放大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比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困扰着整个欧洲的苦难，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亲身经历了一大半。他破产了，得了肺结核，父亲和爷爷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去世，外加一系列个人生活和职业上的羞辱，最终断送了他的事业。
相较之下，他的大战岁月倒是惊人地平静。一九一四年，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了威尼托平原，去指挥奥匈帝国的一小支炮兵队。去意大利时，薛定谔是自掏腰包买了两把手枪的，可从没机会用到。他被转移到了意大利北部上阿迪杰地区的一处山中要塞，享受着新鲜空气，而在他脚下两千米的地方，不计其数的士兵挖起了战壕，并死在其中。
他唯一真正的惊吓发生在他在要塞塔楼上担任瞭望员的那十天里。薛定谔看着星星睡着了，一醒过来，只见一排光亮在山坡上前行。他一下子就弹了起来，从光亮覆盖的面积来看，至少有两百人，是他队伍人数的三倍都不止。可能要参与真正的战斗，他害怕极了，从房间的这头跑到那头，就是想不起来，哪种警报是他该发的。他正要去摇铃，突然意识到，那光亮是一动不动的，再用望远镜一看，原来只是圣艾尔摩之火：由于暴雨将至，要塞周围的铁丝网尖端堆积了静电，就冒出了等离子的“火苗”。薛定谔被彻底迷住了，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蓝色光点，直到最后一处消失。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怀念那串奇异的冷光。
他就这样无所挂念地度过了战争的日子，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命令，撰写着无人阅读的报告，陷入了一种极端闲散的状态。他的下属都抱怨说，他不到午饭时间不起床，吃完又要睡上一下午的午觉。他二十四小时都很困，站不到五分钟。而且他似乎把战友们叫什么都给忘了，仿佛有什么腐蚀性的瘴气侵入了他的大脑。虽说他也尝试过用这闲暇时间翻翻同事从奥地利寄来的物理学文章，可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会绊在下一个上面，他都觉得，这乏味的战争是不是让他患上了精神病。睡觉，吃饭，打牌。睡觉，吃饭，打牌。这也叫生活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都没在想战争何时结束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结束吗？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时，薛定谔回到的是一个被饥饿所围困的维也纳。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眼看着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皇帝被废黜，奥地利成了共和国，他母亲在赤贫中熬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盘踞在她乳房里的肿瘤啃噬着身体。薛定谔没能挽救他家族的油毡厂；战争结束了，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封锁仍在，它破产关门了。战胜国眼睁睁地看着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数百万人挣扎求生，没有食物和煤炭来过冬。一时间，维也纳的大街上满是残缺不全、身背战场幽灵的士兵们，被壕沟中的毒气所破坏的神经把他们的五官扭成了狰狞的形状；他们的肌肉抽搐着，旧军服上的奖章也跟着晃了起来，像麻风病院的铃铛一样叮当作响。管制着百姓的军队和他们所要平息的对象一样地虚弱和饥饿；他们每天收到的肉不足一百克，上面还会钻出白花花的肥虫。而当军队分发起从德国运来的那一丁点食粮时，现场总是一片混乱：某次骚乱中，薛定谔见众人把一名警察从马上推了下来；也就五分钟吧，那匹马就被围在那儿的上百个妇女大卸八块，一点肉也没剩下。
薛定谔靠微薄的工资生存着，偶尔会去维也纳大学教教课，剩下的时间则无所事事。他努力把叔本华给啃完了，并由此认识了吠檀多哲学，同时了解到，在广场上被肢解的那匹马，它惊恐的眼睛也是为它的死而哭泣的警察的眼睛，啃着生硬的马肉的牙齿也就是在山上嚼着牧草的牙齿，而那颗从马胸中掏出来的心脏溅在那些妇人脸上的正是她们自己的鲜血，因为所有个体的表现都只是梵天的映像，他才是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绝对的真实。
一九二〇年，他和安妮玛丽·伯特尔结了婚，但婚前洋溢在这两位情人间的幸福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薛定谔找不到好工作，而他妻子当秘书一个月的工资比他当老师一年挣得还多。他逼她辞了职，而他成了个流浪物理学家，从一个没钱的岗位跳到另一个更没钱的，还拖着他的老婆：他从耶拿去了斯图加特，从斯图加特去了布雷斯劳，又辗转去了瑞士。到了那儿，他似乎转运了，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的带头人，可才过了一个学期，他就因为急性气管炎而被迫停课，这也成了他肺结核的萌芽。他不得不去山里待了九个月，呼吸清洁的空气，和他妻子一起被送到了奥拓·赫维希医生开在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阿罗萨村里的一家疗养院，后来几年，每次他肺部状况恶化时，总会回这儿来待一段。这是他第一次来，在魏斯峰的阴影下接受了严苛的高海拔治疗，病几乎痊愈了，虽说留下了个谁都没法解释的后遗症：近乎超自然的听觉敏感。
一九二三年，薛定谔三十七岁，终于在瑞士安定了下来，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他和安妮都有好几个情人，但都容忍着对方的不忠，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唯一让他良心不安的是他对才华的浪费。他从小智力优势就很明显：在学校里，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的，还不仅仅是他喜欢的科目，而是所有。他的同学们都习惯了，埃尔温什么都知道，以至于几十年后，其中有个人还记得小薛定谔没能答上来的唯一问题：黑山的首都在哪里？天才的名声一路伴随他来到了维也纳大学，他的本科同学在提到他的时候，用的词也是“那个薛定谔”。他对知识的渴求涵盖了科学的所有领域，包括生物和植物学，可他同时还痴迷于绘画、戏剧、音乐、语言学和经典作品研究。这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加上他在精确科学中展现出的显而易见的天赋，使得他的老师们都预言说，他会有个辉煌的未来。然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那个薛定谔已经泯然众人。他发表的文章里，从没有哪篇是为学界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他没有兄弟姐妹，也没跟安妮生过孩子，万一他在这个年纪死了，这个家族的名字也就永远消逝了。生理和智力上的双重不育让他想到了离婚；或许他该抛却一切，从头开始，可能他该把酒瘾给戒了，对女人不再见一个追一个；要么就干脆忘掉物理，一头扑进能唤起他激情的另一种事物里。也许吧，也许。这一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想着这个，可他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跟他老婆吵架，越吵还越凶，趁着她跟他同系的同事，荷兰物理学家彼得·德拜搞到了一起，还分外地热烈。他觉得没什么盼头，未来越来越灰暗了，也有越来越多的重复。这么一想，他就又一次地跌入到了大战时期把他摧垮的那种懒散里。
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他接到了他系主任的邀请，请他开个讲座，讲讲德布罗意的理论。薛定谔以一种打学生时代起就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翻过来倒过去地分析了法国人的研究，也跟爱因斯坦一样，当下就发现了王子这篇论文的潜力。他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下嘴的地方。做讲座的时候，他在整个物理系面前趾高气扬的，像在介绍他自己的想法：他解释说，量子力学，别看它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它是可以用一个经典范式来驯服的。要探究这个尺度，根本不用改变我们学科基本的原理，不用一大一小两种物理学。而且我们都可以解脱了，那该死的神童，沃纳·海森堡，我们再也用不上他可怕的代数了！薛定谔说道。引起了同事们的一阵哄笑。如果德布罗意是对的话，所有原子现象就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了，甚至说，它们不过是一种永恒基质的个体表现罢了，埃尔温放言道。可正当他要发表总结陈词，德拜生生把他打断了。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波，德拜道，是相当愚蠢的。说物质是波构成的，这是一回事，但要讲明白它是如何波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凡薛定谔先生说话还想保有一丁点的严谨，他也该拿个波方程出来。没有方程，那德布罗意的论文就跟他们那些法国贵族一样，既迷人又没用。
薛定谔夹着尾巴回家了。德拜可能是对的，可他的言论不仅粗野无礼，而且完完全全就是恶意的。狗屎荷兰人，我早就烦他了，瞧他盯着安妮的时候的那副样子吧，她怎么回看他的就不提了……狗崽子！埃尔温把自己锁在了书房里，喊着：来舔我屁眼儿啊！吃屎去吧！都他妈给我去死！他拿桌椅出气，摔书，直到一阵咳嗽叫他跪了下来，在离地几公分的地方喘着，用手帕捂着嘴。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摊血，像一朵盛放着的巨大的玫瑰。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标志了：他的结核病复发了。
薛定谔是圣诞节前不久到的赫维希疗养院，发誓不研究出一个可以堵住德拜狗嘴的方程就不回苏黎世去。
他又搬进了上次的房间，隔壁住的就是院长奥拓·赫维希的女儿。这位院长把整个疗养院隔成了两个部分，一边住着重症患者，而另一边则是像薛定谔这样的病人。妻子死于分娩并发症之后，院长一直一个人过，照管着他青春期的女儿。这女孩儿四岁时就得上了肺结核，作为父亲的奥拓很自责，因为她从小就在病人膝下爬来爬去的。她曾目睹成百上千个和她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相继死去，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她浑身散发着一种超然的平静、清澄脱俗的气息；只有在她肺里的细菌醒过来的日子，这种气质才会被稍稍扰乱。到了那时，瘦得不成样子的她就会穿着沾血的裙子游荡在疗养院的走廊里，两边的锁骨似乎下一秒就要扎穿她的皮肤，就像初春时的鹿角。
薛定谔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但即便是在这个年纪，也叫他目眩神迷。在这点上，埃尔温也和其他患者一样，都着了这个怪女孩的魔：他们所有人发病和缓解的周期似乎都跟赫维希小姐同步了。她父亲觉得，这是他做了一辈子医生见过的最神秘的现象，可以类比动物王国的一些奇观，譬如椋鸟的同步飞行、蝉的狂欢，或是蝗虫的变态——这种孤僻温驯的昆虫突然就变换了尺寸，改换了性格，成了一场无法平息的灾害，它们可以夷平一整个地区，然后大量死亡，为生态系统提供过量的营养，叫当地的鸽子、乌鸦、喜鹊、野鸭和乌鸫吃撑到飞不起来。女儿健康的时候，院长敢打赌说，他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病人；而只要她一发病，他就知道，马上要有空床了。这女孩已经不止一次濒临死亡，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一样：她会体重大减，仿佛缩水了一半，一头金发变得像新生儿一般纤细，而她的皮肤，平日里已经跟死尸一样白了，这会儿则是近乎透明。在生死世界间的来去剥夺了她童年的快乐，而回报给她的是远超她年龄的智慧。卧床数月，她不仅看完了她父亲的科学类藏书，连出院患者留在那儿的，以及慢性病人收到的那些赠书，也都被她一一读完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和持续的禁闭赐予了她异常清醒的头脑和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薛定谔上次来的时候，她就缠着他，问了许多关于理论物理最新进展的问题，她似乎紧跟着时事，尽管她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最远也就是去去疗养院周边。年仅十六岁的赫维希小姐，其心智、仪表和气场已经像个比她大得多的女人了。薛定谔则正相反。
他将近四十了，长得仍然像个年轻人，心气也像青少年。跟同龄人不同，他极不正式，穿得也像个学生而不是老师，这常常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次，他在苏黎世一家酒店用他自己名字订了房，可前台以为他是流浪汉，就不肯给他钥匙；还有一次，他去参加一场著名的科学会议——他确实受邀了——却被保安给拦住了，只见他满头是灰，鞋子上包着一层泥，原来他是爬山过来的，任何有身份的公民都会选择火车。而赫维希医生对于薛定谔这种有点反常规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后者常会带着情人过来，但即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院长对他尤其敬重，只要这位物理学家身体允许，两人就会出去滑上很久的雪，或是到附近去登山。那回薛定谔入院的时候，恰巧遇上这位医生时隔多年，终于想让他女儿融入社会生活看看。为此，他给她报了达沃斯最有名的女校，可入学的时候，她数学没考过。于是，薛定谔前脚刚踏进疗养院，院长就凑上去问他，能不能抽几个小时辅导一下他的女儿，当然，只要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安排允许。薛定谔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这个请求，随后就一步两蹬地上了楼，只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从他感受到山间稀薄空气的第一分钟起，就有什么在他想象中成形了，而他知道，任何的分心，哪怕微乎其微，都有可能消解这种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