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导读的一部分，摘自我1977年为《路边野餐》写的书评，那一年这本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我想记录下自己身为读者在那样一个时刻的反应，在苏联审查制度最糟糕的日子还记忆犹新的时候，类似这样在知识和道德上都很有趣的俄罗斯小说，依然闪耀着不畏风险的魅力。同样在那个时候，一篇关于苏联小说的积极评论，在美国就是一则虽小却真实的政治声明，因为在我们的科幻圈里，一部分人加入冷战的方式，就是假设每一个身处铁幕另一边的作家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些保守派通过不读那些思想毒草，以保持他们的道德纯洁性（保守派通常都是如此），因此他们不必正视这个事实：许多苏联作家多年来一直借助于科幻小说，从而能够在与政党意识形态至少保持相对自由的位置上，来书写政治、社会，以及人类的未来。
科幻小说很容易对任何现状进行想象性的颠覆。那些不敢放任自己想象力滋生的官僚和政客们，会认为科幻不过就是射线枪和胡说八道，只适合小孩子看。一位作家可能只有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那样公开批评乌托邦，才会招致审查。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并不如此明目张胆，也从来没有（根据我有限的认知）直接批评他们的政府。他们做的事，是我从那时到现在都一直最为钦佩的：他们以对意识形态仿佛毫不关心的方式写作，而这一点是我们西方民主国家的许多作家都很难做到的。他们就像自由的人一样写作。
《路边野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第一次接触”故事。外星人——故事中的“造访者”——来过地球又走了，留下几个散落各种遗弃物的着陆区域（被称作“造访区”）。野餐的人已经离开；喜欢收集东西的小老鼠小心而又好奇地靠近那些皱巴巴的玻璃纸碎片和闪闪发光的啤酒罐拉环，试图把它们带回家。
这些神秘的废弃物大多数极其危险。其中一些被证明是有用的——譬如可以源源不绝提供动力的永续电池——但科学家们始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将这些设备用于正确的用途，还是将盖革计数器当作手斧，将电子元件当作鼻环。他们无法弄清这些人工制品的原理，无法理解它们背后的科学。一个国际基金会资助相关研究。黑市应运而生；“潜行者”们潜入被封禁的造访区，冒着以各种可怕的方式残废和死亡的风险，偷走一星半点外星垃圾，带出来卖掉，有时候卖给那个基金会。
在传统的“第一次接触”故事中，交流是由勇敢且敬业的宇航员完成的，交流的结果或是知识的交换，或是军事胜利，或是一笔大生意。但在《路边野餐》中，来自太空的造访者即便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也显然对交流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我们或许是野蛮人，或许只是老鼠。没有沟通，也不可能有理解。
然而，理解又是必要的。“造访区”影响着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对造访区的探索中充满腐败和犯罪；从其中逃离的人们始终被灾难尾随；潜行者的孩子们发生了基因变异，看起来几乎不像人类。
故事建立在这样黑暗的设定基础之上，却生动、活泼、不可预测。故事背景像是北美，或许是加拿大，但人物却没有特定的民族特征。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极为生动可爱；那个靠潜行者牟利的最狡猾的老家伙，具有一种令人既厌恶又喜爱的活力。人物关系都很真实。没有超级聪明的知识精英；都是凡夫俗子。故事的核心人物雷德，是一个平凡到难搞的家伙，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故事中的大多数角色都是粗鄙之人，过着毫无指望的堕落生活，没有表现出丝毫多愁善感，也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对人性的赞颂，却也没有贬低。作者的笔触是温柔的，仿佛充分意识到人性的脆弱。
在这本书问世的年代，用普通人作为主要角色在科幻中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现在，科幻也很容易滑向精英主义的窠臼——超级聪明的头脑，非凡的才能，故事发生在军官而非船员身上，在一等舱的走廊而非三等舱的厨房里。那些希望科幻保持特殊——保持“硬”科幻——的作者，往往偏好这种精英主义的风格。而那些将科幻仅仅视作一种写小说方式的作者，则更欢迎托尔斯泰式的写作，在那里，战争不仅通过将军们的视角得到描写，也通过家庭主妇们的视角，囚犯们的视角，十六岁男孩们的视角，而外星人到访的故事，也不仅通过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们，更通过其对普通人的影响而展开。
人类是否能够或者将能够理解我们从宇宙中接收到的信息（甚至所有信息），绝大多数漂浮在科学主义浪尖上的科幻作品，都会给这个问题以毫不犹豫的肯定回答。波兰作家斯塔尼斯瓦夫·莱姆将其称作“我们关于认知普遍主义的迷思”。《索拉里斯星》是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中最著名的一本，故事中，人类角色无法理解外星信息和外星造物，于是羞耻地败下阵来。他们没有通过测试。
“更高级”的物种可能对人类完全没有兴趣，这样的理念很容易导致过于直白的挖苦，然而，两位作者的语气仍然是反讽的、幽默的、同情的。他们在伦理与知性方面的成熟，通过小说后半部分的一场精彩讨论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讨论发生在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幻灭的基金会雇员之间，内容则是关于外星人造访的影响和意义。不过，故事的核心却是一个人的命运。点子小说的主人公通常都是牵线木偶，但雷德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关心他，而他的生存和救赎都处于危急中。毕竟，这是一本俄罗斯小说。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莱姆关于人类理解的问题进行了拓展。如果人类处理外星人遗留物品的方式是一种测试，或者，如果雷德在故事结尾处的可怕场景中通过了生死考验，那么被测试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究竟是通过了还是失败了？到底什么是“理解”？
小说最后的承诺，“幸福！免费的幸福！人人都有！”这句话无疑带有苦涩的政治意味。然而，这部小说不可能被简化为一则关于苏联失败的寓言，甚至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则关于科学的普遍认知梦想失败的寓言。雷德在书中说的最后一句话（对上帝或对我们说）是：“我从没有把灵魂出卖给任何人！它是我的，它是人类的灵魂！你自己搞清楚我想要什么吧——因为我知道，它不可能是什么坏念头！”
芝加哥评论出版社（chicagoreviewpress）2011年版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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