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托邦本质上是一片沉闷且荒凉的国度。对于早期探险者来说，那里充满发现的兴奋，而这种兴奋始终令他们的写作新鲜且有力——e.m.福斯特的《大机器停止》，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恶托邦成了一个热门旅游景点。每个人都可以去那里一趟写本书，并且这些书往往大同小异，因为那里幅员有限，本质又单调。
恶托邦最令人熟悉的景象是一片荒野，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毁灭性破坏或遗弃，荒野中有一些人类栖息地，彼此相隔遥远，与大自然，与其他物种，有时甚至与外面的大气相隔绝。这些飞地藏在地下，或穹顶内，或高墙后，它们就像住满人类的蜂巢，由政府和程序控制，维持着一种严格管制的、受庇护的、安全的、高度不自然的，且往往颇为奢侈的“乌托邦”生活。飞地内的人认为生活在外面的人是原始的、野蛮且危险的。尽管事实的确如此，但那些人也往往保留着关于自由的希望。因此恶托邦故事中的英雄，往往是一个去往“外面”的“内部人”。
李昌来的恶托邦旅游指南，正如同人们对一位创意写作教授笔下作品的期待一样，充满对预料之中的主题的巧妙变化，并采用如此复杂微妙的视角来展开叙事，从而让读者能至少在表面上对那片国度产生新的理解。这本书沿用了通常的内部/外部模式。一个面目模糊的名为“理事会”的组织维持着两种飞地：拥挤且忙碌的工人阶级聚居地和名为“特许者”的上层阶级聚居地，前者生产各种必需品，以维持后者争相攀比的奢侈生活。在这些保护区之外，是被称为郊县的无政府主义荒野。故事的叙述者—导游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来讲述，它代表着“毕摩”（即巴尔的摩）人们的声音。毕摩是一群亚裔工人的聚居地，他们为特许者们种植粮食。这个自称为“我们”的叙事声音不知为何能够知道并讲述那位去往外面的英雄的旅途和情感。
这部小说中的许多内容对我来说都无法解释，譬如北美洲如何以及何时变成这样，国家和宗教发生了什么，原材料如何产生，以及人们如何在没有火车或高速公路的情况下，依然能拥有咖啡、汽油、电子设备、塑料袋装食品、氯丁橡胶潜水服、塑料一次性餐具与器具——多亏庞大的全球工业生产网络，才能让2014年的我们能够享用这些不可持续的高科技奢侈品。但在一个七零八落的破碎文明中，这些东西究竟从何而来？
当想象性小说被贴上“文学”标签时，这类对于合理性问题的忽视就仿佛有了借口，甚至被视作理所当然。由于本书作者是公认的文学作家，他或许也能够享有类似特权。然而，社会科幻小说却不允许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一部关于强大政治控制下的未来社会的小说就是社会科幻。与科马克·麦卡锡等作家一样，李昌来不负责任地、流于表面地将科幻这种严肃类型中的基本元素用于自己的创作。结果，他的想象世界几乎没有多少现实的分量。整个体系太过自相矛盾，无法起到警告或讽刺的作用，甚至在全书结尾处，连叙述者都开始怀疑它的不真实性。
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范的年轻女子，她怀着一位名叫雷吉的年轻男子的孩子。一组名为c的致命疾病危害着特许者聚居地和那些荒野中的郊县，雷吉是唯一一个对这种疾病具有免疫力的人，因此他被特许者们带走，特许者们妄图在他身上做研究，发现免疫力的秘密。于是范离开家乡去寻找雷吉，尽管她并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如何找到他，如何在荒蛮危险的外部世界中生存下去。她相信自己惊人的体力和惊人的机智。或许她依靠的只是自己身为超级英雄的品质，这种品质确保你能够安全渡过任何难关。她的超级英雄主义经由那个神秘莫测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声音，被赋予一种神圣的色彩，那叙事声音来自她家乡那些勤劳、谦虚、耐心的工人们。或许她代表着他们的美德。我可以相信那些美德，但我无法相信范。
李昌来的文笔温和细致；他的故事自然流淌；对事件的叙述生动鲜活，尤其是那些接近于民间恐怖故事的暴力和夸张的部分；也有令人愉快的沉思时刻。那些可以接受其中时代错误和不真实感的读者或许会喜欢这个故事，或许会从中找到对于沉闷乏味的老恶托邦的新鲜视角和新鲜解读，虽然我未能找到。
2014年2月发表于《卫报》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