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不久，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我无法忘记的照片。照片中，一名伊拉克男子匆匆离开巴格达图书馆，穿过一条烟雾弥漫、混乱不堪的街道，他的怀里抱满了书，沉甸甸的，几乎要抱不下了。这些书——其中一些又大又重，像艺术图册或者某种古文献——有可能是稀世珍宝，也有可能只是他在燃烧的大楼中、在一片混乱中能摸到的随便什么书。他可能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也可能只是一位读者。但我知道他不是趁火打劫之人，因为他的脸上不仅流露出忧虑和恐惧，也流露出强烈的悲痛。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的《书之人》，讲述正是一本从图书馆的毁灭中被拯救出来的书，当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读这个故事。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主题，因为其时机而充满紧迫感，又因为其矛盾之处而显得尖锐：因为这部小说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位穆斯林图书管理员从大火中拯救出一本古代犹太手抄本的故事。
萨拉热窝《哈加达》，波斯尼亚收藏品中的骄傲和荣耀，当塞尔维亚人开始炮轰萨拉热窝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时，它被偷偷带出图书馆，藏在一个银行保险库里。但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获救了：半个世纪前，它在纳粹的鼻子底下被偷运出来，藏在一个村庄的清真寺里。1941年，一位伊斯兰学者戴赫维施·科尔库特拯救了它；1992年，拯救者是一位穆斯林图书管理员恩维尔·依玛莫维奇。不久之后，依玛莫维奇的一位同事试图把书从着火的图书馆里抢救出来（就像那个我无法忘怀的照片里的伊拉克人一样），却死于一名狙击手的枪下。她的名字叫艾达·布图罗维奇。
萨拉热窝《哈加达》在犹太教圣书中极不寻常，因为它有插图，就像基督教的《时祷书》一样，那些插图都极为精致美丽。抄写和插图是在十四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完成的，但人们对它的早期历史一无所知。1609年的威尼斯，一位神甫在上面写下“revistopermi”（我已审阅/批准）几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使得这本书免于被宗教裁判所焚毁。显然，对于它如何从威尼斯到达波斯尼亚，又如何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虎口脱险的拯救，我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
这背后当然有故事可以讲。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为《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战争和麻烦，对历史题材有广泛爱好，并曾获得普利策奖，看上去正是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她的表现一定会让许多读者满意。这个传奇故事充满复杂的曲折与跌宕，甚至在结尾处出现了少许神秘情节；故事中有性，有一个相当脆弱的爱情故事，也少不了对于暴力行为的描述。小说的奇数与偶数章节在当下和过去之间交替穿插，后者上溯至几个世纪之前，穿越真实与想象的悲欢离合，直到这本手抄本的起源，并涉及大量历史中的角色。然而，主线故事却是随着时间推移展开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当代澳大利亚的珍稀书籍专家，一位名叫汉娜·西斯的聪明又老成的女性。她被带到萨拉热窝去分析（虚构的）《哈加达》，并爱上了（虚构的）拯救这本书的图书管理员。我们追寻这本书的冒险穿越五个世纪，其中穿插着汉娜的故事，她的专业职责，她与一位并不爱她的母亲之间的麻烦，她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所继承的民族遗产。故事枝蔓丛生，但都经过仔细的计划与安排——或许太过仔细了些。
汉娜的章节以第一人称叙述，充满对话，具有一种活泼而干脆的新闻风格，即便在文辞优美方面不算突出，依然非常好读，明白晓畅。不幸的是，这种自信确凿的笔调在沿时间线上溯的第一步（1940年的南斯拉夫）就消失了，而这一章的主人公是一位加入游击队的犹太女孩。这里的风格变得笨重，仿佛能听见轴承摩擦的吱呀声。到了1492年的巴塞罗那，对话已经下降到布尔沃·利顿的水平——“我不知道在你的想象中我做过什么！”——而叙事则已变成一堆有用的信息、预料之中的行为，以及大而化之的描写，沉甸甸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就像外套口袋里的石头一样拖累了许许多多历史小说。
这些章节就这样继续下去，充满行动，却没有幽默，没有展现心理，也没有生动的语言来突出描写。对于一部历史小说来说，最令人遗憾的是，它对于思想与情感的地方色彩缺乏敏感，对于那些能够令过去再度恢复活力的人类差异也缺乏足够的开放性。
布鲁克斯处心积虑，试图将一种现代的正义感和伦理判断带入那些与这种正义感格格不入的地方和时代。人们把这种焦虑称作“政治正确”，这个词曾经具有意义，如今却往往只反映出一种反动的嘲笑。布鲁克斯真诚的善意值得尊重，但事实是，一部小说想要摆脱这种格格不入，只能设法令其隐而不现，而布鲁克斯试图纠正过去错误的努力则太过明显。同样地，她在一种善意的女性主义驱动下，试图去创造那些对这本奇书的创作和存续至关重要的女性。要在那些掌管宗教与书籍事务的老男人中安插女性角色，未免强人所难，但她却坚持己见；于是我们发现，创作这些美丽插图的艺术家竟是一位女性，还是一位黑人。这本身并非不可能；书中的解释也颇有道理；我愿意相信，却无法相信。这个人物，这位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的世界，并没有真实到能让我相信。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它没有达到真正虚构中的激烈现实。
所以最后我不禁想到，如果作者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放弃一切个人创造，而只是遵循萨拉热窝《哈加达》背后真实而惊人的故事，是否会让这本书变得更好。我希望有人能为艾达·布图罗维奇的生与死写一个故事或者一首诗，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照片中伊拉克人的故事，他的怀中抱满书，脸上充满痛苦。
2008年1月发表于《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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