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立了“生存与生活”组织，把所有钱和精力都扑在了上面。他和一群朋友一起编了本杂志（虽说实际都是他一个人写的），用来传播他“自给自足、爱护环境”的思想。他曾试图把盲目追随他数学项目的那些人都招揽进来，但仿佛谁都没有他的那种紧迫感，也都忍受不了他的极端主义，因为此时此刻他痴迷的对象已经不是抽象的数字之谜了，而是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具体的事情，而对于这些问题，他是极端无知的，近乎于白痴。

他坚信环境也有自己的意识，他有责任保护它；连人行道上的水泥缝隙里长出的那些幼苗，他也会把它们收集起来，移种到家里，精心地去照顾。

他开始禁食，一周一次，然后是两次，自我摧残渐渐成了习惯，以至于他对肉体的疼痛几乎变得无动于衷：有次去加拿大，他拒绝换上普通的鞋子，而是只穿着他那双凉鞋就踩上了雪地，俨然一位在冰封旷野上传播好消息的先知。又有一次他遭遇了车祸，他拒绝麻醉，不得不做手术时，他说他只接受针灸。诸如此类的举动助长了他的批评者们故意散播出去的那些流言，他们一方面是为了诋毁他，同时也是为了抵御他发起的越来越激烈的反攻。其中最离谱的一条就说到，他为了减少自己对地球的影响，会把屎拉到一个桶里，随后他会到他家前后左右的农场里去转上一圈，把它当作肥料撒到地里。

一九七三年，他设在自己家里、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个公社已经堕落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最开始，是一队警察过来抓走了白莲宗的两个日本僧人，他们签证逾期了，而格罗滕迪克被控窝藏非法移民。而就在同一周，常跟亚历山大一起过夜的一位姑娘试图用他屋里的窗帘自缢。陪她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公社成员在院子中央燃起了巨大的篝火，大家都在围着它跳舞，而烧的正是他的手稿。最终，他解散了公社，退居到了维莱坎，一个只有十几户人的村子。

在维莱坎，他住在一个满是跳蚤的茅屋里，没有电，没有饮用水，可他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幸福。他买了辆废旧的灵车来代步，等到发动机坏了，他又弄了辆更破的，底盘上布满了小洞，都可以看见下面的路了，可他开得飞快，无牌无证。

接下来的五年里，他每天干着体力活，没有任何宏大的项目，跟社会几乎完全是脱节的。他的孩子们不来看他，他也没有情人，都不知道旁边住了些谁，除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会帮她补习算数。积蓄用完了，他就到蒙彼利埃大学去教两节数学，以支撑他斯巴达式的生活。那些本科生怎么都不会想到，迎接他们的这个像流浪汉一样的、到早了就会见他睡在教室地板上的人，竟是个活的传奇。

在维莱坎，他把他巨大的分析力都聚焦到了自己的思想上，其结果就是引发了比他远离数学那会儿更激进的一次蜕变。几年后，他试图把它概括到了一个隐秘的清单里。它描画了他心灵的轨迹，愈发偏离常识。

一九三三年五月：死的意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十日：狼的诞生

一九三六年夏天（？）：掘墓人

一九四四年三月：创世神的存在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月：召唤与背叛

一九七〇年：舍弃—进入使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七日：真理时刻，进入灵性之路

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与日本山妙法寺相遇，进入神界

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月：法的不足。我离开父系宇宙

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月：阴的觉醒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十六日：形的崩塌，发现冥想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与我灵魂的重聚，造梦者进入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〇年二月：我开始认识我的父母（欺骗）

一九八〇年三月：发现狼

一九八二年八月：与造梦者相遇—回归童年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九八四年一月：新风格（在原野的踪迹后）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九八六年五月：收获与播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收与播的“牺牲”

*注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最初的情色—神秘主义之梦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死亡与重生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二日：神秘主义—情色的“出神”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形而上的梦，梦的智慧

（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一月二十四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五日：预知梦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神的怀念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梦的钥匙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这段时间里，他写了《收获与播种：一个数学家对过往的反思与见证》，怪异至极的一本书，在法国没有人敢出版。这部几千页的巨作里充斥着被他的一位同仁称作是“数学幻觉”的东西。格罗滕迪克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试图理解一切，展现着一种在启示与偏执之间摇摆、宽广而又令人生畏的智力，而他在不断抛却它。

《收获与播种》中的思想在不停地绕着圈子，作者一次次地回到了相同的论点上，以期达到完全的精确。他会审视自己刚刚写下的东西，拒绝它，再用更大的力气加以肯定，试图将字词固定在一种终极形式上，而对此，词语负隅顽抗着。在这本书的同一页上，会出现视角、主题或调性的突然跳跃，他的思维总在与意义的边界搏斗着，总想一下子看到所有：“单一的视点会受制于自己，给予我们唯一的视像。只有把对同一个真相的所有互补的视线都拼合到一起，才能对事物拥有更完整的认知。所要认识的东西越是复杂，拥有不同的眼睛就越发重要，要让这些光束都汇合到一起，我们才能由‘多’见‘一’。这就是真正的视像的实质：把已知的视点都汇集到一起，把迄今不为人知的其他一些视点展示出来，好让我们明白，实际一切的一切都是同一事物的一部分。”

他活得像个隐士：读书、冥想、写作。一九八八年时，他差点饿死。他完全把自己看作法国的神秘学者玛莎·罗宾，后者身负圣痕，整整五十年里仅靠吃圣饼活着。他试图超越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的经历，一连吃了几个月的蒲公英，都是从他家门前的院子和周围摘的。邻居看他在街上采花都已经见怪不怪了，纷纷带了饼和家常菜去看他，非要他吃完了才走，这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他进而相信，梦都不是人类自己做的，而是来自一个被他称为造梦者的外部的实体，后者把梦传递给我们，好让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的身份。他记录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梦境，即《梦的钥匙》，理解了造梦者的本质：造梦者即神。

一九九一年时，他试着切断他与世界的所有联系。他烧了自己写的两万五千多页书稿、他父亲的画像，把他母亲的死亡面具都送人了。他把他最后的研究——一次失败的尝试，企图照亮“动机”：像心脏一样搏动在数学最深处的那个晦暗客体——交给了他的朋友让·马古瓦，请他代为捐给他的母校蒙彼利埃大学。而自那以后，他就开始了一场持续终身的逃避，从一个村子搬到下一个村子，躲着寻找他的记者和学生，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拆都不拆就退了回去。

得有十多年吧，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有说他死了的，也有说他疯了的，说他去了森林深处，为的是让人找不到他的遗体。

事实上，他在法国南部居无定所地游荡了一阵，就躲进了被比利牛斯山荫蔽着的小镇，阿列日的拉塞尔。他父亲在被送进纳粹的毒气室之前，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在距此一小时不到的集中营里度过的。格罗滕迪克很小的时候，大半夜的，光着脚，从里厄克罗逃出来过一次——他是和他妈妈一起被送到那儿的——抱着坚定的决心，要走到柏林，亲手把希特勒给杀了。五天之后，警卫才找到他。他已失去知觉，距死亡只一步之遥，在一根中空的树干里哆嗦着。

他晚上常会弹琴。他在拉塞尔的邻居都知道他是不接受访客的，所以在听到那美妙的复调时都相当之惊奇，就仿佛他在隐居生活中学会了蒙古人的歌谣，可以同时发出好几个音。而亚历山大在他的日记里对这点做出了解释，说，一到夜里，一个长着两张脸的女人就会过来拜访他，他把其中温柔的那面叫作芙罗拉，而把恶魔的那面叫作路西法拉。他们会一同歌唱，逼迫上帝显现，可“祂沉默着，即使说话也是轻轻的，没有人能够理解”。

二〇〇一年时，又是这帮邻居，见烟雾与火光从他家里冒了出来。而据拉塞尔镇长阿兰·巴里称，当时，格罗滕迪克竭尽所能地拦住了消防队，求他们别管了，让它烧吧！

二〇一〇年，他的朋友吕克·伊吕西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亚历山大的《不发表声明》。其中，格罗滕迪克禁止任何人在今后出售他的作品，还要求所有的大学和图书馆撤下他的文章。他对所有寻求贩卖、印刷或传播他文字——不管有没有出版——的人喊出了他的威胁。他要消除自己对世界的影响，溶解在寂静里，抹掉他的每一处痕迹，“叫它们统统消失”！

美国数学家莱拉·施耐普斯是格罗滕迪克最后几年里跟他有过联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找了他好几个月，跑遍了所有他可能住的镇子，手里拿了张他的老照片，问人有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后来，她走累了，就一连好几天坐在了附近唯一的菜市场门口的长凳上，指望他自行出现。终于，她看到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在买青豆，身上穿着僧衣，脑袋罩在兜帽里，脸被一捧跟魔法师一样长的白胡子挡着，可她认出了他的眼睛。

她小心翼翼地靠了上去，心想这位禁闭者一看到她，说不定会撒腿就跑，可亚历山大的和蔼让她十分惊讶，尽管他当下也说了，他不希望再有人找到他。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接着就告诉他，他年轻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猜想被证明了。格罗滕迪克淡淡地笑了笑，说道，他对数学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这个下午他们是一起度过的，施耐普斯问他，他为什么要像这样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亚历山大答道，他不恨人类，也没有背弃这个世界，他的隐居不是逃避，更不是一种拒绝。恰恰相反，他是在保护他们。他不想任何人因为他发现的东西而受苦受难，虽然他也拒绝解释，他所说的，“一种新的恐怖的暗影”是指什么。

此后的一两个月里，他们信件往来。施耐普斯很有兴趣了解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因为有传言说，他辞职之前就在搞这个。格罗滕迪克回信说，行啊，他可以告诉她一切，只要她能回答出一个问题：什么叫作米？

施耐普斯耽搁了一个多月才回复他，写了五十页的东西，可他拆都没拆就把它退了回来，接下来几封信也是一样。

在格罗滕迪克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视点拉远到了只能看到整体。而他原本的人格里，现如今，只余下了被连年的冥想切剩下的残破的几道。“我有种不可否认的、可能有点亵渎的感觉：我对神的了解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要深，虽说祂是个不可知的奥秘，比所有的肉身造物都要广袤无数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个周三，他死在了圣日龙医院。死因不详，他申请了保密。

关于他最后的日子，唯一的证言来自在医院里照顾他的那名护士。据她说，格罗滕迪克不愿见他家人，而是只接待了另一个人，一个长得高高的日本人，很害羞，还是她招呼他，他才敢进的病房。

那个男人，护士回忆道，还挺帅的，但微微有些驼背；整整五天，他每到探视时间就会过去，坐在病床边上，俯下身子，保持着一个很难过的姿势，好尽可能凑近患者的嘴，边听边在一本本子上记着。他一直陪他来到了最后一刻，全程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守着那具遗体，直到它被送进了停尸间。

两天后，上面这个男人，或是哪个和他极其相像的人，被蒙彼利埃大学的保安抓住了。发现他时，他正跪在一间办公室门前，这里存放的是格罗滕迪克捐赠给这所大学的手稿，而当时所设的捐赠条件是，谁都不准打开那四个装着皱巴巴的纸和写着方程式的餐巾纸的箱子，因为在他看来，那“差不多就是瞎写”。

保安在那个男人手里发现一盒火柴，又在他包里找到了一小罐打火机汽油，可他们没有报警，只是把他赶出了校园，想着他就是个疯子或智障，因为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面，嘴里还在不停地说道——尽管声音很轻——请放他走吧，下午他在数学系有个重要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